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简谱双手275: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
　　
　　 唐宋春秋力作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是在十二世纪中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两次大捷既是绍兴十年宋金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岳飞抗金斗争的高潮事件。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都是南宋初期的重要事件，其意义非凡。
　　
　　 本人最近下功夫整理了这篇文章，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考证来回击网上的某些谬论，同时通过对史实的回顾来展现真实的岳飞！
　　
　　 本文汇集了与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相关的许多史料，力图全面地展现这两次大捷。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分别是：(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二).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三).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小结；(四).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五).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六).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七).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八). 正史对岳飞和对秦桧的评价。其中，第六、第七部分主要是以岳飞资料网网友文章为底本，增添部分材料，由唐宋春秋整理而成。另有部分材料以附件形式给出。
　　
　　 岳飞等杰出先人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像岳飞那样的杰出人物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然而，近些年来，网上某些居心叵测的丑类到处兴风作浪，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抹黑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大肆推销卖国文化和奴才哲学，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气焰极其嚣张！把我们民族的杰出先人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其实是在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历史不容歪曲篡改，是非不能混淆不清！对于丑类的卑劣行径和险恶用心，本人深恶痛绝！捍卫岳飞的英名，反击丑类的谬论，需要有良知的人一起出力！
　　
　　 由于匆忙成文，加之本人的史学水平有限，故此文其实还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尽管如此，相信本文对于大家了解岳飞的抗金斗争以及郾城大捷、颖昌大捷这两个重要战事，还是很有帮助的。——欢迎高人帮忙订正本人的拙作，欢迎网友转发本人的帖子！
　　
　　 （注：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潮事件，而关于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
　　
　　
　　　　(一). 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发生的背景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兵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十”。（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以及荆湖一带的地方军队。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也相继向北推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主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同时命令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到七月初，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接连击溃中原地区的各路金兵，相继攻占了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今河南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洛阳）等一系列战略要地，收复了从洛阳到陈、蔡之间的许多国土，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在此期间，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配合北上的宋军，袭击金军，骚扰敌后，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参见本人所整理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一文)。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当时北上的各路宋军中，以岳家军攻占的要地最多，收复的失地最广。尽管岳家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也能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同在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所部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张俊、王德等人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然而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 南宋朝廷却还要求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当权者对武将做大的担忧顾忌和阻挠牵制，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并曾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前锋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相继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就停止了正面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即许州，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
　　　　
　　　　
　　　　(二).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
　　　　
　　　　在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之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并长期驻扎，将颍昌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不料原本在中线战场东部迎击金军的张俊和王德所部却从毫州、宿州前线撤离南归，致使中线战场的岳家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态。金人探察到这一情况，完颜宗弼（兀术）便决定把原来分作几路的军队调集在一起，集中军力反攻岳家军，双方之间的战略决战由此展开。当时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主要由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等一系列会战组成。
　　　　
　　　　郾城之战发生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八日。绍兴十年七月初，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探知岳飞孤军深入并亲驻郾城（今河南郾城）且郾城驻军不多的情况，于是就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主力，并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等人所率领的援军，倾巢而出，直扑郾城，企图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八日，岳家军探事者报告岳飞，完颜宗弼(兀术)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赛里)、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统率精锐马军一万五千多骑，披挂着鲜明的衣甲，自北方赶来，距郾城县只有二十多宋里路。
　　　　
　　　　当时岳飞麾下只有背嵬军和一部分游奕军，而游奕军的另一部分又随统制姚政驻守颍昌。须知参加绍兴十年北伐的岳家军总兵力约为十万人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十二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此时尚未集结在一起。当然，随岳飞驻郾城的背嵬军既是岳飞的亲军，又是岳家军的精锐。而直接参与郾城之战的这一个半军，包括背嵬军和半数的游奕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人的兵力，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更少了。然而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并且还有十多万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陆续开来。可见郾城之战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岳飞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遇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也坚信自己的将士能够承受严酷的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神色严毅，对其子岳云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矣！”当天下午，岳云舞动两杆铁锥枪，率精骑直贯敌阵。双方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鏖战。
　　　　
　　　　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拥来。岳云率领的马军打败敌骑的一次冲锋后，又招致更多的敌骑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激战几十回合,形势逐步发展到与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国的十余万后续军队也陆续开进战场。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扬言要活捉完颜宗弼(兀术)，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仍然战斗不止。
　　　　
　　　　《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 “飞败金人于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飞遣子云当敌，鏖战数十合，敌不支。再兴以单骑入其军，擒兀术不获，手杀数百人而还。”
　　　　
　　　　关于郾城之战中杨再兴英勇杀敌的战况，《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杨再兴单骑入虏阵，欲直擒兀术，不获，杀数十百人而还，身被数十枪”,《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十创，犹杀数十百人而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岳飞亲率四十骑突进到阵前。都训练霍坚急忙上前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奈何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一下霍坚的手，说：“非尔所知！”接着，岳飞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岳家军将士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增倍。
　　　　金国女真骑兵擅长使用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更是女真骑兵之所短。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敌之两翼拐子马，“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岳家军主要依靠以往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大量战马，才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 并且岳家军骑兵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胜其他各支宋军，故能够与金国女真骑兵进行对抗。而在郾城之战的次年救援淮西时，岳家军仅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
　　　　
　　　　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主要用于正面冲击。金军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惯技，改用重装骑兵“铁浮图”军来进行正面冲击,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岳飞当即命令步兵出动，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以步击骑的利器，专劈马足。只要一匹马仆地，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铁浮图”军顿时乱作一团。岳家军步兵与敌骑“手拽厮劈”，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天色渐渐昏黑，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岳家军在此战中“戕其酋领”，还夺得二百多匹战马。至此，岳飞指挥岳家军将士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现将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摘录于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岳飞郾城捷奏可以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之30。而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捷奏可知，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所作之郾城捷奏其实是在七月十八日才送至南宋朝廷。《宋会要》系宋朝史官根据当时诏书奏章原文进行分类编排而成，详细记载宋代典章制度，史料价值很高，但原书已散失。现存《宋会要辑稿》则是清朝学者徐松根据《永乐大典》中残存的《宋会要》辑录而成>>>)
　　　　
　　　　仔细阅读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我们就会发现，在郾城大战中，岳家军其实是采用步兵和骑兵相互配合，以骑兵为中坚，最终击败女真主力骑兵的。根据岳飞郾城捷奏所载“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我们可以推知战斗开始时岳家军骑兵首先出击，与金国女真骑兵鏖战。再后来,“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我们根据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些步军专用兵器可以推知岳家军步兵后来也纷纷出动，上阵杀敌了。
　　　　
　　　　据考证，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但是参与郾城会战的岳家军却有不少骑兵精锐。岳飞在郾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这是其他各路宋军所做不到的。在平原旷野上驰突，正是女真骑兵的长技。郾城之战中，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凭借城垣，而是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尚属首次，而这一点既是郾城之战不同于和尚原、仙人关、顺昌等战的特点，也是郾城之战意义非凡之处。
　　　　
　　　　岳家军骑兵将士主要是和女真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对抗，岳家军步兵将士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所要对付的其实正是最后上场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
　　　　
　　　　岳家军骑兵的素质丝毫不低于女真主力骑兵“拐子马”,参加郾城之战的背嵬军则是岳家军骑兵中的精华,而带领背嵬军精锐打头阵的又是猛将岳云。故岳家军与女真骑兵之间的会战打得难分难解，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当完颜宗弼(兀术)看到骑兵会战不能取胜时，这才命令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上阵, 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发起的正面冲击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完颜宗弼(兀术)“自谓奇计”。然而,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麻扎刀、提刀、大斧等正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
　　　　
　　　　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分析，据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一个省札《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所载“枢密院奏：「勘会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可知，金国的一万五千多骑兵其实是前锋，其后尚有大军继援。当时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全军”其实有十几万，而随岳飞驻守郾城的岳家军兵力只有一万几千人。故郾城之战中岳家军将士能够与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全军接战”，并能以寡击众、大败金军,显然很不容易。
　　　　
　　　　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而根据岳飞的奏折，也充分反应出金国骑兵的这种作战特点。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而且能迫使敌军败退，并进而缴获许多战马，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值得注意的是，参与郾城会战的金兵都是金国的精锐骑兵，损失以后极难补充。所以岳家军能在郾城之战中以少击众并取得胜利，委实是大捷，而且已经重重地伤了金国的元气了。
　　　　
　　　　关于郾城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宋高宗看过岳飞从前线发来的七月五日奏章以及七月八日郾城捷奏之后，在回复岳飞的第一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七》)中说:“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
　　　　
　　　　得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郾城捷奏其实是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晚所作，也就是在战斗刚结束之时立即上报的，故叙事简略，由于“天色昏暗”，当时连战场也尚未清点，战果也来不及全面统计，所以没有提及杀死敌兵的具体数目，只说“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故后来又有一份更详尽的补充捷奏来上报郾城大捷的全面战果。
　　　　
　　　　郾城大捷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虽然已经佚失而不得见，但是在宋高宗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第二份手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中仍有反映。
　　
　　 宋高宗在回复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的手诏中说:“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值得强调的是，其中还转述岳飞郾城之战的补充捷奏，提到“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等关于郾城战况的重要信息。
　　　　
　　　　宋高宗看过岳飞于七月八日晚发出的首份郾城捷奏之后，对郾城之战的结论是“已获胜捷”，而当他看到岳飞关于郾城战事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已佚失)之后,对郾城之战的评价就提升为“实为隽功”。由此可知，那份已经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中所反映的郾城大捷详尽战果自当非同一般。
　　　　
　　　　岳家军郾城大捷的胜利是空前的，当时的南宋朝廷还曾在奖谕诏中对郾城大捷的意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南宋朝廷关于郾城大捷的奖谕诏，即《奖谕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仍降犒赏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现将其文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在郾城大战中，参战的岳家军将士奋勇杀敌，其中有许多人立功。根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韩之美转官制，卷13收录的杨光凝、吴师中转官制可知，在郾城之战中，梁吉等一大批武将，以及宣抚司干办公事韩之美、准备差遣杨光凝、吴师中等岳家军幕僚，都立有战功。但是梁吉等人当时仅升一官，而根据《宋会要》记载，立下战功的人可以迁“两官”以上，故梁吉等人尚属于战功较小者，而战功较大者(如杨再兴、岳云等人)的转官制却已佚失而不得见。
　　　　
　　　　绍兴十年七月八日的郾城会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不肯甘休。七月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女真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窥探军情。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部将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精锐骑兵队伍，前往侦察。他们同金兵相遇后，立即闪击敌军，冲入敌阵,一拥而上地抢先把金兵统帅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女真骑兵惊慌失措、作鸟兽散。王刚等人以五十多骑杀退金兵一千多骑后，还乘胜追赶了二十多宋里，然后凯旋而归。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其副手中军统制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
　　　　
　　　　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调转兵锋，去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
　　　　
　　　　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派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七月十三日，张宪奉命率领背嵬军、游奕军、前军等岳家军“诸军人马”，还有其他一些军组成的雄厚兵力，向临颍县挺进，寻求和完颜宗弼（兀术）所统率的金军进行主力决战。
　　　　
　　　　岳家军将官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罗彦、姚侑、李德等以三百骑为前哨，巡绰到小商桥，与金国军队主力猝然遭遇，数万金军对他们实施包抄围掩。尽管众寡悬殊，杨再兴等人却毫无惧色，他们率三百骑士奋不顾身地进行殊死战。经过一场众寡悬殊的激战，杨再兴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三百将士全部英勇战死，而金国军队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仅被杀的金军将士即有二千多人。当时和杨再兴三百骑交手的金国骑兵中有很多高级军官，其中被杀的金将包括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关于小商桥遭遇战，《宋史》卷368《杨再兴传》记载:“兀术愤甚，并力复来，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骤与之战，杀二千余人，及万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再兴战死，后获其尸，焚之，得箭镞二升”，《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甲寅，岳飞遣统制杨再兴、王兰等击金人于小商桥，皆战死。
　　　　
　　　　小商桥遭遇战结束后，完颜宗弼（兀术）或因怯于同张宪率领的岳家军大队人马对阵、或因为自身战术需要，随即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仅留下部分金兵守临颍，自己则亲率主力去转攻颍昌。
　　　　
　　　　七月十四日天明，张宪指挥的大部队直逼临颍县，以摧枯拉朽之势来扫荡金兵，一直追过县城三十多宋里，接着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残存的金兵或往颍昌府方向，或往开封府尉氏县(今河南尉氏县)方向逃跑。岳家军获得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竟得箭镞两升，足见当日战事之惨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岳飞和将士们后来都悲痛不已，对三百勇士深致敬意。岳飞还特地上奏，要求南宋朝廷为杨再兴、高林、王兰等将追赠七官或六官。
　　　　
　　　　宋人张嵲所著《紫微集》卷19收录了南宋朝廷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的转官制，即《杨再兴、王兰、高林、罗彦等为与番兵接战，阵殁，各赠五官制》。其全文如下：
　　
　　 “捐躯殉义者，臣子之极忠；隐恤崇终者，国家之盛典。其敷锡于名命，以风示于遐迩。具官某拨由闾伍之中，奋迹戎行之右，秉怀壮烈，挺志沉雄。比随骠姚之师，深入强敌之境，方幸金吾之击郾，屡以胜闻；复悲国子之归元，遂推闵典。裨进阶于横列，用追贲于营魂，岂徒章死事之褒，亦以为在列之动。惟其英爽，尚识哀荣。”
　　　　
　　　　《紫薇集》卷19收录的《杨再兴、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为岳飞奏，已蒙赠五官，今乞赠七官，恩泽六资。姚侑、李德各赠六官，恩泽依旧。罗彦依旧制》，也即宋高宗答复岳飞要求给小商桥遭遇战中牺牲将士转官奏章的制诰。其全文如下：
　　　　
　　 “敕：「朕闵死事之臣，既加追贲，虑未尽于隐恤，肆申锡于命书。具官某捐躯百战之余，殒命锋刃之下，原其积志，悼痛不忘。深陋齐人尚稽涿聚之赏，远师汉武更字羽林之孤，裨再刻于密章，示极隆于闵策。精爽未泯，尚服哀荣。」可。”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颍县，杨再兴与战，死之。宪继至，破其溃兵八千，兀术夜遁。宪将徐庆、李山复捷于临颍东北，破其众六千，获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败之（指金兵）临颍县”
　　　　
　　　　关于小商桥、临颍一带的战事，留存有下面这份捷奏：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即七月十四日), 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激战。
　　　　
　　　　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完颜宗弼（兀术）、镇国大王、韩常，另有四个万夫长，带领女真骑兵三万多骑，在颍昌府城西门外、舞阳桥以南列阵，此外还有很多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金军在那里摆开阵势，横亘十多宋里，金鼓震天。
　　　　
　　　　当时岳家军戍守颍昌府的部队共有五个军，然而除踏白军外，中军统领苏坚在西京河南府，选锋军统制李道在外地，背嵬军和游奕军的一部分又在郾城县和临颍县，都不是全军，总兵力不到三万人。颍昌之战开始前，王贵命令统制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等率中军、游奕军，会同岳云带来的部分背嵬军出城迎敌。首先出城作战的岳家军的这三个军，兵力也不过只有一万几千人，而据《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参与颍昌会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显然，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与恶战。
　　　　
　　　　二十二岁的虎将岳云抡枪纵马，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首先出动，驰击金军。岳家军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金国军队倚仗兵多势大，岳家军将士则凭借士气勇锐，双方苦战了整整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高低胜负。岳云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身受百余处创伤，岳家军许多将士也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连宿将王贵也不免有些气馁怯战，然而岳云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
　　　　
　　　　颍昌府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上午，到了正午，战事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守城的董先和胡清见状，立即率领踏白军和选锋军出城增援。多了两支生力军以后，岳家军将士顿时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得到扭转，金兵很快就支撑不住。完颜宗弼（兀术）全军溃散，大败而逃。至此，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大获全胜，取得了颍昌大捷。
　　　　
　　　　颍昌之战的战果是辉煌的,岳家军将士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使、夏姓金吾卫上将军（兀术的女婿），还先后杀死金军千夫长5人，杀死金兵五千多人，擒获金兵大小首领78人，俘获金兵两千多人，缴获战马三千多匹，缴获的金、鼓、旗、枪、器甲等器物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金军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抬回开封府后死去。
　　　　
　　　　关于颍昌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鄂国金陀粹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王贵尝以颍昌怯战之故，为臣云所折责。比其凯旋，先臣犹怒不止，欲斩之，以诸将肯请，获免”， 《鄂国金陀粹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颍昌之战，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人肯回顾者，复中原有日矣”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对颍昌战事的记载较为详细：“郾城方再捷，先臣（岳飞）谓臣云（岳云）曰：‘贼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贵。’既而兀术果以以兵十万、骑三万来。于是，贵将游奕，云将背嵬，战于城西。虏阵自舞阳桥以南，横亘十余里，金鼓振天，城堞为摇。臣云令诸军勿牵马执俘，视梆而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步军张左右翼继进。自辰至午，战方酣，董先、胡清继之。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而《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叙述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宋人岳珂也没见到！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具体描述其实错讹甚多。据《宋史》卷368《杨再兴传》以及《宋史》卷29《高宗本纪》的记载，再结合现存张宪小商桥捷奏和王贵颍昌捷奏原文所述可知，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战死的地点确实是小商桥，而非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建年以来系年要录》两书将杨再兴和王兰、高林等人的战死地点写成颍昌，系误。今存颍昌捷奏表明，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出现 “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所载“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其实是来源于赵甡之《中兴遗史》，这段记述其实颠倒错乱，显然是误将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发生的颍昌之战与七月十三日发生的小商桥遭遇战混为一谈，进而误将王贵、姚政、岳云率军在颍昌击败兀术的金军主力之事同杨再兴等三百勇士与数万金兵在小商桥发生遭遇战之事混在一起。事实上颍昌之战中并没有“天大雨，溪涧皆满溢”的记录，而杨再兴的战死地点显然也不在颍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故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书关于颍昌战事的描述会出现明显的错讹之处。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即郾城之战结束后，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尚未被歼灭。完颜宗弼（兀术）惨败之余，虽不敢再窥伺郾城，却仍想作一番挣扎。为扭转战局，他再次调集大军，率军进占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与王贵两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当时驻扎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岳飞尚不能带兵立即向临颍县的金军发起进攻，但是岳飞却识破了完颜宗弼（兀术）图谋，料到金军可能会转攻颍昌府。岳飞于是重新调整部署，派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骑兵绕道急驰，赶往颍昌，前去增援驻守颍昌府的王贵。张宪等岳家军统制得知消息后，也率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往郾城会师。岳飞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同时命令其得力助手张宪等人率大队人马向临颍进发，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另一方面还给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的刘锜写信，要求他的军队北上，参加会战。
　　　　
　　　　刘锜的左右军当时早已南撤至镇江府，留在顺昌府的只有一万几千人，其能出动的兵力当然比较少。在收到岳飞来信之后，刘锜的援军出发了，可惜并非全军，只是由雷仲、柳倪率领的约几千步兵的偏师，且仅有“骑数百”，故其行军不快。这支偏师按照刘锜的指令，没有直接奔赴战场，而是开往开封府南部的太康县，想作围魏救赵之谋。然而由于刘锜偏师多为步兵，行动缓慢，等到他们到达太康县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在颍昌府击溃了金军主力。故刘锜偏师见不到金军的踪影，他们在没有和金军交战的情况下，平安无事地撤回。
　　　　
　　　　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和《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两书所载因夸张刘锜战功而失实，这两书关于颍昌之战的具体描述都有明显错误，如声称岳飞屯颍昌，杨再兴战死在颍昌之类。但谬误最严重的，则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在根本就没有得到刘锜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岳家军照样能够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击败金军主力，进而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退遁开封。
　　　　
　　　　岳家军兵力自七月八日郾城之战至七月十四日颍昌之战，为时仅七日。刘锜从接岳飞书信，到发兵几千至太康县，为时已晚，不可能起到援助岳家军的作用。事实上，雷仲和柳倪所率领的偏师既没有遇到金兵，也根本没有和金军交战。而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的偏师抵达太康，却未遇一个金兵，其实正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 颍昌之战发生之前，岳飞要求刘锜派兵增援之事，反映了郾城之战后、颍昌之战前，岳家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独挡强敌的严峻形势。然而，在杨再兴战死的翌日，张宪率大军收复临颍县，王贵、岳云等率军又在颍昌府击败金国军队主力，取得颍昌大捷的胜利，迫使完颜宗弼（兀术）逃回开封。在敌众我寡、孤军无援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仍能独当一面，并击败金军主力的大举反扑，其意义非凡。
　　　　
　　　　(附注: 太康县在顺昌府以北约二百公里左右，在颍昌府以东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小商桥东北约一百公里左右，在开封东南约一百公里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颍昌之战中，岳云所起的作用极为重要。在战事一开始，岳云即率领“骑兵八百，挺前决战”，前后十多次出入敌阵，杀死了很多金兵，自己也身受百余处创伤。在战事最艰难的时刻，岳云更是以自己的坚定，制止了主将王贵的动摇，终于使全军“无一人肯回顾者”。《鄂国金陀粹编》卷9《诸子遗事》记载：“颍昌之役，大战无虑十数合，（岳云）出入虏阵，甲裳为赤，体被百余创。然每有战捷，先臣(岳飞)独不上，故其（岳云）功多不闻。”
　　　　
　　　　与岳飞同时代的宋人张嵲,在其所著《紫薇集》卷16中收录的《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也即南宋朝廷嘉奖岳云颍昌之战立功的升官制，其文如下:
　　
　　 “敕：‘师以胜归，策动于庙，礼也。若夫成功行封，犹有遗者，何以为劳臣之战哉！具官某，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敌，厥攻为多。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其升庸于横列，且遥领于捍防。益务忠勤，无堕乃力。’可”。
　　
　　 《鄂国金陀粹编》卷15收录的《辞男云特转恩命剳子》，即岳飞关于此事的奏章，其文如下:
　　
　　 “臣于今月二十六日准告，授臣男云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臣闻君之驭臣，固不吝于厚赏，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臣昨恭依睿算，与虏贼决战于陈、颍之间，云随行迎敌，虽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横列，仍领郡防，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由此可知，南宋朝廷后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岳云在颍昌大战中战功卓著，于是就授予岳云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这一官衔，岳飞一向不报岳云的战功，这次他也谦逊地推辞南宋朝廷给岳云的封赏。
　　　　
　　　　(三).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小结: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四).关于“拐子马”与“铁浮图”
　　　　
　　　　在南宋初年,“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被布置在两翼, 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
　　　　
　　　　“铁浮图”军则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 也称铁塔兵，“铁浮图”形容重甲骑士装束得如同铁塔一般。“铁浮图”军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堵墙而进”,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主要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的铠甲并用皮索将战马互联的原因。
　　　　
　　　　“拐子马”与“铁浮图”确实都存在过，但两者并非是同一事物。《鄂王行实编年》的编者岳珂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已指出。
　　　　
　　　　以下摘录部分学者的考证结果:
　　　　
　　　　南宋时期,“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人的两翼骑兵的称呼。“拐子马”被布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实施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
　　　　
　　　　总的来说, “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剳子》中记载: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奏疏中谈到“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包抄“围掩”。
　　　　
　　　　在南宋张棣所著《金虏图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金虏图经》“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的记载,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而“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的记载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金国女真人用兵之战术，常以步兵作正兵，而倚仗左、右翼骑兵（即“拐子马”）作迂回侧击,用以对敌军包抄突击。《历代名臣奏议》卷90吕颐浩奏：“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直至南宋宁宗时，叶适在《水心别集》中仍称“拐子马，虏之长技”。
　　　　
　　　　郾城会战刚开始时，金国女真骑兵即以两翼拐子马“更进迭却”，作迂回侧击,岳飞随即“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16，或《宋会要辑稿》兵14中收录的岳飞郾城捷奏)。岳家军骑兵(背嵬、游奕马军)同金国主力骑兵(即“拐子马”)周旋，故“鏖战数十合，方决胜负”。岳飞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针对金国女真骑兵的作战特点，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参见《紫微集》卷12收录的梁吉等人郾城之战立功转官制)。
　　　　
　　　　“铁浮图”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他们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南宋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最早记载“铁浮屠”(“铁浮图”)。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 这“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他们是不可能装备造价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左右翼骑兵“拐子马”, 而非重装骑兵“铁浮图”。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有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
　　　　
　　　　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重装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重装骑兵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载顺昌之战时，金军“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乃“铁浮图”用于“攻城”之时舍马步战。《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所载“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其实正是“铁浮图”作为重装骑兵进行正面攻坚的记述。然而,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将“拐子马”与“铁浮图”混为一谈，系误。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女真骑兵能坚忍不拔地进行韧性战斗，而岳家军骑兵持续激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和馁意。完颜宗弼(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躁万分，于是下令将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图”军投入战斗，企图以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来击溃对方较为散乱的骑兵。
　　　　
　　　　可能是吸取顺昌大战刘锜破敌的经验,岳飞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铁浮图”重装骑兵。
　　　　
　　　　金人著作《征蒙记》(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术自述)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可见，神臂弓、麻扎刀、提刀、大斧等确实是步兵对付骑兵的利器，也是“铁浮图”军的克星，而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也确实曾重创金国女真骑兵,否则金军统帅兀术就不会说宋人所用兵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了。而英勇的岳家军步兵将士正是使用这些以步击骑的利器来对付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军，从而大获全胜的。
　　　　
　　　　根据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研究，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的记载(还可见于《资治通鉴》卷99)前燕的鲜卑统帅慕容恪与冉魏的汉人枭雄冉闵大战于魏昌城时，“恪(慕容恪)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慕容恪的战术明显与金军重装骑兵“铁浮图”相似。
　　　　
　　　　既然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骑兵部队就曾“以铁索连马”布阵来击败冉魏枭雄冉闵所部，那么到了两宋时期，自北方入侵的金国女真人偶尔采用“三人为联”“ 贯以韦索”的战术，并非是绝无可能。而宋高宗在回复岳飞的第二份手诏中转述岳飞郾城大捷补充捷奏(今已佚失)中的记述 ,称郾城之战时“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2《高宗皇帝辰翰六十八》)，应即是指女真重装骑兵采用三马相联的战术，——若仅用左、右翼拐子马，此乃惯技，不可谓“奇计”。
　　　　
　　　　
　　　　(五).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
　　　　
　　　　南宋初年，岳飞一手带出的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军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时任建康行营留守的杜充向金人投降。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激励众人说：“我辈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士卒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并于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南京)。不久，南宋朝廷任命岳飞为通州、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岳家军也在这时开始形成。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些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几万之多，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
　　　　
　　　　在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战马来组建骑兵的？据考证，这么多战马既不是南宋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岳家军在与金国以及金国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作战时缴获的。
　　　　
　　　　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率军攻克西京长水县时，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的过程中，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骑兵千余人。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而缴获的这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
　　　　
　　　　此外，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
　　
　　 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
　　
　　 显然，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朝统帅，只有岳飞。
　　　　
　　　　
　　　　(六).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遭篡改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无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关于陈州战事的“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陈州颍昌捷奏》中关于颍昌战事的“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据也不翼而飞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七).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影响
　　　　
　　　　(1).岳飞抗旨继续北进
　　　　
　　　　宋高宗在绍兴十年七月十日左右，即收到岳飞收复西京的捷报前后，下诏书班师(因古代交通条件限制，此时岳飞郾城捷奏还在路途中，尚未送至南宋朝廷)。七月十八日，岳飞才收到这份班师诏，而在同一天，张宪战于临颖并再次取得大捷，金兵败逃，张宪率部“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岳飞于当天发出一份奏章，“言辞激切”地反对班师。最能说明岳飞态度的是，他的大军继续向北挺进。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记载“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金国将领仆散浑坦在鄢陵一带与岳家军的运粮队遭遇。事实上，鄢陵在临颖之北，也在颍昌府的东北方，而这一地带已经被《金史》确认成岳飞军的背后。对于轻骑兵来说，40公里也许说不上是“深入”，而朱仙镇就在鄢陵以北约40公里，则岳飞大军已经抵达朱仙镇一带，绝非虚言。
　　　　
　　　　(2). 河北、河东、京东路的义军
　　　　
　　　　经营敌后抗金武装是岳飞北上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七年后尤其如此。金国受限于自己的野蛮落后，不仅无法有效经营所夺取的北宋领土，而且还强行推行奴隶制等落后制度，造成治所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地百姓不得不起兵反抗，投入到光复国土这样正义的事业中来。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绍兴十年，为了和岳飞军作战，兀术从各地抽调人马，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赛里就被招至前线，各路镇守的兵力更加薄弱。
　　　　
　　　　这时候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形成燎原之势。
　　　　
　　　　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
　　　　
　　　　在河东路，忠义军收复了十一州军；
　　　　
　　　　在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收复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
　　　　
　　　　在东京衰落后，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兵丧失属地的控制权，已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和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院不仅起火，且火势熊熊。
　　　　
　　　　而“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义军英勇奋战，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3).金兀术和黄龙府
　　　　
　　　　虽然南宋有秦桧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一向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闻名。但是要印证岳飞军在绍兴十年北伐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岳飞撤军这一关键时刻的表现。
　　　　
　　　　金兀术(即完颜宗弼)率增援军队赶赴顺昌，“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到顺昌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是五百多宋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五天左右。
　　　　
　　　　岳飞自朱仙镇后撤，曾“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当地百姓向南撤退。而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被敌军骑兵追上，显然是死路一条。
　　　　
　　　　在岳飞撤退之时，兀术(即完颜宗弼)在做什么呢？
　　　　
　　　　须知当时宋金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后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岳飞军，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而老于军旅的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样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了，赶不上杀个回马枪。
　　　　
　　　　根据《金史》卷77《宗弼传》的记载可知，在绍兴十年，和岳飞、韩世忠大军对峙之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须知早在岳飞北伐之前的五月中旬，兀术就已亲自带领人马占领汴京，——在战事尾声，再遣将去占领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占了的地方，《金史》如此记载，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兀术全军撤出开封一事。
　　　　
　　　　而如果是从开封北逃，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了兀术的大败。
　　　　
　　　　郾城和颖昌两战之后，岳家军和兀术所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之间的强弱显然已判。
　　　　
　　　　宋使洪皓被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假如“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内忧外困：高层经历了2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连续失去昔日的盟友，还先后和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他们在辽国的残暴统治和掠夺，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政策：除了蛮力，再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金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岳飞身后20年，南宋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曾提到：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参见《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薛季宣幼孤，被伯父抚养成人。他的伯父薛弼，曾是岳飞的重要幕僚。岳飞之孙岳珂曾经指责薛弼奴事秦桧，并向秦桧暗报岳飞行止，“动息以报”。岳飞的幕僚们后来非死即被贬至荒远，薛弼却是唯一的幸免者，且被秦桧所提拔，官职屡升，宋史也说，“世以此少之”。薛季宣显然有所听闻：金人自己说，如果岳飞不死，大金就灭亡了。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4).宋高宗赵构态度的变化
　　　　
　　　　事实上，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能反映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的影响。这就是宋高宗赵构态度的转变。
　　　　
　　　　在收到郾城大捷的奏章之前，赵构表现得十分焦虑。并不断地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要求岳飞不得北进。如“蔡颖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分兵将屯守防捍”，“事毕”即回朝。
　　　　
　　　　然而，在收到郾城捷奏之后，赵构原本保守的态度却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前，张俊正是按赵构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而在收到颖昌大捷的捷奏后，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甜言蜜语道：“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行动；最令人惊奇的是，赵构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未撤军的刘錡，郾城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赵构下决心把所以能动用的兵力，除了四川的部队，全部都投入到北伐之中。
　　　　
　　　　南宋的国策至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持屈膝求和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和金国妥协求和，哪怕磕一百个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从他对前面提到的岳飞捷奏的态度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奸相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飞反对班师的奏章，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飞的班师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怎样让岳飞照应其他宋军。
　　　　
　　　　绍兴七年时，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给岳飞，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内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却能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和战问题上的动摇，来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岳飞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向金国称臣求和，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主战派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却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金国、曲膝称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人金国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藐视朝廷的权威、甚至是准备公然和朝廷决裂？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家军的后勤供给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等奸佞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会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皇帝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绍兴十年的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南宋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题外话: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南宋朝廷中的文人士大夫集团，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尽管在对金朝“和战”问题上纷争不已，相互倾轧排挤，但在限制武将事权和右文抑武问题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处处防止武将势力膨胀，只要有适当时机，便想方设法削弱武将事权，把他们纳入文人控制之下。这一政策从宋高宗、张浚、赵鼎、王庶到秦桧，一脉相承。
　　　　
　　　　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南宋初年统治集团的上层权力斗争之中。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宋廷为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与金朝议和息兵。和议成，抗金形势随即缓和，武将与文人士大夫集团的矛盾即上升，岳飞建立的岳家军实力最强，立即成为心腹之患，加之岳飞深得军心民心，平生大志昭著，更成为南宋朝廷疑忌的对象。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的牺牲品。岳飞之死，并不仅仅是因为反对议和而与宋高宗赵构发生矛盾，也不单纯是因为坚持抗金而与奸相秦桧发生矛盾，而是南宋士大夫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的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必然结果。
　　
　　
　　 (八). 正史对岳飞的评价
　　　　
　　　　《宋史》作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再看看《宋史》作者在《高宗本纪》结尾对岳飞和宋高宗的评论：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以下摘录《金史》及女真人对岳飞的评价：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南宋使节马上于同年正月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的京城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岳飞)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而在岳飞遇害多年之后，金人对于这个最可畏的敌手，仍心存余悸。
　　　　
　　　　篡夺金熙宗皇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迪古乃(汉名完颜亮)，曾经亲身经历绍兴十年的恶战，领教过岳家军的威力。
　　　　
　　　　岳飞身后二十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唉，就是这样一个连敌人都深为敬佩、扼腕叹息的一代名将，竟然总是遭到一些卑鄙小人处心积虑的诬蔑诋毁。
　　　　
　　　　悲夫！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没有“良臣择主而适”，没有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世事艰险，却奋不顾身,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但是有这么一些人，意欲欺世盗名、哗众取宠，故意断章取义地拼凑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罪名”，来歪曲历史，肆意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甚至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不择手段地来诋毁贬低英烈。这些歪曲史实、混淆是非、欺蒙公众的卑劣阴险行径，何其可恶可恨！多么令人心寒！
　　　　
　　　　有人为了祖国免遭侵略，人民免遭屠戮而浴血奋战，有人却热衷于泼脏水，哗众取宠、蛊惑人心。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类亲者痛、仇者快的言论可以休矣，当然本来就是仇者的不在此列。楼主落泪，与古人读出师表而泣实为异曲同工！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12:36　   　　岳飞等杰出先人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像岳飞那样的杰出人物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而像秦桧那样奸险歹毒、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就是社会渣滓，像秦桧那样里通外国、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数典忘祖的汉奸国贼就是民族败类！自南宋以来的八九百年历史中，这些都是久经考验的定论。
　　　　
　　　　近些年来，网上妖风邪气盛行，某些居心叵测的丑类到处兴风作浪，气焰极其嚣张！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抹黑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大肆推销卖国文化和奴才哲学，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
　　　　
　　　　丑类意欲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他们挖空心思地杜撰“历史”，他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通过曲解“历史”来混淆是非，妄图颠倒黑白！丑类之所为，既无知，又无耻！
　　　　
　　　　把我们民族的杰出先人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是从精神上在摧毁中国!
　　　　
　　　　历史不容歪曲篡改，是非不能混淆不清,
　　　　
　　　　对于丑类的卑劣行径和险恶用心，本人深恶痛绝！
　　　　
　　　　本人下功夫整理了一些材料，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考证来回击网上某些丑类的谬论，同时通过对史实的回顾来展现真实的岳飞！
　　　　
　　　　捍卫岳飞的英名，反击丑类的谬论，需要有良知的人一起出力！
　　　　
　　　　欢迎高人帮忙订正本人的拙作， 欢迎网友转发本人的帖子！
　　　　
　　　　
　　　　本人最近下功夫整理了一些与岳飞相关的材料，具体如下：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岳飞郾城之战和颖昌之战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考辨》
　　　　
　　　　《小议“拐子马”与“铁浮图”》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岳家军的兵力状况》
　　　　
　　　　《秦桧篡改史实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关于农民起义与岳飞平定杨么之乱的问题》
　　　　
　　　　《元朝人眼中的岳飞，兼谈对传统爱国主义思想的继承问题》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及其作者简介
　　　　
　　　　《后人纪念岳飞的部分诗词之南宋篇》
　　　　
　　　　《后人纪念岳飞的部分诗词之元朝篇》
　　　　
　　　　《后人纪念岳飞的部分诗词之明朝篇》
　　　　
　　　　《后人纪念岳飞的部分诗词之清朝及民国篇》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16:26　   　　　附件一：
　　　　
　　　　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国女真兵血与火的洗劫，史书记载女真人入侵中原以后，“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一些地方几百里不见人烟，只能闻到尸臭味。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当时的建康城（即今南京）有17万人被女真人屠杀。在岳飞收复建康以后，当地人收尸，大概有近5000件全尸，剩下的基本是残肢断体，可见金国女真兵对汉人的屠杀很残酷。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和炮灰，“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生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他们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并没有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时汉族早已建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制，而女真人则要将社会倒退到奴隶制，把汉人当奴隶，金国统治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公开的奴隶市场，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倒退。
　　　　
　　　　 当时有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
　　　　
　　　　当时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女真人跟西夏做交易，十个汉人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平民百姓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进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初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族 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要做的是“驱除胡虏、救民于水火、恢复旧山河”，岳飞所捍卫的，是当时国家领土的完整以及华夏民族的生存权和民族尊严，岳飞所维护的，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而宋高宗赵构苟且偷安、贪图安逸享乐，为了一己私利，伙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不惜一再对金国侵略者妥协退让、屈膝求和，置南宋国家主权和华夏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割地纳贡、俯首称臣、容忍国家的分裂，任用奸佞、残害忠良，把社稷苍生的福祉抛在一边，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一己私利，只图能安逸地偷安享乐。这些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倒行逆施难道不是“卖国”吗？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再次发起南侵战争，在岳家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接连获胜、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宋高宗赵构不但不思收复失地、解救华北沦陷区的民众，还仍然一心想着和金人议和，强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把宋军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当作和敌国外族议和的资本，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岳飞、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并继而放纵秦桧等奸佞之徒制造冤狱、杀害岳飞，做出种种亲痛仇快、丧权辱国的败举。
　　　　
　　　　 看看在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之后，宋高宗赵构派人向金国皇帝敬献的议和表文：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再看看金国皇帝册封南宋皇帝赵构的议和诏书:
　　
　　 “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看看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这几首诗：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陆游（宋）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附注:南宋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作此诗于山阴。范至能，即范成大。《揽辔录》，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月，范成大以特使身份出使金国，要求金把历代皇陵归还南宋，交涉无效，八月还朝。他把出使途中所写的日记，取名叫《揽辔录》。书中记载他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遗民常向宋使痛哭、跪拜，倾吐他们的爱国情怀。　　
　　
　　　　陆游由此百感交集，写了这首诗。诗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残酷迫害抗金将领的事实，肯定了中原父老的爱国热忱。此诗大意是指,在南宋初年，以奸相秦桧为首的卖国求荣派当权，抗战派宗泽和岳飞等被排挤和受到迫害，沦陷区的父老虽不知这些可怕的事，但他们看到宋朝使者，也忍不住流泪。)　　
　　　　
　　　　
　　　　 再看看南宋学者徐集孙的这首诗：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身在华北沦陷区的宋朝百姓,因为南宋当权者同金国女真贵族订立丧权辱国绍兴合约而遭遗弃，北方的大好河山成为敌国异族作威作福的领地，国家由此分裂一两百年！这难道不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的罪过？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18:23　   　　附件一：
　　　　
　　　　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国女真兵血与火的洗劫，史书记载女真人入侵中原以后，“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一些地方几百里不见人烟，只能闻到尸臭味。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当时的建康城（即今南京）有17万人被女真人屠杀。在岳飞收复建康以后，当地人收尸，大概有近5000件全尸，剩下的基本是残肢断体，可见金国女真兵对汉人的屠杀很残酷。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和炮灰，“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生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他们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并没有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当时汉族早已建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制，而女真人则要将社会倒退到奴隶制，把汉人当奴隶，金国统治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公开的奴隶市场，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倒退。
　　　　
　　　　 当时有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
　　　　
　　　　当时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女真人跟西夏做交易，十个汉人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平民百姓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进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初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族 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要做的是“驱除胡虏、救民于水火、恢复旧山河”，岳飞所捍卫的，是当时国家领土的完整以及华夏民族的生存权和民族尊严，岳飞所维护的，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
　　　　
　　　　 而宋高宗赵构苟且偷安、贪图安逸享乐，为了一己私利，伙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不惜一再对金国侵略者妥协退让、屈膝求和，置南宋国家主权和华夏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割地纳贡、俯首称臣、容忍国家的分裂，任用奸佞、残害忠良，把社稷苍生的福祉抛在一边，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一己私利，只图能安逸地偷安享乐。这些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倒行逆施难道不是“卖国”吗？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再次发起南侵战争，在岳家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接连获胜、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宋高宗赵构不但不思收复失地、解救华北沦陷区的民众，还仍然一心想着和金人议和，强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把宋军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当作和敌国外族议和的资本，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岳飞、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并继而放纵秦桧等奸佞之徒制造冤狱、杀害岳飞，做出种种亲痛仇快、丧权辱国的败举。
　　　　
　　　　 看看在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之后，宋高宗赵构派人向金国皇帝敬献的议和表文：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再看看金国皇帝册封南宋皇帝赵构的议和诏书:
　　
　　 “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看看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这几首诗：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陆游（宋）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附注:南宋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作此诗于山阴。范至能，即范成大。《揽辔录》，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月，范成大以特使身份出使金国，要求金把历代皇陵归还南宋，交涉无效，八月还朝。他把出使途中所写的日记，取名叫《揽辔录》。书中记载他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遗民常向宋使痛哭、跪拜，倾吐他们的爱国情怀。　　
　　
　　　　陆游由此百感交集，写了这首诗。诗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残酷迫害抗金将领的事实，肯定了中原父老的爱国热忱。此诗大意是指,在南宋初年，以奸相秦桧为首的卖国求荣派当权，抗战派宗泽和岳飞等被排挤和受到迫害，沦陷区的父老虽不知这些可怕的事，但他们看到宋朝使者，也忍不住流泪。)　　
　　　　
　　　　
　　　　 再看看南宋学者徐集孙的这首诗：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身在华北沦陷区的宋朝百姓,因为南宋当权者同金国女真贵族订立丧权辱国绍兴合约而遭遗弃，北方的大好河山成为敌国异族作威作福的领地，国家由此分裂一两百年！这难道不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的罪过？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25:28　   　　 《秦桧篡改史实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和李心传（ 1167 — -1244 年）。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
　　　　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南宋）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就连以南宋皇帝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交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战报，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而且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邓广铭指出：“在属于私人著述系统的文集史册当中，其关涉及于岳飞和岳家军的事迹的，若按道理来推测，应当为数极其繁多。因为，从岳飞做小将官之日起，在他的军营中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到成为大将之日，更特别喜欢招揽学士大夫们，为他讲古道今，擘画参赞，所到之处总是座上之客常满。可以想见，这般居处在岳家军营中的文人学土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战绩，对于这位大将的风范，是必然会随时加以记录的。除此以外，岳飞对于其时军界和政界的前辈人物，不论其在朝在野，总不废「往还礼数」，在诸大将中且以他的「书辞」为「最勤」，是则在那般人物的著作当中，也必然会有很多和岳飞互相往复酬答的诗文书札之类。然而，在权奸秦桧的凶焰笼罩了南宋的小天下之后，特别是在岳飞因遭其猜忌而身被横祸之后，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有的为了希意迎合，有的为了避免祸端，便大都把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和关涉到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记事，自动的加以焚毁删除，不再收辑刊刻于文集或他种著述之内。”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元朝所修的《宋史 高宗纪》主要根据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则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关于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禁止私人修史的普遍影响，试以洪皓家书为例说明一下。
　　　　
　　　　洪皓出使金国时被扣留，执节不屈，有宋朝苏武之称。考洪皓当时所居，当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便于他了解金国内部的实情。当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说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振恐”。但是与洪皓的家书《使金上母书》的记载相比，《宋史》对洪皓在金国时向宋廷所传谍报的转述显然是刻意删除了“岳帅之来”这关键的一句，只说“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
　　　　
　　　　然而顺昌之败虽然惨重，尚不至于使金国惊慌到放弃燕地的程度，而在顺昌败后，兀术仍然继续战于河南地。况且宋军并非是在顺昌大捷之后立即撤军的，而是在顺昌战役之后，与金军还有一个多月的战事。这些都与“王师亟还”的记载略有抵牾。
　　　　
　　　　事实上，直到岳飞击败兀术所统率的金国主力部队，兀术才被迫撤退，甚而放弃了汴京，故使金国陷于恐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岳帅之来”，然后“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庶几合理。
　　　　
　　　　当洪皓从金国回到南宋时，“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洪皓归宋时岳飞已经死于冤狱，而洪皓本人又早于秦桧而死，因而当洪皓在世之时，始终无法直接提及岳飞的战功。
　　　　
　　　　综上可知，大量与岳飞相关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飞和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身后二十多年，宋孝宗为岳飞冤案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以后定谥号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却单单没有列出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禅位之后，宋高宗（1107年－1187年）以太上皇自居长达二十多年，这期间宋高宗仍很有势力。而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南宋主和派的现实压力，则不得不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另外一个方面则正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致使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因遭到删削隐瞒而不能在南宋官史中得到体现，进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然而，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这“十三处战功”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令后世读史之人费解的说法，在南宋后期即被不少学者质疑。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见《续资治通鉴》）
　　　　
　　　　王应麟此说应该是基于《奖谕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诏》（又名《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而其中的“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一句，正是南宋朝廷对郾城大捷战果和意义的绝高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40:13　   　　 以下转载《从中兴以来十三次战功谈起》以澄清某些疑问：
　　　　
　　　　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在其传世之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遍述了高、孝、光、宁四朝典章制度及相关史事。其中，卷十九边防一（总第507条）记述了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
　　　　
　　　　“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术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东置制使张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术还，过吴江县，浙西宣抚使陈思恭以舟师败之于太湖，几获兀术。绍兴元年十月，兀术亲攻和尚原，陕西都统制吴玠出奇兵邀击，大破之，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四年三月，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犯杀金平，为吴玠所败。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败伪齐刘猊于藕塘，降杀无遗，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兀术于顺昌，兀术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兀术十余万众于柘皋。三十一年十月，淮南置制使刘锜遣其将员绮败金统军高景山于皂角林。是月，浙西副总管李宝败统军完颜郑家奴于密州之唐岛，斩其首。而步司统制官邵宏渊拒虏于真州之胥浦桥，获捷。十一月，中书舍人、都督府参谋军事虞允文以建康都统制张振、王琪之军败金主亮舟师于采石。是岁，马司中军统制赵撙复蔡州，鄂州都统制吴拱拒虏于茨湖，统制官王宣拒虏于确山。三十二年，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解围海州。此皆渡江以来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乾道二年，蒋子礼执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杀金平、大仪镇、顺昌、皂角林、胥浦桥、唐岛、采石、蔡州、茨湖、确山、海州为十三处战功，而藕塘不与，非金虏故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应该说，李心传对所谓十三次战功的记述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证。比如，“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的记述真实的反应了大仪镇之捷的原貌，宋史韩世忠传“中兴第一功”的评价无疑是言过其实。又比如采石一战，李心传只记载了当时宋军获胜，而并未记载对金人有多大的打击，也反映了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事实上，“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石之败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早在战前，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的将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成为不可能。再者，金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当时的背景和战争本身之后得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但是此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强大。”（据《剑桥辽西夏金元史》）。此一结论恰恰与孝宗对采石的评价若相吻合，“虞允文旧于采石有劳”（见《杂记》乙集赐谥本末篇），不称功而称劳，其中深意自可显见。所谓大大有名的战役亦不过如此，其余诸如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之战，李心传就更加一笔带过了。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早在南宋后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宋末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其中：“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一句，是当时南宋朝廷对郾城一战的绝高评价（引自《金佗续编》卷第四）。即便假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通过家书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为岳飞所打破，其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李心传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注1），在《要录》中对郾城颍昌等战的错误记录与评价，显示了其固有的不足。即使以所谓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评选标准而言，郾城等战也不会差于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诸战。“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不过，李心传毕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没有意识到郾城诸战的重要性，却自有自己的疑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第512条记载：
　　　　
　　　　“襄阳据荆、楚上游，为蜀门户。绍兴三年夏，伪齐将李成攻陷之。镇抚使李横以军食不继，率部曲奔豫章，时赵忠简为帅也。四年，忠简入秉政，议遣岳鹏举自江西复襄阳，签书枢密院事徐师川难之。上不从。师川由此罢政。其秋，遂复襄阳云。”
　　　　
　　　　考察边防卷的结构，从第508－第521条不外是详细叙述507条的纪事内容，或者详述宋军之败绩，惟独第512条不能作如是观，既非败绩又非十三处战功所嘉奖。排在511条和尚原之胜的后面，着实有些尴尬。李心传之用心，颇耐人寻味。
　　　　
　　　　猜测起来，大概是襄阳的重要性让李心传无论如何不可忽视此战吧。朱胜非高度评价了襄阳的战略重要性：“襄阳上游，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而退可以保境。”（引自《三朝北盟会编》）。
　　
　　 现代的历史著作，亦胜赞岳飞收复襄阳之举。比如，《剑桥中国史－辽宋西夏金元》是这样记述的：“但是，岳飞统率下的宋军于1134—1135年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形势的逆转使得刘豫对于女真人的军事价值大大下降。1135年，一向庇护刘豫的金太宗驾崩，继承人是阿骨打的孙子，庙号熙宗（1119—1149年），他对刘豫显然没有什么好感。1137年齐国被废，刘豫从皇帝降为王，据说他曾经与岳飞举行过秘密谈判被人察觉。刘豫先被送到河北，然后又送到东北地区西北的临潢，过着被监视的隐居生活，后又被命自尽。由女真的征服者组织；汉族阵官出面建立一个汉人傀儡政权的做法就这样归于失败，金朝被迫面临选择，或努力创造一个与宋并存的局面，或继续他们的侵略政策并最终灭宋，二者必居其一。”又如格鲁塞在其不朽之作《草原帝国》中叙述“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惶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
　　　　
　　　　然而，纵使如此，襄阳之战依旧记载的不明不白，“其秋，遂复襄阳云”与第511条和尚原之战的浓墨重彩相去甚远。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考证当时史事，理由大致如下：
　　　　
　　　　一则缘自宋高宗君臣不遗余力地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大致较《要录》早六年成书。而要录最后定稿在宁宗嘉定元年，并于嘉定三年已上奏朝廷。今存《要录》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有残缺之处，《杂记》恰可与《要录》相互经纬，所以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看重。
　　
　　 但是，由于记载岳飞事迹的最主要著作《鄂国金佗稡编》至宋宁宗嘉泰三年（一二零三年）方才「刊修了毕」。第二年，岳珂向宋廷「缴进」「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
　　
　　 所以无论《要录》、或者《杂记》甲集均不可能参阅此一重要著作。（注2）而作为上述两书主要史料来源的国史则是“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一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经秦熺之流笔削之余，官史中「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唯有「太息而已」。（引自《挥麈后录》）当时一个「日历之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问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引自《金佗稡编》卷二O《吁天辨诬通叙》）这种情况可以从岳飞定谥一事得到证实。据现存三个定谥文件，即《忠愍谥议》、《武穆谥议》和《武穆覆议》所载，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另一方面「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大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自然，诸私史也是《杂记》的重要史料来源。然而，由于宋高宗君臣严紧私史，不少士大夫因畏避祸害，而销毁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比如，《云麓漫钞》卷一载，在宜兴张渚镇张大年家，岳飞曾于屏风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遗迹隐然」。又比如周南《山房集》卷五《跋巩洛行记后》载，洪吉寿在绍兴九年随赵士（亻褭）和张焘往洛阳「祗谒陵寝」，私撰《巩洛行记》，「然在武昌，所抄多窜定不尽存。其赴岳军燕设，与岳帅致馈间，亦多涂抹」。再如薛徽言与岳飞颇有交谊，又早于岳飞去世。然而据《浪语集》卷三三《先大夫行状》和《书先右史遗编》载，其长子薛季宣「集录遗书，惧为家族之祸，故如《议和札子》、《请岳相飞书》之类，皆别篑藏贮，有待而出」，后因保管不善，「多遗落」，「遗岳侯书亡」。“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事态炎凉，可为一叹。
　　　　
　　　　以上可知《要录》等纪事涉及岳飞之时，何以或语焉不详，或错谬百出了。李心传襄阳一战的记载粗疏，当属此种情况。
　　　　
　　　　二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了。
　　　　
　　　　一些人认为，宋孝宗志在恢复，即位之初，即一力平反岳飞冤狱，以礼改葬。则对岳飞必然是大力宣扬，没有压抑岳飞事迹战功的道理。其实这是昧于当时政治形势想当然的议论。在禅位之后，宋高宗（1107年－1187年）以太上皇自居长达二十多年，这期间宋高宗仍很有势力。而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南宋主和派的现实压力，则不得不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而或者十三处战功的选择，或者对岳飞的平反都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论客观公正了。
　　　　
　　　　绍兴末年，完颜亮亲率大军南侵。面临此种危机，高宗不得已启用废黜多年的张浚，并且下诏令监管多年的岳飞子孙自便。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以前所坚守的和议国策，有动摇的趋向。秦桧临终时所忧心忡忡的一幕终于发生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宗禅位于孝宗。锐意恢复的孝宗终于在其中年之时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此时，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击，国家的大策方针一时难以确立，给了孝宗以绝大的活动空间。诏复岳飞原官，命张浚出师皆是其力图一变国策为“恢复”的重大举措。
　　　　
　　　　然而，主和的势力并不甘心拱手奉献政治权力，高宗与朝中主和的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宰执恭谢德寿重华宫圣语》条记载：
　　
　　　　“故事：宰辅大臣除拜，皆恭谢景灵宫。自绍兴壬午以来，又恭谢于北内。盖德寿、重华虽不以事物婴心，而为子孙得人之意，则未尝替也。故凡登进大臣，亦必奏秉上皇而后出命。隆兴初，汤进之为右仆射，上欲相张魏公而难于左右，因过宫秉上皇，上皇云，各还其旧。盖魏公在绍兴初才为右相，而进之绍兴末年已为左相故也。后五日锁院，进之转左仆射，魏公右仆射。隆兴二年春，魏公行边，张安国以中书舍人从，辟为都督府参赞军事。魏公入辞，上皇与论事甚久，因问曰，张孝祥想甚知兵？盖以安国儒生晚出，未谙军旅故也。于是安国旋亦罢。”
　　　　
　　　　这里的汤进之，也就是孝宗一朝著名的宰执汤思退了。汤相一心为国着想以达成隆兴和议，竟至于暗中要求金朝进兵以武力逼和，是著名的被孝宗嘉奖为“秦桧不如”的求和人才。高宗以汤思退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谓高妙，盖如此，则张浚的一举一动不免掣肘。由此可见，高宗虽然禅位，但只是表明上退居幕后，实际上依旧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执人选，小到都府参谋无所不与。也正因如此，高宗通过选用大臣，基本上控制了孝宗一朝的国策，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保证。
　　　　
　　　　而朝中士大夫对“恢复”这一国策的反应又是如何哪？孝宗本人在淳熙四年对大臣诉苦说：
　　
　　　　“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故深思远虑如此。臣等敢不磬竭忠力。上曰：卿等见士大夫，可与道朕此语。奏曰：敢不广布尧言。温叔退而书之时政记。” （引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朱熹亦说：“今世士大夫唯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的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糊涂。才理会的分明，便做官不得。”（《朱子语类》卷108）此固为淳熙年间事，而绍兴隆兴年间亦大体不差。所以，朱熹总结为：“盖讲和之计决……而公论郁于下。”（《与陈侍郎书》）诸多士大夫辈已习惯了和议带来的安闲舒适，不再图谋恢复大业。一旦圣意变为“恢复”，反而无法适应了。
　　　　
　　　　众所周知，宋代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的集中程度不如明清两代。皇帝所制定的国策必须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否则将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强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明末，崇祯与满清议和之举，即受制于朝中清议无法实现。而孝宗一朝，执掌台谏之人，其政治倾向恰恰大多是议和，宰辅诸人亦是如此，尤以执政时间最长的王淮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势力虽然由于完颜亮的南侵而暂时蛰伏，然而无时无刻不再觊觎重新获得权力。终于，符离兵溃，给了主和势力全面反攻的机会。面对这样强大的联合力量，孝宗于重压之下颇感无可奈何。他在隆兴二年十一月曾经颁布一道诏旨给“延边将士”，委屈的表达了此种意思：
　　
　　　　“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宰辅群臣，前后履请，已尽依初式，再议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以此诏语气看来，宋孝宗应该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况，而取得沿边将士的谅解，说明和议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此种局势之缔造，无疑要归功于太上光尧、宰辅群臣的合力了。
　　　　
　　　　只是宋孝宗始终难以放弃恢复的国策，所以以孝宗为代表的恢复势力和以光尧（高宗）为代表的和议势力，在隆兴年间进行了激烈角逐，致使孝宗初年的国策左右摇摆，《宋史》《王质传》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时孝宗履易相，国论未定，质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而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为有才，于是先逐义问、次逐澈，独徘徊康伯，难于进退，陛下意终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称陛下意。于是决用张浚，而浚又无成，于是决用汤思退。今思退专任国政，又且数月，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
　　　　
　　　　可见，孝宗通过不断的更换宰相，试图制定新的国策，然而结果都不理想。用张浚则有符离之败，用汤思退则违背恢复的初衷。战既不成，守又难以速效，贪安的势力又有高宗及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战守和之间何去何从，是孝宗的三难抉择。
　　　　
　　　　然而，国策岂能久悬？如此纷乱的局面将对孝宗的统治造成绝大的威胁。言官大臣纷纷上书，都要求早定国是，孝宗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一过程历史记载的颇为戏剧性。
　　　　
　　　　据《宋史》《钱端礼》传：“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浚方主战，上意甚向之。思退诡求去，端礼请对乞留，又奏，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于是思退复留，命浚行边，还戍兵，罢招纳。……罢都督，自此议论归一矣。”高宗说的则更加露骨。“上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可以肯定，宋孝宗迫于现实压力，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默契：即宋高宗在世之时绝不再言恢复之事。从此孝宗一朝的国策由和战之间的动荡不安一变而为安静不生事。最终隆兴和议的达成，以条约的形式强化了安静的国策。自然，此国策的最终制定，不能完全归结于高宗诸人的压力。
　　
　　 宋孝宗时期，内忧则是国无良将，库无余粮（说高宗议和得以修养生息的人，真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何孝宗一朝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哪）；外患则是完颜雍号为明主，金国在海陵之乱后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稳定；而张浚的失败则给孝宗以切实的教训，更告诉他恢复非同儿戏。这些都是隆兴和议的现实基础。然而，高宗诸人的势力在最终决定国策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否则，孝宗不会连恢复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兴以来十三次战功的评选，就敏锐的反应了此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次战功，其实全部都是防守性的战役或者战斗，而岳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作为进攻性质的反击战显然是很难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扬的。以上这些恰恰与新的国策“安静”互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传达了宋孝宗此时的国策。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猜测之论，朝廷的任何举动都要符合既定国策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随便举个例子：
　　　　
　　　　“乾道癸巳岁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为纯熙。既宣制矣，后六日甲辰，中书门下省言：若和淳化、雍熙言之，当用淳熙字，庶几仰体主上取法祖宗之意。从之。是时，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敕制初下，众未有言，先人语雍公曰：以周颂考之，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岂今日所当用，宜密以奏。雍公从之。……”（见《杂记》乙集《淳熙改元本用纯字》）
　　　　
　　　　可见，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的朝廷真实意向其实是效仿高宗之坚守和议，不开边衅的意思。
　　　　
　　　　因此，伴随着国策的制定，岳飞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对其的重新评价，都有影响国策的可能。所以，岳飞后人对许多关涉先祖的要事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不止是十三次战功的评选，配飨高庙一事亦不置一言。孝宗在以礼改葬后的二十年，决定为岳飞定谥，已经被岳家看作是当结草衔环相报的大德了。最有意思的该算是岳飞封王事件了。
　　　　
　　　　“中兴异姓七王，自张俊始。……开禧用兵，韩侂胄欲风厉诸将，因刘光世之孙伯震有请，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鹏举为鄂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兴异姓封王记》）
　　　　
　　　　岳飞封王，竟然是沾了刘光世的光。终宋孝宗一朝，作为功勋的岳飞后代，竟然连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42:47　   　　《后人纪念岳飞的诗词之南宋篇》
　　　　
　　　　
　　　　 西溪寨将官子弟（宋）
　　　　 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
　　　　 丹心似石凭谁诉，空自游魂遍九州。
　　　　
　　　　 建康人（宋）
　　　　 强金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
　　　　 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
　　　　
　　　　 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附注：以上几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 实为不易.
　　　　
　　　　 吊岳飞
　　　　 胡铨（宋）
　　　　 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
　　　　 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
　　　　 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
　　　　 石头城下听舆论，万姓颦眉亦可怜。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感事
　　　　陆游（宋）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
　　　　
　　　　南宋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作此诗于山阴。范至能，即范成大。《揽辔录》，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三月，范成大以特使身份出使金国，要求金把历代皇陵归还南宋，交涉无效，八月还朝。他把出使途中所写的日记，取名叫《揽辔录》。书中记载他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时，遗民常向宋使痛哭、跪拜，倾吐他们的爱国情怀。
　　　　
　　　　陆游由此百感交集，写了这首诗。诗中揭露了南宋统治集团残酷迫害抗金将领的事实，肯定了中原父老的爱国热忱。此诗大意是指,在南宋初年，以奸相秦桧为首的卖国求荣派当权，抗战派宗泽和岳飞等被排挤和受到迫害，沦陷区的父老虽不知这些可怕的事，但他们看到宋朝使者，也忍不住流泪。
　　　　
　　　　
　　　　 建安叶绍翁题西湖岳鄂王庙
　　　　 叶绍翁（宋）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六州歌头 淮西帅李忱和仍为书庙额
　　　　 刘过（宋）
　　　　
　　　　 高皇神武，善驾驶豪英。
　　　　 攘北狄，驱群盗，命天膺，救苍生。
　　　　 奈梦绕沙漠，隔温情，屈和好，
　　　　 召大将，归兵柄，列枢庭。
　　　　 公指汴京。威已振河洛，不顾身烹。
　　　　 失一时机会，嗟左衽吾民，痛岳家军，孰扶倾？
　　　　
　　　　 久沉怨愤，七十载，还复遇，帝王真。
　　　　 表遗烈，锡王号，日照临，激士心。
　　　　 始识安刘计，宁祸已，是忠臣。
　　　　 我乘传，访壁垒，想精明。
　　　　 英气凛然若在，仍题匾，昭揭天恩。
　　　　 笑原头荒草，一死不能春，交怨天神。
　　　　
　　　　 观岳侯石像
　　　　 薛季宣（宋）
　　　　 万死何知狱吏尊，威名盖代古难存。
　　　　 二桃岂以功高赐，一舸不容身退论。
　　　　 几见饮江思道济，缪为图像肖王敦。
　　　　 沉碑千古蛟川恨，付与无穷客断魂。
　　　　 <秦桧专权,候祠初毁,道士不忍坏候像,沉浸溪中,因得不坏.>
　　　　(注:候指岳飞,岳飞生前曾被封为武昌郡开国候)
　　　　
　　　　
　　　　 岳鄂王墓
　　　　 刘仙伦（宋）
　　　　 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
　　　　 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形，
　　　　 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
　　　　 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
　　　　
　　　　
　　　　和岳王庙壁上韵
　　　　吕午（宋）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武昌
　　　　苏泂（宋）
　　　　南楼丝管日纷纷，一带春江浸碧云。
　　　　遗老相逢问年几，白头闲话岳将军。
　　　　
　　　　
　　　　 岳武穆王墓
　　　　 王英孙（宋）
　　　　 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秋。
　　　　 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题岳忠武祠诗三首
　　　　 袁甫（宋）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
　　　　 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
　　　　 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众列侯。
　　　　 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
　　　　 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
　　　　 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
　　　　
　　　　 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
　　　　 赖有皇天为吐气，岂无青名更诛奸。
　　　　 字留陈迹何年泯，烟锁空山尽日间。
　　　　 世事关心眠不得，今朝下涕为潸潸。
　　　　
　　　　
　　　　谒岳王坟
　　　　 郑超（宋）
　　　　 我来拜谒岳王坟，松柏苍苍上宿云。
　　　　 臣子报君终一死，权奸卖国欲中分。
　　　　 鹰扬当日谁能及，雁叫中原不可闻。
　　　　 石马石人山寂寂，英雄于此忆将军。
　　　　
　　　　初入淮河四绝句之二
　　　　杨万里（宋）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
　　　　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
　　　　
　　　　
　　　　题曹仲本出，自素天仗以下皆纪画也
　　　　杨万里（宋）
　　　　德寿宫前春昼长，宫中花开宫外香。
　　　　太皇颐神玉霄上，都人久不瞻清光。
　　　　今晨忽见肃天仗，翠华黄屋从天降。
　　　　一声清跸万人看，天街冰销楼雪残。
　　　　北来又有一红繖，八鸾三騑金毂端。
　　　　辇中似是瑶池母，凤舄霞裳剪云雾。
　　　　太皇望见天开颜，万国春风百花舞。
　　　　乃是慈宁太母回鸾图，母子如初千古无。
　　　　朔云边雪旗脚湿，御柳官梅寒影疏。
　　　　向来慈宁隔沙漠，倩鴈传书鴈难托。
　　　　迎还騩驭彼何人，魏武子孙曹将军。
　　　　将军元是一缝掖，忽攘两臂挽五石。
　　　　长揖单于如小儿，奉归慈辇如折枝。
　　　　功盖天下只戏剧，笑随赤松蜡双屐，飘然南山之南北山北。
　　　　君不见岳飞功成不抽身，却道秦家丞相嗔。
　　　　
　　　　 鄂王墓
　　　　 贯酸斋（宋）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江山把不牢。
　　　　
　　　　
　　　　 岳鄂王墓
　　　　 董嗣杲（宋）
　　　　 将军魂梦绕旌旃，偃月谋成尚忍言。
　　　　 一旦风波谁左袒，八陵荆棘自中原。
　　　　 更无雁带边头信，惟有天知地下冤。
　　　　 郁郁栖霞霞外树，墓门不掩鹳雀喧。
　　　　
　　　　春步岳园二首
　　　　董嗣杲（宋）
　　　　暖风晴日艳芳天,独客心情不忍言。
　　　　何处有花春掠眼,金陀坊里岳家园。
　　　　
　　　　将军墓域在杭州，如此家园入梦游。
　　　　谁惜再传无嗣续，至今匙钥属官收。
　　　　（庐山集）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古木号风抱不平，百年忠义日争明。
　　　　 坟前人马空存石，何似当时听用兵。
　　　　 （竹所吟稿）
　　　　
　　　　
　　　　 岳王祠
　　　　 林景熙 （宋）
　　　　 寥落一抔在，英雄万古冤。
　　　　 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
　　　　 树老残霞澹，尘深断碣昏。
　　　　 东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读岳武穆王传
　　　　 吴龙翰（宋）
　　　　 鬼蜮为妖天地昏，将军那可一朝存。
　　　　 泰山颓喻哲人死，东海旱为孝妇冤。
　　　　 当日主和甘下策，到今无计复中原。
　　　　 清风凛凛一编史，拭尽英雄几泪痕。
　　　　
　　　　
　　　　读岳鄂王行实编年
　　　　胡仲参（宋）
　　　　飞鹄来何意，英雄此日生。
　　　　山河张胆气，宇宙载风声。
　　　　一片堂中纸，千年身后名。
　　　　至今坟上木，犹作不平鸣。
　　　　
　　　　
　　　　 题祁门岳王庙
　　　　 方岳（宋）
　　　　 神京鳞介腥衣裳，三精雾塞天地光。
　　　　 鼬啼鼯啸纷披猖，中分宇宙尊犬羊。
　　　　 谁其与者沦纲常，受计于虏扼我吭
　　　　 王心凛凛天苍苍，以次束缚归朝堂。
　　　　 字南自北诺已偿，焉用与虏为婿戕。
　　　　 为讎报讎胡不臧，至今淮堑为河湟。
　　　　 每观王传心催伤，怒发为立胆为张。
　　　　 皇畀余邑于祁阊，闻王有像西山岗。
　　　　 欲往从之洁予觞，简书之言不我遑。
　　　　 今且去此何敢忘，牲飞酒香时日良，
　　　　 金戈铁马山茫茫。
　　　　
　　　　
　　　　 鄂王墓
　　　　 陈允平（宋）
　　　　 鄂王墓在栖霞岭，一片忠魂万古存。
　　　　 镜里赤心悬日月，剑边英气塞乾坤。
　　　　 苍苔雨暗龙蛇壁，老树烟凝虎豹幡。
　　　　 独倚东风挥泪客，不堪回首望中原。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45:44　   　　下面开始原文转载本人整理出来的部分史料：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前期战事考证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一
　　　　　　
　　　　　　唐宋春秋力作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那些根据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金国归还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其实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 高宗本纪》）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 金国主战派右副元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领三省事完颜斡本(汉名宗幹)等发动政变，先后诛杀领三省事完颜蒲鲁虎(汉名宗磐)、领三省事完颜讹鲁观(汉名宗隽)以及由左副元帅降任行台尚书左丞相的完颜挞懒(汉名昌)等主和派。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升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兼掌军政大权。完颜兀术(宗弼)在给其侄子金熙宗的密奏中，将“诛挞懒”和“复旧疆”联成一体，金国统治者决定再次发起对宋的侵略战争。（参见《金史》以及《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完颜宗弼(兀术)亲率金国军队主力攻入开封，完颜撒离喝(杲)攻陕西，李成攻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聂黎孛堇攻宋之京东路。金人打来时，原来伪齐的官吏纷纷迎降，金国女真骑兵势如疾风骤雨，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河以南。
　　　　　　
　　　　　　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当顺昌大战进行之时，宋高宗确实惊慌异常，他深怕刘锜所部被歼、顺昌失守而致金国军队长驱直入，故频催岳飞“多差精锐人马，火急前去救援”“不得顷刻住滞”。但是宋高宗却又不想让岳飞乘机大举北伐，故命令他“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候到光、蔡，措置有绪，轻骑前来奏事”(参见《金佗稡编》所载之宋高宗手诏)。宋高宗还规定光州(今河南潢川)和蔡州(今河南汝南)为岳飞进军的极限，不但黄河以北，就是黄河以南的土地，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等战略要地，都准备一概放弃。“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夺取一个蔡州，即可为两年前的屈膝求和遮羞，这是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基本战略方针。
　　　　　　
　　　　　　岳飞闻知金军毁约南侵的消息，一则以愤，二则以喜，他以公文通知各路宋军，准备大举反击。而在此之前，岳家军在鄂州整整被羁束了三年，枕戈待旦。岳飞以无战之年，为有战之时，十分注重对部队实施严格的实战训练。岳飞自己擅长左右开弓，也教战士左右开弓，精习射技。全军将士都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濠堑等战斗动作，手脚矫捷，堪称“无一不当十”。（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鄂王行实编年》、卷9《遗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六月初，岳飞正式出兵北上抗金。在接连获胜的形势下，岳飞打算联合义军、配合友军，进而乘胜收复中原。不久, 宋将刘锜所部在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败金国军队主力, 与此同时,进攻陕西、京西、淮东的金军也分别为宋将吴璘、岳飞、韩世忠所部击败，此时，各路宋军相继向北挺进，并且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人,在看到战事有转机、又有了议和的筹码之后，就又想着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战事、妥协求和。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议事的司农少卿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密旨来到鄂州，此时岳飞已率大军北上，于是李若虚又赶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方才见到岳飞。岳飞与岳家军前任参议官李若虚相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然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的宋高宗密旨，却是“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北伐的计划已经延搁三年，此时机不可失，岂容一误再误。李若虚本来就是违心地执行皇命，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在关键时刻支持岳飞北伐之举。关于岳飞违诏北伐之事，《宋史》卷29 《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夏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指班师，飞不听”(关于岳飞违诏北伐的详细记载，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时，按照以襄阳、鄂州为基地，连结河朔、进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岳飞将受其节制的军队分成奇兵、正规军和后方留守部队三部分。
　　　　　　
　　　　　　奇兵是深入敌后的游击部队。早在宋金开战的前一年，即绍兴九年（1139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受岳飞派遣潜回山东，在京东路(主要在今山东境内)发动了不少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民众，组成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金军以打击，在《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还留下了这支打着岳家军旗号的农民军进攻东平和邳州的记录。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1140年），李宝和孙彦等人在京东路组织的忠义农民军再次活跃起来，以配合北上的宋军。
　　　　　　
　　　　　　这次北伐，除了李宝和孙彦等人在敌后发动的忠义农民军，岳飞又委派梁兴、赵云、李进以及董荣、牛显、张峪等分别统领两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以加强奇兵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寻找机会骚扰金军后方，进而南北呼应，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后方留守部队主要是全体水军。岳飞为稳固后方，派岳家军水军接管了直到江南西路江州(今九江)和江南东路池州的江防，以拱卫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正规军就是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岳家军主力部队。岳飞开始战略进攻时，在中原地区西面，派出武赳、郝义等将带领轻兵，攻取虢州，与陕州“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所率诸军唇齿相依、联成一体，以切断兀术和撒离喝两支金军的直接联系，进而护卫岳飞主力军的后背。
　　　　　　
　　　　　　在中原地区，岳飞亲自统率岳家军主力部队，在辽阔的京西路平原地区向北疾进。岳飞派遣张宪、王贵、牛皋、杨再兴、徐庆、傅选、董先、姚政、李山、郝晸、孟邦杰等将领，兵分数路向蔡州、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京西洛阳、汝州、郑州（今河南郑州）等地挺进，展开猛烈的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而岳家军的整个兵力部署则呈两翼展开、中央突破的战略态势。
　　　　　　
　　　　　　此时，韩世忠所部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所部自庐州(今合肥北)、寿州(今安徽寿春)间相继北进。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攻拱、亳，刘锜告急，命飞驰援，飞遣张宪、姚政赴之。帝赐札曰：‘设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飞乃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颍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
　　　　　　
　　　　　　自从在顺昌战败之后，完颜宗弼（兀术）率军退据开封府（东京汴梁），命韩常守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则称之为归德府）。企图以这三个军事重镇为前卫据点，以开封府大军作后盾，与北上的宋军对抗。
　　　　　　
　　　　　　根据敌情，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作战方略是，由南向北逐次推进，先扫荡东京汴梁(开封府)外围据点，再进克开封，渡河收复河北失地，然后直捣黄龙。
　　　　　　
　　　　　　绍兴十年六月初，张宪和姚政率前军与游奕军直抵光州（今河南潢川）,往东北的顺昌府方向疾进，以援助刘锜。由于顺昌府于六月十二日解围，张宪随即挥兵折向西北，击破金军，袭取蔡州（今河南汝南），岳飞当即委派马羽镇守蔡州。关于此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遂复蔡州”
　　　　　　
　　　　　　六月十三日，牛皋的左军在京西路打败金军，兵锋直指汝州。接着牛皋又率左军攻克鲁山等县，并挥师东向，准备同大军会合。关于牛皋在京西路击败金军之战，《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丙辰，岳飞将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十三日丙辰，岳飞统制牛皋败金人于京西。”
　　　　　　
　　　　　　绍兴十年闰六月，岳家军主力部队经过集结和短暂休整之后，再次发起新的更猛烈的攻势。首先带兵出击的，仍然是能征善战的张宪。
　　　　　　
　　　　　　六月十九日，岳家军前军统制张宪指挥傅选等将，在离颍昌府四十宋里的地方，与金国大将韩常的军队对阵。韩常所部被杀得溃不成军，张宪麾军追奔逐北，于六月二十日攻占颍昌府城(即许州，今许昌)。接着，张宪留董先的踏白军和姚政的游奕军守颍昌府城，自己又会同牛皋、徐庆等军，东进淮宁府。
　　　　　　
　　　　　　六月二十三日，岳家军统领孙显在蔡州和淮宁府之间，大破金国女真裴满千户的部伍，实际上是对淮宁府作了一次试探性的军事侦察。关于此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寅）湖北、京西宣抚司统领官孙显及金人战于陈、蔡间，败之”
　　　　　　
　　　　　　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在淮宁府城外十五宋里，张宪所部与金国三千多骑兵发生遭遇战，岳家军击破金军，分兵数路进行追击。金国翟将军率领守卫淮宁府的金国兵马，另加自开封府发来的援军，在城外几宋里的地方“摆布大阵”。张宪率领全军，分进合击，突入敌阵，粉碎金军的顽抗，乘胜收复淮宁府城（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在此战中，金将王太保等人被俘，岳家军还缴获了一大批战马。
　　　　　　
　　　　　　关于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即许州，今许昌)的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张宪、傅选及金将韩常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壬辰，张宪克颍昌”，《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统制张宪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府”。
　　　　　　
　　　　　　关于岳家军收复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淮阳）的战事，《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丙申，张宪复淮宁府”，《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四日丙申，张宪及金人战于陈州。张宪克陈州，岳飞令统制赵秉渊知军州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张宪复颍昌府、陈州”，《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宪又战于陈州界，败之，复陈州”。
　　　　　　关于岳家军收复颍昌府和淮宁府（即陈州）的战事，《宋史》卷368《张宪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入侵，宪战颍昌、战陈州，皆大捷，复其城。”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守颍昌的踏白军统制董先得悉金军自长葛县(今河南长葛)来犯，随即和游奕军统制姚政一起出城迎敌。而在城北的七里店，金酋镇国大王、韩常和邪也孛堇率六千余骑，已经摆开军阵。显然，由于得到开封府金军的增援，韩常企图夺回颍昌府城。董先和姚政率部直捣敌阵，双方激战一个时辰，金兵终于败退。岳家军追杀三十几宋里路，方才收兵。关于此战，《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董先、姚政战颍昌府，败之(指金兵)”，《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董先、姚政败之(指金兵)颍昌”。关于张宪收复淮宁府以及董先等人在颍昌败金兵之战事详情还可见于《鄂国金陀粹编》卷16《陈州颍昌捷奏》。
　　　　　　
　　　　　　至此，金国军队拱护开封府的三个军事重镇，被岳家军拿下两个，剩下一个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则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
　　　　　　
　　　　　　尽管开封府的门户已经打开，但岳飞仍继续执行扫除开封府外围据点的计划。岳家军前军统制张宪麾军收复开封以南地区，战果辉煌；岳家军的另一支部队，则在中军统制王贵的指挥下，向开封府以西的地区挺进。
　　　　　　
　　　　　　六月二十五日，王贵派遣的将官杨成等率兵前往郑州。金军万夫长漫独化带五千余骑出城迎战，岳家军将士奋勇掩杀敌军，一鼓作气，攻克郑州(今河南郑州)。
　　　　　　
　　　　　　关于岳家军收复郑州的战事，留存下来的岳飞《郑州捷奏》记载:“先次遣将杨成等统率军马，前去措置郑州。今据杨成等申：于闰六月二十五日到郑州南，逢番贼头领漫独化等部领贼马五千余人见阵。成等遂鼓率将士，与贼见阵，掩杀贼马败走，收郑州，抚定了当，委获胜捷”，《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又遣将杨成战郑州，败之，复郑州”,《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将杨成复郑州”，而《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为“岳飞遣统制郝晸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郝晸、张应、韩清克郑州”，《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候传》:“又分兵攻诸州，遣郝晸、张应、韩清取郑州”。以上史料所载收复郑州之将领有出入，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 收复郑州的岳家军将领应该是杨成。
　　　　　　
　　　　　　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率兵突入开封府中牟县(今河南中牟，在开封附近)，夜袭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鄂国金陀粹编》卷16《漫独化捷奏》对此战有详细的描述，而在《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也提到:“至夜，遣其将刘政劫之于中牟县，败之”。
　　　　　　
　　　　　　岳家军中军副统制郝晸统领军马，直指西京，在离河南府城六十宋里外扎营。金国河南知府李成手下有七千多“番人”，三千多“食粮军”，五千多匹战马。七月一日，李成发几千骑前来挑战。郝晸命将官张应和韩清指挥马军迎头痛击，神速地追杀至西京河南府城下，郝晸也鼓率全军为后继。李成心胆俱裂，弃城连夜狂逃。岳家军于绍兴十年七月初二日光复了西京河南府（今洛阳），而当时的京西路只剩下不属河南之地的滑、孟两州没有收复。
　　　　　　
　　　　　　关于收复西京河南府(今洛阳)战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二日癸卯，岳飞、张应、韩清克西京”，《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癸卯）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将官张应、韩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既聚兵，先伊阳等八县，又复汝州，伪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河阳。宣抚使岳飞遣应、清与之会，遂复永安军”，《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 “（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李兴复汝州，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绍兴十年)秋七月癸卯，岳飞遣将张应、韩清入西京，会李兴，复永安军”。
　　　　　　
　　　　　　岳家军主力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开封府外围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汴京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与此同时，岳飞所动用的“奇兵”，即敌后忠义农民军武装也活跃起来。在梁兴、董荣、李宝等人的组织下，太行山义军、山东义军也四面出击，袭击金军， 切断河北、山东等金国统治区内的一些道路，甚至攻克了不少州县。
　　　　　　
　　　　　　绍兴十年五月间，完颜宗弼(兀术)大军刚南侵时，李宝率众潜回故乡山东，再次发动山东忠义农民军，在宛亭县(今山东荷泽西南)夜袭金营，仅在睡梦中被杀死的金兵就有数百人，金兵的四名千夫长全部丧命。六月初，金国的一个万夫长，督率大队人马，企图报复，李宝、孙彦率部迎头痛击，再次打败金军，追杀二十多宋里，金军大批被杀伤，或被拥掩入黄河中淹死。李宝、孙彦率领的这支义军吸引了金军的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正在的顺昌会战。
　　　　　　
　　　　　　忠义军马统制孟邦杰奉命扫荡京西路大河以南的残敌。他一举攻克北宋皇陵所在的永安军，向西北的南城军(治孟津，今河南偃师市北)推进。七月四日夜二更时分，孟邦杰的部将杨遇率领勇士，从军城的北角攀登而上。金军对来自北城的奇袭并无准备，乱作一团，被杀者有三千余人，拥掩入水者不计其数。杨遇所部夺到鞍马、舟船、器甲、弓箭、旗、枪等很多战利品。一部分残敌乘船逃过黄河。
　　　　　　
　　　　　　梁兴自投奔岳飞后，大约在绍兴六年冬或七年春，为实施岳飞当时的北伐计划，又重返太行山区。由于北伐计划遭受破坏而流产，梁兴只能孤军奋战于敌后。绍兴八年，他的队伍遭受金将徐文的围攻，被迫撤回鄂州。此次他和董荣等带领两支人马北上，形势已根本改观，两河地区几乎到处是起义的烽火、抗金的义旗。
　　　　　　
　　　　　　梁兴、赵云、李进和董荣、牛显、张峪率领的两支队伍，途经伊阳等县，在七月一日到达西京河南府以西黄河沿岸，二日清晨渡黄河。他们逐走河北岸的三十多名金朝骑兵，追赶到绛州垣曲县。梁兴和董荣先礼后兵，“张榜说谕”，敌人“不肯归降”，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便绞缚云梯，捷足登城，杀散守军，活捉金军千夫长刘来孙等十四人，夺取战马一百多匹以及器仗之类。七月四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挥戈东向，往京西路孟州王屋县(今河南王屋)的西阳和邵源两地扎营，当即有汉儿军张太保等带六十多人投诚。五日，梁兴和董荣两军攻破东阳敌寨，直逼县城。守城金军不敢抵抗，弃城而逃。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乘胜赶过县城，追奔二十多宋里，杀敌三十多人，缴获到八匹战马和其他战利品。梁兴等令当地“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多人，负责召集人民，守卫县城。
　　　　　　
　　　　　　七月六日，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又挺进至济源县(今河南济源市)西的曲阳。金将高太尉率领五千余人马前来，双方血战了整个上午。金军大败，在十多宋里的路上横尸遍野，遗弃的刀、枪、旗、鼓无数。梁兴和董荣等正待收兵休整，高太尉又带领怀州、孟州(治河阳，今河南孟县)和卫州发遣的一万多人马，进行反扑。梁兴、董荣和两军将士“不顾死生”，忍受疲劳，又浴血奋战了一个下午，再败高太尉，歼灭敌人步军的十分之八，活捉一百多人，夺取战马、骡、驴等二百多匹。因连日鏖战，梁兴和董荣两军的伤员很多，于是暂驻济源县北十多宋里的燕川，“歇泊下寨”。
　　　　　　
　　　　　　由于原北宋辖区内的民众的配合和支援，梁兴等部的声势愈益壮大。在河东路，他们攻占了绛州翼城县(今山西翼城县)等地，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等地，杀金军千夫长阿波那孛堇。在河北路，梁兴等军又深入怀州和卫州地界。
　　　　　　
　　　　　　在河北路卫州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首领忠义统制赵俊出兵北上，会合另一忠义统制乔握坚的队伍，收复庆源府。磁州、相州、开德府、冀州 (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大名府、泽州、隆德府、平阳府、绛州、汾州(治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隰州(治隰川，今山西隰县)等地民众也都揭竿而起，“期日兴兵”。
　　　　　　
　　　　　　此时，义士王忠植领导的河东路民众抗金武装，也克复了岚州、石州、保德军(今山西保德县)等十一州军，活跃于河东路的北部。陕州忠义统制吴琦也派统领侯信渡河，攻劫金军在中条山柏梯谷的营寨，杀敌和俘敌各二百多人，夺马二十多匹。接着，侯信又转战到解州境内，破金军七千多人，俘敌五百多人，夺马五十多匹，器甲七百多件，斩金将千夫长乞可。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报告递呈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报告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父老百姓们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女真贵族强制对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行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然而，岳飞直接统率的正规军接连打了一系列的胜仗，收复失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却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严重的军事弱点。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抗击金军的战场，事实上划分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战线。然而，东线和西线都不是主战场，对当时战事的全局不起决定作用。而当时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战场在中线，一方是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金国军队主力，另一方则是南宋大将岳飞、张俊和刘锜分别统率的三支大军。
　　　　　　
　　　　　　在岳家军占地甚广、兵力分散的不利形式下，岳飞期待张俊和刘锜统率的两路宋军能够向北挺进，以便与岳家军配合，进而与完颜宗弼 (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然而在后来的战事过程中，张俊和刘锜所统率的宋军却没有配合岳家军作战。
　　　　　　
　　　　　　当时东线战场的韩世忠所部，以及西线战场的吴璘、杨政和郭浩所部都在努力作战，但他们与金兵的战事处于胶着状态，不可能直接配合岳家军作战；而中线战场的张俊和刘锜两部，却又没有与岳家军协同作战。张俊所部近乎兵不血刃，就拿下宿州和亳州，不仅没有继续进攻，反而放弃距离南京应天府（即今商丘，金国称为归德府）很近的战略要地亳州，并于绍兴十年闰六月底班师南归。刘锜自顺昌大战得胜之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收复失地。刘锜所部一部分撤回镇江府，一部分留守顺昌（今安徽阜阳），按兵不动。
　　　　　　
　　　　　　到绍兴十年七月初，岳家军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南宋朝廷却还要刘锜所部从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全部撤回到镇江府，而顺昌府竟然又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早在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即提出组编“精兵二十万”以实现“直捣中原、恢复旧疆”的战略主张，并曾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然而由于宋高宗等人的对武将做大的担忧和阻挠，岳飞组编“精兵二十万”的计划一直未能落实。此后，岳家军的总兵力一直维持在10万人左右，与20万的预定数目相去甚远，这也成为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制肋因素之一。
　　　　　　
　　　　　　绍兴十年北伐时，在得不到友军配合的情况下，随着光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岳家军不仅要继续完成战斗任务，还要奉命“分拨兵将，严为守备”广大新收复地区，因此，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也就日益突显。
　　　　　　
　　　　　　岳家军前锋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底已突入到开封府附近的中牟县，夜袭金兵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开封府的金兵主力又近在咫尺，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的推进。
　　　　　　
　　　　　　兵力分散、兵员不足的问题在岳飞给南宋朝廷的奏章中得到体现:“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
　　　　　　
　　　　　　面对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得不到友军配合的不利形势，岳家军只有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兵力御敌。于是参与北伐的岳家军各部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并尽量集结、相互靠拢。事实上，在收复西京河南府(洛阳)之后，岳家军主力部队就停止了正面的推进，并开始在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
　　　　　　
　　　　　　当时岳家军集结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今河南郾城），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
　　　　　　
　　　　　　然而，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就抓住战机，抢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接着就发生了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的战略决战，——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关于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唐宋春秋的力作《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系列之二，——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考证》)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8　22:47:26　   　　　　下面再附上本人力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宋史》和《金史》都是元朝人编的，都是官修正史，但是其中关于公元1140年前后的宋金战争过程的记载，两书确实有些差异。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著书。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说明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要了解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兵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内容。
　　　　
　　　　而在南宋初建之时，赵构朝廷被撵得到处跑，关于南宋前期的不少战事,当时的史官很难会有翔实的记载。更不幸的是，后来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文献档案，对许多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不遗余力地删削隐毁, 甚至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以致于在秦桧死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来填补关于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增加不少困难。
　　　　
　　　　 宋代的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宋史》是元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官修正史，其主要依据正是宋代有关本朝的官修史书，《宋史》便是元代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而成。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元朝所编《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宋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根据《宋史》，在1140年，兀术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
　　　　
　　　　“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 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 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 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宋史》修撰的时间相当仓促，后世史家曾批评它篇帙庞大、内容繁芜，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等方面相当粗糙，史实有疏漏。而当代的某些人则只提《宋史》的某些记载有误，然而殊不知,《金史》记事更是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国将领的战绩。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有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例如《金史》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与岳飞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
　　　　
　　　　 《金史》不提蒙古对金国的威胁，也不提刘豫的伪齐政权，而关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而《金史》卷七九《孔彦舟传》：“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金史》在孔彦舟的传记中却又绝口不裁孔彦舟“下汴”之事。
　　　　
　　　　 须知当时的东京汴梁绝对不是普通州郡，而是北宋故都，又是当时的特大城市，政治和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若孔彦舟能攻陷东京汴梁，则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功，正史在其个人传记断然不会遗漏此等大功，如果不是《金史 宗弼传》作伪，那又要作何解释呢？
　　　　
　　　　 此外《金史》卷七七《宗弼传》中说：“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 《金史》卷八一《王伯龙传》却又说：“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前面《宗弼传》刚刚说过宗弼遣王伯龙去取陈州，《王伯龙传》的列传居然又说是取许州。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 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广为人知的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金史 宗弼传》写到1140年的宋金战事时，只说：“宗弼（兀术）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
　　　　
　　　　 所谓的天眷三年，即公元1140年，也即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在这年，岳飞在郾城颍昌府两场激战中大败宗弼，后因宋高宗从中作梗，岳飞被迫停止北伐。很显然，《宋史》和《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是不一致的，那我们相信谁好呢？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金史 宗弼传》中的这段文字，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既然说“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那么，宗弼（兀术）要收复河南，肯定是要和岳飞和韩世忠正面交锋，要大败两者，夺去州郡要害，才能夺取河南全境。而岳飞和韩世忠都是当世名将，之前宗弼和韩世忠的交锋，《金史 宗弼传》 里面写得淋漓尽致，唯恐不祥，而这次“收复河南”的交锋，更应该大书特书，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大败宋朝两大名将。可是，这个精彩的时刻，堂堂《金史 宗弼传》居然草草了事地敷衍几句，只是简单交待了“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实在让想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的人失望呀！
　　　　
　　　　 二，宗弼（兀术）元帅出征，手下应该名将如云吧？像当年的宗翰（粘罕），宗望（斡离不），手下就有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名将，这些宿将，完颜活女曾败种师中、拔离速败姚古、阇母、娄室等平陕西，无一不是功绩赫赫；如今呢，却是孔彦舟、王伯龙、李成之流。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身份，《宋史》上记载的很清楚，不过呢，还是先从《金史》的角度上说吧：
　　　　
　　　　《金史 李成》传中记载：“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
　　　　
　　　　 《金史 孔彦舟》传中记载“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钤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很显然，孔彦舟和李成两人，本来都是乱世的流寇匪徒，在乱世中被宋朝各路官军打得大败，只好逃到金国，投靠金人，成为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他们的战斗力和名声之差，由此可见。然而堂堂的大金国现在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堂堂的分路大将军，实在让人称奇啊！
　　　　
　　　　 三，“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嗯，这话好生熟悉，这和《水浒传》中的“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这些话，好相似啊！
　　　　
　　　　 其实，从上面三点，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宗弼（兀术）应该在河南吃了败仗，否则《金史》作者不用如此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只字不提宗弼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却片面地强调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却又不敢详细说明宗弼如何“大破两人”，从而“收复河南”。
　　　　
　　　　 因为毕竟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之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就是宗弼吃了败仗，手下人马死伤惨重，怎么办？是修《金史》之人就编出一个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这样他们就可以解释了，岳韩毕竟是名将，从他们手里夺取河南，是多么不容易啊，人马死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当时岳飞和韩世忠真在河南么？当然不是。大家必须相信赵构和秦桧之流对“和平”的诚意。赵构和秦桧派人去接受河南陕西两处地方，已经是小心翼翼之极，唯恐激怒金人，怕金人反悔不干了，他们怎么敢立即派大军去进驻河南？
　　　　
　　　　 绍兴九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 高宗纪》）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再说，以赵构和秦桧等偷安投降派一向疏于国防的做法，宗泽在世，死守东京，赵构尚且不派兵进驻河南州郡要害，何况是宋金刚刚签订和平条约——“绍兴和议”，一向畏惧金人，一心只想和金国媾和的赵构和秦桧等人怎么敢主动派岳飞和韩世忠等抗金大将去进驻河南呢？
　　　　
　　　　 相反，当时的岳飞的确想借祗谒陵寝之机率军进驻河南，但是赵构不准，赵构还为此特地下了诏给岳飞说：“敕，具悉。朕以伊瀍顷隔于照临，陵寝久稽于汛扫，逮兹恢复之日，亟修谒欵之仪。卿概然陈情，请为朕往。虽王事固先于尽瘁，然将阃不可以久虚。殆难辍于抚绥，徒有怀于忠荩。寝寐于是，嘉叹不忘。已降指挥，止差将官一两员，部押壕寨人匠、军马共一千人，随士褭 、张焘前去，卿不须亲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主和派完颜昌（挞懒）等人被诛杀，主战的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成为唯一的金国军队总指挥。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从上面的诏书以及对1140年前后重要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宋高宗赵构根本就不敢派大军去进驻河南，连祗谒宋朝历代皇帝的陵寝也只派一千军马，而任命的东京留守却迟迟未能动身去东京。所以难怪宗弼大兵一出，宋朝河南陕西各州立失，——因为宋朝根本就没有派什么大军去驻守河南。而《金史 宗弼传》的弄虚作假，故意轻描淡写地为完颜宗弼避讳的真相也就昭然于天下了。
　　　　
　　　　 《金史 宗弼传》中所谓的“时暑，宗弼还军于汴”更是一个明显的讳败之处。不错，金兵对宋的大部分攻势，都是集中在十月之后，怕暑似乎说得过去，但是金兵不是有“有四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么？坚忍的金兵，居然连夏天都忍受不了么？那么在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前后的酷暑期间，金兵是如何攻下承州和楚州的？须知楚州是九月才被攻破的，而之前楚州已经被围百日了，也就是说，金兵是在最酷热的六月开始攻打楚州的。假如金兵真的怕暑热，那他们的战斗力也必然很有限。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1140年前后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自相矛盾，怎么能让世人信服呢？
　　　　
　　　　 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的：《金史》列传所载经常自相矛盾，不仅这几传之间相互矛盾，它们与宗弼传所载更是大相径庭。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六六《宗秀传》：“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金史》的这段记载其实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
　　　　
　　　　 须知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 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岳飞当时并没有驻军于亳、宿之间，《宗秀传》的记事显然是把当时北伐的宋军都视为岳家军。《金史》《宗秀传》所提到的在毫州、宿州一带被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的宋军其实根本就不是岳飞所部。
　　　　
　　　　 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写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于城父，于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俊军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军入城初喜见国家军马出酒食饷军德功居最迁兴甯军承宣命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见屡败不战之功果毅敢前如践无人之境德甚慰悦。张俊退军　张俊军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纤云：倏忽满空遂大雨雾霈甲士皆坐于水中彻旦退军留宋起积压亳州留兵千人与之百姓失望”
　　　　
　　　　 原文标点不清，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张俊所部攻占宿州、亳州之后主动退兵，致使“百姓失望”。哪里有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宋军的伟绩？当时毫州、宿州一带的老百姓还骂了张俊一顿，金国将领居然把这当作功劳来自吹自擂！
　　　　
　　　　 “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在报捷问题上，金国军队以及南宋的某些军队和近世的国军相比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仗都没有打，去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就称得上大捷了！啧啧！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张俊传》记载：“（绍兴）九年冬，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张）俊策应刘锜。俊督军渡江，金人引退。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诸军击之，尽复卫真、鹿邑等地，师还。（绍兴）十年，郦琼在亳州，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下符离，乘胜趋亳与俊合。俊引军入城，金人弃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复亳州，留统制宋超守之。俊引军还寿春，进少师，封济国公。” (注:郦琼原本是宋将，此时早已叛国投敌)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王德传》记载更为详细：“（绍兴）十年，解颍昌围，(张)俊檄(王)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与敌游骑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骑引去。因潜师宿州，夜半，薄贼营。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伪守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阴水邀战。德策马先济，步骑从之。遥谓贼曰：“吾与金人大小百战，虽名王贵酋，莫不糜碎，尔何为者。”贼遂投兵降。马秦、耶律温驰入，闭门城守。德至，呼秦谕以逆顺，乃自缒而下。德叱其子顺先登，秦率温降，遣诣行在。德乘胜趋亳州，俊会于城父。时叛将郦琼屯亳，闻德至，谓三路都统制曰：“夜叉未易当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破竹之势，进取东都。”俊难之，乃班师。”
　　　　
　　　　 在绍兴十年，宋将杨沂中曾经率军在宿州一带抗击金兵，结果中了金人的埋伏，大败而逃。《金史 宗秀传》中所载的金国将领宗秀在毫州、宿州之间击败的宋军记录也可能是源于杨沂中所部在宿州一带兵败之事，但是宗秀(也可能是《金史》作者)却把对手张冠李戴地改成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岳飞军。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杨存中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杨存中，本名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金史》卷六八《阿鲁补传》：“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事实上，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而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都有详细的阐述。
　　　　
　　　　 还有，当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宋将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 宗弼传》中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兵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
　　　　
　　　　 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而已，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张俊和王德军，而决非岳飞军。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主动撤退，阿鲁补复取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 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中还有更荒唐的记载：
　　　　
　　　　 “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与前面所提到的《金史》那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相比，《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这段记述显然更是荒诞不经！
　　　　
　　　　 根据《金史 完颜昂传》，完颜昂本名完颜奔睹。天眷是金熙宗的年号，所谓的天眷元年即公元1138年。
　　　　
　　　　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上面记述的战事发生在金国天眷二年夏天，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这一年年底之前，宋金双方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赵翼一语中的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东平在山东境内，韩世忠所部离山东不远，韩世忠还曾暗中联合山东豪杰以抗金。《宋史 韩世忠传》记载：“初，世忠移屯山阳(也即楚州，在今江苏淮安)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也即金国天眷二年), 岳飞所部因为受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主和的羁绊而被强令在长江沿岸的原驻地鄂州一带(今湖北境内)驻守，这一年中，岳飞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长江沿岸的鄂州，未曾北上。而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这一年中,岳家军根本就没有和金国军队打过仗。
　　　　
　　　　 事实上，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有将近两千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其实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飞所部的驻地以及后来北伐的主战场更远。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的攻击范围。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与金兵作战。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东平远在东京汴梁的东北方，只是一般城池，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有一千多里路途。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更远。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国的主力军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岳飞显然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
　　　　
　　　　 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大概是把当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宋金议和之后，华北地区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九年，“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
　　　　
　　　　 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在最近几年之内，一直就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县）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所说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段漏洞百出的记载，显然是完颜昂先生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和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和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些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
　　　　
　　　　 但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宋朝沦陷区内的农民起义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把对手说成是岳飞，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张冠李戴、避重就轻、错漏百出的记述却又暴露了《金史》刻意隐瞒金兵败绩、片面夸大金将战绩的失实和作假。
　　　　
　　　　 《金史》中关于金国将领的这些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记述，与金人中流传的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以及《金史》所载金国皇帝诏书所承认的“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等事实相互照应，显示出岳飞在敌人心目中也很有份量。
　　　　
　　　　 根据对《金史》以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定然吃了大亏，否则《金史》的相关记述断不会如此欲盖弥彰，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而某些无知浅薄之徒缺少严谨态度和判断力，一味地盲从, 不加考证就轻信《金史》的某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不实记载，以致受到愚弄。
　　　　
　　　　 至于网上那些汉奸满遗，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
　　　　
　　　　汉奸满遗等丑类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给岳飞“抹黑”，汉奸满遗等丑类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汉奸满遗等丑类还会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汉奸满遗等丑类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进而引申出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谬论。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汉奸满遗等丑类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汉奸满遗等丑类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汉奸满遗等丑类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
　　　　
　　　　 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其实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作者：唐宋春秋　回复日期：2010-03-29　10:43:48　   　　《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鄂国金陀粹编》都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它们都成书于南宋。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而原宋朝官修《国史》关于岳飞的记录则要早于成书于绍熙五年(1194)的《三朝北盟会编》，也要早于成书于《三朝北盟会编》之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鄂国金陀粹编》。
　　　　
　　　　 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宏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
　　　　
　　　　 宋代的这些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元朝所编《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宋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
　　　　
　　　　 《宋史》是元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官修正史，其主要依据是宋代有关本朝的官修史书，《宋史》便是元代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而成。
　　　　
　　　　 元朝修撰的这部《宋史》，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而宋代的官修史书至今大都已经散佚，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故保留了众多宋朝原始史料的《宋史》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
　　　　
　　　　 《四库总目提要》也认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在参考之列，但如果和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参照它们。《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题外话：
　　　　
　　　　 另外，针对某些汉奸满遗等丑类在其他地方屡次发表的一面之词：“岳飞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利益根本一致，肯定褒扬”，
　　　　
　　　　 楼主在这里用事实来给予丑类以回击：
　　　　
　　　　 难道南宋与蒙古人没有亡国之仇？难道南宋的主战派以及在主战派领导下长期抵抗蒙古的南宋军民不是蒙古人的敌人？
　　　　　　
　　　　　　难道南宋的主和派（如贾似道之流）的误国偷安政策没有在客观上为蒙古人灭宋提供方便？
　　　　　　
　　　　　　须知蒙古人灭了南宋之后，就把原来南宋辖区内的民众划为第四等人，而原金国辖区的民众仅被列为第三等人！还有在蒙元立国之初，被蒙古人任命为“江南释教总摄”的西域番僧还掘了南宋的皇陵并用南宋皇帝的头颅做成酒器，蒙古兵还曾经血洗南宋的不少城市，至于蒙古铁骑所劫掠的财富和屠杀的南宋民众则更是不计其数。
　　　　　　
　　　　　　不论对于金国女真人的劫掠，还是对于蒙古人的入侵，南宋的主战派历来都是坚决反抗的。须知在抗击外侮、反抗民族压迫的问题上，南宋主战派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而蒙元对南宋主战派所领导的反抗斗争的镇压也是很残酷的，而其对原南宋辖区内人民的压迫也丝毫不亚于对原金国辖区内人民的压迫。
　　　　　　
　　　　　　但是汉奸满遗们只是片面地强调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却避而不提南宋与蒙古也有亡国之仇以及南宋的主战派长期与蒙古为敌等事实。然后他们就继续想当然地胡说什么“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故与南宋根本）利益根本一致”，接着他们就得出“元朝史官当然要（在《宋史》中）抬高南宋主战派、贬低主和派”的谬论！
　　　　　　
　　　　　　还有，既然像某些丑类所认为的“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故与南宋根本）利益根本一致，他们当然要（在《宋史》中）抬高南宋主战派、贬低主和派”，那么为什么在《金史》之中却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须知《金史》与《宋史》一样都是由元朝史官编写的正史，并且都经过元朝丞相脱脱（蒙古人）等人主持修订。
　　　　　　
　　　　　　蒙古人如果因为曾经和金国为敌而要在由蒙元史官编写的《宋史》中抬高与金国为敌的南宋主战派、贬低卖国求荣的南宋主和派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在同样由蒙元史官所编写的《金史》中刻意美化金国将领，夸大金将的战功，为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甚至描述宋金战事时为了给金国军队讳败扬胜而避重就轻以致失实呢？
　　　　　　
　　　　　　很显然，某些丑类是在故弄玄虚，是在睁眼说瞎话，忽悠别人！
　　　　　　
　　　　　　为了澄清真相，我们有必要谈谈《宋史》和《金史》的编修：
　　　　　　
　　　　　　《宋史》和《金史》都是元朝史官编写的，都是官修正史，然而《宋史》和《金史》两书中的一些记述，尤其是关于宋金之间战事的记载，却有不少差异。
　　　　　　
　　　　　　早在元朝建立之初，金国遗老王鄂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后来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长期耽搁下来了。
　　　　　　
　　　　　　到了元顺帝时，在太平（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纂修三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
　　　　　　
　　　　　　修撰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野史、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事实上，《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元朝所编《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宋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
　　　　　　
　　　　　　但是《宋史》缺少前期整理，而后期修撰时间又相当仓促。故《宋史》修撰者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史料，匆匆急就，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编次、修饰、检校，以及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相当粗糙。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关于这些，以往的史家早已指出。
　　　　　　
　　　　　　而《金史》则基本来源于原金朝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日历。
　　　　　　
　　　　　　元朝末年修《金史》时，既有金朝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加上这些资料又已经过不少金国遗民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指《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然而，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的记载经常出现记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叙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
　　　　　　
　　　　　　同时《金史》记事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其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则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撰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但是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及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金史》则基本来源于原金朝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日历。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说明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要了解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事实上，《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载，《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的记述，但是只要其所载不直接牵涉到元朝蒙古人，则包括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是不会干涉的，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
　　　　　　
　　　　　　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而且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许多人物传记的结尾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人所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一些差异。
　　　　　　
　　　　　　显而易见，在对待以爱国将领岳飞为代表的南宋主战派和以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求和派的问题上，包括元朝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的基本态度是客观中立的。
　　　　　　
　　　　　　所以“元朝也是抗金且灭金的，（所以与南宋）利益根本一致，宋史为元朝丞相脱脱主持修订，故宋史褒扬岳飞”的说法显然是荒诞不经的谬论。
　　　　　　
　　　　　　至于当代那些不遗余力地为秦桧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罪行开脱的现代丑类，他们要么姓秦，是秦桧的子孙，要么是汉奸，要么是满遗，要么是些无良无耻文人，要么是些不辨是非但又爱信口开河地胡说八道的无知无识之徒。
　　　　　　
　　　　　　而尤其可恨的是，这些丑类丧尽天良，为了抹黑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他们不择手段；为了给以秦桧为代表的民族败类翻案，他们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汉奸满遗等丑类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必遭天谴！
　　　　　　
　　　　　　某些卑鄙阴险的汉奸满遗，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不了他们的寡廉鲜耻，虽然他们很会装模作样，但是他们的胡言妄语，却正好体现了他们的狭隘和无知浅薄，也暴露了他们的汉奸满遗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