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y wong是什么意思:第一次看死刑执行

     　在老人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死刑的执行总是充满着恐怖，好象被杀的也并不总是坏人，在古典小说里，执行死刑的场面每每让人感到毛发倒竖，常会害怕地合上书本，不忍猝读，又挨不过好奇心的煎熬，只好壮了胆子再向下翻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前南斯拉夫一个作家在其所著的短篇小说里所描写的一个中古时代的死刑执行，刽子手用一根木桩从犯人的肛门插入，用大锤一下下楔进，直到木桩从犯人的肩部顶出来，然后将木桩立起，专业的刽子手会不让木桩伤及犯人的要害部位，犯人往往要数日后才会断气。比起中国的凌迟处死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老家的镇子上，也听人反复讲起过解放后在沂河的河道里枪毙反革命的故事，因为是对事件的回顾，其真实性自然又比小说更近了一步，人们提起那次执行枪决津津乐道，说当时那个行刑的解放军战士如何窝囊，打了四枪没伤着皮毛，被一个排长上前一脚踢开，然后亲自动手，不过他也打了三枪才最终了事。
　　“枪毙XXX打了七枪！”这后来成为当地最精彩最经典的故事而久传不衰，目睹过这一场面的人们在讲述时充满了自豪，他们因见证而倍感荣耀。
 　　这件事当时轰动的范围有多大现在无可考证，至今我还记得人们讲述中的是那个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姓吴。事件被人们讲述的多了，内容自然也更加生动、精彩，如开始第一枪响过后那个犯人趔趄了一步，但没有倒下，第二次枪响，犯人还回头看了看，第三枪、第四枪，犯人好象呆了似地直挺挺站在那里毫无反应，而排长上去的第一枪只是打飞了犯人的半个耳朵，第二枪犯人是倒下了，但是还在地上乱动，那位排长又近前朝胸口补了一枪才完成了任务。与后来枪毙人犯明显不同的是那时瞄准的是胸膛而不是脑袋，距离也较远而不是后来的那样将枪口放在犯人的脑袋上。这一事件更成为领导干部开展革命教育的鲜活教材，直到文革中，领导干部在大小会议上诅咒阶级敌人的时候还喜欢说“让他象吴XX那样去死吧。”象吴XX那样去死所引起的威慑，足以让那些有一丁点儿反革命念头的人恐惧上半年。
　　在看过几部小说、听过若干故事之后，突然听说县城里要枪毙犯人了，而且是一次枪毙两个！乡下人喜欢看热闹，执行死刑的场面更是人涌如潮，那正是在文革中期，71年前后吧，我家远离县城，正是初中上完后失学失业百无聊赖的时候，便和几个年纪相仿的朋友一起去城里看死刑。
　　“公判大会”的场面是非常熟悉的——被组织起来开进会场的各行各业的人们，铺天盖地的标语和拳臂如林高呼口号的场面，然后是犯人们被五花大绑着拉上台示众，被处死的犯人是很容易被认出的：两边两个绑架他的解放军战士脸上一定是捂着个大口罩，还有就是犯人的背上高高耸立着一个楔形木板做的“亡命牌”，上面有被处死的人的名字，名字上还有还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X”号，至今这个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死刑示众形式在县城这一级仍经常看得到。
        为什么要捂个大口罩？有几个版本的说法，一是说做这个差事不太体面，不好意思让人认出，二是说怕被犯人的脑浆子崩到脸上，第三个版本的说法更是一种迷信，说是怕被犯人记在了心里，将来会在阴间地府找他理论或者干些骚扰之类的营生。
　　犯人们在台子上哈腰低头，等待着他们的罪行被一一述说完了，然后被拉上大卡车，死刑犯是一人占据一辆卡车，后面几辆车上则是陪上杀场的被判有期徒刑的犯人，然后是长长的政府官员和警戒战士的车队，这时，看热闹的人们便兴奋起来，紧张地互相追问着：“刑场在哪儿？”这个问题通常是没有人能回答的，具说连那些大卡车上的枪手都不知道，刑场通常在前一天就勘察好了，但是通常要在县城周围的几个不同的地方布设几个假刑场来迷惑群众，那些插着红色小三角旗的场地通常是假的，而真正的场地是从不暴露，只有那个在车队面前开道的摩托车手知道。
　　车队缓缓在城里兜着圈子，向人们展示着罪犯们的恶行与丑态，当车队出了城，走到一个地方，领队的摩托车手停住下了车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刑场了。
　　在那之前，这些事情都是听说，今天亲眼身临其境，看着大卡车上架着的那挺黑黝黝地机关枪，心中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那天我骑着的是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越是紧张它越是掉链子，为了上链子，两手搞的全是油污，也没有纸擦，看来想跟着车队跑到刑场是没戏了。
　　当车队缓缓行进快出县城西门的时候，突然我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老者，在车队前面一个拉死刑犯的大卡车旁边小跑，一边高举着一个酒瓶子在晃动。车上边的那个犯人发现了他，但是有一根绳子深深勒在他的嘴里，一些白色的泡沫和血迹从嘴角流淌出来，他在车上频频向老者转头，好象在试图说点什么，但是马上他的头被两边的战士扭过去，并被死死按住在大卡车的驾驶棚上。
　　“这个人好象不太服罪。”有人看着他这样说。
　　“是呀，我也看得出来。”
        “听说他是因为倒腾粮票！”
　　车队慢慢来到我面前，那位老者从我身边走过，这时有一名警察过来猛地将那位老者推开，然后被拉走了。人们有的在摇头，有的在叹息。
　　“糊涂呀糊涂，这是什么场合？能容许他给儿子酒喝？”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
　　“唉，父子之情，舔犊之心，舔犊之心啊。”
　　人们能评论的，只有这些了。
　　车队出了西门，速度猛然加快了，人们知道那是要去真正的刑场了，便一窝蜂跟在车队后面拼命的跑，这时我那不争气的自行车链子又掉了。
　　当我来到城西白马河鞍子桥边的时候，死刑已经执行完了，两具尸体躺在河边的一块空地上，一个脑袋几乎没有了，脖子以上红白色的一片，另一个还有半个后脑，“亡命牌子”还压在各自身上，两张芦席扔在尸体的旁边。原来搞不明白一颗小小的子弹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就象在脑袋里炸开了一样，后来才知道因为枪口离脑袋太近，是枪筒里强大的爆炸气流随弹孔进入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战战兢兢地看过这个令人恶心的场面，回到路上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手里拿着酒瓶跟着车跑的老者，正蹲在路边遥望着尸体流泪，怀里还揣着那个酒瓶子。
　　“他不该死，不该死啊！”他不时擦着泪水，嘴里喃喃地重复着，我只听见他在那里“粮票、粮票”地嘟囔着，也没有人理会他，大多数人在远远地观望着，没有听到人们对死者罪行的评判。
　　回到老家的镇子上，布告已经张贴在大街上了，我近前去看了看，排名第二的便是这位老者的儿子：“XXX，小埠乡XX村人，……”读完了这短短的几行，我知道他所犯的罪行是“投机捣把”，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他“捣卖粮票共计七百余斤。”
　　人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议论最多的是死刑犯临刑前的表现，“XXX有种！致死不低头。”“XXX是个松包，听说下了车就尿了裤子。”，“XXX的最后几步是被拖着走的，他已经被吓瘫了。”
        “你知道吗？被枪毙人犯的家属还要交5角钱的子弹费哩！”还有人煞有介事地介绍着这样的“内幕”。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评判这起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件是否荒唐，象这样的案件无论在当前的中国或者以后的中国是永远没有机会得到所谓的“平反”了，有人用一句高深莫测到难以捉摸的话去描述那个混沌时代的司法状态：“杀的好放的对死的也光荣”，这个无缘无由无因无果无是无非难得糊涂类似佛家偈语的评判，体现了众生之中的智慧、无奈和冷漠，至今，神仙也难以用精确的语言来解析这句偈语背后深层次的涵义。
         “粮票”是个什么东西，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已经全无印象了，至今，我还珍藏着许多，数量足以让当年XXX这样的糊涂蛋家破人亡。它和当年的那些“布票、油票、红糖票、猪头票……”等等等等记录着一个缺吃少穿的时代，我期待着这些粮票在猴年马月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会给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让我失望的是至今这一时刻还遥遥无期。每当我看见它们，总是让我想起那个时代和发生在那个时代的这起案件，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要告诉当今社会上对“粮票”全无知晓的许多人，在当年的中国，曾经有人为这十几克重的纸条丢掉了性命。  2008年5月写于北京六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