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样访谈篇台词:6——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个三十年

历史源头：美国的黑幕揭发时代
　　

从全球传播史的视角，追溯深度报道的历史，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导高钢教授的说法：如果要探究深度报道的历史源头，美国杂志史上的“黑幕揭发时代”或许应该是我们的着眼点。
　　

黑幕揭发时代是从S•S•麦克卢尔的杂志1902年年底发表三组重要的系列文章开始的。麦克卢尔和他的副主编约翰•S•菲利普斯挑选一些能干负责的作家组成编辑部，负责编辑《麦克卢尔》的非小说部分。编辑部成员中，有长于写传记和做调查工作的艾达•M•塔贝尔；有前《晚邮报》记者及纽约《商业广告报》本市新闻主编林肯•斯蒂芬斯，他后来成了美国最著名的从事社会改革的自由派人士之一；还有雷•斯坦纳德•贝克，他在1897年从《芝加哥纪录报》转到《麦克卢尔》工作，后因撰写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而闻名。从1902年末开始，塔贝尔小姐揭露了约翰•D•洛克菲勒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商业伎俩，斯蒂芬斯抨击市级政府和州级政府的腐败，贝克则开始谈论工人问题。《麦克卢尔》的销量突破了50万份的纪录。黑幕揭发的风气在杂志编辑工作中盛行一时。
　　

1905年后，《柯里尔》在黑幕揭发方面接替了《麦克卢尔》的领头羊地位，它的文章涉及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反响最强烈的是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写的关于专卖药制造业的文章。他在1905年和1906年发表的这些文章取名为《美国大骗局》，揭露许多被称为“包治百病”的流行药品是假的，并且证明其中有些含有有毒成分。[1]
　　

深度报道并非一种具体的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方式，三种最常见的深度报道系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深度报道新的摸索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30年代解释性报道在美国被提到了应有高度；到了60年代，也是从美国开始，调查性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大家较熟悉解释性报道与调查性报道，那么何谓“精确新闻”呢？精确新闻是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事新闻报道的新的报道体裁，它在提高报道的准确性和深度上都有鲜明的特色。精确新闻最早起源于西方媒体上的民意测验和调查报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精确新闻真正产生并走向成熟的时期。最经典的案例是精确新闻的奠基人菲利浦•梅耶采写的美国底特律黑人调查。[2]
　　

深度报道形成美国主流媒体的主流报道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报界对越南战争内幕的报道（1965年）和对“水门事件”的报道（1973年）奠定了现代深度报道的历史地位和技术模式。深度报道在美国历史上时隔半个多世纪，再一次成为社会民众与新闻记者共同聚焦的热门话题。1978年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把深度报道列为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委员会设立两个新奖项：解释性新闻奖和调查性新闻奖，这被新闻学界认为是深度报道学术地位的最终确定。[3]
　　

美中深度报道的同与不同
　　

深度报道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与勃兴的时代，均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制假造假、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等各种各样的丑恶与弊端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个国度的人民在经历着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带来的阵痛。但中美两国因社会政治文化框架不同，新闻传播的生态环境、传播操作手段等不一样，故在深度报道这一块的差异显而易见。
　　

从媒体的发展历史看，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新闻报道总是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多变的现实生活，要求新闻不单单是平面地反映一个变动、态势、结果，而且要深入一步，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的形式进行分析、解释，从而扩展和深化报道的内容，给读者以更多启示和教益。在美国，早期的深度报道（上世纪30年代）为什么受重视？其中的背景之一便是“人们感到客观报道的局限性和矛盾”，所以要求新闻界揭露社会弊端，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开始受宠的深度报道是一个更新换代的新闻产品。
　　

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深度报道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产生了一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能够代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水平的优秀深度报道作品。[4]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欧阳明认为，“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正是中国社会变化与思想解放为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出现、成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其间的起伏涨落与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确，80年代的新闻界在日益“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背景下，自身的观念、业务、手段等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难怪深度报道会逢此盛世而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统宇研究员指出，中国报纸上深度报道的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集中反映了新闻传播与新闻接受的内在供求关系。人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闻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闻中回答了什么。深度报道的方兴未艾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厚的社会土壤。
　　

尽管深度报道一词（in-depth reports）是从西方引进的。美英也称“大标题后的报道”，法国称“大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西方进口了这一报道方式亦非此乃美国人的馈赠品。其理由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一、回首中国新闻社会史，中国新闻人也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深度报道作品，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时务文体”不是么？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不是吗？二、据复旦大学张志安博士的研究，无明显证据表明，我国深度报道的实践受到美国深度报道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换言之，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中国深度报道的发源地”最早在进行深度报道时并没有深度报道的意识。他们的实践是自发的，学者对他们作品的研究是事后“戴帽子”。三、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尼尔•高普鲁等人所倡导的“深度报道论”在上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后，颇多争议，咱们并非全盘吸收，所起的作用是“活跃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路，促使大家对于沿用已久的报道形式进行反思总结”。
　　

我国深度报道，不同阶段理念各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与开花结果，主驱动力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国策；这个新闻事业的新生事物，近30年来，成果丰硕，献给党和人民的是一张漂亮“成绩单”。
　　

拉开中国深度报道大幕的大概是“渤海二号”翻沉报道，开新时期舆论监督之先河。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该事故。报道被认为是批评性新闻的重大突破，走的是实事求是的路子，以舆论监督推动了民主和法制建设。整个上世纪80年代，“启蒙”成为深度报道的关键词。“启蒙”是一种理念，它引领着新闻界的先知先觉者向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挺进。其要素有：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
　　

1987年，新闻界业内人士称为是“深度报道年”。是年，以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报道为契机，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使人耳目一新。之后，经济日报开展了“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人民日报隆重推出《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这篇3万字的长篇大论被认为是深度报道的经典作品，成为“深度报道年”里最令人激动的篇章。在这前后，《命运备忘录》、《七届人大开幕前夕》、《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放活”教授》等等，以首都几家大报为代表，竞相发表的长篇文章构成了一股势头强大的深度报道热流，冲击着社会，冲击着记者，也冲击着原有的新闻写作模式和新闻工作者的思维。在1987年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中，《关广梅现象》被评为报纸系统惟一的特等奖，《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大兴安岭火灾报道被授予特别奖。[5]
　　

在众多关于深度报道的研究中，当属光明日报女记者樊云芳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在这位名记者看来，与传统的报道观念相比，如日中天的深度报道在理念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第一，它摒弃“非黑即白、非正即反”的“两极”观，而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第二，它避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强调事物的相关性；第三，它不去追求“终极性”的结论，而强调事物连续不断的永无休止的变化和发展。笔者认为，此时的深度报道于狭义的新闻写作理论增添了两点新内容：一曰让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问题意识，学会“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揭示明日之意义”；二曰似深度报道名篇这样有分量的精品力作一定是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中国特色的“深度报道”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甘惜分语），主要样式有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中国新闻奖的分类标准）。
　　

1989年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后，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新闻界开始反思在前一阶段由于报道理念出现的偏差特别是有些深度报道由于火力过猛、不合时宜带来的负面效应。深度报道于是进入了徘徊不前的低潮期。又是政治生态环境使然，经历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3年左右短暂的平静，从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开始，“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需要被监督的不只是企业，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中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6]这一阶段或曰时期，中国传媒之深度报道的新闻业务理念开始同国际接轨，即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不仅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纸媒，深度报道理念开始突入电视传媒，有的在不长时间内便获认可，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叫好又叫座”便是明证。深度报道本是一种为对抗电子媒体竞争而发展起来的报道方式，不料却被电视传媒克隆过去，并行进在发扬光大的路上，成功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仅在采访方面，就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新突破。整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央视相关栏目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壮观，值得强调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代表着广播舆论监督的水平，《财经》杂志关于“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的报道制造了专业期刊舆论监督领域的“水门事件”。[7]高水准的深度报道不仅是要反映新闻的静态截面，而且要披露新闻的变化进程；不仅是观察一个新闻的内部关系，而且要揭示一个新闻的内部与外部的复杂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陆晔认为，2003年前后，中国的深度报道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野。新华社“龙胆泄肝丸引发尿毒症”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对山西繁峙矿难瞒报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对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黑幕的报道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关涉公共利益的真相揭露；《华商报》“黄碟事件”的报道将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引向有关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界限的深度讨论；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明确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定位，都体现出新闻媒介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格局中迫近真相的努力，也包含了中国传媒培育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思想启蒙功能。
　　

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度报道的阵营里喜迎网络这个“阳光传媒”，名唤“专题报道”的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在内容结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上都发生着革命性的飞跃，其更加重视报道形式的综合调动和集成创新，更加重视报道内容的系统完整和逻辑严密，更加重视调动网民进行互动参与和内容及时更新。
　　

我国的深度报道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底作出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至今年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既往，盱衡未来，再回首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个三十年，发现她仍然在策马前行的路上……而这一切又是为了谁呢？笔者认为，从受众方来考量，中国新闻界深度报道的长途跋涉，大多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中高端受众，以保持或争取自身主流媒体的位置。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专业讲师


　　[注释]

　　

[1]（美）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 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9-262页
　　

[2]林晖：《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405页
　　

[3]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294-295页
　　

[4][5]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5-7页
　　

[6][7]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