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辰八字看日子结婚:115师和罗荣桓在莒南

115师和罗荣桓在莒南

1941年

    1月7日就皖南事变的发生，一一五师发出支援新四军动员令。

    2月1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全体将士致电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张，克服投降内战危机。

    3月军委批准以陈光、罗荣桓、肖华、陈士榘、梁必业组成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

    8月1日一一五师在滨海区临沭县蛟龙湾举行“八一军政大检阅”，罗荣桓在会上作了报告。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组织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7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11月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向山东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进攻。

    11月5日率山东党政军机关巧妙而果断地突出了重围，随后率领部队又回到沂蒙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

    1月军委指示，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山东军区）。

    3月15日在莒县以南石板村，主持召开了一一五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对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和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4月刘少奇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山东分局进行了4年工作总结，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罗荣桓对改进山东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8月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分别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和《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

    11月指挥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乘日伪军开赴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赣榆、东海一带的海陵地区攻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蚕食。

    11月在《战士月刊》上发表《克服在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

    12月到前线，参加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收复甲子山区。《战士月刊》发表了他写的《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

    1943年

    3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

    3月13日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

    4月24日向部队发出保卫夏收与反蚕食战役的命令。

    6月蒋介石命李仙洲部入鲁接收东北军于学忠部防地。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部撤出山东给予便利，同时阻滞了李部入鲁。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在山东的态势。

    7月23日与黎玉联名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一文，分析了山东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途。

    7月24日发布训令，要求各地加强小部队建设，更好地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

    8月3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我军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

    8月朱瑞去延安，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

    10月9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部署反“扫荡”。随后，又具体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44年

    3月利用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失利，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指挥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

    3月在春季攻势中，山东八路军一举歼灭伪军吴化文部7000余人，控制战略要地鲁山地区。

    4月发布训令，要求各部队着手培育大批战斗英雄，发挥勇猛、顽强、迅速、灵活的战术与不怕死的白刃搏斗精神。

    5月领导了山东战场的夏季攻势。

    6月15日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

    同日在碑廓镇主持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在由下而上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作了《关于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总结了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对于山东八路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7月1日发表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7月7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七·七”》。

    8月12日与黎玉答复了毛泽东7月28日向各战略区电问的十个问题（整风、时事教育、整训部队、民兵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后来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领导山东部队发起秋季攻势，相继解放利津、沂水、文登、荣城等地。争取了伪军王道、莫正民等部起义。

    9月18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加速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要求立即在全区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动员，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战斗、生产、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

    12月在整风中，提出在敌后不宜搞“抢救”及“民主运动”，经请示中央同意，制止了一些单位出现的混乱现象。

    1945年

    1月3日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了1944年的斗争经验，要求在新的一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解放区的各项号召。

    1月17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两侧为主攻方向，以便将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打成一片。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意图，山东八路军发起春季攻势。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解放泗水城；胶东军区歼灭伪军赵保原部1．2万人；3月鲁中军区解放蒙阴县城。

    4月主持制定了山东军区5、6、7三个月作战计划，开展夏季攻势。根据这一计划，渤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歼敌2700多人；鲁南讨伐伪军张里元部，歼敌2000余人；鲁中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歼敌6000余人；滨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敌4000余人。通过这些行动，山东解放区扩大了 2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未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7月7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解放区已有1700万人口，28万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7年苦斗创造出来的，为即将到来的总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

    8月1日发表《学习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贯彻我们的练兵》的文章。

    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

    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同一天，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部署了反攻的进军任务。

    8月13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动员令，命令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击，迫其投降。

    8月至9月罗荣桓等指挥部队分5路向山东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先后解放了46座县城、6处港口、35个火车站，歼敌伪军6万余人。不久，根据军委“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的指示，罗荣桓等组织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3批经海、陆两路北上东北。

    10月24日率指挥机关去东北，11月到达沈阳。

    10月31日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罗荣桓在莒南

　从1941年3月到1945年9月，罗荣桓、陈光、肖华等率八路军115师主力到达山东以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战斗7个年头,其中在莒南县驻扎长达四年半之久。如今70多年过去了,历数当年115师、罗荣桓在莒南的那段往事,当地的老人还记忆犹新。

　　军民亲如一家人

　　在莒南县大店镇有一座气势雄伟的明清地主庄园——庄氏庄园,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就坐落在这片庄园里。从1941年3月起,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和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便长期驻扎在这里。大店一度成为当时山东党政军指挥中心,被称为山东的“小延安”。那时候对莒南县的群众来说,后来闻名全国的革命家罗荣桓、朱瑞、陈光、黎玉、肖华、谷牧的身影,就像普通街坊邻居那样寻常。

　　现年91岁的莒南县医院退休干部宁学武,1937年8月由总后勤部调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曾任罗荣桓的医务护士,和罗荣桓在一起工作了两年多。他告诉记者:“罗荣桓经常教导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群众,不管住哪个村庄,年纪大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同年龄的男的就是亲兄弟,女的就是亲姊妹,小孩就是自己的孩子,我们和老百姓永远都是一家人。”

　　大店九村80多岁的王玉香,当时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回忆说,部队上的干部和战士都没有丝毫的架子,见到谁都点头微笑,“经常帮老百姓干活,扫院子,挑水。每当战士外出执行任务,总是把老百姓家里的水缸灌得满满的。”

　　莒南县筵宾镇下河村位于大店镇南五公里处。1945年六、七月间,罗荣桓夫妇、黎玉、肖华等先后两次住在下河达40多天。罗荣桓夫妇曾经住在滕东余家里。据滕东余老人回忆,1945年夏季反“扫荡”期间,罗荣桓因疲劳过度,尿血症加重,医护人员用甲鱼汤为其滋补身体。一天,罗荣桓看到房东滕东余的母亲病了,身体很虚弱,立即让医护人员为老人看病,并把为他做的甲鱼汤盛了一碗,亲自端给老人喝,老人十分感动,说什么也不喝,最后还是在罗荣桓的再三劝说下,把甲鱼汤喝了。事后,滕东余的母亲逢人便讲:“我这次的病,多亏了罗司令,才好得这么快。”

　　军纪严明,爱民如子的优良作风,让八路军一一五师很快便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和爱戴。抗日战争时期,莒南30多万人口不仅长期供养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后方机关等工作人员,而且还供养着上万人的人民子弟兵,出人、出钱、出粮,无怨无悔。在莒南工作战斗,时任滨海军区作战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石一宸,于1942年3月作了一首《难忘老房东》的诗,这首诗写道:“朔风吹寒屋,血衣刺心骨。新嫂取新被,洗拆忙翁姑。夕阳西山落,温暖如新初。一碗鸡蛋汤,情深透肺腑”。这也是老区人民支援革命的真实写照。

　　妙用竹竿歼顽敌

　　莒南县李家桑园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久负盛名的“堡垒村”,罗荣桓曾带领一一五师师部七次留驻该村。1942年初冬,一一五师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及朱瑞、肖华等军政领导来到村里住下。为彻底消灭盘踞在相邻30里之外甲子山上的国民党顽固派孙焕彩部,他们住村达半个多月,研究部署第三次甲子山战役。在前两次甲子山战役中,因敌军盘踞山头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给我军造成了很大杀伤。

　　有一天,时年16岁的李家述在河边放牛,远远地看见罗荣桓正在河岸竹园边散步,竹涛阵阵,翠竹入云,罗荣桓凝视着竹园,不时驻足沉思……后来,一一五师召集了全村几十名竹匠用竹竿研制送炸药的小车,经过竹匠和八路军干部的巧手妙思,终于用竹竿做成了专炸敌人火力点的炸药车。车子全用竹子做成,前面用一根长竹竿绑着炸药包,竹竿可以调节长短。全村竹匠和八路军战士连续干了一天一夜,制作了30多辆这样的炸药车,还用竹竿做了80多副轻便担架。

　　1942年12月,第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打响了。战斗中,由36名村民组成担架队,用自制的轻便竹担架运送军火、抬伤员。爆破班的战士们推着竹制炸药车在甲子山的山坡和沟底行动如风,迅速接近敌人的火力点,伸出竹竿做的“长手”将炸药包和手榴弹束塞进敌人的碉堡,随着“轰!轰!”的爆炸声不断响起,敌人的火力点被一一摧毁。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迅速冲上山头,用较小的伤亡取得了战役的胜利。甲子山战役的胜利,使莒南成为当时全省惟一的一个既无日伪据点,又无顽军战区的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山东八路军作战2.6万余次,歼灭51.4万人,约占我军歼敌总数的30%。

　　一一五师里的“洋大夫”

　　1943年秋,罗荣桓尿血症复发,国际友人、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被派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从此,莒南的老百姓就经常看见在八路军一一五师队伍里多了一个大鼻子的“洋大夫”。罗生特在莒南与山东军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了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给当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治过病,挽救了无数生命,与山东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罗生特医术高明,精通内科、外科、妇科、泌尿科,医德非常高尚。”曾经跟罗生特一起工作过的宁学武说。一段时间,当地流行黑热病(俗称大肚子病),这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罗生特凭着自己的高超医术,为不少农民治好了这种病。。

　　1944年8月3日出版的《大众日报》,曾专门报道了罗生特为群众治病的事,报道中说:“山东军区卫生部附属所半年来平均每天给十几个老百姓治病。国际友人罗大夫很和蔼地给老百姓开刀……一个大姐患眼疾,经数日治好,大姐和她母亲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为提高部队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在罗生特的倡议下,部队军区创办了卫生学校,罗生特主动担负起卫校的教学工作,将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战士,培养了大批军医。在莒南县陈家老窝村,他还亲自设计建起了一所占地60多亩、近百间房屋的战时医院。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手术室、化验室等,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一所比较正规的战时医院。当时,百姓称这家医院为“罗生特医院”。

　1941年3月到1945年9月，朱瑞、罗荣桓、陈光、肖华、黎玉等都在莒南县大店镇工作、战斗、生活达4年之久，领导和指挥了山东军民的抗战斗争。建国以后，八路军 115师司令部旧址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省委、省政府和莒南县投资对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进行了维修，并对原展室进行了充实扩建。新修建的115师司令部纪念馆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馆内设有115师政委罗荣桓办公起居室、战史陈列厅和115师将帅厅。1941年,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15师在罗荣桓的率领下,从山西挺进山东,长期驻扎大店,作为军政要枢办公处,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山东军区、省战工会鲁东南特委都曾长期驻扎在这里。大店一度成为当时山东党政军指挥中心,被称为山东的“小延安”。那时候对大店镇的群众来说,后来闻名全国的革命家罗荣桓、朱瑞、肖华、陈光、谷牧、黎玉的身影,就像普通街坊邻居那样寻常。

1945年8月13日,为迎接抗战胜利,接受日寇投降,在莒南县大店镇集合准备出席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38名山东代表,联名向省临时参议会和省行政委员会写出申请,要求成立山东省政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行政委员会召开第20次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改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为山东省政府,选举黎玉为省政府主席。8月13日,黎玉主席签发布告,昭告全省：山东省政府自即日起行使职权。当时的山东省人民政府下辖公安总局、财政厅、民政厅、实业厅、司法厅、教育厅及卫生总局7个厅局,分别住在三元、四喜、五柳、慎余、安仁、三余、燕喜7个堂号内办公。由于年久失修,省政府七个厅局办公地点及抗大一分校旧址都已经严重陈腐。可喜的是,记者今年6月17日到来时,看到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修葺翻盖——为庆祝省政府六十华诞和兴建山东红色旅游龙头景点,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及山东省政府旧址进行全面修复,规模虽然很大,但也是仅占过去老堂号的十分之一。

作为当年山东的红色首都,罗荣桓等革命家在这里指挥115师主力部队与日、伪军作战达三年之久,上万次之多,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到处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然而置身当年的红色首都,同样让记者感兴趣的是：除了当年那些英雄故事外,红色根据地的人们,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就让当年的“小延安”,给我们提供一个抗战时期红色根据地的风情画吧。

生活在“小延安”的年轻妇女们,当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上识字班和站岗放哨！

识字班,是地地道道从大店镇传播到整个山东解放区的。大店九村78岁的庄乾和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是村里识字班的班长。她回忆说,每天正午12点,她的哨子一吹,村里六七十名年轻妇女,立刻就会聚到村头,一同上课。当时的老师,是一名《大众日报》的编辑——一位二十多岁、姓赵的年轻人,五冬六夏经常只穿一件黑色的旧夹袄。而当时的许多青年妇女们,都是像庄乾和一样从识字班开始,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

除了上识字班,村里妇女另一项革命活动,就是站岗放哨。今年80多岁的王玉香,当年只有17岁,是抗日妇救会中的一员。30里外的赵家岭、汤头、黑云岭等村庄,都是鬼子和汉奸的据点。虽彼此底细不明,但双方平时都是彼此观察,互相提防。晚间,通常是精壮的年轻武工队员在村头山上巡逻放哨。而到了白天,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儿童团和妇救会身上。王玉香现在还清楚记得,站岗时,常常远远地看到前来侦察的汉奸。一次,敌人来犯时,王玉香因为站岗耽误了撤退

的时机。等她和母亲慌不择路地跑到山沟时,发现正误闯进我们武工队与敌人交火的战场中间,经历千难万险才躲过一劫。

而当时的小伙子呢,也都参加了武工队,拿着顶上了火的长枪,四处巡逻。六村的季长祥,就是当时村里的民兵队伍中的一员。但这样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维持治安的性质。问老人当年消灭了几个鬼子,老人稍有些腼腆地笑了：哪里能打得着呢？每次敌人来了,远远开枪过去,把敌人打得不敢露头也就算胜利完成了任务。至于打死鬼子,在民兵队伍中是很难得的。

对这些普通的乡亲,他们的生活和战斗是不是有些平凡？但当真正的考验到来时,他们也绝不缺乏惊人的毅力和壮举。有一次鬼子扫荡,抓住武工队成员和掩护的老乡,逼迫他们在烙煎饼的鏊子上光着脚走,一直到烙死为止。可红色首都的群众,却是宁可死也没有投降敌人的。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两个八路军战士被敌人追击,一个跑到了一位孝姓的佃户家中,另一位跑到村中妇女庄会计家中。孝姓佃户家中正放着一口棺材,立即将战士藏到里面；庄会计则一把扯下自己傻儿子的衣服,套到战士身上,并让战士躺在床上装作得了传染性极强的伤寒。“瘟疫”很快将敌人吓出了门,但那口棺材却让敌人颇为怀疑。几个日本兵在棺材上连扎了几刺刀,眼看就要将棺材扎透。而孝姓的佃户,却硬是在不动声色中硬捱过了这艰难的考验。

对人民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正是红色首都这种日常的教育和生活。在这里的渊子崖村,曾经发生了一场农民自发组织,规模虽不是最大,但可称最悲壮、最具民族不屈精神的浴血保卫战：这个村在鬼子前来收捐收粮时,全村奋起抵抗,这些普通的村民竟然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人的拼杀中,以242人的牺牲,使敌人付出了100多人死亡的代价。在村前遥想当年发生在无数同胞们身上的那种壮举,记者沉默无语但却热血沸腾——在解放区觉悟了的人民,是没有什么可以征服的！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罗荣桓认为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靠拢后，目标太大，给养不好解决。为更好地指挥全局，3月7日，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分局机关转移到莒南县西许口，进入滨海区。本月，中央军委批准以陈光、罗荣桓、萧华、陈士榘、梁必业组成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4月8日至14日，一一五师直属队第六次党代会在莒南县后寨子村召开，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7月1日，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在临沭县蛟龙湾村联合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大会，罗荣桓在报告中阐述了开展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决定：以山东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等7人为委员，罗荣桓任书记。山东分局委员会的分工是：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工作。根据9月12日中央军委“一一五师师部与山纵靠拢后，建立集体办公制度或建立会议制度解决军政工作”的电示精神，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从临沭县蛟龙湾向沂蒙山区转移，于10月2日到达青驼寺，与山东纵队指挥部汇合。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首次会议，研究建立统一指挥问题，并部署秋季反“扫荡”工作。11月2日，日伪军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11月5日，敌伪军3万余人分兵包围了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和一一五师领导机关驻地沂南县留田村一带。黄昏，罗荣桓在留田附近的钮家沟村召开高干会议，提出向南即向敌后突围。在他的精心指挥下，当日夜，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2000多人，没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地通过敌军三道封锁线，经张庄、佛谢、高里转移到费县诸满一带。德国友人汉斯·希伯在《战士报》上发表《无声的战斗》一文，称赞留田突围是“神奇”的指挥。11月7日，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和朱瑞率领的山东分局机关在费县黄泥崖汇合，指挥部队打击“扫荡”的日伪军。在石岚一带伏击战中，取得毙伤日伪军300多人的胜利。继之，又指挥一一五师特务营和山东纵队二旅四团攻打绿云山日军，毙敌100多人，打死战马40多匹。12月初，罗荣桓、朱瑞到沂水县南墙峪与黎玉会合，研究山东的军事部署。尔后，他带骑兵排穿越敌占区，于12月20日到达滨海区沭水县朱仓村和师部会合。此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绝大部分时间驻在滨海区。

罗荣桓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的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严酷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面。从1942年7月至11月，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重要论著。他总结剖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和特点，论述了攻歼、伏击、打援、防守、退却、攻心等一系列军事理论问题，创造出“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著名“翻边战术”，在实战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由于操劳过度，罗荣桓身患重病，有时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1943年3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9月，朱瑞奉命去延安，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10月9日，罗荣桓主持起草了《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对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作出总的估计，认为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坏分子只是个别的。随后，各地按照整风审干的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对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坦白从宽”、“反对逼供信”的方针，并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在贯彻中央《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中，罗荣桓和黎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并处理了“双减”中存在的问题。他在10月间召开的群众工作干部会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未觉悟时，就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世界的理论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他认真执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多次指示部队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组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渡过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的种种困难，使军政、军民关系进一步密切，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罗荣桓抓住战机，决定春季开始向敌人发动局部进攻，并制定了总的战略部署：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的孤立的日伪据点，使鲁中、鲁南、滨海战略区连成一片；向胶济铁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铁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铁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中心地区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为实现这一计划，他提出了分散的游击战争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攻势原则。此后，鲁中军区部队胜利进行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鲁南军区部队发起讨伐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荣子恒战役；滨海部队发起讨伐李永平战役。7月1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又有了发展，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来自群众之中，再到群众中去，掌握了实是求是的精神。

1945年1月3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1944年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新一年的各项任务。3月中旬，他在莒南县后良店村召开的拥政爱民模范大会上，提倡干部战士都要当英雄、做模范。同时要求英雄和模范更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群众学习。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罗荣桓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7月7日，他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1700万人口，20万八路军和游击队，50万民兵和几百万普通的人民自卫武装，已统一组成为一支坚持抗战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雄厚势力。9月19日，中共中央在《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中，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罗荣桓去东北工作。9月21日，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由莒南大店出发进入临沂城。在这里，他向陈毅介绍了各方面形势和部队情况，研究了堵击徐州国民党军队北上的作战方案等。于10月24日离开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去东北。11月5日，罗荣桓一行从龙口乘船，离开山东。

罗荣桓元帅抗战8年，在山东将近七年为创建、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的卓越贡献。

    罗荣桓元帅的一生，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参加红军，从一个基层的党代表发展成为我军的一个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罗荣桓坚持山东的长期抗战，获得伟大胜利，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革命战略家。抗日战争时期，是罗荣桓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在革命斗争道路上的一次飞跃。罗荣桓在这个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以前，我对罗荣桓元帅的了解是不多的，只知道罗荣桓元帅在10大元帅中是政工干部的代表，知道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同志是政委，却不知道罗荣桓元帅在领导一一五师中起的作用，更不知道罗荣桓元帅在创建、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的卓越贡献。

    上学时，学习历史书知道解放战争开始，共产党部队向东北进军。读《罗荣桓在山东》，原来主要是罗荣桓元帅在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时发展起来的队伍向东北进军，更了解了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罗荣桓元帅在辽沈战役中功不可没。

    读《罗荣桓在山东》一书，对罗荣桓元帅在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有更多的了解。萧华将军在一首怀念罗荣桓的诗作中，颂扬罗荣桓，“政治工作称巨匠，古田会议耀苍穹，大公无私虚怀谷，心贴干群好作风。”

     罗荣桓元帅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有口皆碑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罗荣桓元帅不幸因病逝世，毛泽东主席提议正在开会的中央领导同志，为罗荣桓起立默哀。毛泽东说：罗荣桓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很不容易啊！后来，他又写了一首诗，高度评价了罗荣桓的崇高品格：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同志作为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政治委员同代师长陈光一道率１１５师主力开进山东是在１９３９年３月。这时，日军侵占山东已有一年多。日军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入侵山东的，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竟不战而逃，致使日军迅速占据了山东重要交通线和绝大部县城。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山东省委即组织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结合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先后在山东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组建了抗日武装，至１９３８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初步开辟了大大小小多块抗日根据地。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在山东，不仅是日伪军，而且国民党军和杂牌队伍的人数、装备都超过了人民武装力量。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当抗日重任，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骨干。１９３８年４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便要求中央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去。毛泽东同志当即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在１９４２年以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东的领导思想上一度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

　　当时在山东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不同看法的问题主要有：（一）在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上，有的同志认为，我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初步优势。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便倾向于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运动战，打大仗，而对于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重视不够，对于形势的恶化及困难估计不足。罗荣桓同志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军对日伪军还处劣势，对国民党军也不占优势，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正规化兵团、打运动战上，应坚持分散性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要准备进行长期的“三角斗争”。（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独立自主问题领会不深，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或者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人为地组织国民党抗敌协会并人为地组织一支同八路军平行的抗敌自卫军。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罗荣桓同志的主张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同志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电报，指出：“１１５师有很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斗争的指挥，１９４１年８月，中共中央指示：组成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同志任书记，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央军委又指示：１１５师指挥全山东的部队。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同志回延安途经山东时，受中共中央委托，经过同山东分局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深入交谈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随后作了关于抗战以来山东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在对形势的估计、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等问题上，肯定了罗荣桓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１９４２年，罗荣桓同志率领１１５师在山东滨海、鲁中、鲁南、冀鲁边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并在斗争中不断总结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撰写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东亚新国民运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论文。

　　罗荣桓同志认为，在抗日战争的整个相持阶段，山东敌后均应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他说：“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着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

　　罗荣桓同志指出，我们普遍开展的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他说：“我们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

　　分散性游击战的战场主要是在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边沿游击区。罗荣桓特别强调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他指出：“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要求将坚持边沿游击区斗争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扎根于群众之中。边沿游击区要根据敌人蚕食的严重程度的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他认为武装工作队是坚持边沿游击战并在敌占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在对敌斗争时应展开政治攻势，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瓦解日军和伪军，隐蔽地积蓄力量。

　　日伪军在其后方经常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罗荣桓同志认为，如同“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１０年内战的特点一样，“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便是敌后游击战的特点。但是，在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和过去１０年内战在苏区的反“围剿”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反“围剿”时，红军一般是“敌进我退”，在根据地内选择有利地形，运用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之一路，以打破“围剿”。但在敌后，由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按照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罗荣桓同志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开始“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包围圈之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经边沿区，“翻”到敌人后方去，袭扰敌之后方，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他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民族侵略者，即便是在敌占区，政治上也是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我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

　　从１９４０年起，罗荣桓曾多次运用“翻边战术”粉碎敌人的“扫荡”。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凌晨，日军第１２军土桥一次中将调动３个师团、４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５万余人，兵分１１路向１１５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民主政权战工会机关所在地留田实施合围，妄图一举消灭山东抗日领导机关。罗荣桓在弄清敌情后，审时度势，率部从几路敌人之缝隙向敌人的大本营———临沂方向开进，未打一枪即跳出敌之包围圈，被国际友人希伯誉为“无声的战斗”。１９４２年，罗荣桓同志正式提出“翻边战术”后，又在日伪军合围鲁中根据地之际，“翻”到滨海南部，组织海陵、郯城战役，连克海陵、郯城、码头，粉碎了敌人１９４２年冬季大“扫荡”。

　　三
　　自从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并主持总结了山东４年的工作以后，山东的领导思想逐渐统一。为了进一步做到组织上的统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同志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１１５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秋季又任命罗荣桓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此时，罗荣桓已身患严重的肾病，但中央仍希望他负起重任。于是，他便抱病受命。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

　　新的山东军区成立，第一项工作是将１１５师师部和原山东军区（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并，同时以分局机关为基础，成立分局委员办公厅，同军区司令部合署办公。同时，将主力部队地方化，分属山东军区所辖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６个军区。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时，罗荣桓同志着重抓了两个问题。一是实行“五湖四海”，提倡任人唯贤，做好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干部之间的交流。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战争磨练，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与群众有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历史状况，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因此，他本着“五湖四海”的原则，在山东军区机关和６个二级军区安排了大批山东本地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二是保留骨干。在整编中，旅缩编为团，一部分团、营、连缩编为营、连、排，多余出一批干部。对这批干部，罗荣桓同志决定，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一些干部被降级使用，有一些干部和老战士被送到军区教导团培训，还从胶东根据地吸收一批中学生入伍到教导团训练。教导团除成立军事政治干部大队外，还成立了文化大队和特科大队，以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人才。这些措施为即将来临的部队大发展保留和准备了大批骨干。

　　为了统一思想，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相互交流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连队工作的经验，在配备好各军区领导班子以后，罗荣桓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工作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罗荣桓同志亲自给大家讲红军的优良传统，组织大家学习古田会议决议，领导大家总结抗战以来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连队工作的经验，统一编制，统一连队军事建设、党的支部建设和行政管理的各项制度。这一切对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为即将来临的反攻准备了条件。

　　四
　　与我们在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同时，蒋介石对山东也进行了一个大动作，他命令第９０军军长李仙洲率部入鲁接替东北军的防务。李部即将入鲁引起我方、国民党、敌伪三方之间，于学忠部和李仙洲部之间，李、于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的激烈变化。面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形势，罗荣桓同志要求紧紧抓住对敌斗争这一主要斗争方向，提出推动和争取李仙洲部入鲁抗战、共同对敌的口号，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按照国民党部队对抗战和团结的不同态度，采取不同对策，充分利用各种矛盾，抓住历史先机，争取开创斗争的新局面。

　　对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呼吁，李仙洲不仅未予响应，反而拉拢曾当过伪军的惯匪刘桂堂等部，共同对付八路军。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同志决定一方面做好对于学忠部的疏通团结，礼送他们出鲁；另一方面阻止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终于争取了使于部不等李部到达便撤出山东，而由我军接管了于部留下沂蒙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在抗战初期，这些地区原本就是由我党领导的武装活动的地区，后来让给了国民党。我们接管这些阵地可以说是地归原主。这些地区位于山东的制高点，掌握了这些阵地，高屋建瓴，增加了我党我军进行抗日的主动权。所谓历史先机，指的是有时几周甚至几天就会过去稍纵即逝的机会，抓住这种机会既需远见卓识，又需非常果断。在阻李入鲁反共斗争中，罗荣桓同志抓住了这一先机，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刘少奇的名义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之山地均为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随后，即以此为契机，组织了各军区互相配合的反“扫荡”。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敌军“扫荡”鲁中地区。罗荣桓同志命令鲁南、滨海等军区发动对日伪军的主动进攻，狠狠打击敌人，以牵动“扫荡”鲁中之敌，使其顾此失彼，首尾不能兼顾。日军在“扫荡”鲁中后又突然“扫荡”清河。罗荣桓同志立即命令鲁中、滨海军区向敌人主动进攻，攻打赣榆，讨伐伪军吴化文，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冬季轮番大“扫荡”。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６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指出：我山东军民的反“扫荡”的斗争，“比过去任何一次来的持久、主动、有准备、有计划，山东军民的团结一致，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巧，在这次斗争中有了极其优良的表现。”

　　从１９４４年开始，在我军力量得到发展的基础上，罗荣桓同志又提出了扩大攻势作战的任务。总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解放区中孤立的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鲁中、鲁南、滨海３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由冀鲁边和清河区合并而成）被敌伪封锁分割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腹心地区日伪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罗荣桓提出攻势作战原则是：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

　　根据这一部署，罗荣桓同志指挥了１９４４年春、夏、秋、冬和１９４５年春季共５次攻势，连续讨伐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李永平等部，攻克沂水、莒县等县城，进行了歼灭日军１个大队的葛庄追歼战，争取了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韩寿臣等四大股伪军共１．１万人反正。经一年多的作战，歼灭日军近５０００人，伪军５．４万人，解放县城１１座，拔除据点１０００多处，解放人口１０００万，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１５万人，民兵和游击队发展到３７万人。

　　山东军民连续几次攻势作战的胜利得到上级的赞扬。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指出：“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

　　五
　　在１９４２年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基本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很不彻底，有些地方流于形式，不少地区还发生了地主反攻倒算或侵蚀农民利益的事件。封建地主在一些地区还有很大势力，农民尚未得到翻身解放。因而抗日民主政权还不够巩固，群众参军参战热情还不够高涨。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后，曾指出山东党的工作的这一薄弱环节。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同志和分工此项工作的分局委员黎玉同志从调查研究，训练干部入手，发动农民向民愤很大的恶霸地主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通过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斗争中，罗荣桓同志要求将减租减息和改造乡村政权相结合。他指出：只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才能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只有彻底改造农村政权，才能真正做到减租减息。

　　在进行“双减”斗争时，罗荣桓同志要求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顽固地主和开明地主、收租地主和经营地主、地主和富农、地主和小土地出租者严格区别开来。同时也要求农民在实行“双减”以后按规定交租交息，以防止“左”的偏差。

　　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各地普遍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此前，农民参军往往不愿离开本乡本土。“双减”以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参军，指名要参加经常打大仗的主力部队。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山东实行了减租减息，充分发动了农民群众，就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粮食，有了兵源。反攻一到，以保留和训练的骨干为酵母、种子，很快便组织起大军，为保证抗战的胜利并保证在战后能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斗争。

　　六
　　在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同志将整风和经济建设列为山东四大任务之两项（另两项为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以便为反攻和战后作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山东的整风从１９４２年夏季开始，当时罗荣桓主要是领导１１５师的整风学习，总政治部曾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１日将１１５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略区参考。但从山东整个的情况看，整风学习还存在着联系实际不够的缺点。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同志要求各级领导从学习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注意联系实际，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辨别能力。

　　从１９４３年冬天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历史经验阶段。为了使大家吸取建党２０余年宝贵的历史经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罗荣桓同志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机关干部作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而后者则“死守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精髓，是指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迎接战后斗争的思想武器。

　　在整风中，罗荣桓除写文章、做报告外，还通过谈话、批改干部们所写的自传等方式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大家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山东大批干部掌握了这一思想路线，便在精神上为反攻和战后斗争作好了最重要的准备。

    １９４３年４月３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要求在整风的同时进行审干。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审干工作受到了来自“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到７月间，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特务如麻”。

　　对于肃反和审干，罗荣桓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方针。在１０年内战时期，对抓ＡＢ团，罗荣桓同志就进行了抵制。１９３９年底，在湖西发生肃托事件的灾祸时，他亲自前往纠正，挽救了大批干部的生命。审干工作在山东开始后，罗荣桓仍然从山东实际出发，正确估量了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山东敌后的干部，敌人已经给我们审查过了。”１０月９日，罗荣桓主持起草《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指出，山东干部的成分（除军队老干部外），有地下党时代保留下来的干部，有延安抗大派来的，有平津流亡学生，有五战区来的，有统战关系介绍来的，有６年抗战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等６种。他说：“这些干部经长期斗争的考验，组织部门与锄奸部门的审查和整理，政治上组织上曾清洗了一部分不好的分子。但个别的坏分子转变方式，潜伏在党内，进行隐蔽活动，仍有其人。”

　　在这一文件中，罗荣桓同志认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特务如麻”。罗荣桓同志客观地估计山东干部的政治状况，从实际出发进行审干工作，充分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正由于具备这种精神，当康生《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他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于抵制错误倾向的勇气。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号召干部实事求是进行反省坦白。对于反省坦白了问题的同志，山东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反对逼供讯”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山东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３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

　　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整风审干，按照罗荣桓同志的建议，山东分局决定将各级干部分期分批调进党校进行整风学习，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反省自传，既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又审查了干部，收到了很好效果。

　　七
　　对于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后山东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十分满意。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同志曾就执行有关政策的情况的１０个问题电询各战略区负责人。８月１２日，罗荣桓和黎玉同志致电毛泽东，作出回答。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关于１０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１９４５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

　　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的预料。１９４５年，经过对日伪军作战的春季攻势和５、６、７三个月的攻势作战，山东形势又有了飞速发展。山东５大解放区已完全打通联系在一起，包括２０万八路军的正规军和游击队，５０万基干民兵和数百万人民自卫武装，组成了一支坚持独立自主准备反攻的雄厚力量。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日本侵略者乞降。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罗荣桓同志决定立即将山东第一线部队编成８个主力师、１２个警备旅、１个滨海支队、１个海军支队和５２个独立团，部队总人数发展到２７万余人。

　　此时，由于日伪军接受蒋介石的无理命令，拒绝向山东八路军投降。罗荣桓同志立即将山东军区部队统一组成５路大军，向山东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经过１个多月的作战，共解放县城４６座，攻克烟台、威海等６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３５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６万余人。津浦、胶济和陇海３条铁路被切断，青岛、济南、徐州、连云港成为孤岛，处于解放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山东，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本是华北诸省中伪军最多的省份，也是日军重点守备的地区。但经过８年艰苦奋战，到１９４５年８月已成为一块由我党领导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区。山东解放区大反攻的胜利，直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宣布：“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复８０余县，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９月１９日，周恩来同志又提出，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出任省长的四省之一。①

　　由于罗荣桓指挥山东八路军把山东所有的战略点线，该占领的占领了，暂时不能占领的便包围起来，使山东成为我党我军重要的战略基地。抗战胜利后，罗荣桓同志率领７万大军由这里进军东北，同时留下了２０万部队，使山东成为华中解放区和新四军的战略后方，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山东抗战的胜利是山东千百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包括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在内的山东八路军浴血奋战的成果。山东抗战形势的转折点是１９４３年３月实现一元化领导。从那时开始，山东抗战的形势便蒸蒸日上，而这是同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与指挥，同罗荣桓同志实施正确的领导分不开的。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咬紧牙关，渡过两年”的口号。

　　我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犬牙交错，加上国民党鲁苏战区部队和地方顽军不但不抗日，反而与敌勾结，经常同我摩擦，我根据地沂蒙山区虽与鲁南山区、鲁东南滨海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胶东、渤海两地区亦可越过敌占交通线来往，但处境仍很困难。敌寇在一九四一年冬季对我沂蒙山区首次进行五万人的“铁壁合围”，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消灭我沂蒙根据地。但是，敌人的合围在我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密切配合反击下被粉碎了。因此，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产生了和平麻痹思想。分局一位领导同志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全省文工团在滨海区汇演。为了纠正这种和平麻痹思想，更有力地反击敌人的“扫荡”，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同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广泛地找同志谈心，统一思想。一天罗荣桓同志为交换意见，不顾个人安危，率一个骑兵排从鲁南赶来沂蒙山区找我，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是分局委员。当我谈到对局势的一些看法，谈到迟迟不进行二五减租减息运动，是使民兵和基本群众无力进行反 “扫荡”的根源，也是兵源不足的主要根源时，他很赞同。荣桓同志回到一一五师以后，即将山东情况电报中央，请中央派人到山东解决这些原则问题。他的请示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同意。于是召开了山东分局委员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山东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从而推动了山东抗战的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罗荣桓同志不畏艰险，不畏劳苦，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分不开的。罗荣桓同志在担任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后，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对毛泽东思想身体力行。记得在整风时，他在山东分局党刊上，曾经写过一篇学习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的心得文章，使同志们懂得了不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的危害。罗荣桓同志崇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勇于负责，严于律己，发扬民主，平易近人，大家都高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一九四三年以后，山东抗日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鲁苏战区主力部队退出山东。对于伪顽部队，我们一是争取其反正起义，一是就地消灭，以使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当时不幸的是，罗荣桓同志从一九四三年起就患了尿血症，有时一尿一盆血，大家都很为他着急。虽然有外国泌尿科专家、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的治疗，病情仍很严重。但罗荣桓同志从来不提如何治疗的要求，还坐着担架上前线指挥战斗。到一九四四年山东扫除伪顽势力以及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他不顾重病缠身，更加紧张地工作，指挥军事反攻和领导制定收复地区的有关政策。罗荣桓同志真正作到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舍己忘身地工作。

　　日本投降后，罗荣桓同志即率山东主力部队渡海北上，投身于“建立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以后，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那种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和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却使我永志不忘。

1941年，山东根据地在日军的残酷扫荡下遭受重大损失。115师政委罗荣桓对朱瑞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一些失误提出强烈不满，1942年，罗荣桓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1942年2月4日毛电刘少奇：“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转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以考查，予以解决。朱瑞如能离开山东，中央催调他来延参加大会。”

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对山东问题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朱瑞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黄涠现睾鍪臃⒍褐冢茨芄惴赫箍踝饧跸ⅲ黄淙鞴壑饕澹问街饕澹仗钢饕澹嘲斯伞?月刘少奇按照毛的精神整顿山东党、军组织，确定以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3月，中央军委就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115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朱瑞与陈光先后调延安受训。罗荣桓集山东党、政、军权于一身。

观朱瑞与罗荣桓在山东之争，朱瑞早年留苏，未能亲身参加井冈山斗争，没能和毛建立起与罗那样的亲和与信任关系，关键时刻，朱瑞最后的失势是必然的。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