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指迷居士准么:张之洞：近代钢铁工业创始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9:48:46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这些讲话，肯定了在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创始方面，张之洞功不可没。
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业企业，被誉为“钢铁之父”；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
张之洞对近代企业的贡献
一、张之洞不愧为“旧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张之洞（1837—1909），原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士宦家庭，13岁考中秀才，15岁又考中第一名举人，成为“解元”；1863他进京会试，考中了“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后来一度成为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健将之一，开始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深得主政的慈禧太后的赏识；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跻入了地方督抚实力派的行列；1884年又署理两广总督，直接参于中法战争；后来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直到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
汉阳铁厂：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是发轫于广州而展开于武汉。1889年，正当他认真总结中法战争的教训，积极在广州筹建枪炮、炼铁、纺织诸厂时，清廷调他担任湖广总督。由于接任的两广总督对办厂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上述诸厂，经过清廷的批准，便随着张之洞迁建到武汉，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设备，也陆续向武汉起运，近代工业一直冷落的武汉三镇，从19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出现大办近代工业的繁荣景象。
张之洞在武汉期间，主要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纺织官局等三大近代工业。
湖北枪炮厂：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产地
首先是湖北枪炮厂的建立。1890年他选定汉阳龟山北麓为厂址，派专人督工监造，除在广东订购的机器设备外，又制造添购了不少新机器，开办经费70余万两平银，常年经费50万两平银左右，1890—1897年间，共实用库平银2100943两。厂内分厂林立，先后设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厂、枪弹厂等等，规模宏大，全部员工估计在3000人以上。机器设备先进，聘有德国技师担任新技术指导，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和快炮，所造的口径7.9厘米步枪，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该厂年生产能力可造枪5000余支，枪弹380余万颗，各种炮150尊，各种炮弹45万余颗；从1894年开始投产至1907年的10余年间，共造步马枪11万余支，枪弹4000余万颗，各种快炮740余尊，前镗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余颗，各种枪炮器具钢胚44.6万余磅，无烟火药27万余磅，硝镪水200余万磅。这个厂生产的军火，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当时李鸿章创办和控制的清政府最大的军用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后者在1867—1894年的28年间，总共只造成各种枪51285支，各种炮583尊，而且式样都很陈旧。难怪张之洞1903年在两江总督任内，狠狠批评江南制造总局:“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7枝，一年只能出枪2000余枝，既不合算，且于武备大局无裨。火炮厂所造车炮，亦不尽适用。”〔1〕
其次是汉阳铁厂。这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二个近代大工业，1891年1月动工建造，厂址也设在汉阳龟山脚下。至1893年冬，各分厂陆续建成，包括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子钢厂、轧钢厂、铁货厂等6个大厂，以及机器、铸铁、打铁、鱼片、钩针、打铜、翻砂、木模、锅炉等8个小厂，拥有化铁炉2座，炼钢炉4座，并另设洗煤机、炼焦炭炉，共用去经费计库平银5829629两。大冶铁矿工程也同时兴建，运矿铁路、铁桥、开矿机器、轧铁矿轧灰石的机器、起矿机器房及沿江码头等，都已修建安装完毕。江夏马鞍山煤矿亦已开通出煤，张之洞打算先购买湘煤、外国焦炭与马鞍山煤渗用，以应急需。全厂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全部购自英、德等国，并聘用30—40名外国技师，主管技术指导。1894年6月，化铁炉正式出铁，日产50余吨，多时可达60—70吨；炼钢炉也开始出钢，各厂机器均开始运转生产。至1895年10月中旬止，全厂共生产铁5660余吨，钢1390余吨。由于经费困难，焦炭成本太高和钢含磷率高不宜轧钢轨等原因，铁厂生产不得不宣告停顿。张之洞被迫于1896年5月14日，札委盛宣怀对铁厂实行官督商办。1908年3月，盛宣怀在对铁厂进行整顿扩建的基础上，又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起来，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商办，进入汉阳铁厂的发展高峰。在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年产钢7万吨，拥有工人约3000余人；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50万吨，拥有工人1000余人；萍乡煤矿年产煤60万吨，拥有工人3000余人。这个企业在当时，不仅是武汉地区和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在远东和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比日本1941年兴办的八幡制铁所规模要大得多。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尽管在他手里的实绩不大，后来的发展也不够理想，但客观上对武汉地区乃至全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因而张之洞后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2〕
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三个大近代工业。
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张之洞的第三个大近代工业
汉阳钢铁厂 湖北兵工厂近景 汉阳兵工厂
1890年，湖北织布官局正式成立，厂址选定在武昌文昌门外，1891年1月1日开工建厂，5月至10月，英国机器设备陆续运到，1893年1月，正式投产。全局拥有布机1000台，纱锭30000枚，工人2500名，并聘用外国技师数名作技术指导，全部费用共计银1279375.11两。1893—1901年间，官布局共生产原色布330916匹，斜纹布11785匹，棉纱135702担。
官布局投产后，所出纱布，产销两旺，供不应求，每年都有盈余，促使张之洞决心增办南北两纱局。他于1894年，向英国订购纱锭9.7万余枚，以及各项机器全套。次年4、5月间，所订机器陆续运到，北局先行建成，于1897年正式投产，拥有纱锭60656枚，工人1600名。开始是官商合办，后商股要求退出，成为官办。南局因经费难筹，始终未建成，所余纱锭40800枚，一直堆搁在上海，后廉价让给张謇、盛宣怀各半数了事。纱局费用共计银1087422.54两。
湖北缫丝官局，筹建于1894年，局址设在武昌望山门外，属官督商办性质，开办费6—8万两，拥有缫丝车308台，工人300名，每日能制成上等品30斤，普通品近20斤，用湖北当地原料，制成品全部运销上海。
湖北制麻官局，1898年设立，局址在武昌平湖门外，拥有制麻机40台，均购自德国，开办费用共花银70余万两。建厂安机费时5～6年始建成，拥有工人463名。原料用湖北生产的zhù＠①麻，产出的各色麻布麻纱等，销于汉口市场。
布纱两局，开始几年虽有盈余，纱局1899年也曾获利5万两。以后由于外资纱厂的竞争，加上管理不善，纱布滞销，两局出现亏损，产品积压，资金运转不灵，被迫先后停产，丝、麻两局也被波及，同时停工。于是，纺织四官局，不得不于1902年由粤商韦柴封、邓纪常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接办，租20年。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又聘租给徐廷荣等人组织的楚兴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最大的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张之洞花去近400万两白银，历时5、6年，艰苦创建的这一庞大近代纺织工业，虽然成效不大，但在武汉地区四局均属首创，织麻局更属全国首创，这对武汉地区近代化，乃至全中国的近代化，其影响无疑是不小的。
张之洞让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气蓬勃的局面
除以上三大近代工业外，张之洞还在武汉地区先后兴办了近10个中小型近代工业，作为三大工业的卫星群。与此同时，他还全面推行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气蓬勃的局面；特别是由张之洞主持的1897年4月动工修筑、1906年全线通车的芦汉铁路，更起着全国近代化大动脉的重大作用。
张之洞：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
在短短的10余年间，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兴办的大小近代工业，共投入资金达白银1700余万两，职工总数最多时达16000余人。这一兴办近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在晚清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显然呈现着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为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国家日益积弱积贫。鸦片战争后，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探寻“自强”、“求富”的道路，张之洞是其中著名的倡导者之一。毛泽东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汉阳铁厂从创办到衰落，走过48年的风雨雨，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高大的门楼和钢模，无声地述说着汉阳钢铁发展的悠久历史。
时光穿过尘封的厂房，链接百年钢铁企业的兴衰。
汉阳铁厂的辉煌，如今只能在博物馆的墙上找寻。
汉阳钢厂就要整体搬迁到江夏，这本是件单纯的事。然而，因其前身为汉阳铁厂，这事儿就显出不一般了。
日前，记者来到汉阳月湖畔龙灯堤，试图穿越时空，探访汉阳铁厂的辉煌与沧桑。
华夏钢源凝结中华民族百年自强梦
在汉阳钢厂门前，竖立着一个门楼，上书“汉阳铁厂”四个繁体字。门楼左边有一个巨大的钢模，数吨重的钢模被安放在一块基石上，上面镌刻着“华夏钢源”。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馆长顾必阶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原汉阳铁厂的厂址。
走进门楼，抢入眼帘的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半身塑像，伫立在右边一片花丛中，两眼深邃地注视着前方。左边有一个巨型钢模。道路两边是一些钢雕，都是各种各样的生产设备，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油漆。
进入厂区内，许多货车正等着运送钢材，穿制服的工人在盛钢桶前忙碌。现在的汉阳钢厂已让人看不到任何当年汉阳铁厂的模样。
顾必阶解释：1938年，日军大规模入侵武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汉阳铁厂整体搬迁至重庆渡口，不能搬走的厂房全都炸掉了。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政府在原汉阳火药厂遗址上重建汉阳钢厂。现在，最老的厂房、机器，也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
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百余年后，中国钢产量已居全世界第一，汉阳钢厂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只能算是小兄弟。
历史遗梦十里长廊奠基现代制造业
汉阳铁厂的雄姿已无处找寻，在晴川阁下游留存着一座百年老码头，曾是专供汉阳铁厂运输矿石和钢铁的。百余年潮涨潮落，码头上历历在目的铆固件依旧散发着黝黑的光芒，无言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自强、求富”，在武汉大力推行兴实业、办教育等新政，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形成蔚为壮观的十里“制造工业长廊”。现代制造业的兴起，直接成就了张之洞的“湖北新政”。
顾必阶介绍，1894年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当时有很多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其中仅卢森堡就有14人。1994年，武汉纪念汉阳铁厂投产一百周年，欧洲卢森堡大公国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武汉—卢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有关人员赠送了该国专家当年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和资料。
1994年，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成立，里面保存着研究张之洞最全面的史料。
保护遗产让博物馆述说沧桑钢铁史
多年前，汉阳钢厂就被规划为居民区，北区地段已被开发商购买。
“不能让汉阳铁厂就这样被拆掉！”近年来，顾必阶与他的同事们四处奔走，目的是在原厂址上建立工业博物馆。
“汉阳铁厂记录着辉煌的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我们不可以这样短浅地看待工业遗产。”博物馆的老职工晏端林说。
2005年8月，国家两院多名院士建议，利用废旧厂房建工业博物馆，是一件有利子孙后代的大事。
今年5月30日，武汉市就工业遗址的保护开展调研，冯天瑜、皮明庥等知名专家建言，城市发展的文脉应该留下来，应当建立一个工业博物馆。但工业博物馆建在哪儿？一种意见是将遗址迁移到龟北路段，另一种是在汉阳铁厂原址上进行开发和利用。
顾必阶他们到处游说：“沿龟山西至赫山路段是曾经的十里工业长廊，保留着众多遗址，如果利用原址开发利用张之洞工业遗产，无疑是代价最小的。”
汉阳铁厂钢铁出口总量长期以来等同中国钢铁出口总量
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铁厂界碑
镇馆之宝——欧仁·吕贝尔资料集
刘谦定向记者讲述“定汉神铁”的往事
卢森堡14名专家在汉阳铁厂留影
▲国际友人赠送的比利时列日大学纪念章
1890年筹建、1894年投产的汉阳铁厂，横亘清末民初，其亚洲第一的规模与雄强的工业精神曾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也曾有人形象地形容汉阳铁厂及“汉阳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从辛亥革命第一枪到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以至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都少不了“汉阳造”的身影，而汉阳铁厂的钢铁出口总量长期以来等同于中国钢铁出口总量。
汉阳铁厂及汉阳兵工厂等曾经汇聚了英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等各国工程技术专家达50余人，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钢铁巨擘，也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滥觞。
汉阳铁厂与“汉阳造”也为几千年来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充满诗情画意的汉阳注入了刚劲的现代工业气质，并成为汉阳乃至武汉不可磨灭的城市烙印。
近日，随着P(2007)008号地块，原汉阳钢厂地块以13.53亿元拍出，3887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再创汉阳新高，激起了社会对汉阳钢厂乃至整个汉阳房地产区域的关注。五一前后，本报特走访了汉阳铁厂故地及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并访问了有关专家学者，为读者解读一座厂与一个城背后的故事。
“定汉神铁”与厂址探源
在绿荫华盖的龟北路，一尊被称为“定汉神铁”的巨大的圆柱形铁砣静静地卧在路边的蔓草间。引领记者前往现场察看的武汉民俗学家刘谦定介绍，这是当年汉阳铁厂厂址的唯一现存物证。关于这尊“神铁”的来历，曾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一说为投产后的第一炉铁，由于铁质不纯，废弃不用，凝成现在的样子；另一说为辛亥革命爆发时，工厂工人为避战火离岗，最后的一炉铁水凝结而成。比较得到专家认可的是后一种说法。他进而介绍，当年汉阳铁厂在选址时，由于武昌城繁华，且有长江阻隔，交通不便，汉口的地基太软，因此最终选址在龟山北侧，并陆续沿汉江向上游建设了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一系列近代制造工业，蜿蜒十里，蔚为壮观，后人形象地称之为“汉阳制造工业长廊”。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1890年筹建，1894年炼出第一炉铁，到1924年陷于停产，民国以来，一直战乱，未能达成恢复生产的愿望，到抗战西迁入四川，汉阳铁厂设备迁至重庆大渡口重建，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厂。未能迁走的厂房烟囱等为避免落入日军之手，予以炸毁——一代雄厂在时代的变迁中终成废墟。
到建国后，汉阳铁厂原址上建立了国棉一厂，原来的汉阳火药厂旧址之上陆续建成了汉阳轧钢厂（1952年），汉阳钢厂（1958年），后来两家合并为汉阳钢厂。由于与汉阳铁厂具有地缘及一定的历史传承关系，汉阳钢厂后来被视为汉阳铁厂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当然，这更多是在精神意义上的。而汉阳铁厂更多成为国人一种留在记忆中渐渐模糊的时代印记。
梦回一代雄厂
建国后，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汉阳铁厂与“汉阳造”渐渐成为历史名词，并没有人去关注其背后的意蕴。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汉阳铁厂与“汉阳造”在因缘际会的时代背景下，再度成为武汉人、国人乃至国际友人关注的焦点。而国人再度回望这段历史，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国际友人的促成离不开的。
比较早的时候，是在1988年，一位曾在汉冶萍公司任职的比利时矿师的后裔来汉阳钢厂寻访其祖辈的足迹，并留下一块纪念章给当时的厂长做纪念，上面铭文为列日大学（Université de Liège），据相关人士回忆，这位后裔是在位于比利时的该校任教。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事例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
真正促成“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的落成，是1994年，汉阳铁厂开炉100周年之际，中卢展览的开幕。
1994年，在纪念汉阳铁厂投产一百周年之际，欧洲卢森堡大公国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武汉——卢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引起极大反响，汉阳铁厂再度进入国人视野。同时，卢森堡有关人员到汉阳钢厂寻踪访问，并赠送该国专家当年拍摄的汉阳铁厂历史照片与资料。当年的卢森堡专家欧仁·吕贝尔先生曾先后担任汉阳铁厂高炉炉长、总工程师、驻欧洲全权代表。在汉阳铁厂工作的卢森堡专家达14人之多。
在随后汉阳钢厂领导回访卢森堡的过程中，卢森堡欧洲国家博物馆珍藏的有关汉阳铁厂的百年珍贵史料，令人大开眼界。曾与汉阳铁厂颇有渊源的卢森堡一家大型公司总裁亲自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客人，并当即表示把欧仁·吕贝尔根据在华期间经历所写《游华日记草》及相关文献资料、相片汇集成册，全部复印装帧赠送给中国客人。这套珍贵的资料如今保存在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内，成为海内孤本和镇馆之宝，其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巨大。记者在博物馆看到，这套资料为红色封面装帧，虽为复印件，但装祯仍然十分精良，图片尚称清晰，16开本，厚逾寸，内文德、法双语（卢森堡官方语言为德语、法语），内有大量图片、当时报章、合同、草图等资料。
随后，有关部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均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主题博物馆，来见证这段宝贵的历史，并填补城市乃至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于是，汉阳钢厂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及照片，其中三件为镇馆之宝：欧仁·吕贝尔资料集、铁厂界碑与张之洞手书牌匾。
人文价值与城市底蕴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落成后，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为博物馆作序，著名城市史专家皮明庥为“汉阳铁厂”门楼题写纪念碑文，市政协主席刘善璧为“汉阳兵工厂”门楼题名。初具规模的“汉阳制造工业长廊”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地名标志。来自国内民间组织、企业、媒体以及国际友人、企业乃至外交部门的相关人士在此领略汉阳铁厂当年的风采。
去年4月3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朱晓东博士专程赴博物馆考察，并指出：汉阳铁厂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发源地，是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应当加大宣传力度，他还建议在适合的条件下，将国际“4·18古迹遗址保护年会”定在武汉召开。
而近年来，对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日渐提上日程。200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载文：留住工业遗产的足迹。该文呼吁全社会提高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认定评估工作，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博物馆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省市各大媒体的众多报道，博物馆的有关资料图片也多次被国家发改委和市区有关部门作为“武汉新区”和地区特色文化在境内外宣传及招商中使用。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馆长顾必阶向记者表示，珍视汉阳铁厂的这段历史，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经济，促进国际友好关系，以及研究近代史、钢铁史、城市发展史、辛亥革命史等都很有意义。
他指出，国外对这些方面都很重视。如历史上曾与汉阳铁厂有合作的德国锡根公司就曾与重庆钢铁厂接触，想买回当年的汉阳铁厂内迁至于该厂的轧钢设备，留作历史见证，当时由于这些设备仍在投入生产，厂方婉拒了这一提议。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厂区有各自的发展方向，馆方也考察过北京的798等国内在保护运用旧有工业遗存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也非常希望在陆续搬迁的汉阳钢厂厂区能够留下旧有的时代印记，保留城市记忆。
著名武汉城市史专家皮明庥也认为，如果将工业文明元素融入汉阳风景区，将是很好的题材。
为此，顾馆长也提出一些设想，如能否保留、改造部分旧有厂区，建立工业博物馆，包括工业机械、军工、纺织、建材、造纸、玻璃等工业博物馆区。并依据铁厂界碑、神铁、码头、火药厂碾盘、牌楼、石料码头等实物，形成一条工业走廊观光带。这些想法也通过汉阳区政协向市政府进行了反映。
据悉，市有关领导近日将赴汉钢进行调研，就该区域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
汉阳铁厂成为国人记忆中渐渐模糊的时代印记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1890年筹建，1894年炼出第一炉铁，到1924年陷于停产，民国以来，一直战乱，未能达成恢复生产的愿望，到抗战西迁入四川，汉阳铁厂设备迁至重庆大渡口重建，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厂。未能迁走的厂房烟囱等为避免落入日军之手，予以炸毁——一代雄厂在时代的变迁中终成废墟。建国后，汉阳铁厂原址上建立了国棉一厂，原来的汉阳火药厂旧址之上陆续建成了汉阳轧钢厂（1952年），汉阳钢厂（1958年），后来两家合并为汉阳钢厂。由于与汉阳铁厂具有地缘及一定的历史传承关系，汉阳钢厂后来被视为汉阳铁厂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当然，这更多是在精神意义上的。而汉阳铁厂更多成为国人一种留在记忆中渐渐模糊的时代印记。
寻找张之洞：晚清名臣墓穴被挖 尸骨命运多舛
张之洞（1837～1909），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2007年，张之洞的遗骨被找到。左二即为当年的埋骨人张执信。李丙杰摄
1909年10月4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溘然辞世，身后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
99年后，2008年10月4日，河北省南皮县，一片被冬小麦和棉花包围的农田里，举行了一个特别的葬礼。在“文革”中被掘出并一度失踪的张之洞遗骨被重新安葬在他最初下葬的地方。这是张之洞的第四次葬礼。
常言道，盖棺定论。尽管张之洞生前便是毁誉参半，人们还是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百年间，不但对他的评价大起大落，就连他的尸骨也难以逃脱历史风潮的侵扰。
是谁在1966年掘了张之洞墓?在消失了41年后，他的尸骨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在张之洞的故乡，有一群人一直在寻找张之洞。
国运尽，老臣逝
说起张之洞，许多人记忆中与之对应的地理位置是武汉。然而，历史上那个身材矮小、胸前飘洒着雪白长髯的湖广总督(《清史稿·张之洞传》上形容张“短身巨髯，风仪整峻”)，其实是地道的北方人。他的家在河北南皮。有人甚至直呼他为“张南皮”。
南皮县在今天的沧州。明永乐年间，朝廷迁移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仍流传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在这茫茫人流之中便有张之洞的先祖。张氏家庭迁移至直隶漷县，后又移居南皮安家，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此后的600年里，“东门张氏”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张姓在南皮仍然是大姓，族人众多。
1909年10月4日，位于北京什刹海畔白米斜街的张府，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悲凉感叹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劳累的人生，也挥别了那个他为之殚精竭虑却始终难以摆脱危局的风雨王朝。 仅仅两年前，这位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刚以七十岁高龄进京迈入朝廷中枢，试图力挽危局。
张之洞去世两天后，清廷即颁布上谕，称赞他“公忠体国，廉政无私”、“提倡新政，利国便民”……赐谥号“文襄”。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清史稿·张之洞传》)。清廷赏银三千两治丧，张的亲朋和门生也热心筹措。当月，长子张权等即奉灵柩回家乡南皮，准备墓碑、墓志铭、石相生等下葬所用事物。
张之洞70多年的人生，可以说是跟中国近代史共始终的。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只有三岁，这场战争所引发的历史震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早慧的他，15岁乡试第一，26岁殿试时得到慈禧的赏识，从三甲末名被提为“探花”。
张之洞真正名声大振是从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大捷开始的，时任两广总督的他启用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国军队，那是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取得的惟一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此后，这位曾经的“清流”健将修铁路、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日渐成为直追李鸿章的后期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主要代表。在他去世仅仅两年后，他极力维持的晚清帝国在武昌城头的枪声中轰然崩坍。
白米斜街11号，张之洞故居院内。赵 婷摄
张之洞一生中有许多大手笔:他创建了汉阳铁厂，那是当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连毛泽东都曾经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开办的汉阳枪炮厂，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制造中心。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结束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他还是晚清留学生运动最重要的提倡者。他创建的湖北新军，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发起者。他不仅是一个洋务的实践家，还是洋务运动最大的思想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观点的《劝学篇》是对洋务运动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他“开新”不忘“卫道”。有人说，曾是一介书生的张之洞就像一个老中医，用中体西用的方子，医治着已经病入膏肓的晚清。
然而，无论从历史条件或是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他新旧纷呈、中西并列的所作所为，从建铁厂到《劝学篇》都备受争议。他在世时，便是如此。当时的《大公报》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为人圆滑的指责声一直不绝于耳。张之洞去世之际，中国媒体已相当发达。于此山雨欲来、危机四伏之际，这位晚清的重要疆吏权臣及至士林领袖的离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对其一生的得失功过，有赞叹，也不乏唾骂。这种分歧，明晰地反映在当时的报纸上。像《申报》称张之洞“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新闻报》认为“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甚至连《泰晤士报》对张之洞之死都有报道，肯定了张之洞的舍旧谋新，还着重赞誉了他的铁路政策。反对方的言辞更为锐利。比如与上海的《申报》地位相当的天津《大公报》批评他:“张相国一毫无宗旨， 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民报》精卫的文章更称:“张之洞死，于清廷失一无足重轻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
张之洞留给后世的这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注定了对他的争论不会很快消散。而生前身后的各种非议，也似乎预示了张之洞尸骨的命运多舛。
第一次入葬南皮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十五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张之洞被安葬在河北南皮县双庙村的张氏祖茔。与他一起合葬入土的还有早他多年去世的三位夫人。郁郁苍苍的园林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诸多亲朋门生、王公大臣从京城赶来送葬。
当地的老人说，在明清科考中，张氏族人先后考中进士以上的21人，举人50多名，秀才200多名，从七品知县到一品大员几十名，到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早于张之洞入阁成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张家的声威达到鼎盛。如此门庭显赫之家，祖茔自然十分气派。张氏祖茔有上千亩，南皮东门张氏四门十八支的坟茔多在此处。
张之洞的墓在这一大片墓园的东北角，占地近百亩。坟墓封土约3米高，底部直径近7米。高大的坟丘像座土山。四通大碑立在墓前。其中两通是神道碑，一为纪念碑，另一块是门生故吏们捐资所建的遗爱碑。遗爱碑的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在这堆名字里，包括了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和革命元老之一董必武。神道两旁布立着青石雕刻的石相生，有石马、石羊、石猴等。松柏、杨柳、马尾松、白杨纵横交错，构成各种图案。四周松墙，内为柳城。张之洞的墓与父亲张锳墓、四世祖御史张淮墓、堂兄张之万的墓以及其他张氏支派的坟场连成一片，从南皮县城南崔秤砣村到双庙村，一片树海，郁郁苍苍，遮天蔽日。林间鸟儿无数，老鸹喜鹊成千上万，赶都赶不走。一到黑天，年轻人偷偷进去，上树用棍子打鸟，一晚上能打一口袋。由于有四五家佃户看护坟场，经常打扫，碑刻、石相生、树木都保护得很好，许多树木两人都抱不过来。坟场里刻石林立，来此凭吊的各界名流络绎不绝。
张之洞入土后不到两年，清帝退位，清朝彻底土崩瓦解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认为张之洞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而史学家们也对洋务派的实干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937年6月，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
也许是在民间有着极高的认可度，也许是张之洞是有名的清官，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当地研究资料称，兵匪强盗曾多次光临张氏墓地，将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绑在树上，逼他交出财宝，张家坟场的一些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支部队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造反派”挖开张之洞墓
转折来自于1950年代。重新被定性的洋务运动，成了“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洋枪洋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一个“洋奴”、“卖国贼”的墓自然是得不到保护的。来到张之洞墓地的不再是凭吊者，而是伐木者。“大跃进”时期，南皮县搞大炼钢铁，砍光了墓地周边的树木，偌大的墓园中，只剩下坟冢巍然，墓碑高矗，东倒西歪的石相生散落相间。
然而，噩梦还在后边。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们捣毁佛像、焚烧藏书、掘开古墓……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疯狂大潮中，张之洞的坟墓难以幸免。
据南皮县志记载:张之洞墓，位于双庙村北约500米处。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中，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组织重新挖掘……张之洞遗体完好，合葬者三女棺，“造反派”开馆倾尸、暴于野外数十日。一代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葬于地下50余年，亦未幸免于难。
这段短短的文字，记载的却是一场令人惊心的破坏。
1966年秋，南皮县几所学校的“红卫兵”和一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决定“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先用绳索捆绑住张之洞墓碑，拉倒后一通乱砸，并向全县发出通告，宣称要在农历九月廿六日挖掘张之洞墓。县志中所记载的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是不是这场闹剧中的组织者，记者没能在寻访中证实，但有一点是清晰而格外令人心酸的:南皮中学的前身正是张之洞捐资兴办的慈恩学堂。
这天上午8点，“红卫兵”和“造反派”带着铁镐、铁锨等工具，扛旗打锣到达现场。当天正好南皮大集，墓周围站满了怀着复杂情绪的围观者。鉴于围观的人太多，“造反派”头头选了20来个大个子男生手拉手围成圈，维持秩序。
在寻访中，记者找到了当年这20来个男生之一的叶祖玉。当年他只有24岁，是南皮农校的学生，就站在圈子的西北角上，离张之洞的棺木只有两三米远。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所见到的情景——
“学生们力气小，真正动手挖的是工厂的工人。在'造反派’动手挖掘张之洞墓时，来了四个男的试图阻拦，他们说是县委的，省里指示张之洞为清代重臣，墓地为历史古墓，不在破四旧之列，不准动，要注意国际影响，同时正在向中央请示，答复后再做决定。但没有人听他们的。一个'造反派’头头高喊，张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资修，挖他的坟就是破四旧，谁阻拦就是封资修、保皇派、牛鬼蛇神的小爬虫，再阻拦，连你们一块打倒！另一人说，别说省和中央，就是请示到联合国我们也不怕！几位同志的劝阻迅速被'造反派’高喊的口号淹没……”
两个小时后，坟土被挖光，用粘土、白灰、鸡蛋清和成的封土被凿平，青砖砌成、开有小窗的砖套被拆除，大红漆的棺材套被砸开，里面四口头西北脚东南的荷叶棺失去了最后的保护，无助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最先被打开的棺内是一位身材高大，面皮干枯的妇女，穿着清代贵妇人服装，棺内无随葬品。“造反派”拽着褥子把尸体架出，扔在坟坑北边。
第二口棺材里就是张之洞。“棺材油漆得很厚，一铁镐下去，镐弹得老高，可棺材只锛出一道白印。”据说，那口棺材是张之洞去世时由曾担任张之洞护卫、时任湖北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兼任湖北提督的张彪，花1.2万两银子从江南购置沉香木制成，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送，快车连夜送到京城的。最终，在铁锤和钢钎夹击下，棺材被打开了。
棺分两层，空隙间填满松香(防腐、防潮)，棺板上书镏金大字，写着生卒年月和寿终七十三岁的字样。据叶祖玉回忆，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小、身穿朝服、头戴官帽的干老头，神态如睡，面容安详，长长的白胡子已经有些发灰了。“那样子就跟电视剧里的清朝官员一个样。他右手下方有毛笔、砚台、鼻烟壶，枕头附近有副眼镜。当时围观的人都想往前涌，我一边往外推挡人群，一边回头看，看的不是很全，但没看见什么宝物。”
随后，另外两口棺材也相继被打开。三位夫人的尸骨中，只有最后去世的王夫人尚保存较好，另两具尸体已经骨化了。棺木中都标有身份和寿终的岁数。
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张之洞的尸骨保存得这么好，是不是棺材里有什么宝物？也有人说，有三个女的埋在一起，还都挺年轻，是不是殉葬的？殊不知，这三位夫人都早于张之洞几十年就相继离世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两具尸骨已经骨化了。
出土的文物被当时的县财政局收去了。张之洞和三位夫人则被暴尸在南皮县郊荒芜的坟场。此后很多日子里，有些小孩子在附近玩耍，凑过去拨弄拨弄，一会儿踢两脚，一会儿又把尸体扶起来靠在墙上。
也有村民“看四爷(张之洞行四)尸骨很可怜”，悄悄拾起地上的破布盖上。
南皮张之洞研究会副会长王玉良回忆说，扒坟时，自己并没有在现场，当时还是农民的他是得到消息后跑去看的，“只见张之洞的尸骨半躺半立在墓穴北边的壁上，坟坑四周尚有一片片黄色破布。”
叶祖玉说，他的大爷爷是个秀才，小时常给他讲张之洞的故事，虽然身为“红卫兵”，他心里其实是很敬重张之洞的，还临过张之洞的字。后来，他几次经过墓前，看到张之洞的尸体有时躺着，有时趴着。身上的衣服已经不见了，不知是被人扒了，还是风化了。一次，他见四下没人，就把张的尸体拖进了路边一个水冲出的沟子里。可当他再次经过时，发现张之洞的尸体不见了。
在王玉良的记忆中，张之洞墓是在高粱有花时扒的，遗骨则是刨棉花柴时没的，这中间大约两三个月。
几具代表着封资修的尸骨不见了，很难引起正忙于“农业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人们去关注。这位晚清重臣就以这种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归葬”，自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40多年。
一座空坟
随着时代的变化，洋务运动的历史形象再次发生转换。这一次，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对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专家们说“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了”。
与此同时，经济大潮也席卷而来。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皮和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利用名人效应，吸引外来资金，大搞经济建设。赫赫有名的张之洞成为了南皮这个欠发达县“文化名片”的首选，他的照片及其墓志铭开始出现在南皮县印刷的精美画册上的显要位置。
1992年冬，南皮县委、县政府提出筹建张之洞公园，简称张公园。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还聘请中央、省、地各级有关领导为顾问、名誉主任。张公园计划占地500余亩，投资3000万元。而当时南皮县全年经济收入不过2000万元。
为了集资，南皮向南皮籍在外工作的知名人士、张之洞后裔，以及上级有关领导发出了集资专函。一时间，捐款不断，建设张公园成为南皮的头号新闻。
1993年10月4日，是张之洞逝世84周年纪念日。南皮计划在当年清明节举行大型公祭活动。他们在原来的墓园里修起了一座新坟，在墓前树起了包括遗爱碑在内的四通石碑，当然这些石碑都是根据史料记载重刻的，当年曾经林立的刻石经过那场浩劫一块都没有留下。只有墓志铭于1980年被一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作为珍贵文物收藏在县博物馆至今。
清明节，举行了公祭活动。
10月3日晚上举行了义演晚会，马连良之女马小曼、裘盛戎之子裘少戎、梅葆玥、梅葆玖、叶少兰等名家登台献艺。随后，还召开了专家学者、张氏后裔参加的座谈会。应邀而来的著名心理学家、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粲看到这个“张公园”的规划后提出，县领导的意图是积极的，不过有些庞大，投资三千万啊，如果计划落空如何向世人交代？是否先建一座张公纪念馆，十几万元足矣，以后慢慢求发展。但她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至此，筹建张公园活动达到了高潮，却也是尾声。很快，筹建工作便陷入困境。财政投资、社会捐资三四十万元，修墓、立碑、纪念等活动花去了一部分，招商引资没有着落，县财政又无力继续投入，不久，筹建办不声不响地解散了。多年之后，当地研究者分析此次张公园流产的原因认为:“主要是领导人的意图是招商引资，认为计划做得越庞大，引资越多。”
最让人尴尬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公祭活动，修建起的却是一座空坟。张厚粲至今提及此事，语气中都掩不住愤慨:“当年我特地询问祖父的尸骨有没有找到，对方回答找到了，就安葬在里面。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座空坟。”
2002年春，新筑的张之洞墓被盗贼掏开一个可容一人进入的大洞，深约两米左右，掏出来的黄土撒在四周的麦地。可以想见，盗贼是沮丧而返。
知情人现身
当时光进入新的世纪，传统文化的回归再一次成为社会热潮。社会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而在南皮，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自愿地加入到研究张之洞、寻找张之洞的行列中。他们说，正确评价张之洞，南皮责无旁贷。
南皮人对张之洞的感情是朴素而真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公园筹建办公室来了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要捐一千元钱。原来，这位南皮贾屯子村的“周铁嘴”为给张公园建设捐资到处化缘。工作人员们不肯收，老人不干。大家只好说，钱您先放着，用着时去拿。十年过去了，老人还念念不忘建张公园，说:“我那一千元还存着呢。”
虽然张之洞的后人如今已没有一个在南皮生活，但在南皮东门张氏家族中，仍然普遍使用张之洞题写的“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这二十个起名专用字。不相识的张氏族人，一听名字，就知道彼此的辈分。可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重名过多。比如大安、前印等等张氏人口多的大村，有四五个人叫一个名字的。开会叫错了人，来客指错了门的事，都没少发生。
除了名字沿用传统，张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盛行。热心张之洞研究的张氏族人张家升老先生于2004年冬病逝前写下的《张之洞和南皮张氏家庭》一文称:张氏人口占全村半数的前印村，全村九成的大学生姓张。
“头两年的一个清明，我到张之洞墓前，只见墓前的碑案仍东倒西歪地散落着，但坟上被挖的窟窿已经被填平，歪倒的石案上还有一束雪白的梨花。”王玉良回忆说。
2004年5月，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成立，会长是退休了的原县人大主任邢家训。他们收集回忆、研究张之洞的文章定期刊载在会刊上。邢家训和副会长叶书龙等研究会成员还四处出击，循着张之洞的足迹进行考察与搜集，寻找张之洞的后人。为了省钱，他们只买夜车票。在汉阳铁厂，工厂博物馆把张之洞主持建造铁厂时用的专用砖瓦赠送给“家乡人”，20多公斤重的东西，愣是让邢家训和叶书龙给背了回来。
2005年5月，南皮张之洞书画院成立。
2006年2月，春节过后刚刚上班的南皮县委宣传部就召开了张之洞研究工作会，对张之洞研究和深层开发做了详细的规划。这是近15年来，张之洞研究第一次被列为县委、县政府正式工作议程。
这一年，张之洞在台湾的族曾孙张法鸣回南皮祭祖。
同年12月，在南皮县第一中学建成了“张之洞展览馆”。1903年，张之洞自京城返武昌，顺道回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两赏银、积累的廉俸一万二千两，在家乡兴建新式学校，并命名为慈恩学堂。学校布局新颖，有教室、寝室、餐厅、厨房、议事厅、图书室、操场，还设置有花园假山，种植了古槐和海棠，整体风格是中西合璧。
学校于1907年竣工，先后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及中学部，定额各为三十人，学制分别为四年和五年。南皮解放后，慈恩学堂更名为南皮中学。1980年又定名为南皮县第一中学。
这所由张之洞创建的学校，不但是南皮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也是今天南皮的最高学府。今天的南皮一中已经完全没有了一点历史的遗迹，校园里教学楼、学生公寓环立，在校学生三千多人。但未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校园广场上高大的张之洞汉白玉雕像；在学校的张之洞纪念馆里，门额上还挂着一幅当年慈恩学堂的全景图。与它遥相呼应的展室另一端，立着一尊张之洞的半身像。本职为南皮县广电局副局长的张之洞研究会副会长叶书龙笑着说:“这可不是铜的，是当地农民用泥塑的。”
对于南皮人来说，最让他们挂念的还是张之洞的遗骨哪儿去了。
一定要找到！县长给邢家训下了命令。
当年的墓地早已变成大片的农田，1958年平整土地，张之洞墓所在的田地划给了南关村。2003年，邢家训曾带着王玉良、肖力兴、张宝信等研究会成员骑着自行车到南关村找到原村支书进行调查，又来到与墓地相连的南花园村寻访知情人……可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7年3月，邢家训找到了当年看坟的老人高玉堂。
70多岁的老邢骑上电动自行车，拉着92岁的高玉堂直奔了墓地现场。经过农田建设、平整土地，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切早已是面目全非。更何况高家搬离这里已经几十来年了，现场辨认十分艰难。最后，老人指着一大片当地人叫“老酒窠”的大叶草，说“就是这儿了”。高玉堂的儿子则表示，他把张之洞的尸骨埋在一块断碑旁边了，用铁钎探一探，找到石碑不就找到尸骨了吗?一支四五个人的临时勘探队成立了，他们拿着临时制作的1.5米钢管探锥，在原墓地附近打孔探测。两个月过去了，地上留下了几千个孔，却始终没有发现石碑和尸骨的踪迹。
邢家训不死心。他找到副县长、南皮镇人民政府，召集有关村党支部研究，请他们给村里的老党员开会，发动群众，寻找知情人。村支部开会寻找掩埋张之洞知情人的消息引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说，当年掩埋张公尸骨的就是他在南关村的表舅张执信。
看着找上门来的邢家训等人，沉默了41年的张执信终于解开了张之洞尸骨失踪之谜——当年，正是他亲手掩埋了张之洞的遗骨。
张执信说，1966年，他只有20岁。秋末，村里的壮年劳力都去挖河，他和一些老头、妇女们在村南张之洞墓地旁边的地里平地、刨棉花柴。几个妇女说有点害怕，又有味，张执信就和一位王老头一起将张之洞尸体和一具女尸拖到原坟墓，重新用锄头掩埋。表面上看墓是毁了，其实尸骨还在墓底下呢。另外两个夫人的尸体则不知下落。
“我当时只是知道张之洞是个大官，是个好人，再说即使是普通人，这么干也太缺德了！”当年因成分不好没少吃苦头的张执信格外小心翼翼，掩埋尸骨后再三嘱咐知情人，千万不要声张，以免造反派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敢说，就是不知道说了会怎么样。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可不是政府的负责人，我都没告诉。这回我看是政府诚心要找，邢会长那是真正政府管事的人!”
挖掘机擦着头骨掠过
张执信一直在附近的田里干活，对这里的变化比较熟悉，当年又是他亲手埋的尸骨，他指认的位置应该靠谱。
2007年6月1日，满怀希望的邢家训将寻找张之洞尸骨的实施方案报告给县政府。这个方案简单得可能会令考古专家惊讶不已:用挖掘机挖。方案得到了县长的批准。万事俱备，只待麦收了。
7日，邢家训在参加张之洞纪念活动从武汉归来的火车上接到南关村支书张汉旺的电话:“麦子已收割，可以开挖了。”
8日下午，一台黄色挖掘机开到了田里。在张执信指认的中心地带，机械手臂由北向南挖出一条条宽一米、近两米深的纵沟，每条沟之间间隔一米。六月正是热天，38摄氏度的高温下，人们好像在蒸笼里作业，脸上晒得红红的。一会儿挖出块砖，一会儿刨出个瓦。突然，咔嚓一声，沟里出现了一个陶罐。人们一阵惊呼:是不是张公的随葬品？在现场守候的县博物馆馆长高国胜摇了头:“这咸食罐子是普通老百姓的随葬物。但张之洞是一品大员，随葬品应该比较贵重。”
机器的轰鸣声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围观者。有老者说，原来的张公墓还在西边。有人说，张公墓在侯庄和遗爱碑成一线处。还有人说，在南边……话不多的张执信望着挖掘机开出的七八条20米的长沟，心里有些打鼓:这地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东西地，如今改成了南北地。难道是自己记错了?他又站到高处四下观看，还跑到地北头转了一圈，心里有了底:远不了，就在这里挖。
张之洞遗骨安葬仪式。李丙杰摄
太阳落山了，邢家训和村支书决定收工，第二天趁早上凉快五点就开挖。
第二天，四点多，张执信就来到了地里。隐隐约约有点预感的他特意带上了抹铲。没有了头一天的大队人马督阵，两个人安静地开始了新的挖掘。刚开到第四条沟，就看到一个像是头骨的东西。张执信大喊一声“停！”“真悬呀，大'抓挠’就擦着张公头盖骨上掠过，再深一点，尸骨就破坏了，再浅一点又可能错过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尸骨是不能见天的，张执信赶快用一张报纸盖住，一看时间，刚刚早上六点。
很快，邢家训、叶书龙、王玉良等人纷纷赶到，还带来了两块二尺半见方的红绸布。民政局长来了，当场派人到城里火速订制了两副临时棺椁。副县长也来了。村支书张汉旺租来了大棚，买来鞭炮。张氏族人张厚谦应邀来奉纸敬骨。人们为尸骨搭好大棚遮阳，族人张厚谦在穴前摆上张公遗像，敬燃冥纸后，点燃鞭炮。张执信和挖掘司机戴上雪白的手套，开始整理尸骨。
两具尸骨头朝北，并列平躺着，东侧一具为男性，西侧为女性，和此前张执信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令张执信浮出水面的那个外甥鲁春生和张厚谦也一起帮忙。他们将挖出的两具尸骨小心地分别摆放在备好的红绸布上。鲁春生还拿着张公的臂骨照量着:“张公胳膊骨真长，真是两手过膝呀”。在场的老人们也纷纷说，是张之洞的真尸骨错不了。
此时的邢家训终于想通了当初为什么勘测不到:没有棺材，没有封土，连衣服都没有，哪里能探得到呀。他长出了一口气:“这些日子，晚上睡觉做梦也是找张之洞尸骨，如果在预定的范围里找不到，我打算到沧州请专家们把原张公墓区全挖一遍，一定要找到!”
在南皮的采访中，记者问骑着电动自行车赶来的邢家训:当时，为什么没有请专业考古人员来寻找尸骨?
老爷子似乎从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他摇了摇头:这才多少年，用得着考古吗?请他们还得好多钱。
怎么可以确认那就是张之洞的尸骨?
邢家训给出了他的四大理由:第一，经测量，遗骨与史载张之洞身材一致；第二，找到尸骨的位置是当年的掩埋者亲自指划的，附近方圆几十米内也没有其他坟墓；第三，这两具尸骨没有衣服，没有棺材，不是正常入葬，却与当年张之洞尸骨的情形非常一致；第四，曾有传言说当年挖出张公尸骨时，他的嘴里含着珠子。为了撬出宝珠，曾撬掉了尸骨上的几颗牙。而此次找到的尸骨果然是牙齿不全，少了一块牙床。由此可以基本肯定这是张之洞遗骨。
老爷子认真地说:“那么些年没找着，是因为没认真找!”
第四次葬礼
遗骨找到后，暂时停放在南皮县烈士陵园，准备第二年张公忌日重建坟墓时再行归葬。
研究会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张之洞的后人。
张之洞的后人有不少在北京生活。仅张之洞最小的儿子就有9个子女，其中5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他们中名气最大的是张厚粲，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年近八旬精神矍铄，仍在带研究生，撰写专业论著，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办公室的同事说如果没有外出开会之类的事情，张老师基本每天都在办公室。
这五人中年龄最小的张厚珕也已是花甲老人。他们五人与张之洞长子的孙女张遵颜姐妹都在科研教育单位工作，有老师，有教授，也有工程师。对于社会和学界对张之洞的评价，张家后人看得很淡，张厚珕说:“评价一时一个说法，我们没太在意。只是有时在网上看看论文，关注一下动态。”对于续写家谱，张厚珕也摇了头，他说:“那对现实也没什么用。”
为慎重起见，张厚珕提议去做DNA鉴定:“当地老人都认为是，但我想现在有科学的手段了，可以试一试。”
研究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在遗骨上取了三枚牙齿、一根股骨。张厚珕则亲自前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提供了三根头发，以供比对。“拔头发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您这100年的我们还没做过，以前做成功的最多是五六十年的。”
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张厚珕仔细地在网上搜索有关DNA鉴定的各种知识，结果他失望了:“我看了资料以后才知道，做这种鉴定很难。首先，像我们这种隔代的，金字塔底部得全，后代要有男有女，到上面才能交汇清晰、判断准确，否则一条线上去，可能全亚洲都是一个祖先呢。其次，我这活体取DNA很容易，遗骨上的DNA提取可就难了。”
果然，鉴定迟迟没有结果。焦急的张家后人和邢家训又找了另一家科技单位进行鉴定，这一次是从张厚珕的哥哥张厚珹身上取了血液做样本，结果还是不行:“张之洞在地下沉睡数年，后又被暴尸，再深埋地下，时间将近百年，被污染了，鉴定的难度很大。”邢家训和张厚珕都这样说。
尽管DNA鉴定没能成功，但遗骨的安葬仪式还是如期举行了。张厚珕说:“后来我信了，因为，一是当地挖掘者的虔诚，二是他们和记者聊天时说起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从张之洞嘴里挖珠子造成了牙齿缺损。
今年10月4日，张之洞99周年忌日，停放在河北南皮县烈士陵园一年多的张之洞和夫人尸骨，被移至他们最初入土的地方。张之洞的孙子、重孙、玄孙们从北京、天津等地赶来了不少。代表张氏后人致辞的张厚珕“临风洒泪，感慨良多”，真心感谢研究会多年来的奔走与努力，“其至诚足以诚人，至信足以格物。”
同样从北京赴南皮参加葬礼的还有张之洞长子张权的两个孙女张遵颜、张遵领。她们虽然辈分比张厚珕小，但年龄却大得多，都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79岁的张遵颜说:“真是很惭愧，我们对张之洞的研究不多，邢家训和叶书龙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情况。”同样是出于这份信任，使她们接受了南皮的鉴定意见。
在北京，张之洞去世时所在的北京白米斜街11号院依然还在。方向感极强的北京人在什刹海的东侧很容易找到这条斜街。11号院在胡同的中间位置的路北，门口除了正常的门牌，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识。一个有些破烂的藤椅在对开的红漆大门前懒懒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院子早已是居民大院，格局不复，门内两棵挂着古树标牌的老树依然枝叶茂盛。
在南皮，尊敬张之洞的人们还在忙活着。
黑红脸庞的张执信没有向政府要奖励，只由研究会给他一点帮忙挖掘和埋葬尸骨的工钱。他依然是个农民，和老伴开了个小卖部，农活也还干，有时也在墓地上帮忙干点看料的活。
曾经目击张之洞墓被掘的叶祖玉，这两年也参加了南皮张之洞研究会，喜欢诗词的他常给会刊《张之洞研究》写点有关张之洞的历史趣闻。
邢家训这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老头儿，并没有因找到张之洞的尸骨而闲下来，因为墓园的建设开始了:修墓、建围墙、修路……经费均由南皮县财政拨付。
在南皮县城西南角的大片农田里，你很容易找到那片被灰色围墙圈起来的墓园。在冬小麦、棉花柴、玉米秸的包围下，它显得有些孤单而又格格不入。一条仅够一辆汽车通行的立砖小路在院墙外穿过农田，门前有一处能停放四五辆车的停车场。院墙里有十几亩地的面积，靠北侧是一个高大的坟包，一米高的台基上是三米高的坟土。这墓的建设也没请文物部门参与，但还是参照了原墓的砖瓦结构，两米深的穴，盖预制板，再盖土。王玉良和叶书龙在坟前的空地上比划着:“这中间是张公祠，两侧是碑林……”老邢则说:“入冬了，不能干活了，明年开春接着干。明年10月4日是张之洞百年忌日，到时你再来。” (赵 婷）
二、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与短处
张之洞办近代企业的长处有以下六端:
一是充满爱国图强精神，强调急办大办，雷厉风行，故能在较短的年间，办出如许成绩。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的动机，主要由于中法战争的刺激。在中法战争中，他在署理两广总督任内，主持广东防务，并兼筹台湾和滇桂等省抗法前线将士的饷械。当时，枪支弹药的粗劣不一和严重不足，给予他很深的感触。战后他冷静地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多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外洋，所以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弹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3〕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张之洞所受刺激更大，这就更加快了他急办大办近代工业的决心和步伐，并充满着时代的紧迫感。
二是办企业的气魄大，军民用工业和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先军用后民用和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发展序列。他所办企业的规模相当庞大，一看到布局有利可图，便立即下决心一次便向英国订购近10万枚纱锭和全套机器设备，筹设南北两纱局。从中可看出张之洞办近代工业的“大帅风度”！
三是办企业的资金，大部由张之洞在地方自筹，清廷拨款很少，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兴办的几个大型军用工业，全部资金靠清廷拨款。张之洞所办近代工业的全部资金，估计含银圆达2300余万元，他自筹这笔巨款的过程，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既伤透了他的脑筋，又显示了他的气魄和毅力。如在广东为铁厂筹募到的一笔闱姓巨额损款，原来是向赌场募来的，可见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又如湖北枪炮厂的经费十分困难，每年经常费需银80万两，半数无着落，东挪西移，到处借款，至1907年底，竟亏欠汉口华洋商款达500余万两，无力归还。
四是知人善任。如重用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的蔡锡勇担任汉阳铁厂的首任总办，蔡全身心扑在铁厂的筹建上，直到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如重用政坛怪杰辜鸿铭为幕僚，平等相待，言听计从，在帮助筹建企业中起了不小作用。又如当汉阳铁厂办不下去时，张之洞不愿接受外商投资合办，毅然交付给盛宣怀接办，尽管盛是与自己有嫌隙的李鸿章门下红人。尔后盛宣怀终于把汉阳铁厂扩充为汉冶萍公司，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事实证明张之洞这一着确是走对了的。
五是敢于向西方引进新式而全套的机器设备，不惜重金聘用大量的外籍技术人员。这比起初办的洋务企业是一大进步。例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机器设备，大都不是整套订购，而是东拼西凑和陆续添置的；聘用的外籍技术人员，专业往往并不对口。
六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如刘坤一，奉旨查办张之洞的办企业情况，想以严刑拷打从张之洞手下人员口中，特别想从张的小舅子游芝寰口中，逼供出张的贪污劣迹，但结果一无所获。证明张之洞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但由于时代、阶级和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张之洞办企业的短处也有以下四端:
一是缺乏科学知识，胡乱引进炼钢炉，造成汉阳铁厂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张之洞在1885—1889年间担任两广总督任内，便打算创建一炼钢厂，为芦汉铁路制造钢轨。但煤在何处，铁在何处，事先毫无着落，便电嘱驻英公使刘瑞芬定购炼钢厂机炉。刘即委托英国梯赛特厂承办，厂主答复说:“创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焦煤，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起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4〕刘据以复张，张之洞不但不按照厂主的科学规矩办事，反而口出大言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耳。”〔5〕刘只得再和梯厂厂主商量，厂主便采取敷衍主顾办法，照英国酸法炼钢配置大炉，另照碱法配置一小炉，连同熔铁炉等设备，一并交货。1889年，张之洞奉令调任湖广总督，钢铁厂决定移设湖北，在英厂定购的机炉，也陆续运至武汉。张之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盛宣怀手里弄到了大冶铁矿，又找到了王三石、马鞍山等地的煤矿，选定了汉阳龟山脚下作厂址，建成了汉阳铁厂，至1894年6月开始生产钢铁，前后共支出规银560余万两之巨。结果，马鞍山等矿的煤，勉强炼成的土焦根本不合用，只得向德国购焦数千吨搀合土焦使用，每吨代价高达规银20余两。后改用开平焦，每吨也要17两，成本太高，炼出的钢铁又不合规格，被迫于同年11月停产，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接办后，花了很大力气办了萍乡煤矿，解决了焦煤问题，好不容易炼出了钢轨，可是经各铁路化验下来，含磷太多，容易脆裂，不能采用。盛宣怀只得于1904年派铁厂督办李维格，偕同洋工程师，携带大冶矿石、萍乡焦煤及铁厂所制钢轨及零件，出国求教。经英国专家化验结果，才发现酸法大炉，不能去除大冶铁矿矿中的磷，炼出的钢含磷0.2％左右，铁路钢轨含磷量要求0.08％以下，才不至于脆裂；而碱法小炉炼出的零件，则含磷量少，可供轧制钢轨；铁厂必需拆除酸法大炉，改装碱法马厂炼钢炉才行。于是，盛宣怀不得不下决心重新改装铁厂的炼钢炉，整个改装工程于1908年完工，共花费规银300余万两。改装工程完工后，铁厂才炼制出头等马丁钢，轧制出大量合格的钢轨，开始走上了正常的生产之道。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由于创办人张之洞既缺乏科学知识，又不听人家劝告，反而大言不惭，盲目引进，竟前后耗费了规银千万两以上，耽误了近20年的宝贵时间，走了那样长的一段冤枉路；而企业本身，已是负债累累，百孔千疮，终于为东邻日本所控制，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这一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二是刚愎自用，官气十足。这主要表现在铁厂选址问题上。在决定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不少人主张以厂就矿，铁厂厂址应选在邻近大冶铁矿的江边，即石灰窑黄石市一带，亦即后来的大冶钢厂之所在地，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铁矿砂的运费。然而张之洞以不便亲自控制为理由，坚持仍设在汉阳龟山脚下。当有些外籍专家反对厂址设在汉阳时，几乎引起张之洞大动肝火。
三是同商人合作不够融洽，强调官办。这突出表现在原来是官商合办的北纱局，结果因商股方面感到张之洞官气逼人而心存疑虑，中途要求退出，只得改为官办。这后来又影响到南纱局的资金难筹，始终未能建成。
四是不熟悉商情，不善于按市场规模办事。这主要表现在原来布纱两局，年有盈余，《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新设外商纱厂投入竞争，两局便败下阵来，连年亏损，被迫停产，出租商办；而一经商办，不久便能扭亏为盈，一直发展到成为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
总之，上述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和短处，集中表现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张之洞，仍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僚企业家”。
"武汉城市之父"张之洞身后百年沉浮
张之洞
2008年11月，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张之洞铜像落成。记者 高宝燕 通讯员 闵一帆 摄
●1909年10月4日，晚清名臣张之洞病逝于北京，距今整整一百年。
●2009年2月1日，记者从武汉出版社获悉，共12卷、1200余万字的《张之洞全集》正在紧张印制之中，将于近期面世；其逝世百年的系列重要纪念活动也正在湖北武汉、河北南皮等地筹划之中。
●他生前入阁拜相，极尽荣宠；死后却遭遇从树碑塑像到身背“汉奸”、“卖国贼”骂名，甚至开棺暴尸的大起大落，如今又被人们献上“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先驱”、“武汉城市之父”等光环。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连毛泽东也说“不能忘记张之洞”？死后百年的张之洞究竟遭遇何种命运？
“文革”中张之洞被开棺暴尸，遗骨不知所踪。2007年夏，张之洞遗骨被找到。
采访札记
市民熟悉的陌生人
长江日报消息 （记者 王永芳 廖保平） 1月30日，武昌紫阳路。百年前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广总督衙门府就设于此。记者询问一位从武船大楼前匆匆走过的年轻人，是否知道这条路曾经密布张之洞的足迹？他茫然摇头。
张之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写在历史书上的名字，这个熟悉的名字只代表一个陌生人。
今年，张之洞逝世整整一百年。春节前，武汉出版社编审潘长胜将刚刚印好的120套《张之洞全集》样书发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而国家清史委的评价是：“质量为优。”
作为市政协委员，潘长胜多次提议在武汉建张之洞广场，塑张之洞雕像，以纪念这位为缔造大武汉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1月16日，汉阳月湖畔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除了记者，两层小楼内再没有其他参观者。穿越百余年历史尘烟的藏品，无声诉说着张之洞留给我们这座城市的遗产。
博物馆馆长顾璧阶曾在武汉图书馆的“名家讲坛”解读张之洞，赢得众多听众的好评。这位曾任汉阳钢厂转炉车间主任的老武汉人坦诚地说，2002年担任馆长之前，自己对张之洞也知之不多，后来越了解，越觉得张之洞了不起。
在博物馆和汉阳铁厂原址，记者看到的张之洞雕像具凹眼高鼻的欧陆之风；而在武汉大学，记者看到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手画的张之洞肖像是一派慈眉善目的中国老人形象。
为什么会有不同？《清史稿》上形容张之洞“短身巨髯，风仪整峻”，这位晚清洋务重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评价复杂
外国人促建博物馆
记者调查了解，博物馆和汉阳铁厂原址上的张之洞雕像，原来是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设计而成。
1994年，在纪念汉阳铁厂投产100周年之际，欧洲卢森堡大公国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武汉——卢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卢森堡有关人员到汉阳钢厂寻踪访问，赠送该国专家当年拍摄的汉阳铁厂历史照片和资料。
照片和资料是如此珍贵、直观，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百年之前，成为发掘中国钢铁工业历史，创办“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的契机。
张之洞在湖北创造了众多的全省第一、全国第一，特别是其兴建的汉阳铁厂创亚洲第一，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张之洞了不起。”当年被张之洞聘请的外国专家的后代这样说。此评价与曾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的说法趋向一致——张之洞，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
中国人对张之洞的评价显然复杂得多。
顾璧阶记得，博物馆开馆之时争议颇多，有人力挺，大武汉成为民主自由中国的“第一市”，得益于张之洞治鄂的成就。有人质疑，一个封建官僚，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镇压过农民起义，怎能为他建博物馆？2002年8月正式开馆时，折中的做法是：重点反映钢铁工业历史，不突出个人。
死后即起争议
种豆得瓜，张之洞未能洞察的结局
俗话说，盖棺定论。张之洞死后声名沉浮巨变却违背了这个常理。散见史籍中的对张之洞的褒贬争议，既有意真的赞美，有善意的调侃，也有恶意的攻击。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去世，两天后清廷即颁布上谕，称赞他“公忠体国，廉政无私”、“提倡新政，利国便民”，赐谥号“文襄”。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上记述，“（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未增一亩”，另据《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张之洞）极力为国富强，及其身殁，负债累累不能偿，全家八十余口无以为生。”
1910年，清官张之洞安葬于家乡河北南皮双庙村，张氏墓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
武昌城打响的首义枪声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终结。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清朝遗老严厉指责早已入土的张之洞，“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惨剧”。
张之洞的学生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为恩师辩护：“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革命）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为公所不及料，种豆得瓜。”
也有遗老替他感慨：“藩篱既决，人心益嚣……挽回无术……此之洞所不及料也。呜呼，岂非天哉！”
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之初
不言革命，但他是个“大革命家”
民国初年，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
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肯定张之洞的实业自强努力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用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专家皮明庥研究员的话说：“张之洞作为清廷重臣，他不会革命，但他创造了革命的条件。”
在民国初年的乱世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河北当地的研究资料称，兵匪强盗曾多次光顾张氏墓地，将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绑在树上，逼他交出财宝，张家坟场的一些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
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支部队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在武汉，曾经或现在仍存的奥略楼、抱冰堂、张公堤、张之洞路、张公祠、张公亭等众多名胜旧迹，无不表达着人们对张之洞的怀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这些讲话，肯定了在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创始方面，张之洞功不可没。
20世纪50—70年代
死后多年，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张之洞被妖魔化，从洋务运动重新被定性开始。
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1956年，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中指出：“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作为晚期洋务运动的代表，张之洞被扣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南皮县志记载，1966年秋，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组织挖掘张之洞坟墓……“造反派”开棺倾尸，暴于野外数十日。令人痛心的是，南皮中学的前身，正是张之洞捐资兴办的慈恩学堂。
在武汉，为纪念张之洞，中山公园于1934年建张公亭。该园吕学赶先生追忆，亭中原有张之洞半身石像，他亲眼目睹，“文革”中该像被人从四楼翻下摔碎。
1936年修于武昌的“张之洞路”，在1966年，被更名为“工农路”，1972年，又改为“紫阳路”。
武汉，在二十世纪初即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都市，主要得益于张之洞18年治鄂的贡献。
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武汉人不敢公开肯定张之洞。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手绘的“张之洞肖像”。
改革开放年代
回归理性，武汉成为
张之洞塑像最多的城市
早在1985年，冯天瑜教授的《张之洞评传》出版，成为国内最早公开肯定张之洞历史功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序言中，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写道：这本评传的特色之一，就是注意保持了历史的公道。记者近日采访冯教授：您是第一个为张之洞平反的专家吗？他答：是之一。
2001年，皮明庥著《一位总督 一座城市 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出版，书中全面评价了张之洞扛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莫大功勋。
令顾璧阶、潘长胜等印象深刻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9月。当时武汉隆重举办“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80余位国内外学者聚集武汉大学参与研讨。有意味的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正是张之洞创设的自强学堂。
章开沅教授的发言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他饱含感情地说：“由于张之洞的开创之功，武汉成为清末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然而，百年沧桑，如今，徜徉于武汉街衢之间，人们很难感受到张之洞过去的存在和现在的存在。我们愧对张之洞，愧对历史。”
他呼吁：作为武汉市民，应该感受张之洞；作为武汉学者，应该研究张之洞。
正是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促使一度停摆的《张之洞全集》编辑工作重新起航，该项目从启动、申报国家级选题，到今年出版，历时20年。
2002年2月，有媒体讨论：武汉能为他（张之洞）树碑立像吗？
几年过去，人们用行动回答了这样的提问。
2006年，武汉话剧院排演了话剧《张之洞》；
2008年，武汉大学校园内竖起了张之洞铜像；
武昌蛇山抱冰堂、汉口中山公园的张公亭以及与张之洞相关的遗迹遗址陆续得以修缮、展示……
为他塑像的还有汉阳铁厂、武汉科技大学……武汉成为张之洞塑像最多的城市。
今年，在武汉，在南皮，张之洞逝世百年系列纪念活动正在筹备之中，人们用各种方式缅怀着这位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武汉城市之父”。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其间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图为张之洞在总督府办公。
三问专家
为什么会骂他为“卖国贼”？
为什么近年会出现“张之洞热”？
吴剑杰（武汉大学教授、《张之洞全集》副主编）
为什么“不能忘了张之洞”？
他创建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业企业，被誉为“钢铁之父”；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他是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矿务章程是中国第一部行业性法规；他主稿的变法奏折开启了清末新政；他首次对“中体西用”理念作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概括；他还是率先开发海南岛并提出海南建省的人……他一生做了这么多事，死后获得人们的怀念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对张之洞态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批判洋务运动，批“洋奴哲学”、“买办哲学”，说洋务派动不动就引进设备、资金、人才，认为这是不自力更生的表现，张之洞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种批判显然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不是实事求是的。
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评价张之洞，是因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借鉴中国早期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他的“中体西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张之洞小传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府。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称赞 “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台湾学者苏云峰更是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 在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张之洞投巨资的汉阳铁厂为何产出极其可怜？
核心提示:
张之洞当天就迫不及待回答……寥寥几句话，把他的无知和专横暴露无遗！炉是不能兼炼髙磷和低磷铁矿的，铁质的化验绝对要等候，违反这些常识就要受到惩罚，不管职位多高，概莫能外！字里行间还暴露张之洞当时可能连炼铁要用耐火砖和焦炭都不知道！
本文摘自:《温故三》 主编:刘瑞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作者:袁伟时
张之洞的一大特点是喜欢搞大项目、大建设。《清史稿》对他的评价:“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入木三分揭示了张之洞进行经济建设的成败。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是汉阳铁厂及其配套项目即后来的汉冶萍公司的建设。
汉阳铁厂是1890年开始建设，1894年6月投产，共花去资金六百余万两。按张之洞的计划，预计年产铁六万吨；他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则说:“每年可出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早六年。至1896年11月停产为止，实际共生产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但因品质不佳，只卖出生铁1100吨，钢料60吨左右，钢条板340吨；设备利用率低得惊人，可说是投产两年多仍没有进入正常生产状态。1896年不得不变为官督商办，恢复生产，几经改造，渐入佳境；1908年又改组为完全商办的汉冶萍公司。可是，改制后病根没有彻底根除，尽管盛宣怀（1844～1916）辞世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仍有一段辉煌岁月，但战后环境一恶化，也经不起风浪，钢铁生产在1925年全部结束。
在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中，这是耗资最大的项目。说它完全没有一点成绩，不够公允。中国土法炼铁由来已久，直至1916年，新法产铁将近20万吨，才第一次超过土法所产的17万吨；而这20万吨中四分之三（15万吨）是已经改组为汉冶萍公司一部分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生产的。 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产）汉阳厂产生铁11.9万吨，钢5万吨，钢轨2.8万吨；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4/5，以后一个时期幷超过进口量。直到1922年，它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尽管这些业绩是交由商办后改造和扩充的成果，但张之洞当年筚路蓝缕之功毕竟不可抹煞。
钢铁强国梦是鸦片战争以来关心国运民生的中国人的重要追求。新法钢铁生产不是从汉阳铁厂开始的。1886年，署理贵州巡抚潘霨就在贵州青溪县筹办新式钢铁工厂，1889年10月，拥有高炉和贝色麻炉的青溪铁厂投产，耗费公帑19万2千两，私人资本十多万两，日出生铁25吨。可是，燃料、原料缺乏，焦炭要从数百里外运来，而交通不便；加上资金不足，市场不畅，困难重重，勉强挣扎至第二年9月，不得不停炉；潘霨之弟潘露积劳致死，找不到适当人选接办，该厂也随之夭折。首先出钢的是1891年江南制造局的马丁炉，继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规模都很小。
汉阳铁厂设备是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的，规模雄视东方。但是投入那么大，产出如此可怜，结果如此可悲，不少追寻史迹者为之掩卷叹息！为甚么会遭遇如此钜大的挫折？归纳历来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三大错误造成的:
第一是设备购置不当。汉阳铁厂用的是大冶铁矿，含磷很高，应该用马丁炉；但该厂的主要设备是马丁炉两座，“每日二十四小时能溶化生铁一百吨”；“炼贝色麻钢，每次盛五吨之变化炉 两副。”即一半主要设备是不合用的。
第二是焦炭没有稳妥的供应。1893年9、10月间，炼铁厂已经“全厂告成，而煤矿工程未竣。”本来指望大冶的王三石矿和安徽的马鞍山矿，竭尽全力“大办”，到此时“王三石井未成，马鞍山井成而横窿尚少，设备亦未周”。拖到下一年6月才开始炼铁，而这些煤矿“所采不足于用”，只好从国外和开平煤矿购买，运费很高。“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连杂费、麻袋、装工、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且不能随时运济。恒以焦炭缺乏，停炉以待；而化铁炉又苦不能多停，停则损坏。”从英国、比利时进口的每吨更高达十七八两；而国外钢铁厂所用焦炭通常每吨价只需六两左右。直到盛宣怀接办后勘探、开采萍乡煤矿，才基本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
第三是选址不当。它不就近在大冶设厂，而是选择煤铁都要靠外地运来的汉阳，提高了成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的决策错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患了官僚办企业的常见错误:瞎指挥！
大冶有品位很高的铁矿，这是1875年盛宣怀聘请英国地质师郭师敦（A.W.Crookston）博士勘探清楚了的。张之洞也证实:“大冶铁矿据矿师及化学洋教习报称，铁质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实为中西最上之矿。”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在矿石的品质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订购设备，而且头脑一热立即把规模扩大一倍。
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雄心勃勃，要在广东建造钢铁厂、枪炮厂、纺织厂等大工厂。他立意办钢铁厂是1889年上半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在交通不便的19世纪，居然要在煤铁资源俱缺的广东办现代钢铁厂，可谓异想天开。但其动机是:“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1889年4月9日他同时给驻英公使刘瑞芬、驻德公使洪钧打电报，询问开铁矿和炼铁、炼钢及轧钢设备的价格。洪钧老老实实告诉他:“开矿机价自十万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未敢草率报命。”刘瑞芬的胆子比洪钧大，回电说:“询明炼铁厂炼熟铁炼钢压板抽条机器炉具各件，价共需英金两万五仟十九镑，运保费在外，十二月交清，每礼拜出铁二百吨。”张之洞十分赞赏这种干脆利落的作风，第二天立即给刘瑞芬覆电:“请如议订定合同，价能核减尤妙。”七天后，又发电报催促:“炼铁厂机炉请即订立合同，催开工，依限运粤。”再过十天，张之洞提出要扩大规模，很快就敲定日产一百吨生铁。知情者后来揭露:“芝田中丞（刘瑞芬字芝田，1885～1890年初任驻英公使；曾护理江西巡抚，后任广东巡抚，故称之为中丞）原不欲办，嗣经香帅一再电请，知事不得已，然不将其事博访周咨，详举以告，遽匆匆定议”。现在看来，这是一幅近乎儿戏的官僚办厂图。
“香帅（张之洞号香涛）赋性卞急”，就个人性格而言，这无伤大雅；面对暮气沉沉的末代皇朝的官僚机关，想办点事的人不着急，反而有点不正常。但当公权力在握，而又自信道义在肩，立意一往无前之际，如果没有分权制约、按程序决策和公开监督的民主制度，个人的行动不受约束，个性缺陷就可能成为作出违反常识的重大举措的根源，造成钜大损失。
1989年8月，他调任湖广总督，便蓄意将这些工厂一股脑搬到湖北或其他地方去。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个庸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巴不得张之洞将这些玩艺搬走。于是，身还在珠江之滨，已经函电交加，迫不及待，筹划如何在湖北等地建厂。
对现代经济活动较有经验的盛宣怀在张之洞动身到湖北赴任之前，在答复张之洞的询问中已经开诚布公说:“开矿难，开煤镕铁尤难……凡办矿，机器均须因地因质、宜先宜后，与原勘矿师绘图立说，评价定购；西法办矿断无不先定矿地办法而后照图购器者。中国屡次办矿，见小欲速，前后倒置，故不合法。……可否请缓数月，容矿师查毕……算拟切实条款，禀请核夺，不至蹈前弊而贻后悔。”这是有切肤之痛的经验总结，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听不进去。
早在征询盛宣怀意见之前两个月，张之洞已经发电报给中国驻德公使洪钧:“请订熔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齐”。这时他打算把这座钢铁厂放在山西。不到一个月，洪钧挺负责任地综合各厂家的意见答复他:“炼钢两法，曰别色麻，曰托麦旅。视铁质内磷之多寡，炉亦异制，祈迅饬取晋铁试验……炉需火砖，中国必须学造……此造火砖匠须添者也。炼铁需用枯煤……此炼枯煤炉须添者也。”如果认真听取驻德公使转达厂家的这些意见，后来的重大错误可以避免。
可是，张之洞当天就迫不及待回答:“炼铁各件必需速购，炉须兼能炼有磷者……烧砖匠、炼枯煤炉应添订”。“晋铁取送太迟，千万勿候。”寥寥几句话，把他的无知和专横暴露无遗！炉是不能兼炼髙磷和低磷铁矿的，铁质的化验绝对要等候，违反这些常识就要受到惩罚，不管职位多高，概莫能外！字里行间还暴露张之洞当时可能连炼铁要用耐火砖和焦炭都不知道！
几经周折，汉阳铁厂的炼铁设备，最后是在英国订购的。1890年初薛福成接替刘瑞芬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于3月9日抵达巴黎，4月22日率领参赞黄遵宪等人至伦敦，23日完成交接手续。1890年5月17日，张之洞发电报给辪福成:“前定炼铁炉机日出百吨，今欲赶办钢轨，日出二百吨，将已定炉机参合添配，应加炉座卷轧机若干，价值连运保费共几何？请详查示覆。” 5月26日，他洋洋得意告诉盛宣怀:“原订两炉日出百吨，拟再添两炉，通年可出六万吨，愈多则愈有利益。”按理张之洞的电报，应该是由他处理的。但据他的日记，5月20日“查旧卷，前任刘大臣代张芗帅……又在谛塞德公司订购炼铁炼钢机器，共价英金八万三千四百九十八磅。”没有收到张之洞5月17日电报的记录。但后来的史料证明，原订设备启运和为扩大规模添购的设备确是由他经手的。
在张之洞一再催促将设备运来之际，辪福成同洪钧一样，两次根据英国厂商的意见告诉他:“钢需铁炼。请示知矿铁之磷质、硫质有无、多少，做炉方免爆裂。” “谛厂又云:铁矿磷质多难炼钢，另觅佳矿尤妥。” 如此尖锐的意见，没有引起张之洞足够的重视，并可能受到洋技师的蒙骗，他的答复是:“大冶铁矿极旺，磷仅万分之八，贺伯生等称加锰铁尽可炼钢。”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实行马丁炉、贝氏炉各购两座的奇特方案！
设备订购后，当时在驻英使馆任参赞的黄遵宪仍不死心，给负责建厂的蔡毅若（锡勇）写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包括再一次提出:“应先得铁矿、炭矿，将铁与炭寄到英国，请人明验，然后定式购器，觅地造厂。”“今矿质未知何如，铁路尚悬而无着，必先商榷应造之物”。可是，依然无补费精神！
如此瞎指挥的后果是“炼钢有酸法碱法之别，酸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汉厂贝色麻系酸法，而大冶矿石所炼之铁，含磷过多，以致沪宁铁路公司化炼轨样后，不肯收用。”“汉厂鱼尾板等钢，系马丁碱法炼成，沪宁公司称为上品。”但后者不是主要产品。直到1896年转为官督商办后，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1899年10月5日，盛宣怀颇为自豪地对慈禧说:“现在铁厂出铁、炼钢。芦汉铁路用的钢轨均系自己所炼，与外国一样好。现造枪炮亦是用自己所炼精钢，比造轨之钢更要加工。” 1901年的史料指出:该厂“虽然在11年前就已经开始，但是开工的时间并不多，甚至接受较小的订货也不多……1896年业务才走上轨道……在目前经理部管理的六年中（指1896至1901年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该厂已经生产生铁26800吨，熟铁块700吨，钢锭1600吨，铁轨22100吨，熟铁 3700吨。”不过，芦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即现在的京广线北京至汉口段）所以要用汉阳铁厂的钢轨，完全是督办这条铁路的张之洞利用权力强买强卖，不是正常的交易。为了把烂包袱甩出去，1896年，张之洞上奏皇帝:“此次华商承办铁厂，臣与盛宣怀坚明要约，以芦汉路轨必归鄂厂定造为断。并恳天恩饬下南、北洋大臣、直省各督抚，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尽管户部（财政部）对此有所保留，沪宁铁路公司也不买账，张之洞自己管辖下的芦汉铁路是不敢不买这个厂生产的“贝色麻钢轨”的；何况具体承办芦汉铁路的又是盛宣怀！因此，说这样的钢轨“与外国一样好”，实际是哄骗慈禧老佛爷的牛皮。直至1904年汉阳铁厂趁派员赴英购买新设备之机，携带原料、燃料、产品请专家化验，又一次证明大冶铁矿石和萍乡煤均属上乘；唯铁矿石含磷髙，用贝氏炉炼出的产品质素不佳；采纳专家意见，无论新旧设备均“决定废弃贝色麻而改用马丁碱法”，才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瞎指挥还表现在炼铁所需焦炭还没有落实就急急忙忙建厂和选址不当上。
最终解决焦炭问题的以安源为中心的萍乡煤矿是在1898年才开工建设的，那时汉阳铁厂已归商办。至于炼铁厂的厂址，尚未开工建设，盛宣怀就给张之洞打电报直截了当指出:矿务学堂的比利时矿师“白乃富云，武昌设厂。是铁石、灰石皆须逆运，恐运费太钜。郭师敦原勘在黄石港近灰石山处，觅定髙基，安置炉机，荆煤下运黄石港与武昌，运费必不相上下。此系二百年远计，似宜从郭不从白。宣凡有所见，必直陈宪台，事后必知宣心无他，宣言皆实。”后来，他又提出:“若就大冶设炉烹炼虽官办稍加糜费，亦足能兴利持久。继闻香帅舍近图远，纵糜帑二百万，铁亦能成，而运远本重，必不能敌洋料，亦如船政之造船不敌洋厂，粤局之铸钱不敌洋钱也。……至（汉阳）大别山厂基已费购地之款……如能以大别山为炮厂，以大冶为铁厂，则无论官办、商办均能百世不移。”可是，这些忠告都没有动摇张之洞将铁厂放在汉阳的决心，正如许多知情者所说，事必躬亲的他要将工厂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和顺意！
汉阳铁厂的失败另一重要原因是管理染上官办企业痼疾:臃肿腐败。这固然是官办工厂制度必有的孽子，但张之洞的性格缺陷使制度错失更为严重了。
参与其事的钟天纬在私人信函中写道:“特香帅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权，总办不能专主，委员更无丝毫之权。用款至百缗以上，即需请示而行，迨请示则又健忘多病，动延数月。” “最奇者，名为蔡毅若观察为总办，而实则香帅自为总办，委员、司事无一人不由宪派，用款至百串即需请示而行。蔡毅若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蔡锡勇（毅若）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办“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钟天纬在另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说:负责这项工程的叫总局，“规模颇大”，有总办一人，会办两人，还有四位会衔，两位提调，还有两位“只领薪水，并不会衔”；此外，“自文案、收支、翻译、矿务以及大小班差遣及挂名干修月支薪水者共有六十余员，大半尚未谋面，其才具之优劣，并非总办所知”。这样的“衙门”有多气派，我没有看到直接的记录，不过，转为官督商办后陋习尚未革除，看看有关情况，亦可略窥一斑。1913年报载:“汉冶萍虽名为商办公司，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以前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账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褂，以及公馆内所需一切器具、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公司职员，统计不下一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
其实，汉阳铁厂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没有吸收国内外的教训，政府不应直接投资和指挥建设乃至经营这一类理应由商人办理的企业。
在建厂过程中，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中写道:“泰西各矿，皆归商办，岂诸大国虑少官本哉？良以运造出货之本，固无穷期。非商办不能权交易，不能通有无……诚如荩虑，福建船政若为商局，则商轮亦可修造，何至尽糜公帑！招商局若为官办，则洋行屡次倾轧，恐已受亏中止。此前车之鉴也。” “如是铁路每年不过造二百里，每里约用钢轨三十余吨，每吨价三十两，全买官轨，仅得二十万两。津、沪、闽、宁各制造局，每年用生铁不及五千吨，即使尽买官铁，不及十万两，仍不足养此铁厂，似不特官办为难，即商办亦难广筹销路。昨与傅相（李鸿章）纵论及此，目前若得商人接办……用人、理财照轮船、电报两局之例，出入账目，一年禀报一次。大宪只持护其大纲，不苛责其细务，庶可事简而责专，商人或能乐为其难。”一个决策有重大错误的官办企业要纠正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交给商人也难以立即扭转乾坤，但却是唯一出路。
张之洞一生兴办的工厂不少。仅在湖北，“之洞至，兴铁厂、槍砲厰、纺纱、织布、繰丝、制麻、制革各厂。创设官钱局、造币局，行用钞票，铸银圆，以固根本，剂盈虚。”而除了垄断性的为各省代铸小银圆“收其余利，岁百十万”和“创铸当十铜圆，当二铜钱，行用南北各省，至数仟万，余利至千百万”外，“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辦，则赢利巨万。”问题出在制度上。
为甚么不在筹办之初就由私商来办呢？一手经办此事的盛宣怀道出其中内情:当年李鸿章“以炼铁难筹巨款，半途中止……招劝华商出资接办……嗣奉电谕改归官办”，比较清醒的李鸿章，无法抗拒朝廷的旨意。
表面上，张之洞也承认，要办好工厂，终归应该交由商办:“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节省、迅速旺出畅销。前年曾致书台端详言之。”可是，“仰窥帅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闻商办之说。”个人意志成了决定性的因素。1894年6月铁厂点火开炼时，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提出要“招商接办，道员盛宣怀初拟承领。公（张之洞）谓:路舰炮械，非铁不成，正须官方扩充，招商非计。”
又拖了两年，直至走头无路了，才交给盛宣怀去办。当时“英法巨商愿缴款合办者甚众”，这本来是吸纳外国资金和学习现代管理的好机会，张之洞无此胆识，加上不敢信任洋鬼子的民族情绪，宁可交给本国亦官亦商的人物，埋下了无法彻底摆脱官办企业习气而终于破产的祸根。
这些错误决策得逞的制度环境是政治上的宗法专制，笼罩统治阶层的文化气氛仍是迷恋官办，经济上则是国民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想办企业非得到督抚乃至朝廷批准不行，张之洞的作为无非是主流文化的体现。在劫难逃！这就是中国人为冲破传统文化桎梏而支付的又一笔而非最后一笔费用！
张之洞轶事
张之洞：平生“三不争”
“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这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的遗嘱。
张之洞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筹建的官办新式企业，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
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赂，因为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
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毛泽东对他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这掷地有声之言，自古至今，有多少官员敢这么说?
张之洞重才轻财趣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芗涛，因排行居四，人称四太爷，河北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在出任湖广总督期间，有不少重才轻财的趣事，至今令人深思，给人启迪。
敢用犯上的梁鼎芬
张之洞因自己靠硬本事起家，为官后十分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用人、看人，从不以貌取人，更不以亲例外。1889年他被朝廷调任湖广总督（驻节武昌），不久便广招天下贤才精英。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号芦庵）是个才华横溢的怪人，生性强硬，从不信邪，更不媚上，人称“梁疯子”。他一生喜食鱼翅，按他的说法是敢碰硬刺，故又叫“鱼翅梁”。在中法战争后，他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卖国求荣的可耻行为，结果李鸿章未被劾倒，自己却背了个“妄劾”的罪名，被慈禧降级调用。梁鼎芬一气之下，辞官回乡。
张之洞倒认为梁鼎芬是个人才，让他闲逸可惜，应为国尽力。他不顾别人闲言碎语，也不怕担当风险，亲自派人上门将梁鼎芬请到武昌，委以重任。开始命他为武昌知府，后拟提为学使。张之洞愿意满足他的嗜好，每次举行招待宴会时，必给梁鼎芬备一盘鱼翅，观其狼吞虎咽的馋样，在一旁乐之。
张之洞的族侄张瓞对此极为不解，大胆向他进言道：“四太爷，您如此重用梁芦庵，恐怕招来李鸿章不满，且闻京中权要亦有人不满于梁，还望您三思而行。”张之洞坦然一笑道：“芦庵乃盘根错节之人，中怀郁愤，故其为人能沉着而有毅力，譬如诗，必穷而后能工，我之所以对他抱有期望，正在于此。至于李鸿章满意与否，非我所问也。”几句话说得族侄茅塞顿开，点头称妙。
慧眼识得孙中山
张之洞顶风用才的故事一下子传开了。出山之前的孙中山半信半疑，早闻张之洞大名，久有拜会之意，决定前去一试。那年他从日本留学返国，途经武昌，特意面晤张之洞。当他走到总督府前时，却被卫士拦住不让进去。孙中山心中有些不悦，便递上名片，在外面候着。
张之洞接过名片一看，只见上面用楷书写着“孙文求见之洞兄”7个蝇头小字。张之洞见孙中山与自己兄弟相称，甚为不满，心中说：“好大的口气，一个布衣青年竟与朝廷命官平起平坐！”鄙视一笑，即在名片上用草书写了一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看罢，冷冷一笑，不假思索地信手写了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幡然震惊，拍案叫绝：“此人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而且对联也恰到好处，真乃天下奇才也。”赶忙吩咐人将孙中山请进大堂，并亲自为他敬茶。二人谈了很久，从读书扯到国家大事，谈得十分投机。从谈话中，他发觉孙中山的才气与胆略远在自己之上，决非等闲之辈。送别后他对身边的人说：“孙文必将是国之大才也。”果然被他说中，孙中山一举成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不要“锡茶壶”
一天，张之洞刚吃罢早饭，正在处理公务，王庆和书童带上厚礼，专程来到武昌拜求张之洞，想要谋个一官半职。王庆系监生出身的候补知府，一表人才，文质彬彬，看上去很像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子，转弯抹角与张之洞还沾点亲。张之洞正在从锡茶壶中倒茶，忽见礼品，对他斥责道：“先将那些东西丢在门外，光手进堂让我来考考你的学识。”待王庆递上自己的履历，回答几句简试后，张之洞看着歪曲的字迹和缺乏文采的字句，望着案上的锡茶壶，灵机一动，遂令手下取来纸笔墨砚，用正楷写上了“ （Yáng，指马额上的饰物）荼（tú，古书上指茅草的白花）壸（kǔn，指宫里的路）”3个字。张之洞指着这3个字说：“做官必识字，你能认出这3个字吗？”王庆一看，差点笑出声来，这么简单的3个字还能考我，岂不是个笑话，脱口说道：“张大人别取笑小生了，那'锡茶壶’3字我岂能不识？”张之洞说：“你仔细再认一遍，没看错吧？”王庆肯定地说：“那是我常用的锡茶壶，还错得了吗？”
张之洞把手一挥：“送客！”
第二天，张之洞下文将王庆这位候补知府遣回原籍，并在文中写了几句话：“写的本是' 荼壸’，你却误为'锡茶壶’。3字仅是一横差，此等庸才岂能用。令你再读十年书，不要误念锡茶壶。”
典当皮箱过大年
张之洞爱讲排场，然而他用钱虽多，但从不贪敛民财。他常对家人说，民众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子岂能用父母的血汗钱！因而他每年的俸禄全部花在开销上还不够用，入不敷出之事时常发生。
张之洞对上不搞贿赂，对下属一不搞摊派、二不要人孝敬。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之时，就派幕僚暗暗将自己的皮箱等值钱之物，送到当铺里换钱以解燃眉之急。由于年年如此，终于难掩人耳目，于是出现一句歇后语：“张总督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当时成了一大笑柄。久而久之，这话传到光绪皇帝耳中。光绪在召见时问他：“爱卿，是否确有此情？”张之洞不想让皇上为他追加俸禄，一口否定：“此系谣传，绝无此事。”
1890年，张之洞带着随从，自武昌乘轮船到荆州检查堤防，当地官员为了巴结他，趁机大办宴席，意欲讨好。可他却在船上食宿，并将那些官员狠狠责骂一顿。张之洞每到一地，不仅自己不敛民财，而且禁止手下人假他之名胡作非为，一旦发现，严惩不饶。一次，一个名叫李元的下属替人办事后，暗中收了人家50两银子，被人告发。张之洞大怒，问明情况，叫人将李元重打40大板，责令退赔原物，然后赶出府门。（据《文史春秋》2008年第9期周保林／文）
张之洞：最早预见清朝必然灭亡的人
摘自：金满楼 著 《辛亥残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出版
阅读提示：“国运尽矣！”就在载沣前来看望的当晚，大失所望的张之洞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可惜的是，亲贵不识时务，留学生不解国情，在帝国的变革越走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近衰亡的张之洞又能如何……【阅读《辛亥残梦》连载】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张之洞与西太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金銮琐记》亦有诗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作者高树在诗下自注：
“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鬅鬙，孝钦焉能无感！”
张之洞与1903年奉旨朝觐慈禧太后，时年六十七岁。慈禧太后比张大两岁，庚子年后亦年老力衰，会见大臣时忆及西狩苦况常做涕泪流状，因张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宠任素专，此次君臣相见，竟无语对泣，诚为百感交集后的心境悲凉，时人粗线白描的作诗记事，亦足以传神。
相比于当年湘淮军诸路豪杰封疆各地、清流众君子喧哗朝野的同光盛状，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慈禧太后，都能体会到那批中兴名臣凋谢后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这种孤独与落寞，不但没有因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蒸蒸日上而有所减弱，反使慈禧与张之洞感到惶惑与无助，而在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类相属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绝迹。
张之洞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国事日非，心境悲凉，这次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如往观慈仁寺观松，则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又作诗：“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历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以历史进步主义为尺度，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显见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张之洞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心境”；“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
时势变换，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其中称：“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在朝廷的屡次电促下，张之洞与刘坤一于1902年7月合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提出“兴学育才”四“大端”、“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由于刘坤一此时已经衰病残年，“江楚会奏三折”实际上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化，由此成为清末新政的总纲领与路线图。
维新派喋血街头不过三五年，清末新政事业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次铺开，而且走得更远、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更深，历史的吊诡而残酷，又何须多言。事实上，“江楚会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务派的主张，也融合了维新派的观点，但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实际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轻操切的变法书生们所不能企及的。这是经过多年斗争乃至流血后的教训所凝结成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封疆大吏对国情传统及政治运作悉加洞察后的精妙设计，假以时日，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未必就是一个迷梦。
变法更张势必牵动四面八方，除旧布新也难免豕突狼奔，历史的车轮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设计蓝图而无强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终的结局亦将一哄而散。1906年，张之洞入京陛见时，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张之洞闲聊中提及废科举后湖北兴办新学之事，言辞中不免有夸耀之意。王冷笑一声，袖出一册《湖北留学生界》示之，张之洞阅数页默然无语。退朝后，即电令鄂督将与事的留日学生召回国。
慈禧太后亡于1908年11月，与光绪的驾崩相隔不过一日。王文韶亦卒于同年。在前一年，张之洞离开经营了18年之久的湖北，入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首入廷枢，参与朝政。然此时的张之洞已入七十古稀之年，垂垂老矣。
民国闻人徐树铮曾记一事，说在李鸿章去世后，当时的大臣以张之洞资望最高，袁世凯“仰公如神”，但张之洞见袁后“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有一次张之洞路过保定，袁世凯盛情招待，徐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骴骴然隐鞬动矣”。张之洞死后数月，袁世凯仍为此耿耿于怀。若徐所记为实，则张之洞此时确已年老，精力不济，或对非科举出身的袁世凯有所轻慢，但文中“殊形落寞”四字亦见其状态及心态。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总数接近5000人，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数，居全国之冠。有心栽花却插柳，张之洞派遣年轻人出国留学，既存复兴国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
张之洞所期望的东西最终走了样，变成了他接受不了的东西。后人曾追叙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以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浮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
汪荣宝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后参与修订法律馆，对“西法东渐”有所贡献，张之洞指之为轻浮，想必其对日本留学生印象不佳。早在前两年，原两湖书院学生黄兴自日本归国后至武昌，期间发表反清革命演说并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刊，张之洞闻讯大怒，下令将黄兴驱逐出境并严禁“逆书”，称“本部堂访获《警世钟》一书，系自上海传来，诬谤朝廷，搅扰和局，诋良民为奴隶，赞会匪为志士，狂吠毒蛰，凶惨万状”；“又有《猛回头》一书，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亦系此等乱党所为”，“无论坊贾居民，概不准将《警世钟》、《猛回头》等逆书营销传送，如先径有是书者，立即送官销毁，傥敢故匿不报，或翻印传布，一经查出，定即治以应得之罪。”
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辞世后，张之洞虽为三朝老臣，但在这个“新学猖狂”的年代，他已经是四顾茫然，力不从心了。不错，“新政倡自湖北”，但这位设计师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势趋坏，他指驳新律时“词绝沉痛”的上奏，已经证明他在新政的新阶段中已经与那些更激进的改革者分道扬镳，同路殊归。
在老臣凋谢之后，年少的亲贵与同样年少而新派的留学生结成同盟，他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做更浅层次的理解，但对于权力与利益的贪婪，却远胜于当年的科场中人。张之洞入廷枢后宁可摒弃留日学生而改用翰林中人，后又在湖北设存古学堂保护国学，便是这种忧虑心态的写照。
1909年七月，张之洞病。八月，病势加重。摄政王载沣亲至张家慰问，张之洞一片赤心，试图利用最后的机会规劝载沣，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但载沣只是不痛不痒的说：“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张听后，从枕席上挣扎着起来答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张之洞话中有话，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可惜主政者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再多的言语不过鸡同鸭讲。载沣走后，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长髯抖动，无他言，惟叹息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当年，津浦铁路督办吕海寰、总办李德顺因强占及廉价收购土地情事为人参劾而连带撤职，载沣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提议由唐绍仪接任督办，张之洞以为不可，曰：“唐绍仪不洽舆情，未便继任。”载沣冷笑道：“中堂以乡绅重望，如以为可，谁还能说不可。”张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君臣不欢而散。张之洞出而咳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次日即病，不再入朝。
“国运尽矣！”就在载沣前来看望的当晚，大失所望的张之洞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临终前，张之洞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们，“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按张的幕僚辜鸿铭回忆，张家实则无财产可争，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在病危时已经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满汉一体，内外兼筹，教战明耻，尊亲大义”，字字珠玑无人理。从之后的历史来看，张之洞的循循善诱并不起作用。当时的朝局，“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亲贵掌权，实则为“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可惜的是，亲贵不识时务，留学生不解国情，在帝国的变革越走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近衰亡的张之洞又能如何。
人们对张之洞态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批判洋务运动，批“洋奴哲学”、“买办哲学”，说洋务派动不动就引进设备、资金、人才，认为这是不自力更生的表现，张之洞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种批判显然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不是实事求是的。
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评价张之洞，是因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借鉴中国早期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他的“中体西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业企业，被誉为“钢铁之父”；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
张之洞对近代企业的贡献
一、张之洞不愧为“旧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张之洞（1837—1909），原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士宦家庭，13岁考中秀才，15岁又考中第一名举人，成为“解元”；1863他进京会试，考中了“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后来一度成为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健将之一，开始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深得主政的慈禧太后的赏识；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跻入了地方督抚实力派的行列；1884年又署理两广总督，直接参于中法战争；后来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直到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
汉阳铁厂：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是发轫于广州而展开于武汉。1889年，正当他认真总结中法战争的教训，积极在广州筹建枪炮、炼铁、纺织诸厂时，清廷调他担任湖广总督。由于接任的两广总督对办厂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上述诸厂，经过清廷的批准，便随着张之洞迁建到武汉，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设备，也陆续向武汉起运，近代工业一直冷落的武汉三镇，从19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出现大办近代工业的繁荣景象。
张之洞在武汉期间，主要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纺织官局等三大近代工业。
湖北枪炮厂：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产地
首先是湖北枪炮厂的建立。1890年他选定汉阳龟山北麓为厂址，派专人督工监造，除在广东订购的机器设备外，又制造添购了不少新机器，开办经费70余万两平银，常年经费50万两平银左右，1890—1897年间，共实用库平银2100943两。厂内分厂林立，先后设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厂、枪弹厂等等，规模宏大，全部员工估计在3000人以上。机器设备先进，聘有德国技师担任新技术指导，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和快炮，所造的口径7.9厘米步枪，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该厂年生产能力可造枪5000余支，枪弹380余万颗，各种炮150尊，各种炮弹45万余颗；从1894年开始投产至1907年的10余年间，共造步马枪11万余支，枪弹4000余万颗，各种快炮740余尊，前镗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余颗，各种枪炮器具钢胚44.6万余磅，无烟火药27万余磅，硝镪水200余万磅。这个厂生产的军火，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当时李鸿章创办和控制的清政府最大的军用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后者在1867—1894年的28年间，总共只造成各种枪51285支，各种炮583尊，而且式样都很陈旧。难怪张之洞1903年在两江总督任内，狠狠批评江南制造总局:“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7枝，一年只能出枪2000余枝，既不合算，且于武备大局无裨。火炮厂所造车炮，亦不尽适用。”〔1〕
其次是汉阳铁厂。这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二个近代大工业，1891年1月动工建造，厂址也设在汉阳龟山脚下。至1893年冬，各分厂陆续建成，包括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子钢厂、轧钢厂、铁货厂等6个大厂，以及机器、铸铁、打铁、鱼片、钩针、打铜、翻砂、木模、锅炉等8个小厂，拥有化铁炉2座，炼钢炉4座，并另设洗煤机、炼焦炭炉，共用去经费计库平银5829629两。大冶铁矿工程也同时兴建，运矿铁路、铁桥、开矿机器、轧铁矿轧灰石的机器、起矿机器房及沿江码头等，都已修建安装完毕。江夏马鞍山煤矿亦已开通出煤，张之洞打算先购买湘煤、外国焦炭与马鞍山煤渗用，以应急需。全厂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全部购自英、德等国，并聘用30—40名外国技师，主管技术指导。1894年6月，化铁炉正式出铁，日产50余吨，多时可达60—70吨；炼钢炉也开始出钢，各厂机器均开始运转生产。至1895年10月中旬止，全厂共生产铁5660余吨，钢1390余吨。由于经费困难，焦炭成本太高和钢含磷率高不宜轧钢轨等原因，铁厂生产不得不宣告停顿。张之洞被迫于1896年5月14日，札委盛宣怀对铁厂实行官督商办。1908年3月，盛宣怀在对铁厂进行整顿扩建的基础上，又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起来，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商办，进入汉阳铁厂的发展高峰。在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年产钢7万吨，拥有工人约3000余人；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50万吨，拥有工人1000余人；萍乡煤矿年产煤60万吨，拥有工人3000余人。这个企业在当时，不仅是武汉地区和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在远东和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比日本1941年兴办的八幡制铁所规模要大得多。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尽管在他手里的实绩不大，后来的发展也不够理想，但客观上对武汉地区乃至全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因而张之洞后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2〕
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三个大近代工业。
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张之洞的第三个大近代工业
汉阳钢铁厂 湖北兵工厂近景 汉阳兵工厂1890年，湖北织布官局正式成立，厂址选定在武昌文昌门外，1891年1月1日开工建厂，5月至10月，英国机器设备陆续运到，1893年1月，正式投产。全局拥有布机1000台，纱锭30000枚，工人2500名，并聘用外国技师数名作技术指导，全部费用共计银1279375.11两。1893—1901年间，官布局共生产原色布330916匹，斜纹布11785匹，棉纱135702担。
官布局投产后，所出纱布，产销两旺，供不应求，每年都有盈余，促使张之洞决心增办南北两纱局。他于1894年，向英国订购纱锭9.7万余枚，以及各项机器全套。次年4、5月间，所订机器陆续运到，北局先行建成，于1897年正式投产，拥有纱锭60656枚，工人1600名。开始是官商合办，后商股要求退出，成为官办。南局因经费难筹，始终未建成，所余纱锭40800枚，一直堆搁在上海，后廉价让给张謇、盛宣怀各半数了事。纱局费用共计银1087422.54两。
湖北缫丝官局，筹建于1894年，局址设在武昌望山门外，属官督商办性质，开办费6—8万两，拥有缫丝车308台，工人300名，每日能制成上等品30斤，普通品近20斤，用湖北当地原料，制成品全部运销上海。
湖北制麻官局，1898年设立，局址在武昌平湖门外，拥有制麻机40台，均购自德国，开办费用共花银70余万两。建厂安机费时5～6年始建成，拥有工人463名。原料用湖北生产的zhù＠①麻，产出的各色麻布麻纱等，销于汉口市场。
布纱两局，开始几年虽有盈余，纱局1899年也曾获利5万两。以后由于外资纱厂的竞争，加上管理不善，纱布滞销，两局出现亏损，产品积压，资金运转不灵，被迫先后停产，丝、麻两局也被波及，同时停工。于是，纺织四官局，不得不于1902年由粤商韦柴封、邓纪常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接办，租20年。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又聘租给徐廷荣等人组织的楚兴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最大的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张之洞花去近400万两白银，历时5、6年，艰苦创建的这一庞大近代纺织工业，虽然成效不大，但在武汉地区四局均属首创，织麻局更属全国首创，这对武汉地区近代化，乃至全中国的近代化，其影响无疑是不小的。
张之洞让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气蓬勃的局面
除以上三大近代工业外，张之洞还在武汉地区先后兴办了近10个中小型近代工业，作为三大工业的卫星群。与此同时，他还全面推行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气蓬勃的局面；特别是由张之洞主持的1897年4月动工修筑、1906年全线通车的芦汉铁路，更起着全国近代化大动脉的重大作用。
张之洞：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
在短短的10余年间，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兴办的大小近代工业，共投入资金达白银1700余万两，职工总数最多时达16000余人。这一兴办近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在晚清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显然呈现着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为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国家日益积弱积贫。鸦片战争后，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探寻“自强”、“求富”的道路，张之洞是其中著名的倡导者之一。毛泽东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汉阳铁厂从创办到衰落，走过48年的风雨雨，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高大的门楼和钢模，无声地述说着汉阳钢铁发展的悠久历史。
时光穿过尘封的厂房，链接百年钢铁企业的兴衰。
汉阳铁厂的辉煌，如今只能在博物馆的墙上找寻。
汉阳钢厂就要整体搬迁到江夏，这本是件单纯的事。然而，因其前身为汉阳铁厂，这事儿就显出不一般了。
日前，记者来到汉阳月湖畔龙灯堤，试图穿越时空，探访汉阳铁厂的辉煌与沧桑。
华夏钢源凝结中华民族百年自强梦
在汉阳钢厂门前，竖立着一个门楼，上书“汉阳铁厂”四个繁体字。门楼左边有一个巨大的钢模，数吨重的钢模被安放在一块基石上，上面镌刻着“华夏钢源”。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馆长顾必阶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原汉阳铁厂的厂址。
走进门楼，抢入眼帘的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半身塑像，伫立在右边一片花丛中，两眼深邃地注视着前方。左边有一个巨型钢模。道路两边是一些钢雕，都是各种各样的生产设备，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油漆。
进入厂区内，许多货车正等着运送钢材，穿制服的工人在盛钢桶前忙碌。现在的汉阳钢厂已让人看不到任何当年汉阳铁厂的模样。
顾必阶解释：1938年，日军大规模入侵武汉，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汉阳铁厂整体搬迁至重庆渡口，不能搬走的厂房全都炸掉了。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政府在原汉阳火药厂遗址上重建汉阳钢厂。现在，最老的厂房、机器，也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
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百余年后，中国钢产量已居全世界第一，汉阳钢厂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只能算是小兄弟。
历史遗梦十里长廊奠基现代制造业
汉阳铁厂的雄姿已无处找寻，在晴川阁下游留存着一座百年老码头，曾是专供汉阳铁厂运输矿石和钢铁的。百余年潮涨潮落，码头上历历在目的铆固件依旧散发着黝黑的光芒，无言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自强、求富”，在武汉大力推行兴实业、办教育等新政，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形成蔚为壮观的十里“制造工业长廊”。现代制造业的兴起，直接成就了张之洞的“湖北新政”。
顾必阶介绍，1894年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当时有很多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其中仅卢森堡就有14人。1994年，武汉纪念汉阳铁厂投产一百周年，欧洲卢森堡大公国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武汉—卢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有关人员赠送了该国专家当年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和资料。
1994年，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成立，里面保存着研究张之洞最全面的史料。
保护遗产让博物馆述说沧桑钢铁史
多年前，汉阳钢厂就被规划为居民区，北区地段已被开发商购买。
“不能让汉阳铁厂就这样被拆掉！”近年来，顾必阶与他的同事们四处奔走，目的是在原厂址上建立工业博物馆。
“汉阳铁厂记录着辉煌的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我们不可以这样短浅地看待工业遗产。”博物馆的老职工晏端林说。
2005年8月，国家两院多名院士建议，利用废旧厂房建工业博物馆，是一件有利子孙后代的大事。
今年5月30日，武汉市就工业遗址的保护开展调研，冯天瑜、皮明庥等知名专家建言，城市发展的文脉应该留下来，应当建立一个工业博物馆。但工业博物馆建在哪儿？一种意见是将遗址迁移到龟北路段，另一种是在汉阳铁厂原址上进行开发和利用。
顾必阶他们到处游说：“沿龟山西至赫山路段是曾经的十里工业长廊，保留着众多遗址，如果利用原址开发利用张之洞工业遗产，无疑是代价最小的。”
汉阳铁厂钢铁出口总量长期以来等同中国钢铁出口总量
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
铁厂界碑
镇馆之宝——欧仁·吕贝尔资料集
刘谦定向记者讲述“定汉神铁”的往事
卢森堡14名专家在汉阳铁厂留影
▲国际友人赠送的比利时列日大学纪念章
1890年筹建、1894年投产的汉阳铁厂，横亘清末民初，其亚洲第一的规模与雄强的工业精神曾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
也曾有人形象地形容汉阳铁厂及“汉阳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从辛亥革命第一枪到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以至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都少不了“汉阳造”的身影，而汉阳铁厂的钢铁出口总量长期以来等同于中国钢铁出口总量。
汉阳铁厂及汉阳兵工厂等曾经汇聚了英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等各国工程技术专家达50余人，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钢铁巨擘，也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滥觞。
汉阳铁厂与“汉阳造”也为几千年来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充满诗情画意的汉阳注入了刚劲的现代工业气质，并成为汉阳乃至武汉不可磨灭的城市烙印。
近日，随着P(2007)008号地块，原汉阳钢厂地块以13.53亿元拍出，3887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再创汉阳新高，激起了社会对汉阳钢厂乃至整个汉阳房地产区域的关注。五一前后，本报特走访了汉阳铁厂故地及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并访问了有关专家学者，为读者解读一座厂与一个城背后的故事。
“定汉神铁”与厂址探源
在绿荫华盖的龟北路，一尊被称为“定汉神铁”的巨大的圆柱形铁砣静静地卧在路边的蔓草间。引领记者前往现场察看的武汉民俗学家刘谦定介绍，这是当年汉阳铁厂厂址的唯一现存物证。关于这尊“神铁”的来历，曾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一说为投产后的第一炉铁，由于铁质不纯，废弃不用，凝成现在的样子；另一说为辛亥革命爆发时，工厂工人为避战火离岗，最后的一炉铁水凝结而成。比较得到专家认可的是后一种说法。他进而介绍，当年汉阳铁厂在选址时，由于武昌城繁华，且有长江阻隔，交通不便，汉口的地基太软，因此最终选址在龟山北侧，并陆续沿汉江向上游建设了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一系列近代制造工业，蜿蜒十里，蔚为壮观，后人形象地称之为“汉阳制造工业长廊”。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1890年筹建，1894年炼出第一炉铁，到1924年陷于停产，民国以来，一直战乱，未能达成恢复生产的愿望，到抗战西迁入四川，汉阳铁厂设备迁至重庆大渡口重建，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厂。未能迁走的厂房烟囱等为避免落入日军之手，予以炸毁——一代雄厂在时代的变迁中终成废墟。
到建国后，汉阳铁厂原址上建立了国棉一厂，原来的汉阳火药厂旧址之上陆续建成了汉阳轧钢厂（1952年），汉阳钢厂（1958年），后来两家合并为汉阳钢厂。由于与汉阳铁厂具有地缘及一定的历史传承关系，汉阳钢厂后来被视为汉阳铁厂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当然，这更多是在精神意义上的。而汉阳铁厂更多成为国人一种留在记忆中渐渐模糊的时代印记。
梦回一代雄厂
建国后，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汉阳铁厂与“汉阳造”渐渐成为历史名词，并没有人去关注其背后的意蕴。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汉阳铁厂与“汉阳造”在因缘际会的时代背景下，再度成为武汉人、国人乃至国际友人关注的焦点。而国人再度回望这段历史，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国际友人的促成离不开的。
比较早的时候，是在1988年，一位曾在汉冶萍公司任职的比利时矿师的后裔来汉阳钢厂寻访其祖辈的足迹，并留下一块纪念章给当时的厂长做纪念，上面铭文为列日大学（Université de Liège），据相关人士回忆，这位后裔是在位于比利时的该校任教。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事例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
真正促成“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的落成，是1994年，汉阳铁厂开炉100周年之际，中卢展览的开幕。
1994年，在纪念汉阳铁厂投产一百周年之际，欧洲卢森堡大公国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武汉——卢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引起极大反响，汉阳铁厂再度进入国人视野。同时，卢森堡有关人员到汉阳钢厂寻踪访问，并赠送该国专家当年拍摄的汉阳铁厂历史照片与资料。当年的卢森堡专家欧仁·吕贝尔先生曾先后担任汉阳铁厂高炉炉长、总工程师、驻欧洲全权代表。在汉阳铁厂工作的卢森堡专家达14人之多。
在随后汉阳钢厂领导回访卢森堡的过程中，卢森堡欧洲国家博物馆珍藏的有关汉阳铁厂的百年珍贵史料，令人大开眼界。曾与汉阳铁厂颇有渊源的卢森堡一家大型公司总裁亲自接见了到访的中国客人，并当即表示把欧仁·吕贝尔根据在华期间经历所写《游华日记草》及相关文献资料、相片汇集成册，全部复印装帧赠送给中国客人。这套珍贵的资料如今保存在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内，成为海内孤本和镇馆之宝，其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巨大。记者在博物馆看到，这套资料为红色封面装帧，虽为复印件，但装祯仍然十分精良，图片尚称清晰，16开本，厚逾寸，内文德、法双语（卢森堡官方语言为德语、法语），内有大量图片、当时报章、合同、草图等资料。
随后，有关部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与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均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主题博物馆，来见证这段宝贵的历史，并填补城市乃至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于是，汉阳钢厂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及照片，其中三件为镇馆之宝：欧仁·吕贝尔资料集、铁厂界碑与张之洞手书牌匾。
人文价值与城市底蕴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落成后，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为博物馆作序，著名城市史专家皮明庥为“汉阳铁厂”门楼题写纪念碑文，市政协主席刘善璧为“汉阳兵工厂”门楼题名。初具规模的“汉阳制造工业长廊”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地名标志。来自国内民间组织、企业、媒体以及国际友人、企业乃至外交部门的相关人士在此领略汉阳铁厂当年的风采。
去年4月3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朱晓东博士专程赴博物馆考察，并指出：汉阳铁厂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发源地，是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应当加大宣传力度，他还建议在适合的条件下，将国际“4·18古迹遗址保护年会”定在武汉召开。
而近年来，对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日渐提上日程。200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载文：留住工业遗产的足迹。该文呼吁全社会提高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认定评估工作，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博物馆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省市各大媒体的众多报道，博物馆的有关资料图片也多次被国家发改委和市区有关部门作为“武汉新区”和地区特色文化在境内外宣传及招商中使用。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馆长顾必阶向记者表示，珍视汉阳铁厂的这段历史，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经济，促进国际友好关系，以及研究近代史、钢铁史、城市发展史、辛亥革命史等都很有意义。
他指出，国外对这些方面都很重视。如历史上曾与汉阳铁厂有合作的德国锡根公司就曾与重庆钢铁厂接触，想买回当年的汉阳铁厂内迁至于该厂的轧钢设备，留作历史见证，当时由于这些设备仍在投入生产，厂方婉拒了这一提议。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厂区有各自的发展方向，馆方也考察过北京的798等国内在保护运用旧有工业遗存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也非常希望在陆续搬迁的汉阳钢厂厂区能够留下旧有的时代印记，保留城市记忆。
著名武汉城市史专家皮明庥也认为，如果将工业文明元素融入汉阳风景区，将是很好的题材。
为此，顾馆长也提出一些设想，如能否保留、改造部分旧有厂区，建立工业博物馆，包括工业机械、军工、纺织、建材、造纸、玻璃等工业博物馆区。并依据铁厂界碑、神铁、码头、火药厂碾盘、牌楼、石料码头等实物，形成一条工业走廊观光带。这些想法也通过汉阳区政协向市政府进行了反映。
据悉，市有关领导近日将赴汉钢进行调研，就该区域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
汉阳铁厂成为国人记忆中渐渐模糊的时代印记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1890年筹建，1894年炼出第一炉铁，到1924年陷于停产，民国以来，一直战乱，未能达成恢复生产的愿望，到抗战西迁入四川，汉阳铁厂设备迁至重庆大渡口重建，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厂。未能迁走的厂房烟囱等为避免落入日军之手，予以炸毁——一代雄厂在时代的变迁中终成废墟。建国后，汉阳铁厂原址上建立了国棉一厂，原来的汉阳火药厂旧址之上陆续建成了汉阳轧钢厂（1952年），汉阳钢厂（1958年），后来两家合并为汉阳钢厂。由于与汉阳铁厂具有地缘及一定的历史传承关系，汉阳钢厂后来被视为汉阳铁厂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当然，这更多是在精神意义上的。而汉阳铁厂更多成为国人一种留在记忆中渐渐模糊的时代印记。
寻找张之洞：晚清名臣墓穴被挖 尸骨命运多舛
张之洞（1837～1909），清朝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2007年，张之洞的遗骨被找到。左二即为当年的埋骨人张执信。李丙杰摄
1909年10月4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溘然辞世，身后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
99年后，2008年10月4日，河北省南皮县，一片被冬小麦和棉花包围的农田里，举行了一个特别的葬礼。在“文革”中被掘出并一度失踪的张之洞遗骨被重新安葬在他最初下葬的地方。这是张之洞的第四次葬礼。
常言道，盖棺定论。尽管张之洞生前便是毁誉参半，人们还是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百年间，不但对他的评价大起大落，就连他的尸骨也难以逃脱历史风潮的侵扰。
是谁在1966年掘了张之洞墓?在消失了41年后，他的尸骨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在张之洞的故乡，有一群人一直在寻找张之洞。
国运尽，老臣逝
说起张之洞，许多人记忆中与之对应的地理位置是武汉。然而，历史上那个身材矮小、胸前飘洒着雪白长髯的湖广总督(《清史稿·张之洞传》上形容张“短身巨髯，风仪整峻”)，其实是地道的北方人。他的家在河北南皮。有人甚至直呼他为“张南皮”。
南皮县在今天的沧州。明永乐年间，朝廷迁移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仍流传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在这茫茫人流之中便有张之洞的先祖。张氏家庭迁移至直隶漷县，后又移居南皮安家，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此后的600年里，“东门张氏”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张姓在南皮仍然是大姓，族人众多。
1909年10月4日，位于北京什刹海畔白米斜街的张府，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悲凉感叹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劳累的人生，也挥别了那个他为之殚精竭虑却始终难以摆脱危局的风雨王朝。 仅仅两年前，这位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刚以七十岁高龄进京迈入朝廷中枢，试图力挽危局。
张之洞去世两天后，清廷即颁布上谕，称赞他“公忠体国，廉政无私”、“提倡新政，利国便民”……赐谥号“文襄”。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清史稿·张之洞传》)。清廷赏银三千两治丧，张的亲朋和门生也热心筹措。当月，长子张权等即奉灵柩回家乡南皮，准备墓碑、墓志铭、石相生等下葬所用事物。
张之洞70多年的人生，可以说是跟中国近代史共始终的。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只有三岁，这场战争所引发的历史震动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早慧的他，15岁乡试第一，26岁殿试时得到慈禧的赏识，从三甲末名被提为“探花”。
张之洞真正名声大振是从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大捷开始的，时任两广总督的他启用老将冯子材击败法国军队，那是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取得的惟一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此后，这位曾经的“清流”健将修铁路、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日渐成为直追李鸿章的后期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主要代表。在他去世仅仅两年后，他极力维持的晚清帝国在武昌城头的枪声中轰然崩坍。
白米斜街11号，张之洞故居院内。赵 婷摄
张之洞一生中有许多大手笔:他创建了汉阳铁厂，那是当时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连毛泽东都曾经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开办的汉阳枪炮厂，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制造中心。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结束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他还是晚清留学生运动最重要的提倡者。他创建的湖北新军，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发起者。他不仅是一个洋务的实践家，还是洋务运动最大的思想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观点的《劝学篇》是对洋务运动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他“开新”不忘“卫道”。有人说，曾是一介书生的张之洞就像一个老中医，用中体西用的方子，医治着已经病入膏肓的晚清。
然而，无论从历史条件或是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他新旧纷呈、中西并列的所作所为，从建铁厂到《劝学篇》都备受争议。他在世时，便是如此。当时的《大公报》有报道称:“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为人圆滑的指责声一直不绝于耳。张之洞去世之际，中国媒体已相当发达。于此山雨欲来、危机四伏之际，这位晚清的重要疆吏权臣及至士林领袖的离去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对其一生的得失功过，有赞叹，也不乏唾骂。这种分歧，明晰地反映在当时的报纸上。像《申报》称张之洞“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新闻报》认为“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甚至连《泰晤士报》对张之洞之死都有报道，肯定了张之洞的舍旧谋新，还着重赞誉了他的铁路政策。反对方的言辞更为锐利。比如与上海的《申报》地位相当的天津《大公报》批评他:“张相国一毫无宗旨， 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民报》精卫的文章更称:“张之洞死，于清廷失一无足重轻之家奴，于汉族失一冥顽不灵之朽物，至不足齿数。”
张之洞留给后世的这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注定了对他的争论不会很快消散。而生前身后的各种非议，也似乎预示了张之洞尸骨的命运多舛。
第一次入葬南皮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十五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张之洞被安葬在河北南皮县双庙村的张氏祖茔。与他一起合葬入土的还有早他多年去世的三位夫人。郁郁苍苍的园林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诸多亲朋门生、王公大臣从京城赶来送葬。
当地的老人说，在明清科考中，张氏族人先后考中进士以上的21人，举人50多名，秀才200多名，从七品知县到一品大员几十名，到张之万(张之洞的堂兄、早于张之洞入阁成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张家的声威达到鼎盛。如此门庭显赫之家，祖茔自然十分气派。张氏祖茔有上千亩，南皮东门张氏四门十八支的坟茔多在此处。
张之洞的墓在这一大片墓园的东北角，占地近百亩。坟墓封土约3米高，底部直径近7米。高大的坟丘像座土山。四通大碑立在墓前。其中两通是神道碑，一为纪念碑，另一块是门生故吏们捐资所建的遗爱碑。遗爱碑的碑阴刻有张之洞兴学育才的事迹及捐资者的名字，在这堆名字里，包括了后来的“反清先锋”黄兴和革命元老之一董必武。神道两旁布立着青石雕刻的石相生，有石马、石羊、石猴等。松柏、杨柳、马尾松、白杨纵横交错，构成各种图案。四周松墙，内为柳城。张之洞的墓与父亲张锳墓、四世祖御史张淮墓、堂兄张之万的墓以及其他张氏支派的坟场连成一片，从南皮县城南崔秤砣村到双庙村，一片树海，郁郁苍苍，遮天蔽日。林间鸟儿无数，老鸹喜鹊成千上万，赶都赶不走。一到黑天，年轻人偷偷进去，上树用棍子打鸟，一晚上能打一口袋。由于有四五家佃户看护坟场，经常打扫，碑刻、石相生、树木都保护得很好，许多树木两人都抱不过来。坟场里刻石林立，来此凭吊的各界名流络绎不绝。
张之洞入土后不到两年，清帝退位，清朝彻底土崩瓦解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认为张之洞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而史学家们也对洋务派的实干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937年6月，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惋惜洋务运动晚了20年。
也许是在民间有着极高的认可度，也许是张之洞是有名的清官，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当地研究资料称，兵匪强盗曾多次光临张氏墓地，将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绑在树上，逼他交出财宝，张家坟场的一些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支部队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造反派”挖开张之洞墓
转折来自于1950年代。重新被定性的洋务运动，成了“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洋枪洋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一个“洋奴”、“卖国贼”的墓自然是得不到保护的。来到张之洞墓地的不再是凭吊者，而是伐木者。“大跃进”时期，南皮县搞大炼钢铁，砍光了墓地周边的树木，偌大的墓园中，只剩下坟冢巍然，墓碑高矗，东倒西歪的石相生散落相间。
然而，噩梦还在后边。
“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们捣毁佛像、焚烧藏书、掘开古墓……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疯狂大潮中，张之洞的坟墓难以幸免。
据南皮县志记载:张之洞墓，位于双庙村北约500米处。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中，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组织重新挖掘……张之洞遗体完好，合葬者三女棺，“造反派”开馆倾尸、暴于野外数十日。一代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葬于地下50余年，亦未幸免于难。
这段短短的文字，记载的却是一场令人惊心的破坏。
1966年秋，南皮县几所学校的“红卫兵”和一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决定“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先用绳索捆绑住张之洞墓碑，拉倒后一通乱砸，并向全县发出通告，宣称要在农历九月廿六日挖掘张之洞墓。县志中所记载的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是不是这场闹剧中的组织者，记者没能在寻访中证实，但有一点是清晰而格外令人心酸的:南皮中学的前身正是张之洞捐资兴办的慈恩学堂。
这天上午8点，“红卫兵”和“造反派”带着铁镐、铁锨等工具，扛旗打锣到达现场。当天正好南皮大集，墓周围站满了怀着复杂情绪的围观者。鉴于围观的人太多，“造反派”头头选了20来个大个子男生手拉手围成圈，维持秩序。
在寻访中，记者找到了当年这20来个男生之一的叶祖玉。当年他只有24岁，是南皮农校的学生，就站在圈子的西北角上，离张之洞的棺木只有两三米远。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所见到的情景——
“学生们力气小，真正动手挖的是工厂的工人。在'造反派’动手挖掘张之洞墓时，来了四个男的试图阻拦，他们说是县委的，省里指示张之洞为清代重臣，墓地为历史古墓，不在破四旧之列，不准动，要注意国际影响，同时正在向中央请示，答复后再做决定。但没有人听他们的。一个'造反派’头头高喊，张之洞就是牛鬼蛇神，就是封资修，挖他的坟就是破四旧，谁阻拦就是封资修、保皇派、牛鬼蛇神的小爬虫，再阻拦，连你们一块打倒！另一人说，别说省和中央，就是请示到联合国我们也不怕！几位同志的劝阻迅速被'造反派’高喊的口号淹没……”
两个小时后，坟土被挖光，用粘土、白灰、鸡蛋清和成的封土被凿平，青砖砌成、开有小窗的砖套被拆除，大红漆的棺材套被砸开，里面四口头西北脚东南的荷叶棺失去了最后的保护，无助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最先被打开的棺内是一位身材高大，面皮干枯的妇女，穿着清代贵妇人服装，棺内无随葬品。“造反派”拽着褥子把尸体架出，扔在坟坑北边。
第二口棺材里就是张之洞。“棺材油漆得很厚，一铁镐下去，镐弹得老高，可棺材只锛出一道白印。”据说，那口棺材是张之洞去世时由曾担任张之洞护卫、时任湖北新军第八镇(师)统制(师长)兼任湖北提督的张彪，花1.2万两银子从江南购置沉香木制成，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送，快车连夜送到京城的。最终，在铁锤和钢钎夹击下，棺材被打开了。
棺分两层，空隙间填满松香(防腐、防潮)，棺板上书镏金大字，写着生卒年月和寿终七十三岁的字样。据叶祖玉回忆，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小、身穿朝服、头戴官帽的干老头，神态如睡，面容安详，长长的白胡子已经有些发灰了。“那样子就跟电视剧里的清朝官员一个样。他右手下方有毛笔、砚台、鼻烟壶，枕头附近有副眼镜。当时围观的人都想往前涌，我一边往外推挡人群，一边回头看，看的不是很全，但没看见什么宝物。”
随后，另外两口棺材也相继被打开。三位夫人的尸骨中，只有最后去世的王夫人尚保存较好，另两具尸体已经骨化了。棺木中都标有身份和寿终的岁数。
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张之洞的尸骨保存得这么好，是不是棺材里有什么宝物？也有人说，有三个女的埋在一起，还都挺年轻，是不是殉葬的？殊不知，这三位夫人都早于张之洞几十年就相继离世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两具尸骨已经骨化了。
出土的文物被当时的县财政局收去了。张之洞和三位夫人则被暴尸在南皮县郊荒芜的坟场。此后很多日子里，有些小孩子在附近玩耍，凑过去拨弄拨弄，一会儿踢两脚，一会儿又把尸体扶起来靠在墙上。
也有村民“看四爷(张之洞行四)尸骨很可怜”，悄悄拾起地上的破布盖上。
南皮张之洞研究会副会长王玉良回忆说，扒坟时，自己并没有在现场，当时还是农民的他是得到消息后跑去看的，“只见张之洞的尸骨半躺半立在墓穴北边的壁上，坟坑四周尚有一片片黄色破布。”
叶祖玉说，他的大爷爷是个秀才，小时常给他讲张之洞的故事，虽然身为“红卫兵”，他心里其实是很敬重张之洞的，还临过张之洞的字。后来，他几次经过墓前，看到张之洞的尸体有时躺着，有时趴着。身上的衣服已经不见了，不知是被人扒了，还是风化了。一次，他见四下没人，就把张的尸体拖进了路边一个水冲出的沟子里。可当他再次经过时，发现张之洞的尸体不见了。
在王玉良的记忆中，张之洞墓是在高粱有花时扒的，遗骨则是刨棉花柴时没的，这中间大约两三个月。
几具代表着封资修的尸骨不见了，很难引起正忙于“农业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人们去关注。这位晚清重臣就以这种莫名的方式完成了第二次“归葬”，自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40多年。
一座空坟
随着时代的变化，洋务运动的历史形象再次发生转换。这一次，洋务运动被认为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对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专家们说“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了”。
与此同时，经济大潮也席卷而来。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皮和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利用名人效应，吸引外来资金，大搞经济建设。赫赫有名的张之洞成为了南皮这个欠发达县“文化名片”的首选，他的照片及其墓志铭开始出现在南皮县印刷的精美画册上的显要位置。
1992年冬，南皮县委、县政府提出筹建张之洞公园，简称张公园。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还聘请中央、省、地各级有关领导为顾问、名誉主任。张公园计划占地500余亩，投资3000万元。而当时南皮县全年经济收入不过2000万元。
为了集资，南皮向南皮籍在外工作的知名人士、张之洞后裔，以及上级有关领导发出了集资专函。一时间，捐款不断，建设张公园成为南皮的头号新闻。
1993年10月4日，是张之洞逝世84周年纪念日。南皮计划在当年清明节举行大型公祭活动。他们在原来的墓园里修起了一座新坟，在墓前树起了包括遗爱碑在内的四通石碑，当然这些石碑都是根据史料记载重刻的，当年曾经林立的刻石经过那场浩劫一块都没有留下。只有墓志铭于1980年被一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作为珍贵文物收藏在县博物馆至今。
清明节，举行了公祭活动。
10月3日晚上举行了义演晚会，马连良之女马小曼、裘盛戎之子裘少戎、梅葆玥、梅葆玖、叶少兰等名家登台献艺。随后，还召开了专家学者、张氏后裔参加的座谈会。应邀而来的著名心理学家、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粲看到这个“张公园”的规划后提出，县领导的意图是积极的，不过有些庞大，投资三千万啊，如果计划落空如何向世人交代？是否先建一座张公纪念馆，十几万元足矣，以后慢慢求发展。但她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至此，筹建张公园活动达到了高潮，却也是尾声。很快，筹建工作便陷入困境。财政投资、社会捐资三四十万元，修墓、立碑、纪念等活动花去了一部分，招商引资没有着落，县财政又无力继续投入，不久，筹建办不声不响地解散了。多年之后，当地研究者分析此次张公园流产的原因认为:“主要是领导人的意图是招商引资，认为计划做得越庞大，引资越多。”
最让人尴尬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公祭活动，修建起的却是一座空坟。张厚粲至今提及此事，语气中都掩不住愤慨:“当年我特地询问祖父的尸骨有没有找到，对方回答找到了，就安葬在里面。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座空坟。”
2002年春，新筑的张之洞墓被盗贼掏开一个可容一人进入的大洞，深约两米左右，掏出来的黄土撒在四周的麦地。可以想见，盗贼是沮丧而返。
知情人现身
当时光进入新的世纪，传统文化的回归再一次成为社会热潮。社会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张之洞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而在南皮，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自愿地加入到研究张之洞、寻找张之洞的行列中。他们说，正确评价张之洞，南皮责无旁贷。
南皮人对张之洞的感情是朴素而真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公园筹建办公室来了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要捐一千元钱。原来，这位南皮贾屯子村的“周铁嘴”为给张公园建设捐资到处化缘。工作人员们不肯收，老人不干。大家只好说，钱您先放着，用着时去拿。十年过去了，老人还念念不忘建张公园，说:“我那一千元还存着呢。”
虽然张之洞的后人如今已没有一个在南皮生活，但在南皮东门张氏家族中，仍然普遍使用张之洞题写的“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这二十个起名专用字。不相识的张氏族人，一听名字，就知道彼此的辈分。可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重名过多。比如大安、前印等等张氏人口多的大村，有四五个人叫一个名字的。开会叫错了人，来客指错了门的事，都没少发生。
除了名字沿用传统，张氏家族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盛行。热心张之洞研究的张氏族人张家升老先生于2004年冬病逝前写下的《张之洞和南皮张氏家庭》一文称:张氏人口占全村半数的前印村，全村九成的大学生姓张。
“头两年的一个清明，我到张之洞墓前，只见墓前的碑案仍东倒西歪地散落着，但坟上被挖的窟窿已经被填平，歪倒的石案上还有一束雪白的梨花。”王玉良回忆说。
2004年5月，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成立，会长是退休了的原县人大主任邢家训。他们收集回忆、研究张之洞的文章定期刊载在会刊上。邢家训和副会长叶书龙等研究会成员还四处出击，循着张之洞的足迹进行考察与搜集，寻找张之洞的后人。为了省钱，他们只买夜车票。在汉阳铁厂，工厂博物馆把张之洞主持建造铁厂时用的专用砖瓦赠送给“家乡人”，20多公斤重的东西，愣是让邢家训和叶书龙给背了回来。
2005年5月，南皮张之洞书画院成立。
2006年2月，春节过后刚刚上班的南皮县委宣传部就召开了张之洞研究工作会，对张之洞研究和深层开发做了详细的规划。这是近15年来，张之洞研究第一次被列为县委、县政府正式工作议程。
这一年，张之洞在台湾的族曾孙张法鸣回南皮祭祖。
同年12月，在南皮县第一中学建成了“张之洞展览馆”。1903年，张之洞自京城返武昌，顺道回南皮祭祖。他捐出五千两赏银、积累的廉俸一万二千两，在家乡兴建新式学校，并命名为慈恩学堂。学校布局新颖，有教室、寝室、餐厅、厨房、议事厅、图书室、操场，还设置有花园假山，种植了古槐和海棠，整体风格是中西合璧。
学校于1907年竣工，先后设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及中学部，定额各为三十人，学制分别为四年和五年。南皮解放后，慈恩学堂更名为南皮中学。1980年又定名为南皮县第一中学。
这所由张之洞创建的学校，不但是南皮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也是今天南皮的最高学府。今天的南皮一中已经完全没有了一点历史的遗迹，校园里教学楼、学生公寓环立，在校学生三千多人。但未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校园广场上高大的张之洞汉白玉雕像；在学校的张之洞纪念馆里，门额上还挂着一幅当年慈恩学堂的全景图。与它遥相呼应的展室另一端，立着一尊张之洞的半身像。本职为南皮县广电局副局长的张之洞研究会副会长叶书龙笑着说:“这可不是铜的，是当地农民用泥塑的。”
对于南皮人来说，最让他们挂念的还是张之洞的遗骨哪儿去了。
一定要找到！县长给邢家训下了命令。
当年的墓地早已变成大片的农田，1958年平整土地，张之洞墓所在的田地划给了南关村。2003年，邢家训曾带着王玉良、肖力兴、张宝信等研究会成员骑着自行车到南关村找到原村支书进行调查，又来到与墓地相连的南花园村寻访知情人……可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7年3月，邢家训找到了当年看坟的老人高玉堂。
70多岁的老邢骑上电动自行车，拉着92岁的高玉堂直奔了墓地现场。经过农田建设、平整土地，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切早已是面目全非。更何况高家搬离这里已经几十来年了，现场辨认十分艰难。最后，老人指着一大片当地人叫“老酒窠”的大叶草，说“就是这儿了”。高玉堂的儿子则表示，他把张之洞的尸骨埋在一块断碑旁边了，用铁钎探一探，找到石碑不就找到尸骨了吗?一支四五个人的临时勘探队成立了，他们拿着临时制作的1.5米钢管探锥，在原墓地附近打孔探测。两个月过去了，地上留下了几千个孔，却始终没有发现石碑和尸骨的踪迹。
邢家训不死心。他找到副县长、南皮镇人民政府，召集有关村党支部研究，请他们给村里的老党员开会，发动群众，寻找知情人。村支部开会寻找掩埋张之洞知情人的消息引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说，当年掩埋张公尸骨的就是他在南关村的表舅张执信。
看着找上门来的邢家训等人，沉默了41年的张执信终于解开了张之洞尸骨失踪之谜——当年，正是他亲手掩埋了张之洞的遗骨。
张执信说，1966年，他只有20岁。秋末，村里的壮年劳力都去挖河，他和一些老头、妇女们在村南张之洞墓地旁边的地里平地、刨棉花柴。几个妇女说有点害怕，又有味，张执信就和一位王老头一起将张之洞尸体和一具女尸拖到原坟墓，重新用锄头掩埋。表面上看墓是毁了，其实尸骨还在墓底下呢。另外两个夫人的尸体则不知下落。
“我当时只是知道张之洞是个大官，是个好人，再说即使是普通人，这么干也太缺德了！”当年因成分不好没少吃苦头的张执信格外小心翼翼，掩埋尸骨后再三嘱咐知情人，千万不要声张，以免造反派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敢说，就是不知道说了会怎么样。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可不是政府的负责人，我都没告诉。这回我看是政府诚心要找，邢会长那是真正政府管事的人!”
挖掘机擦着头骨掠过
张执信一直在附近的田里干活，对这里的变化比较熟悉，当年又是他亲手埋的尸骨，他指认的位置应该靠谱。
2007年6月1日，满怀希望的邢家训将寻找张之洞尸骨的实施方案报告给县政府。这个方案简单得可能会令考古专家惊讶不已:用挖掘机挖。方案得到了县长的批准。万事俱备，只待麦收了。
7日，邢家训在参加张之洞纪念活动从武汉归来的火车上接到南关村支书张汉旺的电话:“麦子已收割，可以开挖了。”
8日下午，一台黄色挖掘机开到了田里。在张执信指认的中心地带，机械手臂由北向南挖出一条条宽一米、近两米深的纵沟，每条沟之间间隔一米。六月正是热天，38摄氏度的高温下，人们好像在蒸笼里作业，脸上晒得红红的。一会儿挖出块砖，一会儿刨出个瓦。突然，咔嚓一声，沟里出现了一个陶罐。人们一阵惊呼:是不是张公的随葬品？在现场守候的县博物馆馆长高国胜摇了头:“这咸食罐子是普通老百姓的随葬物。但张之洞是一品大员，随葬品应该比较贵重。”
机器的轰鸣声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围观者。有老者说，原来的张公墓还在西边。有人说，张公墓在侯庄和遗爱碑成一线处。还有人说，在南边……话不多的张执信望着挖掘机开出的七八条20米的长沟，心里有些打鼓:这地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东西地，如今改成了南北地。难道是自己记错了?他又站到高处四下观看，还跑到地北头转了一圈，心里有了底:远不了，就在这里挖。
张之洞遗骨安葬仪式。李丙杰摄
太阳落山了，邢家训和村支书决定收工，第二天趁早上凉快五点就开挖。
第二天，四点多，张执信就来到了地里。隐隐约约有点预感的他特意带上了抹铲。没有了头一天的大队人马督阵，两个人安静地开始了新的挖掘。刚开到第四条沟，就看到一个像是头骨的东西。张执信大喊一声“停！”“真悬呀，大'抓挠’就擦着张公头盖骨上掠过，再深一点，尸骨就破坏了，再浅一点又可能错过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尸骨是不能见天的，张执信赶快用一张报纸盖住，一看时间，刚刚早上六点。
很快，邢家训、叶书龙、王玉良等人纷纷赶到，还带来了两块二尺半见方的红绸布。民政局长来了，当场派人到城里火速订制了两副临时棺椁。副县长也来了。村支书张汉旺租来了大棚，买来鞭炮。张氏族人张厚谦应邀来奉纸敬骨。人们为尸骨搭好大棚遮阳，族人张厚谦在穴前摆上张公遗像，敬燃冥纸后，点燃鞭炮。张执信和挖掘司机戴上雪白的手套，开始整理尸骨。
两具尸骨头朝北，并列平躺着，东侧一具为男性，西侧为女性，和此前张执信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令张执信浮出水面的那个外甥鲁春生和张厚谦也一起帮忙。他们将挖出的两具尸骨小心地分别摆放在备好的红绸布上。鲁春生还拿着张公的臂骨照量着:“张公胳膊骨真长，真是两手过膝呀”。在场的老人们也纷纷说，是张之洞的真尸骨错不了。
此时的邢家训终于想通了当初为什么勘测不到:没有棺材，没有封土，连衣服都没有，哪里能探得到呀。他长出了一口气:“这些日子，晚上睡觉做梦也是找张之洞尸骨，如果在预定的范围里找不到，我打算到沧州请专家们把原张公墓区全挖一遍，一定要找到!”
在南皮的采访中，记者问骑着电动自行车赶来的邢家训:当时，为什么没有请专业考古人员来寻找尸骨?
老爷子似乎从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他摇了摇头:这才多少年，用得着考古吗?请他们还得好多钱。
怎么可以确认那就是张之洞的尸骨?
邢家训给出了他的四大理由:第一，经测量，遗骨与史载张之洞身材一致；第二，找到尸骨的位置是当年的掩埋者亲自指划的，附近方圆几十米内也没有其他坟墓；第三，这两具尸骨没有衣服，没有棺材，不是正常入葬，却与当年张之洞尸骨的情形非常一致；第四，曾有传言说当年挖出张公尸骨时，他的嘴里含着珠子。为了撬出宝珠，曾撬掉了尸骨上的几颗牙。而此次找到的尸骨果然是牙齿不全，少了一块牙床。由此可以基本肯定这是张之洞遗骨。
老爷子认真地说:“那么些年没找着，是因为没认真找!”
第四次葬礼
遗骨找到后，暂时停放在南皮县烈士陵园，准备第二年张公忌日重建坟墓时再行归葬。
研究会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张之洞的后人。
张之洞的后人有不少在北京生活。仅张之洞最小的儿子就有9个子女，其中5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他们中名气最大的是张厚粲，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年近八旬精神矍铄，仍在带研究生，撰写专业论著，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办公室的同事说如果没有外出开会之类的事情，张老师基本每天都在办公室。
这五人中年龄最小的张厚珕也已是花甲老人。他们五人与张之洞长子的孙女张遵颜姐妹都在科研教育单位工作，有老师，有教授，也有工程师。对于社会和学界对张之洞的评价，张家后人看得很淡，张厚珕说:“评价一时一个说法，我们没太在意。只是有时在网上看看论文，关注一下动态。”对于续写家谱，张厚珕也摇了头，他说:“那对现实也没什么用。”
为慎重起见，张厚珕提议去做DNA鉴定:“当地老人都认为是，但我想现在有科学的手段了，可以试一试。”
研究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在遗骨上取了三枚牙齿、一根股骨。张厚珕则亲自前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提供了三根头发，以供比对。“拔头发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您这100年的我们还没做过，以前做成功的最多是五六十年的。”
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张厚珕仔细地在网上搜索有关DNA鉴定的各种知识，结果他失望了:“我看了资料以后才知道，做这种鉴定很难。首先，像我们这种隔代的，金字塔底部得全，后代要有男有女，到上面才能交汇清晰、判断准确，否则一条线上去，可能全亚洲都是一个祖先呢。其次，我这活体取DNA很容易，遗骨上的DNA提取可就难了。”
果然，鉴定迟迟没有结果。焦急的张家后人和邢家训又找了另一家科技单位进行鉴定，这一次是从张厚珕的哥哥张厚珹身上取了血液做样本，结果还是不行:“张之洞在地下沉睡数年，后又被暴尸，再深埋地下，时间将近百年，被污染了，鉴定的难度很大。”邢家训和张厚珕都这样说。
尽管DNA鉴定没能成功，但遗骨的安葬仪式还是如期举行了。张厚珕说:“后来我信了，因为，一是当地挖掘者的虔诚，二是他们和记者聊天时说起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从张之洞嘴里挖珠子造成了牙齿缺损。
今年10月4日，张之洞99周年忌日，停放在河北南皮县烈士陵园一年多的张之洞和夫人尸骨，被移至他们最初入土的地方。张之洞的孙子、重孙、玄孙们从北京、天津等地赶来了不少。代表张氏后人致辞的张厚珕“临风洒泪，感慨良多”，真心感谢研究会多年来的奔走与努力，“其至诚足以诚人，至信足以格物。”
同样从北京赴南皮参加葬礼的还有张之洞长子张权的两个孙女张遵颜、张遵领。她们虽然辈分比张厚珕小，但年龄却大得多，都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79岁的张遵颜说:“真是很惭愧，我们对张之洞的研究不多，邢家训和叶书龙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情况。”同样是出于这份信任，使她们接受了南皮的鉴定意见。
在北京，张之洞去世时所在的北京白米斜街11号院依然还在。方向感极强的北京人在什刹海的东侧很容易找到这条斜街。11号院在胡同的中间位置的路北，门口除了正常的门牌，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识。一个有些破烂的藤椅在对开的红漆大门前懒懒地享受着冬日的阳光。院子早已是居民大院，格局不复，门内两棵挂着古树标牌的老树依然枝叶茂盛。
在南皮，尊敬张之洞的人们还在忙活着。
黑红脸庞的张执信没有向政府要奖励，只由研究会给他一点帮忙挖掘和埋葬尸骨的工钱。他依然是个农民，和老伴开了个小卖部，农活也还干，有时也在墓地上帮忙干点看料的活。
曾经目击张之洞墓被掘的叶祖玉，这两年也参加了南皮张之洞研究会，喜欢诗词的他常给会刊《张之洞研究》写点有关张之洞的历史趣闻。
邢家训这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老头儿，并没有因找到张之洞的尸骨而闲下来，因为墓园的建设开始了:修墓、建围墙、修路……经费均由南皮县财政拨付。
在南皮县城西南角的大片农田里，你很容易找到那片被灰色围墙圈起来的墓园。在冬小麦、棉花柴、玉米秸的包围下，它显得有些孤单而又格格不入。一条仅够一辆汽车通行的立砖小路在院墙外穿过农田，门前有一处能停放四五辆车的停车场。院墙里有十几亩地的面积，靠北侧是一个高大的坟包，一米高的台基上是三米高的坟土。这墓的建设也没请文物部门参与，但还是参照了原墓的砖瓦结构，两米深的穴，盖预制板，再盖土。王玉良和叶书龙在坟前的空地上比划着:“这中间是张公祠，两侧是碑林……”老邢则说:“入冬了，不能干活了，明年开春接着干。明年10月4日是张之洞百年忌日，到时你再来。” (赵 婷）
二、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与短处
张之洞办近代企业的长处有以下六端:
一是充满爱国图强精神，强调急办大办，雷厉风行，故能在较短的年间，办出如许成绩。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的动机，主要由于中法战争的刺激。在中法战争中，他在署理两广总督任内，主持广东防务，并兼筹台湾和滇桂等省抗法前线将士的饷械。当时，枪支弹药的粗劣不一和严重不足，给予他很深的感触。战后他冷静地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多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外洋，所以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弹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3〕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张之洞所受刺激更大，这就更加快了他急办大办近代工业的决心和步伐，并充满着时代的紧迫感。
二是办企业的气魄大，军民用工业和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先军用后民用和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发展序列。他所办企业的规模相当庞大，一看到布局有利可图，便立即下决心一次便向英国订购近10万枚纱锭和全套机器设备，筹设南北两纱局。从中可看出张之洞办近代工业的“大帅风度”！
三是办企业的资金，大部由张之洞在地方自筹，清廷拨款很少，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兴办的几个大型军用工业，全部资金靠清廷拨款。张之洞所办近代工业的全部资金，估计含银圆达2300余万元，他自筹这笔巨款的过程，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既伤透了他的脑筋，又显示了他的气魄和毅力。如在广东为铁厂筹募到的一笔闱姓巨额损款，原来是向赌场募来的，可见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又如湖北枪炮厂的经费十分困难，每年经常费需银80万两，半数无着落，东挪西移，到处借款，至1907年底，竟亏欠汉口华洋商款达500余万两，无力归还。
四是知人善任。如重用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的蔡锡勇担任汉阳铁厂的首任总办，蔡全身心扑在铁厂的筹建上，直到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如重用政坛怪杰辜鸿铭为幕僚，平等相待，言听计从，在帮助筹建企业中起了不小作用。又如当汉阳铁厂办不下去时，张之洞不愿接受外商投资合办，毅然交付给盛宣怀接办，尽管盛是与自己有嫌隙的李鸿章门下红人。尔后盛宣怀终于把汉阳铁厂扩充为汉冶萍公司，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事实证明张之洞这一着确是走对了的。
五是敢于向西方引进新式而全套的机器设备，不惜重金聘用大量的外籍技术人员。这比起初办的洋务企业是一大进步。例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机器设备，大都不是整套订购，而是东拼西凑和陆续添置的；聘用的外籍技术人员，专业往往并不对口。
六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如刘坤一，奉旨查办张之洞的办企业情况，想以严刑拷打从张之洞手下人员口中，特别想从张的小舅子游芝寰口中，逼供出张的贪污劣迹，但结果一无所获。证明张之洞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但由于时代、阶级和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张之洞办企业的短处也有以下四端:
一是缺乏科学知识，胡乱引进炼钢炉，造成汉阳铁厂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张之洞在1885—1889年间担任两广总督任内，便打算创建一炼钢厂，为芦汉铁路制造钢轨。但煤在何处，铁在何处，事先毫无着落，便电嘱驻英公使刘瑞芬定购炼钢厂机炉。刘即委托英国梯赛特厂承办，厂主答复说:“创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焦煤，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起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4〕刘据以复张，张之洞不但不按照厂主的科学规矩办事，反而口出大言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耳。”〔5〕刘只得再和梯厂厂主商量，厂主便采取敷衍主顾办法，照英国酸法炼钢配置大炉，另照碱法配置一小炉，连同熔铁炉等设备，一并交货。1889年，张之洞奉令调任湖广总督，钢铁厂决定移设湖北，在英厂定购的机炉，也陆续运至武汉。张之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盛宣怀手里弄到了大冶铁矿，又找到了王三石、马鞍山等地的煤矿，选定了汉阳龟山脚下作厂址，建成了汉阳铁厂，至1894年6月开始生产钢铁，前后共支出规银560余万两之巨。结果，马鞍山等矿的煤，勉强炼成的土焦根本不合用，只得向德国购焦数千吨搀合土焦使用，每吨代价高达规银20余两。后改用开平焦，每吨也要17两，成本太高，炼出的钢铁又不合规格，被迫于同年11月停产，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接办后，花了很大力气办了萍乡煤矿，解决了焦煤问题，好不容易炼出了钢轨，可是经各铁路化验下来，含磷太多，容易脆裂，不能采用。盛宣怀只得于1904年派铁厂督办李维格，偕同洋工程师，携带大冶矿石、萍乡焦煤及铁厂所制钢轨及零件，出国求教。经英国专家化验结果，才发现酸法大炉，不能去除大冶铁矿矿中的磷，炼出的钢含磷0.2％左右，铁路钢轨含磷量要求0.08％以下，才不至于脆裂；而碱法小炉炼出的零件，则含磷量少，可供轧制钢轨；铁厂必需拆除酸法大炉，改装碱法马厂炼钢炉才行。于是，盛宣怀不得不下决心重新改装铁厂的炼钢炉，整个改装工程于1908年完工，共花费规银300余万两。改装工程完工后，铁厂才炼制出头等马丁钢，轧制出大量合格的钢轨，开始走上了正常的生产之道。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由于创办人张之洞既缺乏科学知识，又不听人家劝告，反而大言不惭，盲目引进，竟前后耗费了规银千万两以上，耽误了近20年的宝贵时间，走了那样长的一段冤枉路；而企业本身，已是负债累累，百孔千疮，终于为东邻日本所控制，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这一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二是刚愎自用，官气十足。这主要表现在铁厂选址问题上。在决定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不少人主张以厂就矿，铁厂厂址应选在邻近大冶铁矿的江边，即石灰窑黄石市一带，亦即后来的大冶钢厂之所在地，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铁矿砂的运费。然而张之洞以不便亲自控制为理由，坚持仍设在汉阳龟山脚下。当有些外籍专家反对厂址设在汉阳时，几乎引起张之洞大动肝火。
三是同商人合作不够融洽，强调官办。这突出表现在原来是官商合办的北纱局，结果因商股方面感到张之洞官气逼人而心存疑虑，中途要求退出，只得改为官办。这后来又影响到南纱局的资金难筹，始终未能建成。
四是不熟悉商情，不善于按市场规模办事。这主要表现在原来布纱两局，年有盈余，《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新设外商纱厂投入竞争，两局便败下阵来，连年亏损，被迫停产，出租商办；而一经商办，不久便能扭亏为盈，一直发展到成为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
总之，上述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和短处，集中表现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张之洞，仍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僚企业家”。
"武汉城市之父"张之洞身后百年沉浮
张之洞
2008年11月，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张之洞铜像落成。记者 高宝燕 通讯员 闵一帆 摄
●1909年10月4日，晚清名臣张之洞病逝于北京，距今整整一百年。
●2009年2月1日，记者从武汉出版社获悉，共12卷、1200余万字的《张之洞全集》正在紧张印制之中，将于近期面世；其逝世百年的系列重要纪念活动也正在湖北武汉、河北南皮等地筹划之中。
●他生前入阁拜相，极尽荣宠；死后却遭遇从树碑塑像到身背“汉奸”、“卖国贼”骂名，甚至开棺暴尸的大起大落，如今又被人们献上“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先驱”、“武汉城市之父”等光环。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连毛泽东也说“不能忘记张之洞”？死后百年的张之洞究竟遭遇何种命运？
“文革”中张之洞被开棺暴尸，遗骨不知所踪。2007年夏，张之洞遗骨被找到。
采访札记
市民熟悉的陌生人
长江日报消息 （记者 王永芳 廖保平） 1月30日，武昌紫阳路。百年前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广总督衙门府就设于此。记者询问一位从武船大楼前匆匆走过的年轻人，是否知道这条路曾经密布张之洞的足迹？他茫然摇头。
张之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写在历史书上的名字，这个熟悉的名字只代表一个陌生人。
今年，张之洞逝世整整一百年。春节前，武汉出版社编审潘长胜将刚刚印好的120套《张之洞全集》样书发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而国家清史委的评价是：“质量为优。”
作为市政协委员，潘长胜多次提议在武汉建张之洞广场，塑张之洞雕像，以纪念这位为缔造大武汉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1月16日，汉阳月湖畔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除了记者，两层小楼内再没有其他参观者。穿越百余年历史尘烟的藏品，无声诉说着张之洞留给我们这座城市的遗产。
博物馆馆长顾璧阶曾在武汉图书馆的“名家讲坛”解读张之洞，赢得众多听众的好评。这位曾任汉阳钢厂转炉车间主任的老武汉人坦诚地说，2002年担任馆长之前，自己对张之洞也知之不多，后来越了解，越觉得张之洞了不起。
在博物馆和汉阳铁厂原址，记者看到的张之洞雕像具凹眼高鼻的欧陆之风；而在武汉大学，记者看到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手画的张之洞肖像是一派慈眉善目的中国老人形象。
为什么会有不同？《清史稿》上形容张之洞“短身巨髯，风仪整峻”，这位晚清洋务重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评价复杂
外国人促建博物馆
记者调查了解，博物馆和汉阳铁厂原址上的张之洞雕像，原来是根据卢森堡大公国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设计而成。
1994年，在纪念汉阳铁厂投产100周年之际，欧洲卢森堡大公国在武汉展览馆举办“武汉——卢森堡卓有成效之百年合作纪念展”。卢森堡有关人员到汉阳钢厂寻踪访问，赠送该国专家当年拍摄的汉阳铁厂历史照片和资料。
照片和资料是如此珍贵、直观，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百年之前，成为发掘中国钢铁工业历史，创办“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的契机。
张之洞在湖北创造了众多的全省第一、全国第一，特别是其兴建的汉阳铁厂创亚洲第一，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张之洞了不起。”当年被张之洞聘请的外国专家的后代这样说。此评价与曾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的说法趋向一致——张之洞，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
中国人对张之洞的评价显然复杂得多。
顾璧阶记得，博物馆开馆之时争议颇多，有人力挺，大武汉成为民主自由中国的“第一市”，得益于张之洞治鄂的成就。有人质疑，一个封建官僚，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镇压过农民起义，怎能为他建博物馆？2002年8月正式开馆时，折中的做法是：重点反映钢铁工业历史，不突出个人。
死后即起争议
种豆得瓜，张之洞未能洞察的结局
俗话说，盖棺定论。张之洞死后声名沉浮巨变却违背了这个常理。散见史籍中的对张之洞的褒贬争议，既有意真的赞美，有善意的调侃，也有恶意的攻击。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去世，两天后清廷即颁布上谕，称赞他“公忠体国，廉政无私”、“提倡新政，利国便民”，赐谥号“文襄”。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上记述，“（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未增一亩”，另据《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张之洞）极力为国富强，及其身殁，负债累累不能偿，全家八十余口无以为生。”
1910年，清官张之洞安葬于家乡河北南皮双庙村，张氏墓园，“白花如雪，挽联似林”。
武昌城打响的首义枪声宣告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终结。富于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清朝遗老严厉指责早已入土的张之洞，“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之惨剧”。
张之洞的学生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为恩师辩护：“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革命）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为公所不及料，种豆得瓜。”
也有遗老替他感慨：“藩篱既决，人心益嚣……挽回无术……此之洞所不及料也。呜呼，岂非天哉！”
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之初
不言革命，但他是个“大革命家”
民国初年，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得到了世人的尊重。
孙中山在视察武汉时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肯定张之洞的实业自强努力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等基础。用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专家皮明庥研究员的话说：“张之洞作为清廷重臣，他不会革命，但他创造了革命的条件。”
在民国初年的乱世中，张之洞的墓始终无恙。河北当地的研究资料称，兵匪强盗曾多次光顾张氏墓地，将守墓的高玉堂一家绑在树上，逼他交出财宝，张家坟场的一些坟墓多次被盗，但一直无人惊扰张之洞安葬之处。
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支部队经过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祭。
在武汉，曾经或现在仍存的奥略楼、抱冰堂、张公堤、张之洞路、张公祠、张公亭等众多名胜旧迹，无不表达着人们对张之洞的怀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这些讲话，肯定了在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创始方面，张之洞功不可没。
20世纪50—70年代
死后多年，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张之洞被妖魔化，从洋务运动重新被定性开始。
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两本书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1956年，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中指出：“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
作为晚期洋务运动的代表，张之洞被扣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南皮县志记载，1966年秋，南皮中学“造反派总部”组织挖掘张之洞坟墓……“造反派”开棺倾尸，暴于野外数十日。令人痛心的是，南皮中学的前身，正是张之洞捐资兴办的慈恩学堂。
在武汉，为纪念张之洞，中山公园于1934年建张公亭。该园吕学赶先生追忆，亭中原有张之洞半身石像，他亲眼目睹，“文革”中该像被人从四楼翻下摔碎。
1936年修于武昌的“张之洞路”，在1966年，被更名为“工农路”，1972年，又改为“紫阳路”。
武汉，在二十世纪初即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大都市，主要得益于张之洞18年治鄂的贡献。
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武汉人不敢公开肯定张之洞。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手绘的“张之洞肖像”。
改革开放年代
回归理性，武汉成为
张之洞塑像最多的城市
早在1985年，冯天瑜教授的《张之洞评传》出版，成为国内最早公开肯定张之洞历史功绩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在序言中，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写道：这本评传的特色之一，就是注意保持了历史的公道。记者近日采访冯教授：您是第一个为张之洞平反的专家吗？他答：是之一。
2001年，皮明庥著《一位总督 一座城市 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出版，书中全面评价了张之洞扛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莫大功勋。
令顾璧阶、潘长胜等印象深刻的转折发生在2002年9月。当时武汉隆重举办“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80余位国内外学者聚集武汉大学参与研讨。有意味的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正是张之洞创设的自强学堂。
章开沅教授的发言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他饱含感情地说：“由于张之洞的开创之功，武汉成为清末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然而，百年沧桑，如今，徜徉于武汉街衢之间，人们很难感受到张之洞过去的存在和现在的存在。我们愧对张之洞，愧对历史。”
他呼吁：作为武汉市民，应该感受张之洞；作为武汉学者，应该研究张之洞。
正是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促使一度停摆的《张之洞全集》编辑工作重新起航，该项目从启动、申报国家级选题，到今年出版，历时20年。
2002年2月，有媒体讨论：武汉能为他（张之洞）树碑立像吗？
几年过去，人们用行动回答了这样的提问。
2006年，武汉话剧院排演了话剧《张之洞》；
2008年，武汉大学校园内竖起了张之洞铜像；
武昌蛇山抱冰堂、汉口中山公园的张公亭以及与张之洞相关的遗迹遗址陆续得以修缮、展示……
为他塑像的还有汉阳铁厂、武汉科技大学……武汉成为张之洞塑像最多的城市。
今年，在武汉，在南皮，张之洞逝世百年系列纪念活动正在筹备之中，人们用各种方式缅怀着这位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武汉城市之父”。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其间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图为张之洞在总督府办公。
三问专家
为什么会骂他为“卖国贼”？
为什么近年会出现“张之洞热”？
吴剑杰（武汉大学教授、《张之洞全集》副主编）
为什么“不能忘了张之洞”？
他创建汉阳铁厂等一系列重型工业企业，被誉为“钢铁之父”；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他是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矿务章程是中国第一部行业性法规；他主稿的变法奏折开启了清末新政；他首次对“中体西用”理念作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概括；他还是率先开发海南岛并提出海南建省的人……他一生做了这么多事，死后获得人们的怀念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对张之洞态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批判洋务运动，批“洋奴哲学”、“买办哲学”，说洋务派动不动就引进设备、资金、人才，认为这是不自力更生的表现，张之洞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种批判显然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不是实事求是的。
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评价张之洞，是因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借鉴中国早期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他的“中体西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张之洞小传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府。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称赞 “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台湾学者苏云峰更是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 在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张之洞投巨资的汉阳铁厂为何产出极其可怜？
核心提示:
张之洞当天就迫不及待回答……寥寥几句话，把他的无知和专横暴露无遗！炉是不能兼炼髙磷和低磷铁矿的，铁质的化验绝对要等候，违反这些常识就要受到惩罚，不管职位多高，概莫能外！字里行间还暴露张之洞当时可能连炼铁要用耐火砖和焦炭都不知道！
本文摘自:《温故三》 主编:刘瑞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作者:袁伟时
张之洞的一大特点是喜欢搞大项目、大建设。《清史稿》对他的评价:“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入木三分揭示了张之洞进行经济建设的成败。其中最突出的典型是汉阳铁厂及其配套项目即后来的汉冶萍公司的建设。
汉阳铁厂是1890年开始建设，1894年6月投产，共花去资金六百余万两。按张之洞的计划，预计年产铁六万吨；他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则说:“每年可出铁三万数千吨，以之炼钢，可得三万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早六年。至1896年11月停产为止，实际共生产生铁5660吨，熟铁110吨，钢料1400吨，铁拉成钢条板1700吨。但因品质不佳，只卖出生铁1100吨，钢料60吨左右，钢条板340吨；设备利用率低得惊人，可说是投产两年多仍没有进入正常生产状态。1896年不得不变为官督商办，恢复生产，几经改造，渐入佳境；1908年又改组为完全商办的汉冶萍公司。可是，改制后病根没有彻底根除，尽管盛宣怀（1844～1916）辞世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仍有一段辉煌岁月，但战后环境一恶化，也经不起风浪，钢铁生产在1925年全部结束。
在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中，这是耗资最大的项目。说它完全没有一点成绩，不够公允。中国土法炼铁由来已久，直至1916年，新法产铁将近20万吨，才第一次超过土法所产的17万吨；而这20万吨中四分之三（15万吨）是已经改组为汉冶萍公司一部分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生产的。 1910年（1911年因武昌起义停产）汉阳厂产生铁11.9万吨，钢5万吨，钢轨2.8万吨；相当于当年进口钢铁的4/5，以后一个时期幷超过进口量。直到1922年，它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尽管这些业绩是交由商办后改造和扩充的成果，但张之洞当年筚路蓝缕之功毕竟不可抹煞。
钢铁强国梦是鸦片战争以来关心国运民生的中国人的重要追求。新法钢铁生产不是从汉阳铁厂开始的。1886年，署理贵州巡抚潘霨就在贵州青溪县筹办新式钢铁工厂，1889年10月，拥有高炉和贝色麻炉的青溪铁厂投产，耗费公帑19万2千两，私人资本十多万两，日出生铁25吨。可是，燃料、原料缺乏，焦炭要从数百里外运来，而交通不便；加上资金不足，市场不畅，困难重重，勉强挣扎至第二年9月，不得不停炉；潘霨之弟潘露积劳致死，找不到适当人选接办，该厂也随之夭折。首先出钢的是1891年江南制造局的马丁炉，继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规模都很小。
汉阳铁厂设备是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的，规模雄视东方。但是投入那么大，产出如此可怜，结果如此可悲，不少追寻史迹者为之掩卷叹息！为甚么会遭遇如此钜大的挫折？归纳历来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三大错误造成的:
第一是设备购置不当。汉阳铁厂用的是大冶铁矿，含磷很高，应该用马丁炉；但该厂的主要设备是马丁炉两座，“每日二十四小时能溶化生铁一百吨”；“炼贝色麻钢，每次盛五吨之变化炉 两副。”即一半主要设备是不合用的。
第二是焦炭没有稳妥的供应。1893年9、10月间，炼铁厂已经“全厂告成，而煤矿工程未竣。”本来指望大冶的王三石矿和安徽的马鞍山矿，竭尽全力“大办”，到此时“王三石井未成，马鞍山井成而横窿尚少，设备亦未周”。拖到下一年6月才开始炼铁，而这些煤矿“所采不足于用”，只好从国外和开平煤矿购买，运费很高。“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连杂费、麻袋、装工、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且不能随时运济。恒以焦炭缺乏，停炉以待；而化铁炉又苦不能多停，停则损坏。”从英国、比利时进口的每吨更高达十七八两；而国外钢铁厂所用焦炭通常每吨价只需六两左右。直到盛宣怀接办后勘探、开采萍乡煤矿，才基本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
第三是选址不当。它不就近在大冶设厂，而是选择煤铁都要靠外地运来的汉阳，提高了成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的决策错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患了官僚办企业的常见错误:瞎指挥！
大冶有品位很高的铁矿，这是1875年盛宣怀聘请英国地质师郭师敦（A.W.Crookston）博士勘探清楚了的。张之洞也证实:“大冶铁矿据矿师及化学洋教习报称，铁质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实为中西最上之矿。”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在矿石的品质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订购设备，而且头脑一热立即把规模扩大一倍。
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雄心勃勃，要在广东建造钢铁厂、枪炮厂、纺织厂等大工厂。他立意办钢铁厂是1889年上半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在交通不便的19世纪，居然要在煤铁资源俱缺的广东办现代钢铁厂，可谓异想天开。但其动机是:“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1889年4月9日他同时给驻英公使刘瑞芬、驻德公使洪钧打电报，询问开铁矿和炼铁、炼钢及轧钢设备的价格。洪钧老老实实告诉他:“开矿机价自十万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未敢草率报命。”刘瑞芬的胆子比洪钧大，回电说:“询明炼铁厂炼熟铁炼钢压板抽条机器炉具各件，价共需英金两万五仟十九镑，运保费在外，十二月交清，每礼拜出铁二百吨。”张之洞十分赞赏这种干脆利落的作风，第二天立即给刘瑞芬覆电:“请如议订定合同，价能核减尤妙。”七天后，又发电报催促:“炼铁厂机炉请即订立合同，催开工，依限运粤。”再过十天，张之洞提出要扩大规模，很快就敲定日产一百吨生铁。知情者后来揭露:“芝田中丞（刘瑞芬字芝田，1885～1890年初任驻英公使；曾护理江西巡抚，后任广东巡抚，故称之为中丞）原不欲办，嗣经香帅一再电请，知事不得已，然不将其事博访周咨，详举以告，遽匆匆定议”。现在看来，这是一幅近乎儿戏的官僚办厂图。
“香帅（张之洞号香涛）赋性卞急”，就个人性格而言，这无伤大雅；面对暮气沉沉的末代皇朝的官僚机关，想办点事的人不着急，反而有点不正常。但当公权力在握，而又自信道义在肩，立意一往无前之际，如果没有分权制约、按程序决策和公开监督的民主制度，个人的行动不受约束，个性缺陷就可能成为作出违反常识的重大举措的根源，造成钜大损失。
1989年8月，他调任湖广总督，便蓄意将这些工厂一股脑搬到湖北或其他地方去。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个庸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巴不得张之洞将这些玩艺搬走。于是，身还在珠江之滨，已经函电交加，迫不及待，筹划如何在湖北等地建厂。
对现代经济活动较有经验的盛宣怀在张之洞动身到湖北赴任之前，在答复张之洞的询问中已经开诚布公说:“开矿难，开煤镕铁尤难……凡办矿，机器均须因地因质、宜先宜后，与原勘矿师绘图立说，评价定购；西法办矿断无不先定矿地办法而后照图购器者。中国屡次办矿，见小欲速，前后倒置，故不合法。……可否请缓数月，容矿师查毕……算拟切实条款，禀请核夺，不至蹈前弊而贻后悔。”这是有切肤之痛的经验总结，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听不进去。
早在征询盛宣怀意见之前两个月，张之洞已经发电报给中国驻德公使洪钧:“请订熔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齐”。这时他打算把这座钢铁厂放在山西。不到一个月，洪钧挺负责任地综合各厂家的意见答复他:“炼钢两法，曰别色麻，曰托麦旅。视铁质内磷之多寡，炉亦异制，祈迅饬取晋铁试验……炉需火砖，中国必须学造……此造火砖匠须添者也。炼铁需用枯煤……此炼枯煤炉须添者也。”如果认真听取驻德公使转达厂家的这些意见，后来的重大错误可以避免。
可是，张之洞当天就迫不及待回答:“炼铁各件必需速购，炉须兼能炼有磷者……烧砖匠、炼枯煤炉应添订”。“晋铁取送太迟，千万勿候。”寥寥几句话，把他的无知和专横暴露无遗！炉是不能兼炼髙磷和低磷铁矿的，铁质的化验绝对要等候，违反这些常识就要受到惩罚，不管职位多高，概莫能外！字里行间还暴露张之洞当时可能连炼铁要用耐火砖和焦炭都不知道！
几经周折，汉阳铁厂的炼铁设备，最后是在英国订购的。1890年初薛福成接替刘瑞芬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他于3月9日抵达巴黎，4月22日率领参赞黄遵宪等人至伦敦，23日完成交接手续。1890年5月17日，张之洞发电报给辪福成:“前定炼铁炉机日出百吨，今欲赶办钢轨，日出二百吨，将已定炉机参合添配，应加炉座卷轧机若干，价值连运保费共几何？请详查示覆。” 5月26日，他洋洋得意告诉盛宣怀:“原订两炉日出百吨，拟再添两炉，通年可出六万吨，愈多则愈有利益。”按理张之洞的电报，应该是由他处理的。但据他的日记，5月20日“查旧卷，前任刘大臣代张芗帅……又在谛塞德公司订购炼铁炼钢机器，共价英金八万三千四百九十八磅。”没有收到张之洞5月17日电报的记录。但后来的史料证明，原订设备启运和为扩大规模添购的设备确是由他经手的。
在张之洞一再催促将设备运来之际，辪福成同洪钧一样，两次根据英国厂商的意见告诉他:“钢需铁炼。请示知矿铁之磷质、硫质有无、多少，做炉方免爆裂。” “谛厂又云:铁矿磷质多难炼钢，另觅佳矿尤妥。” 如此尖锐的意见，没有引起张之洞足够的重视，并可能受到洋技师的蒙骗，他的答复是:“大冶铁矿极旺，磷仅万分之八，贺伯生等称加锰铁尽可炼钢。”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实行马丁炉、贝氏炉各购两座的奇特方案！
设备订购后，当时在驻英使馆任参赞的黄遵宪仍不死心，给负责建厂的蔡毅若（锡勇）写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包括再一次提出:“应先得铁矿、炭矿，将铁与炭寄到英国，请人明验，然后定式购器，觅地造厂。”“今矿质未知何如，铁路尚悬而无着，必先商榷应造之物”。可是，依然无补费精神！
如此瞎指挥的后果是“炼钢有酸法碱法之别，酸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汉厂贝色麻系酸法，而大冶矿石所炼之铁，含磷过多，以致沪宁铁路公司化炼轨样后，不肯收用。”“汉厂鱼尾板等钢，系马丁碱法炼成，沪宁公司称为上品。”但后者不是主要产品。直到1896年转为官督商办后，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1899年10月5日，盛宣怀颇为自豪地对慈禧说:“现在铁厂出铁、炼钢。芦汉铁路用的钢轨均系自己所炼，与外国一样好。现造枪炮亦是用自己所炼精钢，比造轨之钢更要加工。” 1901年的史料指出:该厂“虽然在11年前就已经开始，但是开工的时间并不多，甚至接受较小的订货也不多……1896年业务才走上轨道……在目前经理部管理的六年中（指1896至1901年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该厂已经生产生铁26800吨，熟铁块700吨，钢锭1600吨，铁轨22100吨，熟铁 3700吨。”不过，芦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即现在的京广线北京至汉口段）所以要用汉阳铁厂的钢轨，完全是督办这条铁路的张之洞利用权力强买强卖，不是正常的交易。为了把烂包袱甩出去，1896年，张之洞上奏皇帝:“此次华商承办铁厂，臣与盛宣怀坚明要约，以芦汉路轨必归鄂厂定造为断。并恳天恩饬下南、北洋大臣、直省各督抚，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尽管户部（财政部）对此有所保留，沪宁铁路公司也不买账，张之洞自己管辖下的芦汉铁路是不敢不买这个厂生产的“贝色麻钢轨”的；何况具体承办芦汉铁路的又是盛宣怀！因此，说这样的钢轨“与外国一样好”，实际是哄骗慈禧老佛爷的牛皮。直至1904年汉阳铁厂趁派员赴英购买新设备之机，携带原料、燃料、产品请专家化验，又一次证明大冶铁矿石和萍乡煤均属上乘；唯铁矿石含磷髙，用贝氏炉炼出的产品质素不佳；采纳专家意见，无论新旧设备均“决定废弃贝色麻而改用马丁碱法”，才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瞎指挥还表现在炼铁所需焦炭还没有落实就急急忙忙建厂和选址不当上。
最终解决焦炭问题的以安源为中心的萍乡煤矿是在1898年才开工建设的，那时汉阳铁厂已归商办。至于炼铁厂的厂址，尚未开工建设，盛宣怀就给张之洞打电报直截了当指出:矿务学堂的比利时矿师“白乃富云，武昌设厂。是铁石、灰石皆须逆运，恐运费太钜。郭师敦原勘在黄石港近灰石山处，觅定髙基，安置炉机，荆煤下运黄石港与武昌，运费必不相上下。此系二百年远计，似宜从郭不从白。宣凡有所见，必直陈宪台，事后必知宣心无他，宣言皆实。”后来，他又提出:“若就大冶设炉烹炼虽官办稍加糜费，亦足能兴利持久。继闻香帅舍近图远，纵糜帑二百万，铁亦能成，而运远本重，必不能敌洋料，亦如船政之造船不敌洋厂，粤局之铸钱不敌洋钱也。……至（汉阳）大别山厂基已费购地之款……如能以大别山为炮厂，以大冶为铁厂，则无论官办、商办均能百世不移。”可是，这些忠告都没有动摇张之洞将铁厂放在汉阳的决心，正如许多知情者所说，事必躬亲的他要将工厂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和顺意！
汉阳铁厂的失败另一重要原因是管理染上官办企业痼疾:臃肿腐败。这固然是官办工厂制度必有的孽子，但张之洞的性格缺陷使制度错失更为严重了。
参与其事的钟天纬在私人信函中写道:“特香帅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操其权，总办不能专主，委员更无丝毫之权。用款至百缗以上，即需请示而行，迨请示则又健忘多病，动延数月。” “最奇者，名为蔡毅若观察为总办，而实则香帅自为总办，委员、司事无一人不由宪派，用款至百串即需请示而行。蔡毅若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蔡锡勇（毅若）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办“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钟天纬在另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说:负责这项工程的叫总局，“规模颇大”，有总办一人，会办两人，还有四位会衔，两位提调，还有两位“只领薪水，并不会衔”；此外，“自文案、收支、翻译、矿务以及大小班差遣及挂名干修月支薪水者共有六十余员，大半尚未谋面，其才具之优劣，并非总办所知”。这样的“衙门”有多气派，我没有看到直接的记录，不过，转为官督商办后陋习尚未革除，看看有关情况，亦可略窥一斑。1913年报载:“汉冶萍虽名为商办公司，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以前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账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褂，以及公馆内所需一切器具、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公司职员，统计不下一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
其实，汉阳铁厂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没有吸收国内外的教训，政府不应直接投资和指挥建设乃至经营这一类理应由商人办理的企业。
在建厂过程中，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中写道:“泰西各矿，皆归商办，岂诸大国虑少官本哉？良以运造出货之本，固无穷期。非商办不能权交易，不能通有无……诚如荩虑，福建船政若为商局，则商轮亦可修造，何至尽糜公帑！招商局若为官办，则洋行屡次倾轧，恐已受亏中止。此前车之鉴也。” “如是铁路每年不过造二百里，每里约用钢轨三十余吨，每吨价三十两，全买官轨，仅得二十万两。津、沪、闽、宁各制造局，每年用生铁不及五千吨，即使尽买官铁，不及十万两，仍不足养此铁厂，似不特官办为难，即商办亦难广筹销路。昨与傅相（李鸿章）纵论及此，目前若得商人接办……用人、理财照轮船、电报两局之例，出入账目，一年禀报一次。大宪只持护其大纲，不苛责其细务，庶可事简而责专，商人或能乐为其难。”一个决策有重大错误的官办企业要纠正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交给商人也难以立即扭转乾坤，但却是唯一出路。
张之洞一生兴办的工厂不少。仅在湖北，“之洞至，兴铁厂、槍砲厰、纺纱、织布、繰丝、制麻、制革各厂。创设官钱局、造币局，行用钞票，铸银圆，以固根本，剂盈虚。”而除了垄断性的为各省代铸小银圆“收其余利，岁百十万”和“创铸当十铜圆，当二铜钱，行用南北各省，至数仟万，余利至千百万”外，“铁厂、纱布丝麻各厂，亦折阅相继。然一易商辦，则赢利巨万。”问题出在制度上。
为甚么不在筹办之初就由私商来办呢？一手经办此事的盛宣怀道出其中内情:当年李鸿章“以炼铁难筹巨款，半途中止……招劝华商出资接办……嗣奉电谕改归官办”，比较清醒的李鸿章，无法抗拒朝廷的旨意。
表面上，张之洞也承认，要办好工厂，终归应该交由商办:“至经久之计，终以招商承领，官督商办为主。非此不能持久，非此不能节省、迅速旺出畅销。前年曾致书台端详言之。”可是，“仰窥帅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闻商办之说。”个人意志成了决定性的因素。1894年6月铁厂点火开炼时，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提出要“招商接办，道员盛宣怀初拟承领。公（张之洞）谓:路舰炮械，非铁不成，正须官方扩充，招商非计。”
又拖了两年，直至走头无路了，才交给盛宣怀去办。当时“英法巨商愿缴款合办者甚众”，这本来是吸纳外国资金和学习现代管理的好机会，张之洞无此胆识，加上不敢信任洋鬼子的民族情绪，宁可交给本国亦官亦商的人物，埋下了无法彻底摆脱官办企业习气而终于破产的祸根。
这些错误决策得逞的制度环境是政治上的宗法专制，笼罩统治阶层的文化气氛仍是迷恋官办，经济上则是国民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想办企业非得到督抚乃至朝廷批准不行，张之洞的作为无非是主流文化的体现。在劫难逃！这就是中国人为冲破传统文化桎梏而支付的又一笔而非最后一笔费用！
张之洞轶事
张之洞：平生“三不争”
“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这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的遗嘱。
张之洞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筹建的官办新式企业，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
别看他承办了这么多实业，可是他生活过得很清苦。他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赂，因为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实在挺不过去，他就派人典当衣服过日子。
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毛泽东对他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这掷地有声之言，自古至今，有多少官员敢这么说?
张之洞重才轻财趣事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芗涛，因排行居四，人称四太爷，河北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在出任湖广总督期间，有不少重才轻财的趣事，至今令人深思，给人启迪。
敢用犯上的梁鼎芬
张之洞因自己靠硬本事起家，为官后十分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用人、看人，从不以貌取人，更不以亲例外。1889年他被朝廷调任湖广总督（驻节武昌），不久便广招天下贤才精英。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号芦庵）是个才华横溢的怪人，生性强硬，从不信邪，更不媚上，人称“梁疯子”。他一生喜食鱼翅，按他的说法是敢碰硬刺，故又叫“鱼翅梁”。在中法战争后，他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卖国求荣的可耻行为，结果李鸿章未被劾倒，自己却背了个“妄劾”的罪名，被慈禧降级调用。梁鼎芬一气之下，辞官回乡。
张之洞倒认为梁鼎芬是个人才，让他闲逸可惜，应为国尽力。他不顾别人闲言碎语，也不怕担当风险，亲自派人上门将梁鼎芬请到武昌，委以重任。开始命他为武昌知府，后拟提为学使。张之洞愿意满足他的嗜好，每次举行招待宴会时，必给梁鼎芬备一盘鱼翅，观其狼吞虎咽的馋样，在一旁乐之。
张之洞的族侄张瓞对此极为不解，大胆向他进言道：“四太爷，您如此重用梁芦庵，恐怕招来李鸿章不满，且闻京中权要亦有人不满于梁，还望您三思而行。”张之洞坦然一笑道：“芦庵乃盘根错节之人，中怀郁愤，故其为人能沉着而有毅力，譬如诗，必穷而后能工，我之所以对他抱有期望，正在于此。至于李鸿章满意与否，非我所问也。”几句话说得族侄茅塞顿开，点头称妙。
慧眼识得孙中山
张之洞顶风用才的故事一下子传开了。出山之前的孙中山半信半疑，早闻张之洞大名，久有拜会之意，决定前去一试。那年他从日本留学返国，途经武昌，特意面晤张之洞。当他走到总督府前时，却被卫士拦住不让进去。孙中山心中有些不悦，便递上名片，在外面候着。
张之洞接过名片一看，只见上面用楷书写着“孙文求见之洞兄”7个蝇头小字。张之洞见孙中山与自己兄弟相称，甚为不满，心中说：“好大的口气，一个布衣青年竟与朝廷命官平起平坐！”鄙视一笑，即在名片上用草书写了一联：“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看罢，冷冷一笑，不假思索地信手写了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幡然震惊，拍案叫绝：“此人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而且对联也恰到好处，真乃天下奇才也。”赶忙吩咐人将孙中山请进大堂，并亲自为他敬茶。二人谈了很久，从读书扯到国家大事，谈得十分投机。从谈话中，他发觉孙中山的才气与胆略远在自己之上，决非等闲之辈。送别后他对身边的人说：“孙文必将是国之大才也。”果然被他说中，孙中山一举成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不要“锡茶壶”
一天，张之洞刚吃罢早饭，正在处理公务，王庆和书童带上厚礼，专程来到武昌拜求张之洞，想要谋个一官半职。王庆系监生出身的候补知府，一表人才，文质彬彬，看上去很像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子，转弯抹角与张之洞还沾点亲。张之洞正在从锡茶壶中倒茶，忽见礼品，对他斥责道：“先将那些东西丢在门外，光手进堂让我来考考你的学识。”待王庆递上自己的履历，回答几句简试后，张之洞看着歪曲的字迹和缺乏文采的字句，望着案上的锡茶壶，灵机一动，遂令手下取来纸笔墨砚，用正楷写上了“ （Yáng，指马额上的饰物）荼（tú，古书上指茅草的白花）壸（kǔn，指宫里的路）”3个字。张之洞指着这3个字说：“做官必识字，你能认出这3个字吗？”王庆一看，差点笑出声来，这么简单的3个字还能考我，岂不是个笑话，脱口说道：“张大人别取笑小生了，那'锡茶壶’3字我岂能不识？”张之洞说：“你仔细再认一遍，没看错吧？”王庆肯定地说：“那是我常用的锡茶壶，还错得了吗？”
张之洞把手一挥：“送客！”
第二天，张之洞下文将王庆这位候补知府遣回原籍，并在文中写了几句话：“写的本是' 荼壸’，你却误为'锡茶壶’。3字仅是一横差，此等庸才岂能用。令你再读十年书，不要误念锡茶壶。”
典当皮箱过大年
张之洞爱讲排场，然而他用钱虽多，但从不贪敛民财。他常对家人说，民众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子岂能用父母的血汗钱！因而他每年的俸禄全部花在开销上还不够用，入不敷出之事时常发生。
张之洞对上不搞贿赂，对下属一不搞摊派、二不要人孝敬。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之时，就派幕僚暗暗将自己的皮箱等值钱之物，送到当铺里换钱以解燃眉之急。由于年年如此，终于难掩人耳目，于是出现一句歇后语：“张总督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当时成了一大笑柄。久而久之，这话传到光绪皇帝耳中。光绪在召见时问他：“爱卿，是否确有此情？”张之洞不想让皇上为他追加俸禄，一口否定：“此系谣传，绝无此事。”
1890年，张之洞带着随从，自武昌乘轮船到荆州检查堤防，当地官员为了巴结他，趁机大办宴席，意欲讨好。可他却在船上食宿，并将那些官员狠狠责骂一顿。张之洞每到一地，不仅自己不敛民财，而且禁止手下人假他之名胡作非为，一旦发现，严惩不饶。一次，一个名叫李元的下属替人办事后，暗中收了人家50两银子，被人告发。张之洞大怒，问明情况，叫人将李元重打40大板，责令退赔原物，然后赶出府门。（据《文史春秋》2008年第9期周保林／文）
张之洞：最早预见清朝必然灭亡的人
摘自：金满楼 著 《辛亥残梦》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 出版
阅读提示：“国运尽矣！”就在载沣前来看望的当晚，大失所望的张之洞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可惜的是，亲贵不识时务，留学生不解国情，在帝国的变革越走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近衰亡的张之洞又能如何……【阅读《辛亥残梦》连载】
《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张之洞与西太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折谓：“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过之”。《金銮琐记》亦有诗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作者高树在诗下自注：
“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惟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鬅鬙，孝钦焉能无感！”
张之洞与1903年奉旨朝觐慈禧太后，时年六十七岁。慈禧太后比张大两岁，庚子年后亦年老力衰，会见大臣时忆及西狩苦况常做涕泪流状，因张之洞系她一手栽培，宠任素专，此次君臣相见，竟无语对泣，诚为百感交集后的心境悲凉，时人粗线白描的作诗记事，亦足以传神。
相比于当年湘淮军诸路豪杰封疆各地、清流众君子喧哗朝野的同光盛状，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慈禧太后，都能体会到那批中兴名臣凋谢后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这种孤独与落寞，不但没有因为清末新政与立宪的蒸蒸日上而有所减弱，反使慈禧与张之洞感到惶惑与无助，而在诸多的朝臣疆吏中，同类相属且能以心相交的人，已近绝迹。
张之洞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国事日非，心境悲凉，这次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如往观慈仁寺观松，则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又作诗：“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历史学者杨国强先生说，“以历史进步主义为尺度，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显见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张之洞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心境”；“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
时势变换，往往出乎人的意料。1901年10月，清廷发布上谕，其中称：“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在朝廷的屡次电促下，张之洞与刘坤一于1902年7月合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提出“兴学育才”四“大端”、“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由于刘坤一此时已经衰病残年，“江楚会奏三折”实际上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具体化，由此成为清末新政的总纲领与路线图。
维新派喋血街头不过三五年，清末新政事业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次铺开，而且走得更远、所涉及的领域更广更深，历史的吊诡而残酷，又何须多言。事实上，“江楚会奏三折”既包含了洋务派的主张，也融合了维新派的观点，但步子迈得更大更稳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实际可操作性是那些年轻操切的变法书生们所不能企及的。这是经过多年斗争乃至流血后的教训所凝结成的一份宝贵财富，也是封疆大吏对国情传统及政治运作悉加洞察后的精妙设计，假以时日，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未必就是一个迷梦。
变法更张势必牵动四面八方，除旧布新也难免豕突狼奔，历史的车轮一旦加速，有良好的设计蓝图而无强有力、高技巧的掌控者，最终的结局亦将一哄而散。1906年，张之洞入京陛见时，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相遇，张之洞闲聊中提及废科举后湖北兴办新学之事，言辞中不免有夸耀之意。王冷笑一声，袖出一册《湖北留学生界》示之，张之洞阅数页默然无语。退朝后，即电令鄂督将与事的留日学生召回国。
慈禧太后亡于1908年11月，与光绪的驾崩相隔不过一日。王文韶亦卒于同年。在前一年，张之洞离开经营了18年之久的湖北，入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首入廷枢，参与朝政。然此时的张之洞已入七十古稀之年，垂垂老矣。
民国闻人徐树铮曾记一事，说在李鸿章去世后，当时的大臣以张之洞资望最高，袁世凯“仰公如神”，但张之洞见袁后“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有一次张之洞路过保定，袁世凯盛情招待，徐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骴骴然隐鞬动矣”。张之洞死后数月，袁世凯仍为此耿耿于怀。若徐所记为实，则张之洞此时确已年老，精力不济，或对非科举出身的袁世凯有所轻慢，但文中“殊形落寞”四字亦见其状态及心态。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总数接近5000人，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数，居全国之冠。有心栽花却插柳，张之洞派遣年轻人出国留学，既存复兴国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
张之洞所期望的东西最终走了样，变成了他接受不了的东西。后人曾追叙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以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浮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
汪荣宝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后参与修订法律馆，对“西法东渐”有所贡献，张之洞指之为轻浮，想必其对日本留学生印象不佳。早在前两年，原两湖书院学生黄兴自日本归国后至武昌，期间发表反清革命演说并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刊，张之洞闻讯大怒，下令将黄兴驱逐出境并严禁“逆书”，称“本部堂访获《警世钟》一书，系自上海传来，诬谤朝廷，搅扰和局，诋良民为奴隶，赞会匪为志士，狂吠毒蛰，凶惨万状”；“又有《猛回头》一书，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亦系此等乱党所为”，“无论坊贾居民，概不准将《警世钟》、《猛回头》等逆书营销传送，如先径有是书者，立即送官销毁，傥敢故匿不报，或翻印传布，一经查出，定即治以应得之罪。”
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辞世后，张之洞虽为三朝老臣，但在这个“新学猖狂”的年代，他已经是四顾茫然，力不从心了。不错，“新政倡自湖北”，但这位设计师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势趋坏，他指驳新律时“词绝沉痛”的上奏，已经证明他在新政的新阶段中已经与那些更激进的改革者分道扬镳，同路殊归。
在老臣凋谢之后，年少的亲贵与同样年少而新派的留学生结成同盟，他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做更浅层次的理解，但对于权力与利益的贪婪，却远胜于当年的科场中人。张之洞入廷枢后宁可摒弃留日学生而改用翰林中人，后又在湖北设存古学堂保护国学，便是这种忧虑心态的写照。
1909年七月，张之洞病。八月，病势加重。摄政王载沣亲至张家慰问，张之洞一片赤心，试图利用最后的机会规劝载沣，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但载沣只是不痛不痒的说：“中堂有名望，公忠体国，好好为国珍重”，张听后，从枕席上挣扎着起来答道：“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张之洞话中有话，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可惜主政者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再多的言语不过鸡同鸭讲。载沣走后，陈宝琛问张之洞：“监国之意若何？”张长髯抖动，无他言，惟叹息道：“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当年，津浦铁路督办吕海寰、总办李德顺因强占及廉价收购土地情事为人参劾而连带撤职，载沣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提议由唐绍仪接任督办，张之洞以为不可，曰：“唐绍仪不洽舆情，未便继任。”载沣冷笑道：“中堂以乡绅重望，如以为可，谁还能说不可。”张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君臣不欢而散。张之洞出而咳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次日即病，不再入朝。
“国运尽矣！”就在载沣前来看望的当晚，大失所望的张之洞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临终前，张之洞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们，“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按张的幕僚辜鸿铭回忆，张家实则无财产可争，张之洞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
张之洞在病危时已经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满汉一体，内外兼筹，教战明耻，尊亲大义”，字字珠玑无人理。从之后的历史来看，张之洞的循循善诱并不起作用。当时的朝局，“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亲贵掌权，实则为“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可惜的是，亲贵不识时务，留学生不解国情，在帝国的变革越走越快、离心力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近衰亡的张之洞又能如何。
人们对张之洞态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文革时期。当时批判洋务运动，批“洋奴哲学”、“买办哲学”，说洋务派动不动就引进设备、资金、人才，认为这是不自力更生的表现，张之洞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种批判显然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不是实事求是的。
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评价张之洞，是因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借鉴中国早期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他的“中体西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