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役30天电影:转型中国（1）----1864年 太平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转型中国      （1864年--1949年）
---------- 辛亥年从何来，向何去
一 1864年不是开始，正如1949年不是结束一般。
1864年，太平天国陨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864年，一种反传统的运动势力归于失败；1949年，另一种同样反传统的力量登上了执政舞台。
成败之间，沧海桑田。
二
1864年不是转折点，正如1949年也不是转折点一般。
历史没有“转折点”。
那些当年在1949年追问过“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同样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问过。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每一年他们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1949年不是追问的结束一般。
永不停歇的追问，正是永不停歇的转型。
正如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的此刻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一样，那些对“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中国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
三
寻找追问的线索，梳理转型的轨迹。不碰触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规律，让历史远离宗教。
历史必不能取代宗教许诺人以光明美满的未来——许多悲剧源自越俎代庖。
宗教的天国寄望于来世，历史必然性规律下的乌托邦却企冀于在此世付诸实施。
宗教背负多年“精神鸦片”恶名，倘这恶名实至名归，则“宗教天国”与“尘世乌托邦”并无太大差异，若要说有，也不过是前者致人消沉，后者使人亢奋。如此而已。
历史提供反思，“进步”无从证明。
四
所有的转型都是对“从何处来”的解释。
所有的转型都是对“向何处去”的期望。
理所当然，所有的转型都从推倒开始，以重建结束。
如果所有的转型都未能完成呢？
该推倒的早已推倒，该重建的从未重建。
五
中国从何处来，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何在？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64年度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落幕
1864年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洪秀全在1864年6月死于困城南京。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此后一个多世纪，这位“天国之子”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诡异地摇摆于妖魔、伟人、神棍之间。他的“天国”，也不断摇摆于“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之间。
这种“天上人间”式的标签暴力，其实不过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历史长期做暴戾化处理的结果——孙中山自号“洪秀全第二”时，对“天国”的史料丝毫没有接触；苏曼殊刊布《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时，同样对石达开一无所知。习惯于借历史之峥嵘，浇时事之块垒的结果，是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脸谱化、标签化。
天国亡于洪秀全。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2000余人。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不坐朝，也不处理政务。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迷惑，他们报告说：“其实不存在洪秀全这么个人，喜庆节日大殿上坐着的，只是个木偶。”（《贼情汇纂》）——这是思维惯势使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但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像元末明教，精神领袖是弥勒佛。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也合情合理。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和洪秀全不同，冯对阐释钻研教义不感兴趣，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手段，远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被其借用作为教主，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一则，可以增加神秘性吸引教众；二则，可以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控制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这一举措随即被曾国藩充分利用，在1854年正月发表的《讨粤匪檄》里，曾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说：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
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结语：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
1864年，南京城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帝教”已然破产，但他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于此，自然决定了他无法像早期的冯云山、中期的杨秀清、以及晚期的李秀成那般，从现实出发，重新与儒家意识形态达成和解甚至合作。洪很明白，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愈极端，他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在与杨秀清等世俗领袖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临终之际的洪教主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为死不悔改，而是因为：一旦否认了这些，洪本人的生命和权力，也都将失去依托。
或许，天国的悲剧从他们起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们错误地在尘世给自己找了一个“宗教偶像”，一个“精神领袖”，此后10余年，这位“精神领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天国回归常识，回归传统秩序，相反，日趋一日地将天国拖入了邪教的泥潭。
1864年度言论：戈登称其围剿太平天国是悲悯中国百姓之涂炭
戈登拒绝清廷赏赐黄马褂
“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
常胜军统帅戈登在攻克常州后拒绝了清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苏州背信杀死太平军降将，身为中间人的戈登深感耻辱，本想拒绝清廷的所有封赏。后经各方极力游说，保留了勋章和黄马褂。
总理衙门官员子弟不知台湾何在
“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
据官史记载，这位不知台湾在何方的公子的父亲斌椿大人，很快就将"挺身而出"接受了总理衙门的派遣赴欧游历，临行之际慷慨赋诗：“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李鸿章建议学习外国利器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机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信建议学习外国利器.洪秀全自杀次日,总理衙门就此专门开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