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主力军（军史<3>）

（1927-1949）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在四个多月里迅速沦丧。1933年初，日军开始将侵略魔爪伸入关内，侵吞了热河省。1935年，日本又采用所谓"谋略"手段，以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方式开始对华北进行渗透，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攫取了中国华北大部主权，这就是日本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华北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向当地中国驻军宋哲元第29军发动进攻，29军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29军的奋起抗击则标志着中国人民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险。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了反应。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并郑重声明，取消红军番号，改篇为国民革命军，随时奔赴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了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性。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向国民党作出的重大让步之一。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篇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石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3个师和总部直属队：

　　 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红军第74师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副主任，辖第343旅、第344旅和独立团、教导队、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部。全师共1.55万人。 

　　 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2、第6军团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辖第358旅、第359旅及教导团、骑兵营、特务营、炮兵营、工农营、辎重营等部。全师共1.4万人。 

　　 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和陕甘宁独立第1至第4团及第15军团之骑兵团等部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辖第385旅、第386旅及教导团、骑兵营、特务营、炮兵营、工农营、辎重营等部。全师共1.3万余人。

　　 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4.6万人。

　　 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决定，从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各抽调一部共9000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 

　　 1937年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18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广大指战员的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下来。同年12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后曹里怀任参谋长。 

　　 红军主力改编完成后，国共双方又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达成协议。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2月上旬，军部命江南各游击队开赴皖南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整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赣东北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下辖第1、第2团，共2300余人。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等地游击队编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下辖第3、第4团，共1800余人。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副司令员谭震林，下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 

　　 第4支队，由鄂豫皖边红军第28军、豫南桐柏山游击队等部编成，司令员高敬亭，下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人。 

　　 军部机关、特务营980余人。 全军共1.03万余人，装备各种枪6200余枝（挺）。

　　 红军改编是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改编的完成使国共两党具备了实现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使红军更加适合于国共两党合作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然而，改编并不意味着红军的性质有任何变化，红军的名称虽然取消了，但八路军、新四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一点并未因改编而改变。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广大红军指战员脱下心爱的八角帽，换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服，准备奔赴抗日的战场。 

　　 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样也需要正确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就是持久战。持久战的基本内涵是，通过持久的抗战，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集聚自身的力量，并争取国际的援助，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滥调，全面深入阐明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坚定抗战军民的胜利信心，毛泽东以其科学的理论思维，结合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全军的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分析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从理论上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指明了持久抗战的胜利前景，并且从战略、战役和战术各个层次上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全国抗战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前景感到茫然的情况下，《论持久战》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解答了人们头脑中关于这场战争的种种疑惑，这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战略思想，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真正确立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 

　　 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上升阶段。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挺进华北、华中敌后，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成功地开辟了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自身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人民抗日武装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在此基础上，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予敌重创。 

　　 华南和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两翼，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同国内战争时期迥然不同，新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旧的敌人成了友军，作战地域是以前几乎未曾涉足的华北（后来又发展到华中、华南）。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迫切要求人民军队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他在1937年8月1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我军新的战略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在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解释说：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线和战略方针共同商量的条件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后来，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八路军（当然也适用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关于我军战略方针的完整、准确和简练的表述，至于"山地"二字的删除，是因为此时八路军已成功地将游击战争推向了冀鲁平原，"山地"已不足以涵盖八路军的游击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若干基本问题》、《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的任务》、《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文章，深入阐明党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对于统一全党全军认识，促成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迅速攻占了北平、天津，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投入30万兵力，沿津浦、平汉、平绥三大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屡战屡败，节节退却，华北战局危急。 

　　 为解救华北危局，八路军三个师不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于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此时，山西前线的国民党军正在纷纷退却，八路军的英勇挺进与友军的败退形成鲜明对照，因而八路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民将希望寄托在八路军的身上。 

　　 八路军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进入山西不久便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115师于9月中旬开抵晋东北地区。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八路军总部即令第115师侧击该敌。9月24日夜，林彪、聂荣臻率第115师主力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高地。25日7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地域，第115师发起突然攻击。经整日激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辆，缴获长短枪1000余枝，还有一些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一幅标有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目标的日文地图。

　　 平型关大捷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并且，这个胜利是在日军长驱直入，友军节节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取得的，因此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向八路军致敬和慰问的电报、函件，如雪片似地飞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 

　　 由于日军突破国民党军晋北防线，直趋太原，国民党军在太原以北忻口一带组织防御。八路军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进行忻口战役。10月间，120师在雁门关南北频繁设伏，歼敌数百人，击毁日军汽车、坦克、装甲车50多辆，切断了大同至宁武、忻口的交通线。10月19日夜，第129师第769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日军机场，击毁敌机20余架，大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至此，八路军三个师均首战告捷。

　　 在八路军的有力配合下，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日军阻于忻口以北。日军正面进攻不逞，遂改取迂回战术，另派两个师团沿正太路攻击晋东娘子关，以配合正面部队夺取太原。八路军主力遂南下正太路娘子关附近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犯。10月底至11月初，八路军各师连续取得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伏击战的胜利，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灭日军1800余人的胜利，显示了坚强的战斗力。忻口战役国民党军指挥官卫立煌将军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十分钦佩，他说："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绩最佳的战役。此役，正面友军英勇作战，坚守阵地达21天之久，八路军的有力配合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晋东娘子关失守后，忻口正面友军腹背受敌，被迫南辙。11月8日，太原失陷。由于国民党军纷纷南辙，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为主要地位。八路军结束了直接配合友军作战的阶段，转而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挥师挺进日军后方，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目标首先指向了山区。山区具有自然屏障，有利于八路军的隐蔽与机动，却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优势的发挥，因此毛泽东从全国抗战一开始就强调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确定八路军集中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但鉴于日军的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的姿态包抄太原，为避免陷于日军迂回包围之中，毛泽东早在平型关战斗之前，即果断变更部署，改集中配置为分散配置，指示八路军各师分别转至山西四角的管涔山、吕梁山、恒山南段和太行、太岳山脉。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山西四角实施战略展开，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

　　 第一个山区抗日根据地是聂荣臻领导创建的以恒山山脉为依托、以五台山区为中心的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平型关战斗后，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奉命率该师独立团、骑兵营等部约3000人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带的五台山区。同年11月7日成立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次年1月中旬又在河北阜平选举产生了第一个边区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标志着八路军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辟，对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晋察冀根据地尚未完全形成之际，日军便调集2万余人，于1937年11月对根据地实行八路围攻，企图将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晋察冀军区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集中力量打击敌之一路。经一个月作战，歼灭日军2000余人，粉碎了敌之围攻。

　　 在晋察冀根据地之后陆续建立的山区抗日根据地，还有贺龙、关向应领导第120师创建的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根据地；刘伯承、张浩领导129师创建的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罗荣桓领导115师主力创建的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根据地。日军对这些根据地同样进行了大举围攻，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其中，第120师于1938年2月至4月粉碎日军五路围攻，歼灭日军1500余人，一举收复宁武、神池等七座县城。1938年4月，第129师在国民党友军配后下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长乐村一战歼灭日军2200余人。第115师于1938年3月取得隰县午城、蒲县井沟战斗的胜利，歼敌1000余人。

　　 此外，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冀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蓬勃发展起来。在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发动和领导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等十大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十支较大的抗日武装，共4万多人，并在全省十几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后，挺进冀鲁平原的各部队在当地人民武装的配后下，不仅巩固扩大了冀南根据地，还开辟了冀鲁边、冀鲁豫、冀中根据地；与此同时，山东各支人民抗日武装也整编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 

　　 至此，华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已由山区扩展到平原，初步形成山区与平原相互依存、相互策应的广阔的敌后战场。 

　　 同时，根据毛泽东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2月由南昌迁至皖南歙县岩寺（后又迁至泾县云岭），各支队分别向皖南、皖中集结，准备向日军出击。

　　 向皖中集结的第4支队于4月进抵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地区。5月12日，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歼灭日军20余人。此为新四军出师敌后第一仗。蒋介石闻讯，致电嘉奖。6月17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告捷，歼敌20余人，击毁汽车4辆。这是新四军出师江南第一仗。

　　 尔后，新四军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第3支队开赴皖南，第4支队展开于皖中，先后取得新丰、句容、永安桥、清水潭、马家园、棋盘岭、三十里铺等战斗的胜利，并粉碎了日军对小丹阳地区的"扫荡"；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7年9月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与日伪军展开英勇斗争，共作战1780次，歼敌5.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枝（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基本形成。八路军、新四军也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

　　 敌后战场的形成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进展。它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已以独当一面的战略姿态屹立于敌后，侵华日军从此陷入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两面夹击之中。敌后游击战争对日军的牵制和消耗，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因素。

　　 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其根本经验就是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地说，就是：贯彻了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适时实行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坚决执行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日军连续攻陷了华南的广州和华中的武汉两个大城市。日本的政治诱降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离重庆，公开判国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抗战，但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有所减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共、防共、溶共"的方针，反共倾向明显加剧。

　　 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提出新的对策。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定要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责无旁贷地由八路军承担起来。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和日军先"扫荡"平原后进攻山区的企图，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作出重大决策：以八路军各师主力挺进冀鲁平原，这是八路军第二次也是更大的一次挺进平原的战略行动。 

　　 1938年12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29师主力一抵达冀南平原，便投入了激烈的反"扫荡"作战，经3个月100多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其中第386旅陈赓旅长指挥的香城固战斗诱歼日军200余人，成为诱伏战斗的范例。

　　 贺龙、关向应指挥的第120师于1939年1月下旬进抵冀中平原，同冀中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会合，成立以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并组成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冀中各项工作。在连续粉碎日军三次围攻之后，4月下旬，第120师又在齐会地区冒着毒气与日军激战三昼夜，歼敌700余人，创下平原歼灭战的范例。此战贺龙师长亲临前线，中毒负伤。 

　　 第115师主力在该师政委罗荣桓率领下，于1939年3月初进入鲁西平原。3月4日，首战樊坝，全歼伪军1个团800余人。4月，取得陆房突围战斗的胜利，歼灭日军1300余人。同年夏季又先后取得鲁西反"反荡"和梁山战斗的胜利，予敌重创。日军第114师团中将师团长沼田德重在鲁西被击伤致死，日本皇族长田敏江少佐则在梁山被击毙。8月，八路军第1纵队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领导山东与苏北及冀鲁边区部队。同时，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任书记，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工作。10月，八路军第1纵队机关与山东纵机关合并，组成统一的指挥机关；第115师主力由鲁西进入鲁南，创建鲁南根据地。

　　 第115师第344旅一部由代旅长杨得志指挥，于1939年2月由晋东南进入直南（今河南濮阳、内黄、滑县一带），随后扩编为冀鲁豫支队。1940年4月与八路军第2纵队会合，组成新的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政委。同年5月，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南下豫皖苏，杨得志率余部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斗争。

　　 在晋察晋的平西地区，以八路军第4纵队为基础的"冀热察挺进军"于1939年2月组成，萧克任司令员，执行"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任务。 

　　 八路军主力挺进平原，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不仅发展了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巩固了平原抗日民主政权，也帮助当地部队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为长期坚持平原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八路军主力也在平原地区得到壮大，如第120师由挺进冀中时的6000余人发展到2.1万余人；第129师和第115师也都得到发展。

　　 1939年夏，华北日军将进攻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为此，八路军除将第115师主力继续留在山东之外，命第120师和第129师主力返回山区。第129师返回太行区后，粉碎了日军5万人的夏季大"扫荡"。歼敌2000余人。9月下旬，第120师由冀中返回山区的途中，在河北灵寿县陈庄伏击"扫荡"之敌，歼敌1280余人。11月上旬，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冬季反"扫荡"战斗中，连续取得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胜利，歼敌1400余人，其中黄土岭一战歼敌900余人，击毙日军"山地战术家"、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不幸的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抢救黄土岭战斗伤员时，手指划破被病毒感染，11月12日病逝于河北唐县，时年49岁。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使中国人民至今仍在对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缅怀不已。在黄土岭战斗后不久，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及晋冀豫军区各一部发起邯长战斗，歼灭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使太南、太北两区联成一片。

　　 1939年和1940年是华北敌后战场斗争十分激烈的两年。据统计，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 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然而，这些"扫荡"均一一被英雄的八路军所粉碎。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八路军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使华北各根据地在巩固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日渐巩固。八路军自身也迅猛壮大。到百团大战前夕，八路军总兵力已将近40万，装备各种枪近20万枝（挺）、炮240门，并拥有晋察冀、恶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五大块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举足轻重的一支武装力量。 

　　 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既定部署，新四军承担着"发展华中"的重任。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专程由重庆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发展华中的问题。他提出的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依据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实践证明，这是对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一个重大而正确的决策。

　　 所谓"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把江北地区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重点出击京沪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并造成国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就是巩固军部所在的皖南和业已开辟的苏南茅山根据地。由于这个方针符合华中和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得到新四军很多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领导第1、第2支队积极执行了这一方针，4月间以一部控制了丹阳以北的沿江地区和地处江中的扬中全岛，并成立苏北特委，为渡江北进创造了条件；5、6月间，以叶飞等部东进，夜袭浒墅关车站和上海虹桥机场，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尔后，又以一部渡江北上，控制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造成了跨越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为后来开辟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3支队和军部直属部队坚守皖南阵地，其中繁昌保卫战连续击退日军五次进犯，使日军损兵近千人也未能得手。第4支队和由第4支队一部扩编的第5支队分别进入津浦路东西两侧地区，挫败了日伪军和顽军的频繁进攻，建立了皖东根据地。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于1938年9月进入豫东，随后向皖苏交界地带发展，至年底建成了豫皖苏根据地。1940年2月，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致力于巩固豫皖苏边区。1939年1月组成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向豫鄂边区挺进，6月改编为豫鄂挺进支队，次年1月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仍由李先念任司令员，豫鄂边根据地同时形成。

　　 从1938年底到1940年初，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华中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规模以及新四军的兵力都有了显著发展。新四军已由1938年底的2.5万人发展到5万余人，但是华中敌后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12月至次年2月，刘少奇在这里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着重讨论了华中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和华中的实际情况，中原局认为，新四军如向西发展，将会受到国民党军第1、第5战区的限制，且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苏北地区全部为敌占区，只有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力量较弱。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政治上有理，对抗战有利。同时苏北靠近山东，新四军发展苏北可与山东的八路军互为依托，互相策应。据此，中原局决定华中新四军执行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刘少奇并建议中共中央令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协力开辟苏北。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中央同意。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1.2万余人由冀鲁豫边区南下，7月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尔后，第4纵队又抽出一部，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各一部编成八路军第5纵队。7月，开辟苏北的计划付诸实施。陈毅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北渡长江，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由南向北的前进阵地。9月，黄克诚率第5纵队东进开辟了淮海区根据地，从而建立了由北向南的前进阵地。10月，陈、黄两部协同作战，一举击攻顽军韩德勤部的进攻，取得黄桥反磨擦战役的重大胜利。10月10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以北白驹镇胜利会师，终于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为了统一对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领导，1940年11月在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由于贯彻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成功地坚持了皖南，巩固并扩大了苏南和皖中根据地，发展了皖东、鄂豫皖边和豫皖苏边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成为坚持华中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0年上半年，德国军队横扫西、北欧，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日本决心趁西方大国无力东顾之机，南下太平洋，夺取它们在东方的殖民地。为放手南进，日本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日本的扶持下粉墨登场，日蒋双方代表也在香港进行着秘密媾和谈判。一时间，妥协与投降的乌云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在华北，日军疯狂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八路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 

　　 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消除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破袭正太路战役，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 

　　 8月20日晚8时，八路军参战部队同时向当面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打响后，许多部队自发地投入战斗，以致实际参战兵力大大超出计划，达到105个团（约20万人），于是"百团大战"这个响亮的名字就叫开了。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描述说：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形成了战场。"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20－9月10日）为交通破击战，重点破击了正太路、同蒲路、白晋路、平汉路与德石路等重要交通线；第二阶段（9月20日－10月5日）主要是攻坚战，消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第三阶段（10月6日－12月5日）主要是反击日军报复"扫荡"。

　　 在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第35师团步兵旅旅长饭田泰次郎少将以下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亦付出重大代价，计伤亡1.7万余人，2万余人中毒。 

　　 百团大战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中国抗战面临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形势下取得胜利的，因而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全面建设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人民军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为人民军队提供了发展良机。在错综复杂的新的战争环境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和加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利用作战间隙整训部队，加强军队院校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军队建设的新鲜经验，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机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广大党员的共同努力实现的。在军队中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是坚持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也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军队中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9人组成，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37年12月决定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任命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也受中央军委统辖。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改组为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任书记。在领导体制上，八路军、新四军除接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分会的领导之外，还就近接受所在地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导，主力军接受所在地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

　　 根据1937年5月中共中央苏区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八路军、新四军还在师以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设立不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党在该部队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八路军115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组成，林彪任书记；120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任书记；129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任书记。1941年2月7日，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决定在八路军主力军团以上、地方军分区以上部队中一律成立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各部队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军政问题。各级军政委员会通常由该部队军政主官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组成，主席一般由政治委员担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并将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同年4月，各师都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在党委制中断的情况下，军政委员会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尤其是加强军队内部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保证在政治思想上实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排除阻力，成立和恢复了各级政治工作机关。1937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对外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任弼时任主任（任不在任时，由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根据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于1937年10月在八路军中恢复因国民党干扰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兼任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各级政训处一律恢复政治部（处）名称。不久，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又任命了各旅政治委员。

　　 为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并使之制度化、正规化，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布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目的是加强和规范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同时也是为了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提供一部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文件，供全国所有抗日军队参考和借鉴。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又批准颁发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部条例旗帜鲜明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思想与组织建设问题，弥补了上一部条例的不足。 

　　 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这对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 

实施战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

　　 1944年，美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发起越岛进攻，切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并向日本本土推进，从中国大陆起飞的美国飞机也不断轰炸日本本土及其在中国台湾的军事设施。 

　　 日本为救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孤军，摧毁位于中国境内的美空军基地，从国内及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抽调51万兵力向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发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以及浙江作战。

　　 这次作战波及10多个省，除安徽、江西、贵州3省失地因日军退出被国民党军收复外，其余7省中包括郑州、洛阳、许昌、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温州、福州等大中城市在内的149个县市沦入敌手，沦陷国土2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450万。正面战场的又一次大溃败，全国人民及美、英等国无不感到震惊和失望。 

　　 国民党军的大溃败使得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重任更大程度地落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中共中央发展河南、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下，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7月，冀鲁豫军区增派部队南下豫东，会同当地武装在新黄河东西地区建立了8个抗日县政权，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从7月底开始先后派出5批部队开辟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间建立了7个抗日县政权，开辟东西宽70余公里、南北长达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8月中旬，新四军第4师主力从淮北西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打退日伪军及国民党军的进攻，建立了第2专署和8个抗日县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在恢复豫皖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自9月初起，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陕甘宁边区相继派部队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地区和新安、渑池地区建立了20个县、300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河南，打通中原的战略任务。

　　 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扩大对日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决定八路军第359旅分批南下湘粤边，配合东江纵队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11月9日，第359旅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三越铁路封锁线，1945年1月在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随后南渡长江，转战湘鄂赣边，并一直打到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派新四军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1师先后派两批部队共6个团从苏中渡长江南下，与在苏南和浙东的新四军会合，开辟了拥有10个县、100多万人口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县城60多座，收复国土24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900多万，进一步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主要交通线和沿海地区。至8月初，解放区面积达86.4万余平方公里，占关内沦陷区的80％，人口1亿多，占关内沦陷区的57％，军队发展到93万余人，民兵扩大到220多万人，拥有长短枪42万多枝。轻重机枪1万余挺、各种炮700多门、掷弹筒3000多具。这就为展开全面反攻，打下了胜利基础。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隆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规定了解放区的军事任务，即："动员军队与人民，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至大反攻前，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90万人，拥有各种枪43万余枝（挺）、各种炮475门、掷弹筒2600余具，控制着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南、浙江、淮北、淮南、皖江、豫西、鄂豫皖、湘鄂赣17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9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民兵达218.7万余人，控制县以上城市100余座。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和敌后解放区的发展，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美国随即出动数百架B－29轰炸机，轮番轰炸日本本土，并于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美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百万苏军进军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投降。同日，朱德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除被国民党军包围者外，应立即向解放区军民投降。解放区军民随即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起全面反攻。 

　　 全面反攻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向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线进军。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次日，再次电示各区党委，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并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同时，延安总部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93万多军队和220多万民兵在根据地亿万人民的支援下，立即进攻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占城镇与交通线，并向大中城市推进。山东军区部队攻占县以上城市22座，包围了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徐州等城市，切断胶济、津浦等铁路线。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及县以上城市13座，包围北平，攻入天津及河北省会保定和石家庄等重要都市，切断边区境内的所有铁路线。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攻克县以上城市25座，逼近河南省会开封和新乡、归德（今商丘）等城，切断同浦、平汉、陇海、德石等铁路线。晋绥军区部队攻克县以上城市7座，逼近山西省会太原，攻入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切断同浦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河南军区部队克县城两座，向郑县（今郑州）西面和南面的铁路线推进。新四军攻克县以上城市17座，攻入芜湖，逼近上海和湖北省会武汉、江苏省会南京、浙江省会杭州等大中城市，切断津浦路南段和沪宁、沪杭等铁路线。华南抗日游击队攻克县城1座和许多据点，切断广九铁路。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收复了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等57座城市，解放了东北全境。 

　　 第二，夺取中小城市，控制广大乡村。 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逼近大中城市时，日本于8月14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宣布投降，这正是人民抗日武装夺取大中城市的有利时机。然而，国民政府与美日伪勾结起来，使人民抗日武装夺取大城市之计划不能实现。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命令蒋军加速向沦陷区推进，抢夺抗战果实，同时又令日伪军拒绝向抗日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并要他们守住占据地区，等待蒋军受降。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武装缴械。对蒋军以外其他军队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在美蒋日伪勾结的复杂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决定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而以必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中共中央认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只能得些小城市与乡村。"得不到大城市，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叫做无可奈何。力争的东西似乎争不了，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新方针指导下，各军区立即调整部署，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外，主力转取中小城镇和控制广大乡村。至日本签字投降，又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攻克县以上城市57座及港口城市秦皇岛、烟台等地。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攻克县以上城市15座和一些重要集镇。华南抗日游击队攻克许多小城镇。 从全面反攻开始至日本签字投降，在不足1个月的全面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抓住战机，积极地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进攻，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多座，一度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向大中城市退却。据不完全统计，共歼灭日伪军7.6万多人，缴获长短枪7.3万余枝，轻重机枪900多挺，各种炮160多门，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三，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在中国战场上被人民抗日武装包围的日伪军拒不缴械投降，还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继续打击日伪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 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继续英勇作战，一面抗击向解放区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一面继续打击不向我军投降缴械的日伪军。至年底，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又从日伪军手中攻克县以上城市90多座，以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城镇，完全收复了热、察两省和晋、冀、鲁、豫4省广大地区，使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打通了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一面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又积极进攻日伪军，又攻克县以上城市8座和许多集镇。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反攻，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座，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在这一阶段作战中，人民抗日武装共歼灭日伪军32.2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7万多枝，轻重机枪4100多挺，各种炮1100多门，攻克县以上城市100余座。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0余万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多枝、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抗击了58％－69％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