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教育思想的误区、创新能力的本质。
　　
　　我曾当了十来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反思这些年担任校长以及参加国内教学活动的各种经验，我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现在教育体制和思想上的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使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满意的领域，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
　　
　　一方面，六十多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大学生人数为25500人，38年间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如今，以2008年为例，授予博士学位50000多人，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7倍。而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59万人，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800倍。也就是说，我国高校的规模增长了800倍，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话，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越来越多才是。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比例来算，现在国内就应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来。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六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的学识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媲美。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感叹，连钱学森钱老都如此认为。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老，钱老跟温总理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去办学，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问题。2006年温总理召集众多教育专家去座谈，他转述了钱老的观点，并忧虑地指出钱老讲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出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但那是一般人才。学校规模在扩大，学生在增多，但大师却变得罕见。
　　
　　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是有依据的：比如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到2009年共14人获奖，其中11人都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另外3人是1953年至1958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最年轻的获奖者王选，当选时也已经64岁，年龄最大的吴征镒更是91岁高龄。现在每年公布获奖大师的时候，看看获奖者的年龄、背景，难免有点尴尬，并不是解放后这些人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现在已近古稀之年，包括77年、78年天之骄子的一代，现在很多已经过了事业高峰期，到了可以下定论的时候，可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种状态使我国的教育很尴尬。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社会动乱、内战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尚且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大师，为什么民国动乱结束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更危险的是，还可能因此进入无大师的年代。
　　
　　这一情况，可能更好地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在动乱的民国时期，各个阶层对教育的干预最少，所以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找到最符合自身发展的路。过去六十多年教育的发展，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厘清，结果教育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只顾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人去考虑。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

　　从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是什么呢？刚刚提到民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够发展好。在稳定时期，同样可以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怎么管理教育。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地处边缘的郡，教育很不发达，当地有一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因而成了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个消息令当地人欢欣鼓舞。但按照牛津大学的有关规定，还必须由三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她进行面试，由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录取。三位教授都是彼此独立的，在跟这位女生交谈过后，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没有创新能力，用中国话说就是个死读书的学生，因而拒绝录取。这下急坏了当地的议员，议员就去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管不了就去找副首相，副首相又找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跟牛津大学沟通。可牛津大学就是拒不接受，理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是任何人无权推翻的。布莱尔事后跟人聊天时说，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知道后很愤慨，并宣布取消了布莱尔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的授予计划。这件事最后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凭借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的失败而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要在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定的精神，那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反观我们国内的学校，在招生方面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都千方百计地抢高考状元，只看考试分数，不看创新能力。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独立办学的年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南联大，它是在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又移至昆明改组而成。这个学校虽只办了7年，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我国的最高科技奖得奖者，就有数位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个学校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培养学生2000人，他们均有学识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华罗庚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是我国这六十多年里无法超越的大师，是世界最认可的中国数学大师。以院士人数为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获得两院院士的有137人。这是后人对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认可，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恰好说明不受行政干预、独立办学的重要性。194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主管教育，同时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下令要求西南联合大学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试课程，应使用统一的全国院校教程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西南联合大学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教育部都不应以命令的方式命令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命令就会使西南联合大学变成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权和人应当分开，所以西南联合大学坚决不按陈立夫的意思去做。陈立夫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正是因为如此，西南联合大学在7年时间里，办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之后，这种校风并没有消失。过去一段时间里，继承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最好的是两个学校：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现在翻阅当初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我们就能明白，在那段时期全国的大师云集于此，综合、理工和文科都有。毫无疑问，它们是当时最顶尖的学校，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在当时都无法与之相比。
　　
　　195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校数十年，这就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就是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教育。几乎民国时期办得好的大学都被拆散、肢解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更是首当其冲，被拆分之后这些学校元气大伤。清华大学当时公认的顶尖科学家被调出51人，而只调进1人，最后清华大学只剩下一个引以为傲的电机系，这还是当初三位教授力争之下才得以保留的，否则整个都要被一锅端。浙江大学也是如此，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认定标准，在现代科学家目录中浙大科学家有24位，其中22位被调走，达到了90%以上。除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外，当时全国的大学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找为什么这些年来培养不出大师的原因，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1952年院系调整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那个时候政治上比较幼稚，有“左倾”的倾向，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跟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新社会就要占领它，要把它的领导关系、隶属关系、师生关系打乱，而这就必须对其进行肢解。二是当时正是全国学苏联的时候，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属于专才教育，它与英美的通才教育截然不同。苏联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认为培养人才就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的、大规模的储备人才。苏联在科教界的巨大成功，进一步使人陷入了对专才教育的“迷恋”，因而我们将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清华出现了院系的细分，后来形成了八大学院。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是好的，但回头再看，实在令人遗憾。世界上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
　　
　　苏联专才教育模式的失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专才模式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办教育，把教育变成像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些产品就是专才。这种方法虽然容易迅速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个性和天赋，而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又都不一样，如果用不符合每个人个性和天赋的方式强迫让他去做，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专才教育行不通，没有生命力，一蹶不振。当时学生们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一些人进入了他们并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去换，才能又施展不出来，所以教育就没了生气。教育没有生气不是我们现在事后才说的，在1998年的新一轮高校建设中，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要改这个模式，就想把所有的专科学校赶快合并，进而又变成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然后都声称要建综合性大学，其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太窄，而且没有照顾到他们的个性和天赋。
　　
　　正是因为大家深知其弊病，才有了今天的合并风。有些人以为当初的高校合并是脑袋发热，实际上合并背后是有思想在指导的，就是否定1952年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实行通才教育。10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清华大学的硬件条件比当初要强了许多，但大家如今看待这些大学都会有对待前门大街的感觉，虽然按照过去的风格翻修了建筑，却是冷冷清清，不由让人想起了梁思成的话。解放初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的古建筑，他同当时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辩论，结果失败了，最后他说：“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如今重修前门大街，大家用行动证明梁思成是对的，当初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是错的，但现在的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其历史意义已经失而不可复得了。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找回来，还可以建好，但关键是要明确当初丢的是什么。
　　
　　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是认为苏联专才教育是好的，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比英美都要好，所以全盘学它。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确实有一批重要的世界级大师，比如像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他是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兰道的天赋和才干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兰道曾被克格勃关押了一年，被放出来之后克格勃对此绝对保密，兰道也不说，一直到兰道去世很久，克格勃才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案卷公布了真相。兰道作为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光荣，确实犯过煽动、反对苏共斯大林名誉罪，他给他的学生写了传单，在散发前克格勃一举将他抓获。可以说，兰道是反对过苏共、斯大林的，但苏联政府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对兰道非常克制，克格勃、苏联政府、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只限于监听，此外没有其他任何干预。比如他每月公开给他的同案犯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另外他做研究，要发表论文、出书、参加院士评选，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甚至苏联政府也允许兰道获得列宁奖金。唯一不允许他做的就是出国，害怕他出去就不回来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档案确实很感慨，苏联当初科教辉煌的背后原来还有这样一笔，这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恰是它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它的科教辉煌。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思想比较幼稚，对那些有历史问题、思想上有倾向的教师都谈不上保护，而且一旦认为有了问题，发表文章、从事科研、担任导师的权利都没有了。总结过去我们的教育，我觉得应该研究清楚院系调整，因为这次事件可能是我国教育过去六十年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事件背后隐含了干预教育、不保护人才的做法。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就是应该对教育尽量做到像民国时期那样，并且可以做得更好更先进，让教授管理学校，办学独立，而且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而且要敬畏，敬就是要尊敬，畏就是要畏惧。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对教育没有敬畏心，经常用自己的冲动以及所谓的好主意，迫使教育跟着他们干。敬畏教育就是要假设教育是个比任何人的思想都基础的事物，它教育人要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教书育人是任何人必须敬畏的，谁都没有权力干预它，如果非要干预它，就要犯大错。
　　
　　看待教育，就相当于我们看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就会发现她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都原谅她、尊重她，因为我们是她生育而来的。同样，我们也是教育“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敬畏它。
 

我国教育思想的误区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出大师？其中存在一个误区，即教育思想的误区。我1979年被国家送到国外留学，回来后同国外继续保持联系，对国外的教育思想有了一些了解。我发现我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思想很顽固，都认为只要知识多能力就强，所以都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让学生学越来越多的课程，包括社会需求都要求学生有越来越高的学历。现在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但学位委员会主任会说，他们中很多都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这已经失去了博士的意义，博士本来就是做专业工作的，但我们的领导都得是博士，这就是误区的反映，就是认为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学历越高能力越强。
　　
　　这误区说明了什么呢？其实，创新能力并不等于知识多。实际上，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成果都在二十、三十多岁出的，我最崇拜的一位数学家伽罗华在作出重大发明时才20岁。他们的知识储备不见得很多，但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特别活跃。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益川敏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英语都说不好，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护照，是真正的一个土包子学者。他是怎么获得诺贝尔奖的呢？他在京都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小林诚的朋友，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就是研究自发对称性破缺。两人特点完全不同，个性完全不一样，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共同组建了两人团队。益川敏英每天晚上都在琢磨自发对称性破缺，想到什么第二天就告诉小林诚，两人就一同做实验，开始他们做实验预测夸克的种类有4种，后来只发现3种，因而陷入了困境，实验被中断半年。1972年的一天，益川敏英在洗澡时突发奇想，他大胆猜测会不会有6大种类，存在一个6元模型。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小林诚，两人利用假期开始了2个月的实验，证明了存在6大种类。随后在2001年，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又证实了益川敏英和小林诚实验的正确性，于是2008年授予他们诺贝尔物理学奖。此时，人们才发现益川敏英竟然对英语一窍不通。益川敏英说自己从小学开始文科成绩就不好，把他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平均以后，在班里只排中等，大学的时候他的英语一直不好，可能有些恐惧外语，他写博士论文时，英语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教大学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益川敏英的例子给中国教育界敲响了警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观念出了问题。在我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谁能容忍像益川敏英这样连外语都不会的人？他这样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没法升迁，没法当教授，没法提职称，没法当干部。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考外语，有很多人因为英语不好而前途尽失。英语好是知识多的一种体现，英语好，你会比别人看外语书看得多一些，交流好一点，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创新能力本质的东西。
 

创新能力的本质

　　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恰好是中国教育界忽略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想象力、洞察力。
　　
　　第一，好奇心和兴趣。
　　
　　一个人是否有好奇心和兴趣，决定了这个人有没有创新能力。如果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的话，就不太可能超常发挥，不太可能做出很重大的发现。爱因斯坦说他还是4、5岁的小孩时，父亲送给他一个指南针，他看了之后，一下子就有了强烈的兴趣，他发现这个针不管怎么摆都往一个方向走，他觉得背后肯定有重要的原因，因而下定决心要把它搞清楚。
　　
　　第二，想象力。
　　
　　想象力实际上是人类进化来的，是我们能够生存的一种基本能力。人要能够生存就要能够认识世界，为什么我们能够发明枪炮，老虎狮子就不能，就是人类有想象力。有了想象力，人类才能发明创造，想象力使人类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比如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地球奔跑”那个背景，上半球的人正着跑，下半球的人倒着跑，这反映了当初人类数千年来对地球的认知理念。起初觉得地球怎么可能是个球形，那岂不是南半球的人都要倒着跑吗？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大家就理解了原来是万有引力把我们吸在地面上，想象力才开始纠正我们的直觉，于是我们接受了地球是球体的观点。

　　想象力对人类至关重要，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创新能力。想象力和好奇心实际上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一个人的好奇心和兴趣可能被扼杀，处理恰当就可能成为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人。中国的教育方式就属于处理不当的那种。我们的孩子上学以后，好奇心和兴趣就迅速消失，打压他和扼杀他的好奇心和兴趣的是谁？是他的父母、老师，孩子们渐渐地觉得老师和父母说的肯定是对的，他就自己把好奇心和兴趣给抑制住了，不去胡思乱想，好好去读课本、背课本，去背老师讲的答案。
　　
　　我们的教育体制亟待改正的是要培养好奇心和兴趣。好奇心和兴趣怎么培养？老师讲课就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的重要窗口。普兰克在自传里说，他之所以学物理，是因为他中学的时候上了一堂物理课，老师给学生们讲功和能。老师说，同学们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工人举起一块大石头，这个工人的胳膊很粗，肌肉很发达，他奋力把石头放在屋顶上，而且放得很稳。那么这个工人所做的功和他消耗的能量消失了没有？有人说已经消失了，老师解释说没有消失，如果20、30年后有人经过这个房子，房子倒了，石头掉下来砸到了一个人的脚上，这个人就知道能量没有消失了。普兰克一想原来其中有这么多道理，他的兴趣就来了，所以他终身学物理。

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教育思想的误区、创新能力的本质。
　　
　　我曾当了十来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反思这些年担任校长以及参加国内教学活动的各种经验，我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现在教育体制和思想上的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使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满意的领域，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
　　
　　一方面，六十多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大学生人数为25500人，38年间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如今，以2008年为例，授予博士学位50000多人，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7倍。而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59万人，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800倍。也就是说，我国高校的规模增长了800倍，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话，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越来越多才是。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比例来算，现在国内就应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来。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六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的学识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媲美。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感叹，连钱学森钱老都如此认为。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老，钱老跟温总理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去办学，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问题。2006年温总理召集众多教育专家去座谈，他转述了钱老的观点，并忧虑地指出钱老讲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出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但那是一般人才。学校规模在扩大，学生在增多，但大师却变得罕见。
　　
　　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是有依据的：比如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到2009年共14人获奖，其中11人都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另外3人是1953年至1958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最年轻的获奖者王选，当选时也已经64岁，年龄最大的吴征镒更是91岁高龄。现在每年公布获奖大师的时候，看看获奖者的年龄、背景，难免有点尴尬，并不是解放后这些人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现在已近古稀之年，包括77年、78年天之骄子的一代，现在很多已经过了事业高峰期，到了可以下定论的时候，可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种状态使我国的教育很尴尬。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社会动乱、内战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尚且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大师，为什么民国动乱结束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更危险的是，还可能因此进入无大师的年代。
　　
　　这一情况，可能更好地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在动乱的民国时期，各个阶层对教育的干预最少，所以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找到最符合自身发展的路。过去六十多年教育的发展，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厘清，结果教育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只顾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人去考虑。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

　　从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是什么呢？刚刚提到民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够发展好。在稳定时期，同样可以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怎么管理教育。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地处边缘的郡，教育很不发达，当地有一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因而成了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个消息令当地人欢欣鼓舞。但按照牛津大学的有关规定，还必须由三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她进行面试，由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录取。三位教授都是彼此独立的，在跟这位女生交谈过后，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没有创新能力，用中国话说就是个死读书的学生，因而拒绝录取。这下急坏了当地的议员，议员就去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管不了就去找副首相，副首相又找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跟牛津大学沟通。可牛津大学就是拒不接受，理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是任何人无权推翻的。布莱尔事后跟人聊天时说，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知道后很愤慨，并宣布取消了布莱尔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的授予计划。这件事最后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凭借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的失败而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要在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定的精神，那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反观我们国内的学校，在招生方面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都千方百计地抢高考状元，只看考试分数，不看创新能力。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独立办学的年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南联大，它是在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又移至昆明改组而成。这个学校虽只办了7年，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我国的最高科技奖得奖者，就有数位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个学校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培养学生2000人，他们均有学识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华罗庚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是我国这六十多年里无法超越的大师，是世界最认可的中国数学大师。以院士人数为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获得两院院士的有137人。这是后人对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认可，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恰好说明不受行政干预、独立办学的重要性。194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主管教育，同时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下令要求西南联合大学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试课程，应使用统一的全国院校教程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西南联合大学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教育部都不应以命令的方式命令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命令就会使西南联合大学变成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权和人应当分开，所以西南联合大学坚决不按陈立夫的意思去做。陈立夫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正是因为如此，西南联合大学在7年时间里，办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之后，这种校风并没有消失。过去一段时间里，继承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最好的是两个学校：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现在翻阅当初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我们就能明白，在那段时期全国的大师云集于此，综合、理工和文科都有。毫无疑问，它们是当时最顶尖的学校，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在当时都无法与之相比。
　　
　　195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校数十年，这就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就是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教育。几乎民国时期办得好的大学都被拆散、肢解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更是首当其冲，被拆分之后这些学校元气大伤。清华大学当时公认的顶尖科学家被调出51人，而只调进1人，最后清华大学只剩下一个引以为傲的电机系，这还是当初三位教授力争之下才得以保留的，否则整个都要被一锅端。浙江大学也是如此，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认定标准，在现代科学家目录中浙大科学家有24位，其中22位被调走，达到了90%以上。除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外，当时全国的大学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找为什么这些年来培养不出大师的原因，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1952年院系调整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那个时候政治上比较幼稚，有“左倾”的倾向，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跟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新社会就要占领它，要把它的领导关系、隶属关系、师生关系打乱，而这就必须对其进行肢解。二是当时正是全国学苏联的时候，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属于专才教育，它与英美的通才教育截然不同。苏联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认为培养人才就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的、大规模的储备人才。苏联在科教界的巨大成功，进一步使人陷入了对专才教育的“迷恋”，因而我们将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清华出现了院系的细分，后来形成了八大学院。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是好的，但回头再看，实在令人遗憾。世界上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
　　
　　苏联专才教育模式的失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专才模式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办教育，把教育变成像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些产品就是专才。这种方法虽然容易迅速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个性和天赋，而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又都不一样，如果用不符合每个人个性和天赋的方式强迫让他去做，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专才教育行不通，没有生命力，一蹶不振。当时学生们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一些人进入了他们并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去换，才能又施展不出来，所以教育就没了生气。教育没有生气不是我们现在事后才说的，在1998年的新一轮高校建设中，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要改这个模式，就想把所有的专科学校赶快合并，进而又变成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然后都声称要建综合性大学，其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太窄，而且没有照顾到他们的个性和天赋。
　　
　　正是因为大家深知其弊病，才有了今天的合并风。有些人以为当初的高校合并是脑袋发热，实际上合并背后是有思想在指导的，就是否定1952年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实行通才教育。10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清华大学的硬件条件比当初要强了许多，但大家如今看待这些大学都会有对待前门大街的感觉，虽然按照过去的风格翻修了建筑，却是冷冷清清，不由让人想起了梁思成的话。解放初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的古建筑，他同当时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辩论，结果失败了，最后他说：“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如今重修前门大街，大家用行动证明梁思成是对的，当初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是错的，但现在的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其历史意义已经失而不可复得了。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找回来，还可以建好，但关键是要明确当初丢的是什么。
　　
　　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是认为苏联专才教育是好的，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比英美都要好，所以全盘学它。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确实有一批重要的世界级大师，比如像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他是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兰道的天赋和才干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兰道曾被克格勃关押了一年，被放出来之后克格勃对此绝对保密，兰道也不说，一直到兰道去世很久，克格勃才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案卷公布了真相。兰道作为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光荣，确实犯过煽动、反对苏共斯大林名誉罪，他给他的学生写了传单，在散发前克格勃一举将他抓获。可以说，兰道是反对过苏共、斯大林的，但苏联政府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对兰道非常克制，克格勃、苏联政府、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只限于监听，此外没有其他任何干预。比如他每月公开给他的同案犯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另外他做研究，要发表论文、出书、参加院士评选，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甚至苏联政府也允许兰道获得列宁奖金。唯一不允许他做的就是出国，害怕他出去就不回来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档案确实很感慨，苏联当初科教辉煌的背后原来还有这样一笔，这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恰是它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它的科教辉煌。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思想比较幼稚，对那些有历史问题、思想上有倾向的教师都谈不上保护，而且一旦认为有了问题，发表文章、从事科研、担任导师的权利都没有了。总结过去我们的教育，我觉得应该研究清楚院系调整，因为这次事件可能是我国教育过去六十年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事件背后隐含了干预教育、不保护人才的做法。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就是应该对教育尽量做到像民国时期那样，并且可以做得更好更先进，让教授管理学校，办学独立，而且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而且要敬畏，敬就是要尊敬，畏就是要畏惧。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对教育没有敬畏心，经常用自己的冲动以及所谓的好主意，迫使教育跟着他们干。敬畏教育就是要假设教育是个比任何人的思想都基础的事物，它教育人要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教书育人是任何人必须敬畏的，谁都没有权力干预它，如果非要干预它，就要犯大错。
　　
　　看待教育，就相当于我们看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就会发现她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都原谅她、尊重她，因为我们是她生育而来的。同样，我们也是教育“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敬畏它。
 

我国教育思想的误区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出大师？其中存在一个误区，即教育思想的误区。我1979年被国家送到国外留学，回来后同国外继续保持联系，对国外的教育思想有了一些了解。我发现我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思想很顽固，都认为只要知识多能力就强，所以都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让学生学越来越多的课程，包括社会需求都要求学生有越来越高的学历。现在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但学位委员会主任会说，他们中很多都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这已经失去了博士的意义，博士本来就是做专业工作的，但我们的领导都得是博士，这就是误区的反映，就是认为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学历越高能力越强。
　　
　　这误区说明了什么呢？其实，创新能力并不等于知识多。实际上，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成果都在二十、三十多岁出的，我最崇拜的一位数学家伽罗华在作出重大发明时才20岁。他们的知识储备不见得很多，但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特别活跃。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益川敏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英语都说不好，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护照，是真正的一个土包子学者。他是怎么获得诺贝尔奖的呢？他在京都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小林诚的朋友，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就是研究自发对称性破缺。两人特点完全不同，个性完全不一样，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共同组建了两人团队。益川敏英每天晚上都在琢磨自发对称性破缺，想到什么第二天就告诉小林诚，两人就一同做实验，开始他们做实验预测夸克的种类有4种，后来只发现3种，因而陷入了困境，实验被中断半年。1972年的一天，益川敏英在洗澡时突发奇想，他大胆猜测会不会有6大种类，存在一个6元模型。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小林诚，两人利用假期开始了2个月的实验，证明了存在6大种类。随后在2001年，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又证实了益川敏英和小林诚实验的正确性，于是2008年授予他们诺贝尔物理学奖。此时，人们才发现益川敏英竟然对英语一窍不通。益川敏英说自己从小学开始文科成绩就不好，把他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平均以后，在班里只排中等，大学的时候他的英语一直不好，可能有些恐惧外语，他写博士论文时，英语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教大学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益川敏英的例子给中国教育界敲响了警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观念出了问题。在我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谁能容忍像益川敏英这样连外语都不会的人？他这样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没法升迁，没法当教授，没法提职称，没法当干部。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考外语，有很多人因为英语不好而前途尽失。英语好是知识多的一种体现，英语好，你会比别人看外语书看得多一些，交流好一点，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创新能力本质的东西。
 

创新能力的本质

　　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恰好是中国教育界忽略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想象力、洞察力。
　　
　　第一，好奇心和兴趣。
　　
　　一个人是否有好奇心和兴趣，决定了这个人有没有创新能力。如果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的话，就不太可能超常发挥，不太可能做出很重大的发现。爱因斯坦说他还是4、5岁的小孩时，父亲送给他一个指南针，他看了之后，一下子就有了强烈的兴趣，他发现这个针不管怎么摆都往一个方向走，他觉得背后肯定有重要的原因，因而下定决心要把它搞清楚。
　　
　　第二，想象力。
　　
　　想象力实际上是人类进化来的，是我们能够生存的一种基本能力。人要能够生存就要能够认识世界，为什么我们能够发明枪炮，老虎狮子就不能，就是人类有想象力。有了想象力，人类才能发明创造，想象力使人类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比如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地球奔跑”那个背景，上半球的人正着跑，下半球的人倒着跑，这反映了当初人类数千年来对地球的认知理念。起初觉得地球怎么可能是个球形，那岂不是南半球的人都要倒着跑吗？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大家就理解了原来是万有引力把我们吸在地面上，想象力才开始纠正我们的直觉，于是我们接受了地球是球体的观点。

　　想象力对人类至关重要，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创新能力。想象力和好奇心实际上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一个人的好奇心和兴趣可能被扼杀，处理恰当就可能成为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人。中国的教育方式就属于处理不当的那种。我们的孩子上学以后，好奇心和兴趣就迅速消失，打压他和扼杀他的好奇心和兴趣的是谁？是他的父母、老师，孩子们渐渐地觉得老师和父母说的肯定是对的，他就自己把好奇心和兴趣给抑制住了，不去胡思乱想，好好去读课本、背课本，去背老师讲的答案。
　　
　　我们的教育体制亟待改正的是要培养好奇心和兴趣。好奇心和兴趣怎么培养？老师讲课就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的重要窗口。普兰克在自传里说，他之所以学物理，是因为他中学的时候上了一堂物理课，老师给学生们讲功和能。老师说，同学们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工人举起一块大石头，这个工人的胳膊很粗，肌肉很发达，他奋力把石头放在屋顶上，而且放得很稳。那么这个工人所做的功和他消耗的能量消失了没有？有人说已经消失了，老师解释说没有消失，如果20、30年后有人经过这个房子，房子倒了，石头掉下来砸到了一个人的脚上，这个人就知道能量没有消失了。普兰克一想原来其中有这么多道理，他的兴趣就来了，所以他终身学物理。

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时间：2011-01-09 22:17:10  来源：  作者：  浏览：337次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教育思想的误区、创新能力的本质。
　　
　　我曾当了十来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反思这些年担任校长以及参加国内教学活动的各种经验，我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现在教育体制和思想上的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使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满意的领域，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
　　
　　一方面，六十多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大学生人数为25500人，38年间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如今，以2008年为例，授予博士学位50000多人，位列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7倍。而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59万人，是民国时期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800倍。也就是说，我国高校的规模增长了800倍，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如果教育是按比例发展的话，那么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越来越多才是。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比例来算，现在国内就应培养出几千个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那样的大师来。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六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的学识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媲美。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如此感叹，连钱学森钱老都如此认为。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钱老，钱老跟温总理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去办学，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问题。2006年温总理召集众多教育专家去座谈，他转述了钱老的观点，并忧虑地指出钱老讲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出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但那是一般人才。学校规模在扩大，学生在增多，但大师却变得罕见。
　　
　　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是有依据的：比如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到2009年共14人获奖，其中11人都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属于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另外3人是1953年至1958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最年轻的获奖者王选，当选时也已经64岁，年龄最大的吴征镒更是91岁高龄。现在每年公布获奖大师的时候，看看获奖者的年龄、背景，难免有点尴尬，并不是解放后这些人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现在已近古稀之年，包括77年、78年天之骄子的一代，现在很多已经过了事业高峰期，到了可以下定论的时候，可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种状态使我国的教育很尴尬。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社会动乱、内战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尚且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大师，为什么民国动乱结束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更危险的是，还可能因此进入无大师的年代。
　　
　　这一情况，可能更好地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在动乱的民国时期，各个阶层对教育的干预最少，所以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找到最符合自身发展的路。过去六十多年教育的发展，最大的教训可能就是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厘清，结果教育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只顾扩大规模，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人去考虑。我们必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

　　从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是什么呢？刚刚提到民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够发展好。在稳定时期，同样可以办好教育，关键是看怎么管理教育。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地处边缘的郡，教育很不发达，当地有一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因而成了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这个消息令当地人欢欣鼓舞。但按照牛津大学的有关规定，还必须由三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她进行面试，由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录取。三位教授都是彼此独立的，在跟这位女生交谈过后，他们认为这名学生没有创新能力，用中国话说就是个死读书的学生，因而拒绝录取。这下急坏了当地的议员，议员就去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管不了就去找副首相，副首相又找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跟牛津大学沟通。可牛津大学就是拒不接受，理由是按照学校的规定，专家委员会的结论是任何人无权推翻的。布莱尔事后跟人聊天时说，牛津大学太古板，应该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知道后很愤慨，并宣布取消了布莱尔牛津大学荣誉博士的授予计划。这件事最后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凭借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的失败而告终。这个例子说明，要在稳定时期办好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定的精神，那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反观我们国内的学校，在招生方面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都千方百计地抢高考状元，只看考试分数，不看创新能力。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独立办学的年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西南联大，它是在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又移至昆明改组而成。这个学校虽只办了7年，但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我国的最高科技奖得奖者，就有数位出自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个学校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培养学生2000人，他们均有学识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华罗庚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是我国这六十多年里无法超越的大师，是世界最认可的中国数学大师。以院士人数为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获得两院院士的有137人。这是后人对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的认可，所以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恰好说明不受行政干预、独立办学的重要性。1942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主管教育，同时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下令要求西南联合大学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试课程，应使用统一的全国院校教程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西南联合大学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教育部都不应以命令的方式命令西南联合大学，这样的命令就会使西南联合大学变成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权和人应当分开，所以西南联合大学坚决不按陈立夫的意思去做。陈立夫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正是因为如此，西南联合大学在7年时间里，办成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之后，这种校风并没有消失。过去一段时间里，继承西南联合大学精神最好的是两个学校：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现在翻阅当初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资料，我们就能明白，在那段时期全国的大师云集于此，综合、理工和文科都有。毫无疑问，它们是当时最顶尖的学校，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在当时都无法与之相比。
　　
　　195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校数十年，这就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就是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教育。几乎民国时期办得好的大学都被拆散、肢解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更是首当其冲，被拆分之后这些学校元气大伤。清华大学当时公认的顶尖科学家被调出51人，而只调进1人，最后清华大学只剩下一个引以为傲的电机系，这还是当初三位教授力争之下才得以保留的，否则整个都要被一锅端。浙江大学也是如此，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认定标准，在现代科学家目录中浙大科学家有24位，其中22位被调走，达到了90%以上。除了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外，当时全国的大学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找为什么这些年来培养不出大师的原因，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结1952年院系调整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那个时候政治上比较幼稚，有“左倾”的倾向，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跟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新社会就要占领它，要把它的领导关系、隶属关系、师生关系打乱，而这就必须对其进行肢解。二是当时正是全国学苏联的时候，前苏联的教育模式属于专才教育，它与英美的通才教育截然不同。苏联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认为培养人才就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的、大规模的储备人才。苏联在科教界的巨大成功，进一步使人陷入了对专才教育的“迷恋”，因而我们将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清华出现了院系的细分，后来形成了八大学院。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是好的，但回头再看，实在令人遗憾。世界上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
　　
　　苏联专才教育模式的失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专才模式使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办教育，把教育变成像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些产品就是专才。这种方法虽然容易迅速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个性和天赋，而每个人的个性和天赋又都不一样，如果用不符合每个人个性和天赋的方式强迫让他去做，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专才教育行不通，没有生命力，一蹶不振。当时学生们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一些人进入了他们并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去换，才能又施展不出来，所以教育就没了生气。教育没有生气不是我们现在事后才说的，在1998年的新一轮高校建设中，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要改这个模式，就想把所有的专科学校赶快合并，进而又变成新一轮的大学合并风，然后都声称要建综合性大学，其原因就是因为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太窄，而且没有照顾到他们的个性和天赋。
　　
　　正是因为大家深知其弊病，才有了今天的合并风。有些人以为当初的高校合并是脑袋发热，实际上合并背后是有思想在指导的，就是否定1952年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实行通才教育。10多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清华大学的硬件条件比当初要强了许多，但大家如今看待这些大学都会有对待前门大街的感觉，虽然按照过去的风格翻修了建筑，却是冷冷清清，不由让人想起了梁思成的话。解放初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的古建筑，他同当时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辩论，结果失败了，最后他说：“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如今重修前门大街，大家用行动证明梁思成是对的，当初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是错的，但现在的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其历史意义已经失而不可复得了。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找回来，还可以建好，但关键是要明确当初丢的是什么。
　　
　　院系调整的教育思想是认为苏联专才教育是好的，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比英美都要好，所以全盘学它。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确实有一批重要的世界级大师，比如像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他是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兰道的天赋和才干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但是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兰道曾被克格勃关押了一年，被放出来之后克格勃对此绝对保密，兰道也不说，一直到兰道去世很久，克格勃才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案卷公布了真相。兰道作为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光荣，确实犯过煽动、反对苏共斯大林名誉罪，他给他的学生写了传单，在散发前克格勃一举将他抓获。可以说，兰道是反对过苏共、斯大林的，但苏联政府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对兰道非常克制，克格勃、苏联政府、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只限于监听，此外没有其他任何干预。比如他每月公开给他的同案犯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另外他做研究，要发表论文、出书、参加院士评选，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甚至苏联政府也允许兰道获得列宁奖金。唯一不允许他做的就是出国，害怕他出去就不回来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档案确实很感慨，苏联当初科教辉煌的背后原来还有这样一笔，这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恰是它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它的科教辉煌。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思想比较幼稚，对那些有历史问题、思想上有倾向的教师都谈不上保护，而且一旦认为有了问题，发表文章、从事科研、担任导师的权利都没有了。总结过去我们的教育，我觉得应该研究清楚院系调整，因为这次事件可能是我国教育过去六十年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事件背后隐含了干预教育、不保护人才的做法。总结院系调整的教训，就是应该对教育尽量做到像民国时期那样，并且可以做得更好更先进，让教授管理学校，办学独立，而且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而且要敬畏，敬就是要尊敬，畏就是要畏惧。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对教育没有敬畏心，经常用自己的冲动以及所谓的好主意，迫使教育跟着他们干。敬畏教育就是要假设教育是个比任何人的思想都基础的事物，它教育人要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教书育人是任何人必须敬畏的，谁都没有权力干预它，如果非要干预它，就要犯大错。
　　
　　看待教育，就相当于我们看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们长大了的时候，就会发现她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都原谅她、尊重她，因为我们是她生育而来的。同样，我们也是教育“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敬畏它。
 

我国教育思想的误区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出大师？其中存在一个误区，即教育思想的误区。我1979年被国家送到国外留学，回来后同国外继续保持联系，对国外的教育思想有了一些了解。我发现我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思想很顽固，都认为只要知识多能力就强，所以都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让学生学越来越多的课程，包括社会需求都要求学生有越来越高的学历。现在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但学位委员会主任会说，他们中很多都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这已经失去了博士的意义，博士本来就是做专业工作的，但我们的领导都得是博士，这就是误区的反映，就是认为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学历越高能力越强。
　　
　　这误区说明了什么呢？其实，创新能力并不等于知识多。实际上，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的成果都在二十、三十多岁出的，我最崇拜的一位数学家伽罗华在作出重大发明时才20岁。他们的知识储备不见得很多，但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特别活跃。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益川敏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英语都说不好，从来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护照，是真正的一个土包子学者。他是怎么获得诺贝尔奖的呢？他在京都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小林诚的朋友，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就是研究自发对称性破缺。两人特点完全不同，个性完全不一样，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共同组建了两人团队。益川敏英每天晚上都在琢磨自发对称性破缺，想到什么第二天就告诉小林诚，两人就一同做实验，开始他们做实验预测夸克的种类有4种，后来只发现3种，因而陷入了困境，实验被中断半年。1972年的一天，益川敏英在洗澡时突发奇想，他大胆猜测会不会有6大种类，存在一个6元模型。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小林诚，两人利用假期开始了2个月的实验，证明了存在6大种类。随后在2001年，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又证实了益川敏英和小林诚实验的正确性，于是2008年授予他们诺贝尔物理学奖。此时，人们才发现益川敏英竟然对英语一窍不通。益川敏英说自己从小学开始文科成绩就不好，把他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平均以后，在班里只排中等，大学的时候他的英语一直不好，可能有些恐惧外语，他写博士论文时，英语方面的问题都要请教大学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益川敏英的例子给中国教育界敲响了警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观念出了问题。在我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谁能容忍像益川敏英这样连外语都不会的人？他这样的人在现在的中国没法升迁，没法当教授，没法提职称，没法当干部。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考外语，有很多人因为英语不好而前途尽失。英语好是知识多的一种体现，英语好，你会比别人看外语书看得多一些，交流好一点，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创新能力本质的东西。
 

创新能力的本质

　　创新能力最本质的东西恰好是中国教育界忽略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想象力、洞察力。
　　
　　第一，好奇心和兴趣。
　　
　　一个人是否有好奇心和兴趣，决定了这个人有没有创新能力。如果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的话，就不太可能超常发挥，不太可能做出很重大的发现。爱因斯坦说他还是4、5岁的小孩时，父亲送给他一个指南针，他看了之后，一下子就有了强烈的兴趣，他发现这个针不管怎么摆都往一个方向走，他觉得背后肯定有重要的原因，因而下定决心要把它搞清楚。
　　
　　第二，想象力。
　　
　　想象力实际上是人类进化来的，是我们能够生存的一种基本能力。人要能够生存就要能够认识世界，为什么我们能够发明枪炮，老虎狮子就不能，就是人类有想象力。有了想象力，人类才能发明创造，想象力使人类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比如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地球奔跑”那个背景，上半球的人正着跑，下半球的人倒着跑，这反映了当初人类数千年来对地球的认知理念。起初觉得地球怎么可能是个球形，那岂不是南半球的人都要倒着跑吗？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大家就理解了原来是万有引力把我们吸在地面上，想象力才开始纠正我们的直觉，于是我们接受了地球是球体的观点。

　　想象力对人类至关重要，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创新能力。想象力和好奇心实际上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一个人的好奇心和兴趣可能被扼杀，处理恰当就可能成为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人。中国的教育方式就属于处理不当的那种。我们的孩子上学以后，好奇心和兴趣就迅速消失，打压他和扼杀他的好奇心和兴趣的是谁？是他的父母、老师，孩子们渐渐地觉得老师和父母说的肯定是对的，他就自己把好奇心和兴趣给抑制住了，不去胡思乱想，好好去读课本、背课本，去背老师讲的答案。
　　
我们的教育体制亟待改正的是要培养好奇心和兴趣。好奇心和兴趣怎么培养？老师讲课就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的重要窗口。普兰克在自传里说，他之所以学物理，是因为他中学的时候上了一堂物理课，老师给学生们讲功和能。老师说，同学们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工人举起一块大石头，这个工人的胳膊很粗，肌肉很发达，他奋力把石头放在屋顶上，而且放得很稳。那么这个工人所做的功和他消耗的能量消失了没有？有人说已经消失了，老师解释说没有消失，如果20、30年后有人经过这个房子，房子倒了，石头掉下来砸到了一个人的脚上，这个人就知道能量没有消失了。普兰克一想原来其中有这么多道理，他的兴趣就来了，所以他终身学物理。
好奇心和兴趣是应该由老师在课堂上或教学中培养出来的，但现在的课堂教学有多少老师下功夫去做这些呢？老师都拼命忙碌于自己出成果、SCI论文、到新校区上班等，很少有人在想怎么把课讲得吸引学生。
　　
　　第三，洞察力。
　　
　　洞察力是创新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教育界不提洞察力，觉得这个太悬。实际上洞察力一点不悬，我们年龄大一点、生活经验多一点的人都知道，在面对复杂情况时往往来不及思考、推理却能很迅速地找到问题的关键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洞察力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路上的车很多，有人要超车进入主干道，很多时候都来不及推理和计算哪个时刻是最佳的，具有较好的洞察力就会发现机会，超车就成，这就是一种感觉。
　　
　　怎样培养洞察力呢？这可能是教育界创新能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杨振宁先生讲过的自己的科学洞察力是如何培养的，他并没有具体提到洞察力，但实际上说得就是这么一回事。杨振宁在西南联合大学学量子力学时，讲课的老师采用典型的中国实例讲法，讲得非常仔细和深刻，他的笔记记了厚厚一叠，现在还经常拿出来查，因为那些公式仍然在应用。杨振宁到了芝加哥大学后，因为要攻读博士学位，涉及到学分够不够的问题，他又重上了量子力学课，上量子力学课的是美国氢弹之父埃德华?特勒。特勒思想横溢，从来不备课，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因为量子力学太复杂,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容易，但常常会走入陷阱，老师最感兴趣的是看学生们走入陷阱后怎么脱离出来。大师级人物不会因为进入陷阱就不讲了，他的脑袋就像陷阱一样展开，四处探测，看看哪里有出路，这个时候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洞察力。学生在老师面前展示自己陷入陷阱然后怎么出来，这是不能假装的，如果是备课、备教案进入陷阱，那学生就可能学不到什么东西，杨振宁他们就是靠这些逐渐成长起来的。
　　
　　而我国的大学连大学老师的课堂笔记、讲稿都要检查，哪还有大学老师能够不备课就去讲？而且现在的大学教师又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种责任心、有这种能力敢在学生面前不备课随便讲，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洞察力。我1963年上大学时，华罗庚等大师去讲课，他们没有准备，上课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你就跟着他走。我没有听过钱学森讲课，后来文革时期曾在大字报上看到批钱学森讲课从来不备课，不备课能讲得好才是真正的大师，他有自信心，不怕进入陷阱。
　　
　　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思想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创新能力不等于知识多，知识多往往还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因为一个人最有创新能力往往是他很年轻知识储备不多的时候。有人会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根据，知识不是越多越好吗？为什么知识越多就越影响创新能力呢？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能力，如果知识都是准确的，而且能够消化它，就可以把它变为新的东西，这种知识有助于创新能力。但是如果那些知识其中有误导的，有好多是没有用的，甚至有部分是垃圾那就麻烦了，或者好多知识虽然是实实在在的，但你遇到问题时在知识堆里转圈想转出来是很难的，更谈不上新思想了。
　　
　　现代青年学子最要警惕的，是不要被文化垃圾或者出版垃圾给淹没。跟年轻人谈问题，本来想让大家都动脑筋想想，结果我发现他们一般的反应就是过几天在网上搜索来一堆东西给你，这就是陷入了网上资料里，没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知识最可怕的往往都是垃圾。最近我看见余秋雨有一个讲话，他鼓励学生要少接触信息垃圾，他提出，“博学从少读书开始”。他的话是说去获取很本质的东西，花的时间并不多。很多朋友看重复的东西，结果反而了解得不清楚，被太多的文化垃圾包围了。
　　
　　那什么是文化垃圾呢？怎么能说周围这些东西是垃圾呢？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证明。第一，现在学生们发文章好多都是为了学位，为了多发文章就去抄，甚至花钱请人代写。花钱请人代写的事在过去是简直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有人敢做这种事情是要法办的，而如今居然成为一大产业。在谷歌上搜索“代写论文”这个关键词，竟然有747万条，确实很吓人，而且公开说是什么“中国论文写作发表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发表，经过多年运作目前已有数十个“正规优秀杂志”可供推荐发表……。这在我年轻时怎么敢想象！这不就是诈骗吗？第二，文章是作者自己写的，但是都不下功夫。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一年要发表一二十篇文章，要写几本书，都不知道哪里来的时间写这么多东西。很多书实际上没有可读性。每隔两三天，工作人员都会拿来一堆的报纸杂志，我几乎都不看，看也是简单地翻翻，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杂志，90%以上都是包装不打开就放在那里，等着下次有人来搬走。各种各样的书多数都不看，偶尔有一两本，能够发现其中有部分可看就很好了。真正的好书被淹没了。我曾经跟书店的总负责人聊过，他告诉我现在中国每年要出版25万种书，差不多一天就有一百种书出来，所以书店包括图书馆不可能把这25万种书都拿来，往往都是一些工作人员去选，这样能选出多少好书？
　　
　　希望大家不要热心制造垃圾，因为这些垃圾制造出来的作用都是负的，不是书的价值不高，而是混淆了那些有价值的精品书，因而使得我们的文化很难发展。
　　
　　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要选精品，精品书不一定很多，一本精品书读完，可能享用一辈子。垃圾书读多了，反而创新能力就会消失了。其实很多人都意识到读书要少而精，不久前我曾向南怀瑾老师求教，他告诉我，现在要搞懂一些国学问题，唐宋以后的书不要读，就读唐宋以前的，唐宋以后的一些文人就是把它改来改去，都失去了原意。但唐宋以前的书最难的就是文字功底不行的就读不进去，可你要真的好好读一本，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报告人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