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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发：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现状与前景研究    【重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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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会计网　www.51kj.com时间：2006-2-3 15:50:00   作者：李开发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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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研究对象系竞争性市场中的国有企业) 
　　内 容 提 要
　　我国国有企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形式。建国前的根据地工业及建国后通过没收国民党政府官僚垄断资本及赎买民族资本，形成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国有企业经历了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发展，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变迁，有巨大的成功，也积累了深刻的矛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复杂的焦点问题。

　　27年的改革进程带给了中国巨大的发展，举世瞩目的成功，同时也也带来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从初期发轫时对“改革的春风”的全面渴望和歌颂，到后来对改革的的观望和叹息，到近两年对改革的批评与广泛质疑，改革正在面临着评价的“质变”。对改革的正当性的评价正在动摇着我国社会政治基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改革遭遇非议是近两年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主要的改革领域中，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股市改革、教育产业化改革倍受批评。从汹涌的舆论浪潮来看，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批评首当其冲。由于牵涉到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与失业、牵涉到贫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同时又涉及是否有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涉及是否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性质、涉及到是否损害工人阶级主体地位与政权性质、涉及了关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道德评判，因而处于焦点状态。要求重估改革、反思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有的甚至于要求终止中国的整体改革。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和他的助手被司法部门拘押，为起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同时更被一部分社会群体理解为中国的国企改革的失败。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10月，由权威研究单位撰写“科龙二十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报告”研究报告将科龙誉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典型。典型的坍塌与代表人物的入狱，国资委全面叫停国企MBO，全面检查国有资产流失情况，有关人士关于“国资流失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郎咸平教授不要光提出问题，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的答词等深为社会垢病。而此间媒体舆论与网络新闻揭露出数十起国有资产在产权改革中被巧取豪夺的案例，国企产权改革中问题被上升到整体层面的改革，其合法性在舆论与道义上已经倍受争议。此外，股市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也广泛涉及众多民众的切身利益，这就很容易使人对于改革整体上提出质疑与声讨。而这些质疑与声讨背后，其所指向的，无一例外是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而质疑改革的理由似乎越来越多，改革在困难中压力越来越大，步伐越来越慢，以至难以继续深化和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重建改革的合法性，特别是重建国有企业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已经迫在眉睫。
　　国企改革是党和政府推行的重大改革之一，是切合社会实际的、符合经济规律的重大举措，是审时度势的、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问题的正确选择。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阶段性的成果举世公认。然而，近两年来对国企改革的非议影响很大，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力量屡处下风。把改革中的问题说成是改革的问题不容忽视，把改革措施说成是受国外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更是不能听之任之，把改革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的现象更是需要提高警惕。当务之急，对改革的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用广泛的事实与深入的理论说明改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才能避免改革前功尽弃，才能重新赢得社会对改革的支持与信任，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较好的舆论氛围、技术方案、操作思路与精神准备，这显然非常有益，也十分必要。
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前三十年国有企业制度的回顾 
　　一、国有企业的来源
　　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来源有四：一是解放区的公营企业，包括军工企业和服务于百姓的贸易企业，二是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三是没收敌伪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伪满和汪伪政权的企业)。建国以后，上述的企业首先成为国有企业，后来又加上了通过赎买回来的由民族工商业资本形成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即国家所有制工业，负有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任务，因此，生产销售按照计划上报，然后在获得后安排生产与组织分配及销售，民品多少，军品多少，售价多少，毛利多少，上交多少，均有细致的安排。企业归属于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保证人民群众和军队、政府的基本支出和需要，因此企业不是自主的经营实体，是政府的直属机构。国有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二、国有企业在文革前十七年的情况与体制形成过程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就国营企业领导制度问题，批转《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明确党管工业，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厂长执行负责制。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面实行党的第一书记抓工业，1960年开始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66年以后的文革十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造反群众领导企业阶段，二是革命委员会管理阶段，三是军队介入企业，实行军管会、军宣队管理阶段。到1972年8月，部队返回，国有企业重新回到原有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管理。文革期间实行一元化领导，无所谓经济工作，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工作组织。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企业从政治组织再次恢复为生产性组织。
　　1978年4月，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企业实行党委领导、厂长负责，增加总工程师制度与职代会制度。
　　三、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四大以前的发展与改革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1979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启动，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80年，根据中央精神，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中国社科院等有关部门对一批工业企业进行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1982年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条例》，虽然依然是党委领导，但是在实行党政分工体现了厂长责权利方面的统一，从而逐步为实行厂长负责制作了准备。1982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明确企业党委是企业的领导核心，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厂长行政指挥权与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是企业的三项原则。
　　1981-1982，全面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主要是分配上实行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1982年开始提出企业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解决多少年来长期存在的领导班子年龄偏大、人员偏多，文化偏低，专业人员偏少的状况，并且进行了初步的调整。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宣布，国营企业将逐步实行厂长负责制。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明确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对政府与企业关系进行界定，各级政府原则上不再经营企业。
　　1984年11月在少数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试点企业是上海飞乐音响(资讯 行情 论坛)公司。
　　1986年全国部分城市进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试点的基础上，198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广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8年，为规范国营工业企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这年2月，国务院公
　　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企业承包者的年收入，视企业完成承包经营责任制情况，可高于本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的1-3倍，甚至于更多。在此期间，国家先后在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这些改革主要有：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计划；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方针；改革统收统支的体制，主要是利改税和拨改贷；建立金融市场，首先开办深圳与上海两个证交所；推进劳动、工资和社会化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全面推开，待业保险开始试行；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上下浮动；国有资产的管理与改革开始起步，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
　　四、党的十四大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情况
　　1992年以后，国家尝试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在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一是抓大放小，抓好一批大中型企业，对一般小型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二是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将现有企业改组成权责分明，管理科学，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发展股份制企业，理顺企业产权关系，探索政企分开，解决试点企业的富余人员的问题，发展并规范各种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1993年12月29日国务院出台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这两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出台，使得中国开始有了上市公司与股票市场，中国的股权分置及上市公司与股民的权益之争也从此开始。
　　1996年6月24日，国务院原则上同意了国家经贸委等9部委《关于在若干城市进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请示》，从此以后，下岗再就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个重要特征。在领导体制方面，企业推行公司化制度，开始建立董事会、党委会、监事会与总经理的马车机制。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的通知》，强调要求选配好党委书记、厂长经理和董事长，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可由1人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分开配备的，可交叉任副手。
　　1999年，国家决定重点抓好1000家国有企业，使其发挥经济发展的骨干作用。
　　同时，在全国全面推进改革的两类共九大措施，两类措施是指是改变所有制的和不改变所有制的措施；九大措施别是：吸收一定外来资金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二是改建为股份合作制；三是鼓励跨行业、跨地区兼并；四是在不变更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企业通过出租、承包方法进行经营活动；五是通过公开竞价，有偿转让企业股份；六是鼓励中小型企业引资嫁接改造；七是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清偿债务；八是管理混乱、经营不好的企业委托实力较强的企业去进行托管；九是原有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好的，可继续保持原有企业模式，加强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2000年开始，对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分类指导，对陷入困境的老企业通过出售一块、盘活一块、加强一块；退二进三，出城入乡等多种改革措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度越来越快。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走在前列，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由于长期以来的贷款过多、亏损过多，已经成为当地财政与银行发展的巨大压力。改革使地方财政甩掉包袱，对银行来说也有盘活资金有积极作用。
　　五、与国有企业发展过程同步互动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与个体私营企业作用回顾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历程，应该与中国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开放与发展结合起来。一是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制度。1980年开始建立的经济特区制度，当年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此后其它三个特区相继成立。由此而来的是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与三来一补企业广泛发展。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6年把长三角、珠三角与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1987年海南成了中国第5个经济特区，1990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此后又有沿江、沿海内陆等多个城市与地区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与开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同时在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三资企业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与品牌优势不断持续地冲击着中国国有企业，扩大着国内与国外的两个市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历程，应该与中国广大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乡镇企业主要来源于文革期间的集体工业。文革结束以后，它们的生产计划不纳入国家计划，在能源供应上不能与国营企业一视同仁，原料分配的调节价格与电价高于国营企业，因此乡镇企业必须率先走向市场。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决定着它率先成为改革的对象，改革体制、优化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民营、承包经营，或出售给个人或企业职工，乡镇企业的改革成为乡镇企业成长壮大的动力。一批乡镇企业在亏损或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转制成为个体私营企业。自筹资金，自找原料，自己开辟产品销路，决定着它们一开始就在寻找产品与市场的空间发展自己，体制的灵活性是企业的生命力。乡镇企业在竞争中，在市场全面扩大的同时，运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的优势、营销手段灵活的优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与之相比，国有企业的发展成绩与问题并存，特别是体制的拖累使得企业严重受挫。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7年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历程，应该与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个体私营企业来源于没有固定职业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来源于乡镇企业倒闭后自谋出路的职工、来源于效益较差的原有街道企业、来源于无法实现首次就业的其它各类人员。个体私营企业诞生时，贸易型为主，生产企业相对较少。生产企业中大部分机器简陋，劳动条件差，有活就干，没活就散，完全是市场调节的一种状态，企业是能人巧匠当家。它的出身决定着它没有地位、没有保障，只能背水一战，企业必须实行按劳取酬、按订单取酬的劳动制度，决定了它们更要牢牢不忘发展自己，从其它企业不顾及的边角领域，从极其微利的小产品做起，逐步发展壮大，提高产品档次与规模。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个体私营企业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远远落后于个体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日益衰败的详细原因，本文在此后的论述中有专门的部分，本处不再赘述。
第二部分：2004“郎顾之争”及质疑与批判中国国企产权改革风暴 
　　一、“郎顾之争”的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代背景
　　回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27年的发展历程，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8的全面成功阶段，即举国上下歌颂改革的春风的十年，也是改革全社会得到实惠的十年。但国有企业经济情况已经处于危机四伏状态、只是因为国家提供贷款担保、政策扶持中依然处于国家的保护之中。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1998年，这个十年，是国有企业优势跌落、困难重重、努力挣扎的十年，是国有企业获得实惠与出现困难并存的十年，也是叹息的十年。多数企业问题成堆，特别是缺少国家扶持的企业更是生存困难。“砸三铁”无功而返，清理三角债过后又形成新的三角债，在生产经营的众多领域中，在三资企业与乡镇企业与个人体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国有企业市场相对缩小、成本日益上升、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腐败的问题、管理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全面浮现，全面改革普遍开始，管理的办法、股票上市的办法、承包与租赁的办法只是在部分企业有了效果，但总体上不能改变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每况愈下的状况。第三阶段是1998年以来的全面推动的产权制度改革，实惠不能再给，既得利益每天受损，对将来的前景的担心与眼前利益的丧失，使得改革面临全面的阻力。越来越多的怀疑与反对之声，各种矛盾激化的因素已经日益暴露，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郎顾之争的风暴突起与信息时代获得的巨大社会反响
　　郎咸平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财务专家，出生于台湾，求学于美国，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2002年以来年，郎咸平教授用财务分析方法研究预言德隆的衰败获得成功，一举获得股民的“郎监管“的好评。2004年以来，郎咸平发起对众多中国知名国有企业的内在问题的尖锐质疑与批判。
　　2004年6月17日，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
　　2004年8月2日，郎咸平四问海尔管理层，试图得出海尔高管人员曲线完成MBO的结论。
　　2004年08月11日，郎咸平质疑顾雏军，“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将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2004年11月，郎咸平质疑长虹倪润峰的曲线MBO路线。
　　2005年5月，郎咸平质疑长虹集团继任领导人再次推行曲线MBO路线，并且对倪润峰主政时的曲线MBO的过程归纳为“倪氏吸星大法。”
　　2005年7月29日，被郎咸平痛批的格林柯尔(资讯 行情 论坛)董事局主席、科龙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9月8日，格林柯尔氏的科龙易手，青岛海信集团进入科龙，“郎顾之争”告一段落。
　　从郎咸平质疑几家知名企业的产权改革到现在，历时近一年半。郎咸平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批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轰动效应。由于事关数千万个家庭与三亿以上人口的切身利益，事关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主人公地位，因此极其敏感，极其尖锐。数以千万计的企业职工，企业界，财经界，法律界，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无不赤膊上阵，“挺郎派”与“倒郎派”，主流派，非主流派，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实践派，中间派，骑墙派，法律专家，纷纷参与进来，各抒已见。全社会对这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政治与经济理论纷争给予高度关注。数百家平面媒体，上千家网络媒体，无不以很大的篇幅发表或转载相关文章。特别应该关注的是，万千网民中大量弱势群体的激情与愤怒溢于言表，留言动辄数万条，可以说是一场关于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世纪风波”。这场是与非的辩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
　　请看天津一位学者的评价：这场“郎风暴”骤起，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都感到很突然，彼此都缺乏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经济学界曾一度集体失语。其实，这场思想风暴的到来决非偶然。它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愈演愈烈地盛行多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和危害后必然导致的后果。由于在长期不断重复引进、输入、传播新自由主义，使新自由主义日益渗透到某些权力机关决策层，成为一些单位改革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系列改革举措，导致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承担了巨大沉重的改革代价，使其中大批企业由生机勃勃走向破败困境；在促使社会主义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几乎被卖光、送光的情况下，针对属于骨干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扭转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大造国企产权私有化舆论，以便使这个新剥削阶级联盟能够共同瓜分最后这一大笔工人阶级长期艰苦创业积累的国有资产，实现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这个梦想，而广大工农群众却屡遭剥夺，被逼向更加艰难的困境，因而不得不此起彼伏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斗争。当前的这场思想风暴，正是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必然要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反映和表现。(引自《评郎咸平现象》)。这说明郎咸平现象带来的问题已经远远跨越了经济领域，其影响的深刻与政治冲击波的力量不容低估。
　　三、郎咸平的主要观点及其政治含义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郎氏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改革的分析是错误的，国有企业是容易搞好的。产权改革没有必要。(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效益比民营企业效益好)国有企业产权虚置的说法是主流经济学家拍脑袋的结果。
　　2.郎氏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做法是错误的，“国退民进”是国有企业负责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合谋瓜分国有资产，民营企业在“国退民进”中狂欢。
　　3、郎氏认为，应立即停止MBO，国企领导人有意搞亏企业然后自卖自买，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4、郎咸平认为，国有企业亏损根源是国有企业领导人作为保姆想当主人，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人都没有信托责任，关键是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5、郎咸平认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的改革政策是经济学家拍脑袋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是剥夺中国老百姓的改革。
　　郎咸平作为一个从事财务分析的香港经济学家，他关于国企改革的言论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他提出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及建立法制社会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炒作和包装自己也是允许的。但是，问题的本质在于：郎无视中国国有企业多年来积累的矛盾与存在的问题，无视中国国企改革问题的复杂性，把改革中的部分问题作为普遍现象来批判中国的改革，进而否定中国改革的方向，其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郎氏的观点不仅其主要理由与事实相背离，他的关于中国改革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更是从政治的合法性层面上有颠覆改革全局的作用。他从个别案例出发，夸大中国改革中的错误，在表面上代表了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同时有个人沽名钓誉的特征，实际上迎合了社会上左的反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势力和右的要求全面西方化的势力的共同需要。从实际情况看，郎氏理念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局，极大地干扰与阻碍着正处于攻坚困难时刻的全面改革进程。郎氏关于中国改革的理论应该得到全面清算。
　　郎咸平理论大行其道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是探索中的产物，中国国有企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一定要改革，否则了无生机。中国不全面推进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无以实现繁荣。举国公认的事实是，建立经济特区与发展三资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起着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为改变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经济格局、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与措施是非常正确的，它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广泛的生机，乡镇工业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以解决城乡居民难以就业和填补市场经济空白为起点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繁荣进步，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存在中国家繁荣与进步。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国有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体制型的、累积型的，国有企业的生命力在于改革。
　　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缺乏体制动力与内在活力的情况，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逐步推进的方式，这种方式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防止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延缓改革进程。渐进带来了一些改革不完善，探索性与实践性使改革在发展过程了积累了许多问题。当这些问题越积越多的时候，人民群众从改革中获得的直接利益越来越少的时候，对改革的质疑与批评也是一定会有的。然而，“郎顾之争”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反常现象，需要加以分析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