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inne the voyeur:邢小群：草原归去来——李大同口述（二）(2)

我们没有和内蒙方面联系。但有李三友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们以为会很顺利。迁户口时，警察问：迁哪儿？我们说，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其实去了才知道，我们整个就是盲流。

　　我们去内蒙是1968年12月15日。天气很冷了，上了路。火车坐到赛汉塔拉，下了火车，离阿巴嘎旗还有七百多里地。那时没有客车，只有卡车，要顶着北风往北开。我们到处求拉煤的、拉肉的，人家凭什么拉你呢？一开始我们递烟什么的，人家根本不理你。幸好我们带了最好的行贿的东西--毛主席像章，带了好几大盒。我们就说，我们还有东西，你来看一下。我们把像章一展开，哈呀，他们眼睛就亮了：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要了好几个。然后说，行！第二天上车。两个女生在驾驶楼里，我们男生都在上边，没有篷子，整整走了两天，颠得浑身散了架，到了阿巴嘎旗。

　　“盲流”知青

　　这时我们才发现，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身上带了钱。我是富翁，带了一百元钱，老曹带了一百元钱，另外一人带了三十元钱。其他人竟一分钱没有，因为父母都停发工资了吧。我们只好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然后就打听在哪儿住最便宜。人家告诉我们最便宜的是残疾人开的福利车马店。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这个车马店。骡马粪味儿，屎尿交加，扑面而来。一个退伍残疾军人在管事，问：一晚上多少钱？答：一块五；这么贵！有没有便宜的？说：大通铺，一人五角；又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说通铺不生火，两角。我们就决定睡那两角的了。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通铺屋，连玻璃都没有，窗子上的一点破纸还噼哩啪啦地响。当时是零下20几度。我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开，靠着墙，一个挨一个地挤，带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还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来，满嘴边是冰碴子，因为你一呼气，哈出的气马上就会冻住。第二天，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吧，哇，所有的钢笔都冻住了。这儿不能多呆，得赶紧去旗里找安置办。安办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你们的计划指标，不能收。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吗？”“没有。”“有什么能证明你们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个头儿，不像是知青。只有当时的破学生证，还有北京户口，可以证明我们是北京的。别的任何证明都没有。我们决定，到盟里的安办活动活动。我和另一个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时去盟里坐卡车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锡林浩特，我们找到盟安办。他们说：“我们得等下一批指标来了再考虑接待你们，这次安排不了。”我俩一想，这个地方更住不起。赶紧往回返。这回是从东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级大风，伙伴身体较弱，让他去车楼里，我就上到了车顶。司机很有经验，用毡子把我裹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毡筒里。但是车开出一百多里后，我觉得所有的冷气都往我的心脏集中，感觉快不行了。旁边是半扇冻牛肉。我当时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脏，看看是不是也冻成那个样子。后来觉得要冻死了，不行了。用最后一点力气，敲了敲驾驶楼。急刹车！司机问我，怎么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瞪着眼看他们，摇了摇头，完全说不了话了。他们一看不好，赶紧把我弄下来，旁边正好有个道班房，进去，给我按摩，喝红糖水，半天才缓过来。还得走啊，司机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给我裹在毡子里面，接着走。走到夜里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们再找到那个车马店时，那帮家伙们，都到那个一人一块五的有火房间里去了。他们说夜里在被子里挤着还行，白天没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儿蹦。说，不行，还得到有火的房间去。小房间，一人一块五，炕上能挤四五个人。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33天的抗战。我们每天从车马店到知青办去磨。到那儿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得收我们！”“不收！”“你得收！”

　　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后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开始孤立那个主任--挖肃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个人买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说，好吧，我们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结果知青办专门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各个学校了解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联动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们学生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们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顺便旅游一下。真正解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已经发表了。这是最强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们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们离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没法找他们。等那安办外调的人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安办另外几个人也被我们买通，同意要我们了。他们决定把我们发配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牧场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当时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是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我们出发了。白天坐马车，晚上睡庙里，弄点牛粪一烧，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后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 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又人高马大的。

　　那里是个牧场，是内蒙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的牧场。原来归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产。与城市的公私合营、与资本家达成的赎买协议是一样的，作价以后，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实际管理权都已经是公家的了。场长刚回来时，被打得不能动了。但回来后人就安全了，为此，老乡们对我们不错。

　　这时，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从12月中出来，到收留了我们，到抢出了场长，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回北京休整一下。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五个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北京来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还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实际上196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再次回去，才真正进入了草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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