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山水的经典诗句:精确预言“文革”暴风雨的人：我就是反三面红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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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预言“文革”暴风雨的人：我就是反三面红旗

2012年02月13日 10:07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柴静

核心提示：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年2月6日第12版作者：柴静原题为：《顾准：精确地预言“文革”暴风雨》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做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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