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头包子总部电话:李瑞环：一个人生道路上的智者—红色牧师.blog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李瑞环：一个人生道路上的智者 ——读李瑞环专著《学哲学，用哲学》之感想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不算明白人。不懂哲学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是一个清醒的领导。                                                    ——李瑞环 我对领导者的看法并不完全是根据他在位时的地位，甚至也不是看重他在历史中的地位，我看重的是他这个人的“本事”。作为一个以研究领导者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为专业的工作者，我最关心三个问题，第一，他的发展经历，第二，他的内在素质，第三，他的公众形象。基于此，我通常对领导者进行“三大分析”，第一，时序分析，以时间为轴线来研究一个人的发展，即分析一个领导者从出生、早期教育和经历、某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和人物的影响、如何进入社会中心及在社会中心的时段、如何边缘化的原因及边缘化的结果，等等。第二，素质分析，他的内在素质，主要是“知情意行、德才学识”，即他的认知水平、他的情感情绪、他的意志品质、他的行为方式；他的道德水准、他的才干才华、他的学历学位、他的阅历见识，等等。第三，形象分析，他在公众舞台上给人总体的感觉，即他在政治问题上的表演和表现、在经济问题上的表演和表现、以及在工作和个人作风问题上的表演和表现。这些东西搞清楚了，我们就容易把握三个问题：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他本该成为一个怎么的人，如此，许多人们看不清楚的事情就容易看明白，许多人们困惑不解的事情就容易想得通。李瑞环同志是我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中最敬重的两位领导者之一，最早他就是我博客作品中的人物（参见《天津：“三个东西”重要提法的诞生地》。最近，李瑞环同志出了一本叫《学哲学，用哲学》的书我是知道的，在一位朋友家中也看到过并浏览了一下。没想到学校组织部的同志们，为了让我们几个文科的教师下学期给政治辅导员们上党课辅导课，一个人送了一本，得来全不非功夫。这些天到外地调研，在飞机上和宾馆里，我忙里偷闲将全书阅读了一遍，颇受启发，颇有收获。李瑞环同志的书一共分十二个部分，其中一个开头、一个尾子，中间分了十章，好在字数也不多，不妨原文照录：提倡大家学点哲学、一、从客观实际出发，二、坚持实践的观点，三、重视总结经验，四、掌握辩证分析方法，五、注意研究特殊性，六、坚持发展的观点，七、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八、坚持群众观点，九、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这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用一篇博客难以概括，我就谈谈我感触最深的地方。要谈这本书，还是要从哲学对李瑞环个人发展的益处谈起。在这本书的的开头和结尾，李瑞环都从他个人的发展经历上谈到学哲学的益处。他在2002年11月26日，党的十六大结束不久，由于他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央常委，这就意味着他离开政治舞台的时间不太久了，这时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颇为坦诚的谈话，他说：“常委会上讲话（注：指九届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上的告别讲话）之后，有人说，由一个普通农民、工人，一步步走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真不简单，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些奥秘、诀窍，应该总结一下。要我说还是那句老话：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当然也不能否认个人的努力。光靠努力还不行，还得得法，得法就是要学哲学。我这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学哲学，一直坚持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几十年从未间断”他还说：“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显得越有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在他与本书的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告诉他们：“任何人做任何工作都离不开了解情况、分析矛盾、研究对策这三个环节。我们讲用哲学原理指导工作，最主要、最经常地就是处理好这三个环节的问题。”的确，“学点哲学，终身收益”是李瑞环同志是毕生的总结和体验，也是他给那些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临别赠言，其言之真，其情之切，令人感动。感动之余，我也琢磨在哲学浩瀚无边的概念中到底有那几点对李瑞环同志的发展最有益，根据越小的概念，作用面越大的通则，我在这本书中读出了四个字：“实、变、民、和”。——李瑞环之“实”。在这本书中，李瑞环谈的最多的概念就是“实际”、“实践”和“实事求是”。他认识到，注重实际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他这个观点并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恰恰是从实际中得来的。他说，我们之所以强调注重实际，是因为现在脱离实际的东西太多，弄虚作假的东西太多。假情况、假数字、假政绩到处都有，假典型、假干部、假关系时有发生。他还告诉美国高人基辛格博士，邓小平主席一贯的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对“实事求是”有一个解释，“实事”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求”就是进行研究，“是”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从谈话记录上看，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李瑞环决不比作为哈佛教授的基辛格逊色。李瑞环还认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并不容易的，他告诫同志们要有坚定的党性，勇于坚持真理，不为各种非议所动摇，也不为个人得失所左右。在这本书的第41页，他用一个幽默的段子描述了现在有些文件是文人笔杆子的“创造”：“出上一个题儿，找上一帮人儿，关上窗户门儿，做上一篇文儿，念起来挺顺嘴儿，就是不解决问题儿”。从工作的角度，李瑞环之“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调查研究，二是善于总结经验。他认为，搞调查研究不是为了求证现有的某个观点、某项政策如何正确，而是为了把客观情况、实际问题搞清楚，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思路和建议。他还没有进中央领导班子时，就提出这样的观点：领导者应该同时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领导者本身的提高，而且在于对整个理论研究工作的推动，并使科学研究成为实施决策、开展工作的一部分。看到李瑞环这段论述，我实在为那些现实岗位上“方向不明思路多，情况不清决心大”的领导者感到汗颜。李瑞环是毛主席忠实的崇拜者，他知道毛主席的一句话：“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由此，他也一贯提倡总结经验。他认为，总结经验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实践可以产生理论，但必须经过总结这个环节。他还认为，总结经验是提高认识、增长才干、搞好工作的关键环节，是学会开创新局面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把“抓认识与抓行动统一起来。”——李瑞环之“变”。李瑞环有今天的状况，得益于他深谙“变化”之理，并能熟练运用之。这个“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凡事都要用辩证分析方法来捋一捋，二是凡事都用发展的眼光来归一归。他深知，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变化之中。他还批评一些人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只算死帐，不看变化。他认为，要真正把握“变”，就要精心再精心地分析和解决矛盾。他的这些观点来源于他对毛主席哲学名著《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悉心研读，他说，就我个人的体会看，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在这本书中，我惊讶地看到他发表于《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合刊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要精心再精心地分析和解决矛盾”。这篇文章是他作为工程总指挥，在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完成后，结合施工的实践谈的几点体会。在这文章中，他集中谈了三个观点：一是必须精心地抓矛盾的特殊性，二是必须精心地抓事物的主要矛盾，三是精心地把握矛盾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李瑞环特有的表达方式就显露出来了，比如，他在谈到要真正分析好工程总体和各阶段的特殊性，在精心抓好几个环节时，就用了这样的语言：“必须把材料搞全了，弄准了；要把问题择清了，捋顺了；必须把关系串好了，摆正了”。此外，“抓得准，抓得狠，顾得全，跟得上”等词也跃然纸上。总之，李瑞环认为，处处都有辩证法，在第261页到292页，有许多他讲话的小段子，粗看很普通，细细琢磨却不无道理。对于“发展”问题，李瑞环也颇有心得，他始终坚持“发展是永恒”的观点，重视稳定发展，坚持协调渐进，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还始终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并坚信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这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从“两论”到“三个有利于”，难怪李瑞环能够得到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认可，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中心。——李瑞环之“民”。李瑞环来自于民，熟悉为民之特点，也深知民为官之本。民就是百姓，民就是群众。他始终认为，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早在天津工作时，他就说过：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在他的眼里，可敬者，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可爱者，群众所付大于所求；可怜者，群众往往为决策者的失误“埋单”；可畏者，群众最终得罪不起，“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李瑞环还坦然地说：“讲民主，我们比解放区时期差多了。即使讲到群众的时候，也是讲群众路线多、讲群众观点少。”他不仅知道群众的重要性，而且知道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他在做天津市市长时有过这样的经典段子：要帮最有困难的户办事，要给最有意见的人拜年。而当他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后，他则提出了这样的标准：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合格还是不合格，都要以是否能够团结大多数、调动积极性作为重要标准；制定任何方针，都要使大多数人感到有盼头，取得大多数人的信任与支持为主要尺度。至于“办事靠大家，荣誉给大家”，“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等，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他在书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政治就是把人团结得多多的。因此，他认为，什么叫本事？领导的本事就是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地发挥出去。要依靠群众，首先就要联系群众。在如何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他归纳了四句话：一叫走下去，二叫听意见，三叫办实事，四叫作宣传。哈哈，绝不绝！——李瑞环之“和”。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九章：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他认为，“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待人处事的传统美德。当然，李瑞环提到的“和”涉及面较广，包括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天人调协、圆融无间、共生共荣，等等；而人与人的关系又可以概括为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等。而且，李瑞环特别提出弘扬“和”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不和”的思想和行为在“文革”期间让李瑞环深受其害，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化，不同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的差异错综复杂，必须重视协调、善于协调。要做好协调工作，“和为贵”就是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原则。要努力做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是他一贯的主张。他主政全国政协的十年，能够让那么多有思想、有个性、有才华的学者、艺人由衷地佩服他、服从他，靠什么本事，说到底就是：“平等待人、诚恳待人、宽厚待人、依理待人”。李瑞环还历来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本事，特别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尤其如此，2002年5月28日他出访英国，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他向来宾讲了一系列中国先哲们对“和”思想的论述，如管子：“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等等。他还告诉在座的商人们要“和气生财”。他竟然还引用了该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说点题外的话】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口号，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但是，这个概念提出不久后，第三代领导者就因年事已高而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不过，他们却以自己的亲历亲为来推进这项事业，一个最明显的举措，就是撰写以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经历为基础的各类传记性的文章和专著，人们群众可以通过这些文章和专著了解中国政治的基本进程。可文明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作为一个结果，一定是成熟的和完美的；但文明也是一个过程，作为过程，就一定有不成熟和不完美之处。我读过许多国外领袖人物的这类书籍，作为对文本分析为主业的研究人员，我认为这类书籍有三种不同的写法，以尼克松为例：第一，以领导者个人经历为基础，结合领导者的观念而撰写的“传记型”的专著，其中有如《尼克松回忆录》，这样一种以生活时序为连续轴线的传记；也有如《六次危机》，这样一种以生活部分时段为轴线的传记。这种体例的书的可读性最强，既有生活经历，又有思想观点。第二，以领导者的人生哲学为基础，结合某些特定事件和某些人物为由头，结合自身的经历，撰写的“思辨型”论著，如《角斗场上》和《领袖们》，这种体例的书可读性也非常好，史论基于史料，史料融入史论。第三，将自己在位时候的文献，以某些题材归类，“剪刀加浆糊”，做出的“文献型”专著，这种体例的书可读性最差，往往内容重复，思路不连贯。造成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三，一在内容，不同时期的文献语义环境不同，拼凑起来自然难得保证流畅性；二在出版商，他们往往希望在领导者退位后影响力还没消失时就迅速将书出版，他们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而不对传主的名誉负责，因此国外的政治家挑选出版商都是十分挑剔的。三在传主，通常与传主不太愿意耗神和不太重视有关，但以中国 “立德、立功、立言” 的传统而言，三足鼎立、三位一体、决不能厚此薄彼。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出版的书中，我希望第一类和第二类书多多益善，让广大读者真正既学到了知识，又感到愉悦。从现在看来，只有《外交十记》（钱其琛著）可归此类。因此，我下一篇博客就是以读此书为主，标题是：《钱其琛：一个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业为荣的人》，同志们等着吧！（学哲学 用哲学∕李瑞环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ISBN7－300－06855－3）（武汉－广州－成都－长沙－杭州－上海－武汉，一路行，一路看，一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