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简谱双手简谱: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

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

中国“以俄为师”是全方位的——不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而且就是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照抄苏联的样本，可谓有样学样。那么，苏联老大哥的“文化大革命”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发生在1928年到1931年。不过，根源却更早，在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主张是左翼还是右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启蒙大众来提升民众的素质，进而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整合社会。政治倾向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认知视为底层民众应当接受的样板，在俄共（布）党内也是如此。“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左翼“前进派”高度强调，在政治和社会转变之后，文化的转型必须立即跟进。“前进派”的领导人阿列克桑德。波哥达诺夫主张，革命成功之后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新文化应当有全新的艺术、文学、生活习惯和伦理，那时侯文化领域要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掌权。“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来。而俄共（布）的主流势力，比如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文化其实是超越阶级的，俄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落后，而不是把文化“无产阶级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宁生命的晚期，他还在文章中强调，推动文化的进步应当包括克服农民社会的落后性、培养讲究卫生和效率的习惯、破除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在斯大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这个词在俄共（布）的话语里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准确定义的比喻。

到了1928年斯大林，就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了。当时，斯大林出于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采纳了俄共（布）“前进派”的激进主张。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对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在俄文里这个词的原意是“阶级战争”）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来占领教育文化阵地，形成无产阶级的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苏联在1928年到1931年间所推行的“文化革命”，并不单纯是列宁主张的那种“文化进步运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

苏联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是全面清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依赖于思想专制，因此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观念都被视为“异端”，而任何不愿意充当执政党“应声虫”的人都被看作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这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导致苏共当局对“十月革命”后仍然留在专业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对共产党不能彻底控制教育文化领域耿耿于怀。这种情境下，借推行“文化大革命”政策而实现共产党的文化专制，似乎是这种制度的必经之途。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成为专家，成为自己事业的主人”；他强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经常本着良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批评，希望共产党能纠正一些不应发生的错误。哪怕这类批评有时只不过是私下里传播的微词贬语，在极权国家里，这仍然被当局视为对极权主义政党与领袖之权威及正确性的挑战。回顾苏联“文化革命”的历史背景，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强制型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的反抗和农村的大范围饥馑，最后导致数百万农民饥饿而死；同时，快速工业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1].对自身错误极为敏感的苏联当局，自然不愿意再听到任何“杂音”，即便是真话、实话也会令自诩“永远正确”的苏共感到难堪。当然，消灭“杂音”要另找理由，于是就有了用“阶级斗争”作借口来打击非共产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

为达此目的，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当局精心组织了一些公开的政治性审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审判和1930年的“工业党”审判，声称工程师和“资产阶级专家”是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反革命集团”，透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对全国详细报导这些审判过程，形成对非党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强大政治压力，为把这些人从原有岗位上赶下来造舆论；其次，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计划，将工人培养成工程师和企业主管，将农民培养成农业集体化后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将忠于共产党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艺术团体和研究机构。随后，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大批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被迫离开原职，而大批共产党支持重用的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研究所、剧院和其他文化机构的领导职位。[12]同时，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被所在学校开除。[13]当局还授意基层的激进分子关闭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当局也发动了提升工人农民文明程度的社会运动，包括培养工农大众建立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改进口语中的粗俗俚语、阅读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作品、观看古典歌剧舞剧等。

第二步则是提拔大量工农出身的忠实追随者占领上层建筑。苏联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驯化出独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原来是工人、农民，通过速成的专业教育就转行成为专业人士或管理干部。其特点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但与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不同，对其他国家的文明进步和世界事务缺乏兴趣，而专注于工艺技术方面的小发明，或热衷于落后省分开发、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方面胆大妄为的计划。斯大林宣布，经过这场运动，大部分沙皇俄国时代留下来的技术精英现在是可以信任的了，从此共产党实现了对教育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宣布，解散所有现存的文学和艺术家社团，用统一的“全苏文学与艺术家协会”代替。紧接着，斯大林在同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宣布，在短短的一年里，二百万农民经过短暂训练走上了集体农庄的管理岗位，而11万工程师和农业经济学家则被从城市驱逐到乡村去，同时，农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随后，为了暂时安抚知识分子，斯大林黜降了一些在苏联“文化革命”中最活跃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时期的应景产物“共产党人科学院”。

跟中国“文化大革命”借助红卫兵一样，在苏联“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激进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锋的角色。经过苏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宣传教育，19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社会里，青年人当中出现了一大批急于在政治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激进分子。“文化革命”开始时，这些青年人冲击中学和大学，把“资产阶级专家”赶出研究机构，袭击教堂，声称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废除货币、家庭和法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斯大林推行“文化革命”时采纳了俄共（布）早年“前进派”的激进主张，但他走得并不远，一旦政治上达到了“占领教育文化阵地”的目的，斯大林就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1931年，斯大林发表了“经济建设的新条件、新任务”这一讲话，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暂告一段落。而中国的“文化革命”则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以“文化革命”之名掩盖“政治大迫害”之实，这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当年同名政治运动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毛泽东的“文革”与苏联“文革”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愚弄、煽动和利用达到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程度，斯大林实难望其项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中苏两党及其控制下的极权社会其实有着文化特质上的重大区别，这决定了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玩弄数亿民众于股掌之上，而斯大林却不得不依靠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这一点可谓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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