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吉他谱c调:有失水准的国家博物馆

沈平子：一张照片拍摄时空的两种矛盾说法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正式向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配合袭击珍珠港，日军同时出兵中途岛、新加坡、马尼拉、香港等美英军事基地。日军侵占香港后，大肆搜捕在港文化界抗战爱国人士，中共党组织为保存这批文化精英、国家瑰宝，由东江纵队具体实施秘密营救行动。数十年来，有关中共党史、文史资料集和报刊资料中编辑、发表了为数众多的介绍、研究东江纵队史的书籍和文章，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众多与此相关的文章以更加快捷的速度和覆盖面，将七十年前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记录传颂着。 　　201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精装巨帙《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图集》（上下）面世，其中就有相关图文来展现、描述这一事件。查上册P.280中间刊布的一幅稍显模糊不清的图版下，注释文字为： 　　1942年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组织下，东江纵队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营救出来。图为从香港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的部分文化界人士。第二排左起：5.茅盾，6.凤子（女）；后排左2.戈宝权。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图集》上册280页版面，国家博物馆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内中所提三位文化人士，在各自的回忆文章中都对其亲历的这场行动有所记忆，连同这幅珍贵的合影照片分别收入各自的传记或纪念图集中，足见该帧照片具有何等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细读相应注释文字和对该照片进行辨识后，令人感到矛盾丛生、疑惑不解： 　　《茅盾》图集中的这张图片说明文字：“茅盾与参加文代会的部分代表合影。”指的是1949年7月间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所摄。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图集的说明文字：“1942年1月，戈宝权（三排左二）和茅盾、徐悲鸿、凤子、许广平、白杨等文化工作者在香港。” 　　《绮才玉貌：凤子图传》在《香港脱险》一节插图中的文字说明：“凤子香港脱险后与文化界领导、朋友合影。” 　　这是一组相互矛盾，时空交错而又语焉不详的文字记述，且还暂不能对照片中人物的准确位置标注作出更高的要求。仅仅半个世纪之后，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事件的当事人，所记录的情况竟是大相径庭，故而有必要对此展开一番探究，以弄清事件原委。 　　文化名人没有在东江游击区合影的可能 　　所幸的是，这张多达二十七人的合影照片并不鲜见。 　　除去前引《茅盾》、《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两册图文集外，郑尔康著《郑振铎》的图版说明文字：文代会期间，文艺界精英云集北平，盛况空前。这是部分代表的合影。左起前排：戴爱莲、凤子、白杨、舒秀文；二排：张瑞芳、沈雁冰、许广平、田汉；三排：徐悲鸿、曹禺，左五为马思聪；四排：戈宝权、郑振铎、洪深。 　　范达明编纂《曹禺》中的说明文字：1949年7月2日至17日，曹禺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文联常委，并与丁玲、何其芳等为文联编辑部负责人。 　　这样看来，关于此照的就有了拍摄于1942年香港脱险后和1949年7月间北平文代会期间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考察。 　　首先可以确定茅盾、戈宝权与凤子同一时期经历过秘密营救的史实存在，但能够同时合影的机会恐怕没有。据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1942年1月20日项： 　　下午三时，茅盾与德沚以及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二位持枪护送者和两位挑夫，一行共九人离开白石龙。临行前，向曾生司令员和林平政委道别，并表示感谢。走不多久，就遇到刚刚到达的凤子和剧团的一些演员，互相道声“内地再见”，就继续赶路。午夜时分，才停止行路，在山上的草棚里过夜。 　　凤子在《香港脱险》一文中也明确写道：她与“旅港剧人”十来个人是第四批翻越大雾山进入白石龙的，较茅盾夫妇等人的第一批要晚。这路途中的擦肩而过、互道珍重的短暂时刻，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乔装打扮成商人、农妇、难民模样，冒死赶路的一行人，可以身着西服、长衫和文工团员装束，笑容满面、时空交错地和分散各地的友人们聚首合影留念。理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间，照片中能够辨认出来的另外十一位人物活动行程如下： 　　郑振铎：埋名蛰居上海“孤岛”，“终日无事，惟读古书，写小楷耳。”（致唐信，参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 　　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拘押。（参见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徐悲鸿：脱离即将沦陷的新加坡，带着《八十七神仙卷》和十几箱珍贵的艺术品，登上最后一艘开往印度的巨轮，途中弃船经缅甸仰光转滇缅公路回国。在云南宝山应邀举办筹赈画展并游历大理等地，从事创作；（参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马思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8日离开香港，春节前辗转到达故乡海丰县。同夫人王慕理在海丰、汕尾演出小提琴独奏会；与堂弟马思周构思，为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主旋律填歌词。（张静蔚编著《马思聪年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戴爱莲：属于由水路东去，经澳门辗转奔赴桂林的较少数文化界人士之一。（《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田汉：在桂林参加援救和接待由港撤退来桂的进步文化界人士；（《田汉全集》第2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洪深：应新中国剧社负责人杜宣的邀请，偕妻女自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到桂林，导演李健吾的剧作《黄花》，并与田汉等接待自港来桂的文化界人士；（古今、杨春忠编注《洪深年谱长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曹禺：在重庆郊外的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职，从事《北京人》剧本的创作；（田本相，张靖编著《曹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张瑞芳：在重庆参加出演“中华剧艺社”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改编，孙师毅导演的话剧《大雷雨》，饰卡捷琳娜。（《张瑞芳年表》，收入姜金城著《瑞草青青：张瑞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白杨：在重庆一面主演沈浮编导的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一面筹备出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石川整理《白杨生平年表》，《当代电影》2010年6期） 　　舒秀文：在重庆“雾季公演”中参加演出阳翰笙编剧的《天国春秋》，饰演洪宣娇；（参见胡红《中华剧艺社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3月） 　　有了上述的史实对比，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该帧合影照片绝不是拍摄于1942年初的东江游击区。收入《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图集》上册内的照片及说明文字显然是误植、误注。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政协文艺界代表合影　　《曹禺》图集中的1949年7月文代会合影照片 　　1949年初，随着北平的解放，大批华北解放区和长期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陆续到来，与原来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形成中国新文艺大军第一批的大会合。经郭沫若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此议得到广泛赞成后，由原全国文协在平理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产生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同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照片中现能辨识出的十四位代表，徐悲鸿、凤子、戴爱莲来自平津代表团第二团；田汉、洪深、马思聪、戈宝权、白杨、茅盾、许广平、曹禺、张瑞芳、舒秀文、郑振铎则来自南方代表团第一团。他们属于被解放和有待解放的国统区文化界代表人士，其中的一些人，在随后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各协会中担负着领导的重任，如郑振铎、曹禺等为中国文联常委；徐悲鸿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马思聪为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汉为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 　　“革博”20年前就错了 　　笔者之所以倾向该合影拍摄于文代会期间而非随后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也是查阅了所能见到的相关图片加以比对之后得出的结论，如在《茅盾》图集中，一幅文代会小组会中茅盾站立发言，徐悲鸿坐着伸手取茶杯的瞬间留影，其着装恰恰与这幅27人合影中二人身着长衫相吻合；而其后政协会中的照片显示，二人则已分别身着中山装和西装了。 　　这幅合影有两种版本，通常刊布的是景深稍小，人物局部放大（或许经过剪裁），呈纵向七列排序的这幅。通过他们眉宇间自然流露的或英武或儒雅的神情，以及各自不同的着装，透露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信息与风貌，进而窥见他们繁复而微妙的内心世界；《曹禺》图集中署名“苏德新藏”的那幅，景深较大，呈现全景式，人物排列顺序与前幅大体相当，但面部表情显得有些严肃拘谨。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前幅中茅盾右侧的白杨站位较高，对后排的曹禺有些面部遮挡，故而重新调整了位置，后排人员也随之有所调整。构图虽妥，摆拍的痕迹也就重了些，加之后排左首的女士被树叶遮挡，也显得美中不足。能选择收入《曹禺》图集中，可能是考虑到突出曹禺的完整形象这一原因吧？这幅照片不常见，据上海洪钤女士函示，她曾见到过“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出版的《电影故事》1980年4期刊有类似这张照片的照片——人的表情和位置稍有不同。”从发表时间上看，是早于以后各图集的。但该杂志图片说明拍摄于“1950年第一次文代会”，自然，这在时间上也是不确切的。 　　关于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地点的错误，由来已久：早在二十年前由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70年图集》中，在P.627右下方使用的是同一幅图版，正可称是新版本失误之滥觞（是否翻拍自杂志中，也未可知）。历经二十年后的重新修订出版，该照除去注释文字略有改动外，一切如故。居然不察先期出版的《郑振铎》、期间出版的《曹禺》、《茅盾》等图集中均有标注文字较为准确、使用图版更加清晰的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是以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对文献的使用和新的研究动态把握上，显然有失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