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小卢卡斯转会:名人最后的日子（舒绣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4:59:13
舒绣文最后的日子
中山日报
舒绣文
这位病人就是影剧表演艺术家舒绣文。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舒绣文曾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照和安排下被送到上海做了心脏手术。健康状况略有好转的她准备在话剧事业上大干一场，但她刚刚回京，便赶上了这场浩劫。
由于长时间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舒绣文的心脏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不久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
一天下午，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来到“人艺”院内，力竭声嘶地叫喊：“舒绣文，快下来接受批斗！”令人揪心的喊声惊动了单位的同事们。有位胆大的同事挺身而出说了一声：“她病得太厉害了，没法下楼。”
“没法下楼，今天就是爬也得爬下楼来！”正吵闹着，楼上的门忽然打开了，舒绣文出现在门口。只见她脸色灰黄，浑浊的双眼已经没有了一丝光彩，脸上干瘪得吓人，腹部因腹水而鼓胀得几乎撑破衣服。她吃力地扶着墙，喘着粗气，抖动着双腿，一步一晃地走下楼来。还未等她站稳，几个造反派便冲上去将舒绣文恶狠狠地推进一间屋里，“啪”地一声关上门，紧接着，粗暴的打骂声一阵阵传出来，屋外的同事们不忍闻听，纷纷落泪。
舒绣文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在同事们的一再呼吁下，舒绣文终于被送进了同仁医院。她是一级演员，按规定应住单间病房。但她现在成了“黑帮”，只能住在七八人一间的大病房里。当时，她唯一的儿子舒兆元也受牵连被打成“狗崽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只有舒兆元的女友曲青云前来陪床。病房里有一位病友是家庭妇女，孩子多，生活困难。住院期间还每天与前来陪床的小女儿一起给服装厂钉钮扣。舒绣文非常同情他们，她不顾曲青云的劝阻，硬是从每月自己仅有的60元生活费中拿出20元送给她们。其实，舒绣文这60元除了买饭菜外，还要买许多药品，自己已经十分困难了。
舒绣文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一直给舒绣文看病的那位老教授因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送去揪斗，医院给舒绣文换了一个年轻的医生。一天舒绣文突然无法排尿，极大的痛苦使她脸上淌下豆大的汗珠。曲青云马上去找那个医生，医生来后只是看了看便摇了摇头要走。曲青云赶紧拉住他，求他想办法。那大夫便在舒绣文腹部开了一个洞。黄色的液体喷射而出，舒绣文顿时轻松了许多。然而第二天，舒绣文的肚子胀得更厉害了，她忍不住喊了起来。
1969年除夕前的一天下午，人艺的领导们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喜笑颜开地来到医院探望舒绣文。军代表郑重其事地向舒绣文宣布说：“舒大姐，我代表北京人艺全体同志向您祝贺，您被解放了。”
“解放了！”听到这话，体弱得无法站立的舒绣文激动得一下站起身来。她瞪着眼睛，嘴唇微微颤动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天上午，舒绣文忽然发现自己脚底下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许多水。仔细一看，发现是腿上流下来的。原来严重的腹水已将她的腿撑破，黄水一股一股地从腿上淌下来医生看到这一情况后，轻轻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对曲青云悄声说：“没法治了，你们准备后事吧！”曲青云马上给还在农村的舒兆元打了电报，催促他快点回来。然而，正被监视劳动改造的舒兆元却不能回来。
到了晚上，舒绣文更是坐立不安，她一直不停地念叨：“怎么青云还不来看我？”最后，她终于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好似已经进入梦乡。大家见她安静下来，便都各自去睡觉。突然，舒绣文猛地翻身坐起，大声呼喊着：“兆元，兆元——”病友们被她惊醒，纷纷坐起来。这时，舒绣文又瞪大眼睛，一会儿喊兆元，一会儿又喊青云，大家顿时不知所措，连护理员也被吓呆了。
被疾病和临终前的痛苦折腾了一整天的舒绣文，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此时，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在离开尘世之前看一眼自己的亲人。
第二天一早即3月17日7点15分，舒绣文在受尽了“四人帮”和病魔的百般折磨之后，带着她那无尽的遗憾和对未来依旧美好的憧憬溘然长逝，终年54岁。
我的母亲舒绣文
舒兆元
1953年，舒绣文和5岁的舒兆元在上海
大导演张骏祥曾经评价：“绣文最大的优点，是有充沛的激情。”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身体孱弱的舒绣文是以燃烧自己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舞台和银幕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角色。作为舒绣文唯一的儿子，舒兆元直到母亲去世后，才知道自己一段特殊的身世。他与母亲的情感，由此也增加了一份沉甸甸的内容———
为舞台而生
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1年了，但她的名字却没有消逝在历史的尘烟里。有人说，阮玲玉是默片时代最辉煌的明星，而舒绣文是有声片时代最出色的女演员，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妈妈是当之无愧的。1931年初，明星电影公司拍了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正是我妈妈。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应该是中国第一位配音演员。
其实从客观条件上讲，妈妈并不具备当演员的先天优势：她个子不高，长得也不算漂亮，文化程度也只有小学毕业，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但她虚心好学。从1935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3年时间她一共拍了11部电影。虽然在许多影片里并不是主角，但她却塑造了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抗战爆发后不久，妈妈来到重庆。在那里她演了《棠棣之花》、《虎符》等很多话剧。那时有一种说法：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是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有人说，论漂亮，秦怡第一，论演技，舒绣文则是第一。
如果说早期妈妈还把演戏当成谋生手段的话，那么到了后期，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一行。妈妈的遗物中，有一对紫红色的响板，多年来她一直珍藏在礼品盒里。这副响板是妈妈1947年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演王丽珍的道具。电影里的王丽珍是个交际花，有一段跳西班牙舞的镜头。西班牙舞节奏快、动作难度大，而那时妈妈已30多岁，导演蔡楚生原想找个替身。可是妈妈说：“我就不相信我自己学不会。”妈妈特地找了位白俄舞蹈家学习西班牙舞，早晚练功，所以响板已被汗水和手指浸磨得闪亮。妈妈的一番苦心的确也没有白费，她塑造的“抗战夫人”王丽珍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经典形象。
1948年5月，妈妈和顾而已、孙道临、欧阳予倩等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一起转移到了香港。妈妈在九龙买了别墅，香港的电影公司也争着和她签长期合同———妈妈本来可以在香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当她接到周恩来邀请她到北平开第一届文代会的信息时，
在重庆时，因为条件差、气候潮湿，妈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了风湿性心脏病。1950年，妈妈发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气短得日夜不能平卧，一连几天坐着过夜。她身体状况不好，加之当时政工干部进入电影界，适合她的角色比较少，她就投入到译制片。那段时间，妈妈为《安娜·卡列尼娜》、《母亲》、《乡村女教师》等多部外国电影配了音，这几部电影在当时也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
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拍电影很累，大家觉得舞台剧可能相对轻松一些。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1957年她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相继出演了《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关汉卿》里的朱帘秀、《伊索》里的克丽娅，《北京人》里的愫芳，创造了又一个艺术高峰。1962年的冬天，妈妈坚持演完《骆驼祥子》的最后一幕，当幕布拉上时，体力不支的她一下子晕倒在台上。
孤独的内心
到了北京一年后，妈妈与爸爸的婚姻关系也解体了。我的父亲叫吴绍苇，是山东人。吴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做钱庄生意，父亲是吴家唯一的儿子。当时父亲在重庆上大学，学校经常组织话剧演出，会邀请话剧界人士到校内做指导，父亲是个活跃分子，与应云卫导演这些人都很熟，也是由这些人介绍和母亲相识的。父亲毕业后也在重庆开钱庄，算是个商人。
现在看起来，父亲对母亲应该是一种迷恋与崇拜兼而有之的感情。母亲的演出，他每次都会去看。而母亲对待这段感情，理性的成分可能更多一些。她当时年纪也不小了，之前又有过几次不如意的感情经历。父亲家境好，人又很可靠，从世俗的眼光看，他们算是身份相当，电影界的朋友也看好这段婚姻。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平静，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的小争执。但是吴家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对母亲一直不太接受。他们也不怎么来往，这算是他们婚姻的一个小阴影吧。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在上影厂做制片主任，上影厂早期的很多电影都是爸爸当的制片。1957年，母亲要调到北京人艺时，父亲说上影厂的工作离不开，得在上海待一年后再说，可是他们在第二年就离婚了。母亲去世之后，我到上海问父亲：“你们当年为什么离婚？”父亲说：“你妈妈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我得仰头看她了，我越来越累……”
的确，母亲到了北京后，身份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她很快入了党，其后又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在文联、剧协、妇联、友协有了一大堆头衔。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时代注定没什么前途，而他本人又是不太张扬的人，所以两人差距越来越大。母亲好强，政治上很革命，父亲的性格与母亲相反，他性格温和、不爱表达，也是很循规蹈矩的一个人。他们在一起时，母亲很忙，家里的事情都是父亲在操持。与母亲离婚后，父亲又再婚，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1977年去世。
妈妈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很少见她掉眼泪，她也不会轻易地把内心世界展露给别人。此后，人艺的那些老人也曾热心地为妈妈张罗，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虽然方方面面关心她的人不少，但是那时的妈妈太耀眼了，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从妈妈十几岁起，她就扮演照顾别人的角色，自己却没有一个可以卸下重负、让自己得到栖息的一方天地。在外人面前，她还是那个热心侠义的“大姐”，可是没有人能看见她内心的伤，她把所有的痛都留给了自己，这也是我现在每每想起来最心痛之处……
最后的岁月
对于妈妈的风湿性心脏病，当时医学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医生说不让她吃盐，她就坚持不吃，以至于后来头发全白了。1964年，听说上海华东医院可以进行这种手术，在总理的过问下，妈妈到了上海。手术那天，妈妈的心脏打开后大出血，主刀的老专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旁边的年轻助手，手套都没来得及戴，直接把双手泡在消毒水里，紧急上台给缝上了，救了妈妈一条命。
回北京后，妈妈的身体有了起色，甚至后来还能骑自行车上街。可惜不久，“文革”就开始了。妈妈成了第一批受害者，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好几个罪名。妈妈成为被批斗的靶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早年曾与江青一起登台演过《大雷雨》，那时各种“革命组织”一片混乱，目的也各异，但都希望妈妈能亲口说出“蓝苹”这个名字。妈妈说与不说都是更大的灾难，所以她只能以沉默应对。另一重因素，大家都知道妈妈和周总理夫妇的友谊，很多专案组也想从她那里找到不利于总理的材料。妈妈很清楚这一点，无论“造反派”扇她耳光还是拳打脚踢，妈妈都只字不提。
在这样的身心摧残下，妈妈的身体彻底垮了。她很快肝硬化了，两条腿肿得发亮，脚也穿不上鞋子，想躺一会儿也躺不下去，只能坐着，但是她每天还要挣扎着参加“学习”。我们住史家胡同56号，到人艺500米的路她要走1小时，只能摸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有一天，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人艺，被“造反派”看见了，把妈妈打了一顿后，又给她加了条“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罪状。那天晚上，我见妈妈一直没有回来，就出门去找，结果在路上看见她正艰难地往回爬……
不久，我也被打成“狗崽子”，赶到农村改造，妈妈的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在一次“学习班”上她又发了病，还是导演欧阳山尊用三轮平板车推她进了医院。可是在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同仁医院里也是两派斗争激烈，给她看病的老医生也被揪斗。妈妈时常排不出尿来，肚子肿得很大，只能坐着，小腿也胀得裂开流水，抹上的龙胆紫和着渗出来的液体流到地上，染成一片紫色，来看望她的欧阳山尊叔叔不禁泪流满面。在最难熬的那些日子，我曾不止一次地跟母亲说：“给总理打个电话吧！”但妈妈坚决反对。
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一大群男男女女突然出现在医院。其中一位是军代表，他跟妈妈说：“你解放了！”妈妈听到后，第一个反应是摸着毛主席的像呜呜地哭了，交出了和周伯伯、毛主席全部的合影照片以及来往信件，之后又突然大笑起来，这场面让旁边的很多人都掉了眼泪……不久，我所在的农场给了我一天假，我去医院探望妈妈，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但见到我精神特别好。
以往每次妈妈进了医院后，我就盼着开春，春天来了，就意味着她又熬过了一年。可是1969年3月，北京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54岁的妈妈却再也没撑下去。我接到电报后从农场赶到医院时，她的床已经空空荡荡……妈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妈妈去世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在“文革”期间被迫写的很多“交待材料”，我也很意外地发现，关于我的身世，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妈妈并不是我的生母。妈妈身体不好，始终不能生育。我的生母和她是很好的朋友，生母之前已经有了4个孩子，发现怀了我之后不想要，但母亲劝阻了她。我是1948年在上海出生的，生下6天后，妈妈就把我抱回了家。
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对妈妈的爱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更增加了我对她的爱和怀念。在妈妈生命后期，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的感觉更加强烈。她的病友后来告诉我，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晚上，突然坐起来大喊“兆元！兆元！”——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还是我！（《三联生活周刊》）
阴间？阳间？
——影星舒绣文之死
曲青云
舒绣文是我国影剧坛屈指可数的几位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她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的王丽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还曾在话剧《骆驼祥子》、《伊索》、《北京人》等十几台话剧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十年浩劫中，舒绣文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心脏病严重恶化，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69 年3 同17 日逝世，终年54 岁。10 年以后，舒绣文的追悼会才得以举行，追悼会由邓颖超同志亲自主持。
十年浩劫犹如一场狂风暴雨。刚刚动过心脏大手术的舒绣文在这场大风雨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一天下午，在人艺楼道里的一间空屋中，气势汹汹地来了几个“革命派”，他们冲着楼上狂吼：“舒绣文下来接受批斗！”当时不知谁说了句：“她病了，恐怕不能下楼了！”“不能下楼？爬也要爬下来：”舒绣文听到叫喊从楼梯上走下来了。才几天不见，人们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脸色灰暗，双目深陷，两颊深深地凹陷了下去，胸部以下却鼓鼓的（此时她已有腹水）。她一只手扶着墙壁，张着发青的嘴唇，移动着颤抖的双腿，她每走下一步台阶都那么因难、吃力??她什么人也不看，低着眼皮被那群人拖进了空屋，紧接着怒吼、嘲骂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剥夺了舒绣文养病的起码条件。她每天要去剧场向夺了权的“革命组织”报到，要参加劳动，随时接受批斗??对于这段经历，当时还是舒绣文儿子舒兆元的女朋友的曲青云，用她饱含血泪的笔，将它记述下来：
弄不清人艺有多少群众组织，只是每天都看到一些新面孔来逼婆母写认罪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不知重复写了多少遍。批斗她时，这个组织还没结束，那个组织又来揪斗。特别是有几天，批斗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无论婆母怎样低头认罪，怎样挨打，他们还是说婆母不老实，勒令每天到剧院去劳动改造。婆母患风湿性心脏病，刚刚在上海做过大手术。大夫不同意她出院，她硬是坚持着出了院，还承担了许多工作。不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精神上的打击和长期没有得到治疗和休息，婆母得了肝硬化，两条腿肿得象两桶水，脚也穿不得鞋了，想躺一会儿也躺不下去，只能坐着。大夫给她开了“长期卧床休息”的证明，但无人理会。有人还说：“不管你能不能走路，就是爬也要爬来！”在那种情况下，谁敢不服从，婆母急得没有办法。
兆元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婆母达到人艺。造反派看见她从车上下来，过去就打了她两个嘴巴：“你真会享福呀！为什么不走着来？”“我走不了。”“走不了就爬着来，听见了没有？”说着又给婆母一脚。婆母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元钱给蹬车的工人。“混蛋！”啪的一声，棍子正打在婆母的手上，疼得她跌倒在地上。随后，“舒绣文还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大标语，大字报，漫画等等贴了满墙。广播里一个劲的喊叫着，“舒绣文要低头认罪……”夜幕降临了，婆母还没有回来，我和兆元悄悄地去寻找。啊！那不是婆母吗？她正在艰难地往回爬着。“妈！”兆元几步跑过去将她扶起来，使劲一背，把妈妈背回家。婆母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只喝一口水便趴在桌子上了。她躺不下去呀！后来就由兆元用自行车推着她去挨批斗，才免邀更多的麻烦。
1968 年的冬天很冷，北风呼号，人们都在屋子里取暖，唯有像婆母这样的“黑帮”在外面接受劳动改造。一天，他们叫婆母在外面替他们刷大字报，她刷呀，刷呀，直到冻僵了也没人理。婆母终于昏死过去了，手里还死死握着浆糊桶和一把掉了毛的扫帚。
婆母进了同仁医院。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们当时都在忙忙碌碌地搞运动。
给婆母看病的老大夫由于够上了“权威”，被揪斗了，给婆母换了一位年轻大夫。有一天婆母突然排不出尿来，肚子胀得油光瓦亮的。婆母难受极了，满头大汗珠子，她哼哼着，两手使劲抓住我的手叫我救救她。我急得没办法。一位好心的护士把这个年轻大夫找来了，大夫背着手看了看又走了。
我急忙追出去。“大夫，请千万想办法，行行好吧！她会胀死的！”我哭着请求。一会儿，这位大夫突然喊护士准备给婆母做手术。他们在婆母的肚子上打了一个洞，黄色的水立刻就像喷泉似地向外喷，流了好多好多。婆母那难过的脸上浮起了笑容：“好多了，谢谢大夫！”我们也都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可第二天，婆母的肚子胀得比以前更厉害了，她难受得喊啊，叫呀！我的心简直快碎了。我又跑去找那位大夫，他说：“我已经给她动了手术。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难道就让她这样等死吗？”
我大声抗议，他理也不理就走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婆母胀死，不顾一切地去找那位被批斗的老大夫。他正在打扫厕所，我跑过去，喊着：“老大夫快救救命吧！”我含着眼泪将婆母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听后带着歉意告诉我，婆母的病，绝对不可手术。既然已经弄到这种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注射“汞撒利查碱”，不过得到外面去买。我感激得恨不能给这位老大夫下跪，可他没等我拜谢，就走进厕所去干活了！我深深地给老人家鞠了一躬.便快步走出医院。
为了买这种针药，大小医院我全去过了，回答都是没有。直到天很黑了，才在一个小门诊部买到一盒药。忖过钱，我飞一样地跑回了医院。一针打下去，没过半小时的工夫，尿就排出来了，婆母苏醒过来了。这盒针药来之不易，不到特别难受时，婆母决不动用。这盒针药，婆母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凉在窗户外面，怕在屋里放坏了。直到她去世，还有三针没舍得用！“汞撒利查碱”，我至今记得这药的名称。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们都下乡插队去了，我的身体不好，一直没去。后来，在婆母的支持和鼓励下才到河北省插队落户。
快到春节了，我心里惦记者婆母，提前回京，放下行李就赶紧奔医院，到医院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病房，看见婆母安静趴在床上，两手抱着枕头，头支在枕头上，随着呼吸微微地颤动着。我一阵心酸，说：“阿姨，给兆元打个电报叫他回来吧！”“是啊！按说是该让他回来的。可他们能让兆元回来看我吗？不要拍电报叫他了，省得他不安心。”
听了这话，我更难过了。
我在医院时，有一次来了几个说是外调的人，他们让我把婆母带到小会议室。婆母自己不能走，他们就把婆母架着走，我跟在后面。他们不让我进小会议室，把门“呯”地一声关上了。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先是听见他们粗声大气的喊叫：“说不说?? 快说??”随后就是“啪啪”打耳光的声音。
这声音撕着我的心，我不忍心再听下去，哭着跑了，在离小会议室不远的拐角里等着。约莫过了两个小时，这些人才出来走了。我赶紧跑进小会议室，看见婆母跪在地下，蓬头垢面，老泪纵横。“阿姨！”我哭着跑过去，一下子抱起她放在沙发上，母女俩哭作一团。婆母边哭边告诉我说：“他们逼我写周总理的材料，我死活不写，他们打我，骂我，我就是不知道。”
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下午，忽然来了一大群男男女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军装的男同志，年纪大约40 岁左右，胖胖的，怀中还抱着一个毛主席的全身像。不知是谁作了介绍说：这是咱们的军代表。“舒大姐，你好啊！”“啊！我好！您这是??”婆母惊奇得睁大了眼睛。“舒大姐，我是代表人民艺术剧院的全体同志看望您来了，并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解放了……”
“啊！是真的吗？”婆母问。“是真的。”大家一齐回答。“解放了！”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啊！它就像一声惊雷，把婆母震得一下子站起来，紧紧握着军代表的手，热泪夺眶而出：“啊！我解放了，解放了！??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吗？”婆毋放下军代表的手，又摸着毛主席的像，呜呜地哭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着婆母。突然，婆母大笑起来，这带着哭味的笑声，使旁边的人都心酸地流下了眼泪。我害怕婆母精神失常，一个劲儿劝她冷静。
兆元突然回来了。母子见面，真是亲热极了。婆母含着眼泪搂着儿子亲了又亲，这天兆元陪着婆母在医院呆了一夜，第二天告别回去了，那儿只准他一天假！
春天来到了。听人讲，病重的人如果能拖过春节，冰消河开后，就没有多大问题了，我真希望是这样。婆母这几日身体见好。精神更佳，每天吃得很多，见别人吃什么，她就想吃什么。不仅胃口好，而且还要上床睡觉。这也有点奇怪了。别人偷偷告诉我，这不是好兆头，是回光返照。我有些紧张，赶紧给兆元拍了一个电报，让他赶快回来！等了几天，不见兆元回来，我没有主意。
“青云，你看我脚底下哪来的这么多的水？”我低头一看，可不是吗？
我没有多想，赶快用拖把拖干净了。到了下午，婆母又说脚下有好多水，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婆母的裤腿已经湿了大半截了。我赶快找来了大夫，检查发现是婆母腿肿得太厉害了，把皮陕撑破了，黄水从里面像小溪似地向外淌着。太可怕了！“大夫，请想办法治一治吧！”大夫说：“这还怎么治呀！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快给她准备后事吧！”“什么？准备后事？”我一下懵了，半天才缓过劲来，又给兆元拍了封加急电报。
快到半夜12 点了，婆母突然坐起来，大喊道：“快开门！快掀帘子！我弟弟赶着马车来接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往外看，哪来的马车？婆母折腾了一夜，早晨7 点15 分去世了。
上午10 点钟左右，兆元才回来。我母亲一见他就哭了。此时兆元方知道妈妈已经离开了人间。他哭着跑到医院，医院的大夫不让他看遗体，原因是面部很难看，怕他受刺激。无论他怎样求情，都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回家。
婆母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常务理事，但当时却没有可能给她开一个追悼会，而且不让留骨灰。我和兆元只好趁他们不合，用手帕包了一些骨灰带回家。
时间如流水，一晃10 年过去了。这10 年中，我们一直为婆母的平反奔波，直到打倒“四人帮”后的1979 年5 月15 日才终于为婆母召开了追悼会，由邓颖超妈妈亲自主持。啊，可盼到了！那时，我们的大女儿已经6 岁了。
我不迷信，可我相信婆母一定会知道这一切的。（作者是舒绣文的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