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van欢乐颂:30年深度报道轨迹的回望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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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深度报道轨迹的回望与反思

[ 2008-10-08 23:37:25 | 作者: zany ]  ■张志安

  如果不以上世纪80年代中“深度报道”概念在国内达成广泛共识为起点,而以改革开放初期向旧思维、旧体制的告别为社会环境转折的整体拐点,以1980年“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为业务改革的重要起点的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深度报道实践也已近30年。

  倘若参照西方新闻业对记者角色认知“中立”及“参与”的划分,那么,深度报道就从业者的实践而言,显然更多体现出参与的价值。简略梳理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变化轨迹,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启蒙”是80年代的关键,“监督”是90年代的热点,而新世纪迄今,则在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的现实中,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趋于分化与多元。



  回头看,不过弹指一挥间;细梳理,却是此中有深意。8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的业务实践为代表,突破过去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挥洒叙论结合的文体风格、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关注改革的方向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发挥激发思辨与社会启蒙的报道功能……在新旧制度的碰撞夹层中,新闻从业者以独特又异类的报道文体呼应了社会对新闻“深度”的需求。

  一批代表性作品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的共同景观。1985年,《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一至八》关注新闻的“灰色”地带,1986年《第五代》开创观念式报道的先河,1987年《大兴安岭的警告》“三色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成为灾难报道典范之作,1987年《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积极推动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同年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又以其反映历史纵深和改革方向的思想容量引起强烈反响。

  必须要强调,无论文体、思维与功能,这种深度报道的繁荣是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

  1986年,其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正式“收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从而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

  次年,深度报道达到了其在整个80年代的顶峰,社会发展的意外有时候会以比较突然的方式“追认”历史的辉煌。针对当年深度报道的成就,《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有如是概括:“1987年的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义、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同时,以这类手法报道的社会重大题材往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引起重大反响,体现出新闻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对当时一批改革人物典型报道的质疑和反思。

  他通过采访发现《经济日报》的“读者来信”是策划的、年广久在卖霉变瓜子、广关梅成立集团不注册等。这些事实,促使我们在反思中体味:改革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为深度报道实践提供了思想与信源的基础性意义。然而,以改革为绝对价值的报道思维,依然有可能成为遮蔽新闻从业者记录事实、揭示真相的“云翳”。①

  与当时深度报道实践的盛况相呼应的是,报告文学在整个80年代呈现出空前的热度。伴随文学性报告文学向纪实性报告文学的转变,一批作者、记者以扎实采访、理性思索为基础,拿出了一系列影响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后,作者麦天枢坦言: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同样,作为社会启蒙、文化启蒙的工具,纪实性报告文学与深度报道“殊途同归”,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扮演着相似角色。难怪钱钢这样身兼报告文学作家与新闻记者双重身份的前辈坚定地认为:80年代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归入深度报道的范畴。



  经历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3年左右短暂的平寂,1992年拉开序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

  显然,需要被监督的不只是企业,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由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也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深度报道呈现出典型的“北央视、南周末”的格局。而这种格局背后,又体现出舆论监督的两种典型模式。

  在北京,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开办,标志着电视深度报道改革的勃兴;此后,陆续推出的《焦点访谈》开创了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先河;《新闻调查》则不断引领着电视调查式报道的潮流。在一本题为《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书中,孙玉胜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改革以及大量幕后故事。“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型监督。无论其实践者是否承认,这种监督本质上都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是行政系统的“治理技术”②。作为国家台和商业台的混合物,《焦点访谈》拥有其他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权威优势、政策资源和行政背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监督呈现出典型特征:监督对象多为市县级地方政府,调查手段多采用“暗访”方式,节目播出后多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和批示,甚至在后续直接的行政干预下解决问题。这个栏目的辉煌,可以1998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的题词为证:“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不是每个舆论监督栏目都有《焦点访谈》那样的“待遇”,这种监督模式基本不具备复制性,但其体现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路径确是十分典型的特征。在少数省市电视台,一些冠之以“舆论监督”的栏目所监督的同样是更基层的政府,所依托的同样是省市级官员的支持。

  《焦点访谈》编导曲长缨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多少透露出这种监督模式的两难困境:既得益于权力,又受制于权力;权力背后的政策变化将直接影响节目本身的监督强度。近年来,《焦点访谈》逐步“无焦点”即是明证,大量“命题作文”“正面报道”让这个节目的监督“锋芒”日益黯淡,表扬的“光芒”逐渐闪亮。

  在广州,《南方周末》的转型与崛起,迅速成就了报纸调查报道的“盛世”。同时,也探索出另一种舆论监督的典型模式。如洪兵所言:从90年代中期起,《南方周末》通过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务报道,尤其调查性报道,从而在更彻底的意义上告别了“真理报模式”,而且集中呈现了20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③。《南方周末》式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自内向外的草根型监督,其监督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一批“流浪记者”、职业报人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勇气,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百多万份发行量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力,监督的手段则主要依托揭黑式的调查报道。



  整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CCTV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壮观,其中,值得强调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代表着广播舆论监督的水平,《财经》杂志关于“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的报道制造了专业期刊舆论监督领域的“水门事件”。

  时至今日,我们又在新世纪的征途上走过近8年。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又在实践中编织着怎样的景观?我们不妨这样大致描绘:

  1.从实践主体看,电视方面,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艰难平衡中继续坚守舆论监督和电视调查传统,央视新闻与法治频道、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如东方卫视的《深度105》《1/7》)等提供着舆论监督之外大量的深度报道。报刊方面,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和以《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民周刊》等代表的新闻类周刊则成为深度报道的主力军。

  2.从力量规制看,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刊面临考验和挑战,收视率、发行量等市场利益的功利诉求又迫使很多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从业者的心气与管理者的自信。网络媒体尤其是博客、BBS论坛的兴起发挥着“释放”与“支援”的力量:普通公众借助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平台拥有了提供信源的开放管道,传统媒体借助网络媒体的转载和传播大大提升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而针对社会焦点事件网络发挥的广泛传播、汇聚舆论功能更直接强化了深度报道监督功能的实现。

  3.从职业意识看,深度报道从业者们的角色认知、专业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包括个体、组织、行业与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正因为个体经受这些宏、中、微观层次的影响各不相同,决定着这个群体职业意识的差异④。

  总体上,这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也是一个缺乏监管标准的新闻界。即便如此,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比普通新闻记者拥有更崇高的职业追求、更强烈的专业意识,高度认同政治民主、市场自由、多元文化等现代社会的价值指标,认真恪守真实、全面、中立的客观报道规范和专业主义原则,能够在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下实现心灵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动态平衡。

  殊途而同归,职业意识的差异并不妨碍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思想上彼此交融、精神上相互支援、实践上共同协作。在记录中影响,在监督中启蒙,是当下深度报道作品的独特功能;超越事实、报道真相,是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共同追求。新闻,归根结底关乎民生与民主,深度报道采写者正以自己的行动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承载着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此文属2007年复旦大学文科金苗项目“二十年来深度报道记者职业意识变迁轨迹研究”一部分。发表于《新闻记者》2008年10月。)

注释:
①参见《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P19-20
②参见《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孙五三/文,《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卷
③参见《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洪兵文,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④参见《深度报道从业者职业意识特征研究》,张志安文,第七届舆论监督研讨会发表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