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最有名的钢琴曲:中缅边界问题深度分析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孟族、掸族和缅族都曾在今缅甸版图内建立过相对强大的王国，但没有哪个王国曾经直接管理过今天缅北的所有地区，尤其是克钦地区。当然南边这些王国与北边中国的元明清等朝势力的影响都曾达到过这里的许多地方，今天基于不同国家立场对谁的影响更强可能会见仁见智，实际上在不同时代这种影响也是不断进退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当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开始在中缅之间形成时，缅甸已是英国的殖民地。真正把控制延伸到缅北并与中国发生矛盾的是英国人，而且英国殖民势力处于扩张期，相应的就是中国势力的退缩。然而中国与亲中国的当地土著一直在反抗，边界的划分也长期未定。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条线的中印段现在基本上是中印东段实际控制线，但我国并未承认。而中缅段在1960年实际上成为中缅两国正式划定的北段国界以前，中国也是不承认的，当时中国主张的是更靠外的一条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今天的密松恰好就在这条界线上。


　　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因此如今有人讥为“地图开疆”。但是当时英国人对今缅甸境内各族实行严格的分而治之，不允许缅族、哪怕是臣属于英国的缅族势力进入，所以那时这些地区的克钦等民族受英国影响固然很大（克钦人使用拉丁字母克钦文，并绝大多数信基督教，英文教育比缅文教育发达，至今不少地方懂英文的克钦人还比懂缅文的多），受中国影响，甚至受掸人影响（克钦与掸历史上就有混居现象，英治时对缅人进入克钦地区极力排斥，对掸人则相对宽松，今天这里的掸语地名很多就体现了这类历史因素）也很可观，但是缅族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中缅先后卷入的抗日战争又带来了新变化。一方面在抗战前期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另一方面抗战后期英美卷入，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而英国人参与甚少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的事实。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尽管国民党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包括亲中的和不亲中但也不附英的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不仅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阻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的多数时段由于当地民族追随中英两国抗日，克钦人军队尤其在抗日中立下赫赫战功，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受到日本利用，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和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加深了对立。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族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并且在战后的反英斗争中与同样争取自立的缅北少数民族有了联合的可能，但是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边界条约与缅共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主要的思路有二：一是通过尽量宽松的联邦制，以向少数民族放权来换取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认同。二是打“中国牌”，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搞定缅北。昂山本人力推第一种方式，于1947年独立前夕与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彬龙协定”。该协定不但给予各少数民族以极大的自治权，而且规定10年后这些民族如果仍无法与缅族共处，可以选择退出联邦。这就是今天缅甸各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法理理由。但即便条件如此优惠，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不愿接受。而更为不幸的是在彬龙协议刚签订不久，昂山将军就被暗杀，继任的领导人并未正式宣布废除这个协定，但却不予实行，使协定实际上成为废纸，导致少数民族强烈不满。


　　昂山之后的领导人吴努等转而借助“中国牌”，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缅北的力量，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此前在中国内战末期，国民党的败军退至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这虽然在南段边境（即东掸邦、佤邦一带）最为明显，北段的克钦地区其实也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新中国的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缅甸政府相当感激。到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新中国根基已固，需要承认的迫切性已经缓解，但当时国内因“人祸”导致的大饥荒和其他极左做法引起云南许多地方出现边民外逃，因此也需要解决边界问题。在这几年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是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留在了中国版图内。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就这样，一批中国人赶走了另一批中国人，不仅在地图上而且也在实际控制方面把当地交了出去。这个故事主要发生在佤邦，但在克钦地区也如此，笔者此次在密支那见到前缅共克钦族老干部吴茂银，老人就讲述了当时他的家乡其培一带中国人赶走中国人的故事。


　　这样划定了中缅边界后，缅甸控告当时的台湾当局“侵略缅甸领土”也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缅甸向联合国(微博)告状后，仍未被解放军赶走的一些国民党残军也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撤离前争议地区。而缅甸当时甚至还提出“修改”麦克马洪线，进一步索取该线中国一侧的独龙江地区，中国政府做自己的内部工作表示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反正“不承认”麦克马洪线，所以我们虽然愿意以该线为“基础”，但缅甸越过该线提出要求则是可以的。虽然后来缅方急于结案而收回了“修改”要求，但中国政府这种对“不承认”的解释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但不管怎样，中缅边界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如果从此两国果然“互不干涉内政”，后来的许多故事也就不会发生。尽管1962年后缅甸军人政变废除了“不成熟的民主”，独裁的军政府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即使在没有中国因素的克伦、克耶地区也出现了反抗，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抗争还是中国支持下的缅共发动的。1960年代，刚刚解决了“云南境外蒋军残部”骚扰问题的中国在极左思潮控制下又急于发动“世界革命”，以人力物力大规模支持缅共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但内地的缅共武装不久被打垮，缅共的“人民军”集中到缅北，先后在背靠中国的沿边一带形成了东北军区、中部军区、815军区与101军区等大片割据地带。它们是当时缅甸境内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也是今天缅北几支主要的“民地武”之前身。这些割据的中国背景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缅共中的中国知青”故事甚至已经成了知青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公平地说，当时中国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民族主义动机。中国支持缅共与缅甸政府打仗当然很难说是“不干涉内政”，但也很难说是国家之间的“侵略”。中国是打着“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左派的“普世价值”）和“世界革命”的旗号干预缅甸局势的。缅北的“人民军”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出钱出枪甚至出人（不仅派出顾问，大量干部战士是越境参加“革命”的中国人，甚至缅族的缅共领导层也曾长期居住中国并从中国返回），但中国并没有干涉缅共领导层的所谓“大缅族主义”。在缅北实际浴血奋战的非缅族将士与缅共高层的矛盾日渐发展。加上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决定与缅甸军政府修好，缅共因而被抛弃。到1989年缅共终于彻底失败并且不复存在。但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中国对此都没有做好善后工作，使得前缅共的四个军区蜕变而来的四支“民地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