张静江坐轿游莫干山（资料图）

1928年8月，张静江、陈布雷等浙江省政府委员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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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江（1877―1950），谱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任驻法商务参赞一职并开始在国外经商，自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识后便开始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均与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称之为“革命圣人”，而蒋介石则称之为革命“导师”，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对张静江都十分敬重。那么张静江为何在国民党内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呢？

　　“革命圣人”――孙中山心目中的张静江

　　张静江的一生大致以192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热情激昂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张静江不但从经济上资助孙中山进行推翻满清帝制的活动，而且和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从思想上大力宣传革命，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民报》遥相呼应。1928年之后，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实业建国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规划全国建设事业的建设委员会，张静江担任主席（一年之后改称委员长）一职，直至该机构在1938年1月合并到经济部，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核心人物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受时局所限，当时并没有一个能够实施全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国内环境，因而建设委员会的事业在宋子文所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蒋介石所控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之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的排挤下逐渐衰落下去。抗战爆发后，由于建设委员会被并入到经济部，张静江感到前途渺茫，便离开大陆远赴美国，以异国寓公的方式度过余生。

　　张静江在离开家乡南浔之前并不出名，只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行侠仗义，深受乡人夸奖。由于南浔张家资产颇大，是南浔“四象”之一。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的谚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与张静江的外祖父庞家均被列为“象”。而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引者）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20岁时，其父张定甫用10万银元为其捐得江苏候补道衔，这使张静江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1902年，张静江以驻法使馆商务参赞的身份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此次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其中创办《新世纪》周刊即为一例。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他却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慢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足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度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曾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为党做事，并说治好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