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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明白与糊涂的大杂烩

——秘书工作者研究系列之二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秘书工作以参与政务和管理事务为要，并以此为领导者服务。因此，秘书也分“大秘书”和“小秘书”，前者是领导者的“政治秘书”，以出谋划策为主；后者是领导者的“生活秘书”，以打杂跑腿为主。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他服务的人不计其数，但是能够留下名字的人不多，主要是所谓“大秘书”。1956年，中央正式任命了毛泽东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前三位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笔杆子”，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都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和出版。叶子龙主要从事保卫工作，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算一般的“保卫干事”，但我对这个工作不熟悉，故难以写他。江青也有她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算一般的“生活秘书”，我在别的地方写过她（见《大寨：戏曲与政治》），估计还会以她为题材写点东西。因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位先生才是我写作的对象。当然我还想写一个自称是毛主席的秘书，后来又竭力反对他的人，此人的名字不说大家也会猜到，不过要写此公，还得慎重，否则在编辑那是过不去的。

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当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原为第五号人物，在陶铸被打倒后，陈伯达在名义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号人物，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就是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人称 “中共一枝笔”的人，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晚年他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看完陈伯达的有关材料，感慨万千，一个原本挺明白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抱有一些特殊的目的，怎么就变成糊涂人，以至成为一个疯子？

（一）陈伯达原本是个挺明白的人

陈伯达有才，这是在我们党内公认的，也是毛主席选他为秘书的主要原因。毛主席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毛泽东选秘书一个重要标准须是“有学问”的。毛泽东习惯于以文识才，以才举人。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较为有特色的发言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争论，陈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陈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很高兴说道:“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留了下来。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与陈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陈伯达口拙而心灵，嘴上的功夫不行，而手上的功夫特行，这几乎是做政治秘书天生的材料。

建国后，陈伯达也做了一些明白事。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任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要他负责起《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对农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使得各地比较混乱的人民公社运动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发展轨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其制度性的缺陷，人民公社在文革后被取消，这是后话。这个条例共9 章60 条，人称“六十条”。陈伯达后来不为得意的回忆道：“1961 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 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一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1961 年6 月，陈伯达在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等规定。修改后的条例，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 年9 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

陈伯达此生做的最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在关键时刻救了毛主席。当他被押入北京关押高级人物的秦城监狱，面对饥不裹腹、被不御寒的条件，他不禁慨然大叫：“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知道这句话含义的只有两个人，一是他本人，二是毛主席。阜平，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1948 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毛主席快走。主席还在犹豫，他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主席听陈一说，就走了。陈伯达后来以此为荣，告诉他人：“毛主席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才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陈伯达如不做这件好事，中国的历史将改写。此话一定有人通报给了毛，而毛也一定有所指示。于是，陈伯达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用他的话说：“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此人不简单，关键时候还是挺明白的。

（二）陈伯达变成天下最糊涂的人

陈伯达变为天下最糊涂的人的里程碑性事件，就是起草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它罗列了由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除此之外，陈伯达还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陈伯达也由此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小组”，毛主席任命他为陈伯达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的“小组长”。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也就是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陈伯达最为疯狂的文章，是在1966年6月1日，这个原本是非常美好的日子，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的儿子为他辩解，说陈伯达是5月31日被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当时毛不在京）派进人民日报的，从时间上也来不及主持撰写这篇社论，他只是审定了文章并将原标题改为现标题而已。不过陈伯达自己还是认帐的，他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文章中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可见，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

陈伯达自己还说别人是“糊涂人”，他却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做了天大的糊涂事。按照陈的自述，在庐山会议之初，陈伯达并没有加入林彪阵营（其实，他已经不再是钓鱼台江青官邸的座上宾，也很少到中南海毛主席官邸参拜，却改为毛家湾林彪官邸的常客。）庐山会议前，陈伯达感觉到林彪与江青正在暗中较劲，于是，陈向毛请示并向周报告，“到华北各地看看”，有意回避。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对江青的飞扬拔扈颇有怨言，只是碍着她是主席夫人才让她三分，据了解他还因此想到了自杀，并被江青奚落。庐山会议上的种种故事在此不追叙，只讲一个结果：毛主席在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耗费了主席很大的精力，连续几天他睡不好，吃不香。有人称之为毛在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中，先特意强调“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而后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陈伯达身上。“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我的一点意见》如同一颗原子弹在陈伯达头上爆炸。这位“天才理论家”精神上顿时被摧毁。有人亲眼目睹陈伯达来见主席，走时竟连门都找不到，他的确是吓坏了。据说，当解放军将陈带走时，朱德元帅正在平台上度步，见此情景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用拐杖对地下重重敲了几下，以表达内心的快意。

（三）陈伯达在政坛外回归为明白人

粉碎四人帮后，陈伯达虽然被判了刑，但依然笔耕不辍，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 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这种印刷品的格式，与中央文件极为相似，只是没有“红头”而已。据说，这是邓小平创议的。在毛泽东时代，凡是被打倒的人，只能呆在那里写交代。邓小平却认为那些被打倒的高层政治人物，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值得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特别是这些人在被打倒之后，成了地道的旁观者。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倒是有着客观、清醒的长处。邓小平鼓励这些人给中共中央写文章，谈什么都可以，如果文章有参考价值，就印成“无头文件”，在高层小范围分发。陈伯达成了这种“无头文件”的积极撰稿人。胡耀邦看了陈伯达的文稿，曾指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引用了一位他的朋友的一句话，这么评论胡耀邦：“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经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伯达当人看的中共高级领导人。”

（四）明白与糊涂的辩证法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陈伯达向世人的“告别辞”。陈伯达是一个会写文章的政治家，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会写文章的政治家不算有本事，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传教。传教要既明白又糊涂，不明白则思路不清，不糊涂就太持己见。只会写文章的政治家更不算有本事，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办事。办事要既明白又糊涂，不明白就不知将事情办的漂亮，不糊涂就不知将事情办得的圆润。因此，从政的人应该在明白和糊涂之间做出抉择。

——该明白的地方一定要明白，该糊涂的地方一定要糊涂。政治活动从本质上看，是在一定立场和观点上的选择过程，不选择是不对的，乱选择更是不对的，搞错了是要倒霉的。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那么急于表态实在是糊涂。矛盾总是存在的，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看清格局。老人家早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无论是文人集团“四人帮”（当时还没有王洪文），还是军人集团“六人帮”（林、叶，黄、吴、李、邱），都是毛主席安排的格局，两派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也是可理解的。狗咬狗，两嘴毛，你跟着掺和干什么，在这点上你还真得向你向来瞧不起的“理论家”康生学习，别看他没有你会写，但他比你会看。其实，在庐山上也有这两个圈子之外的人卷了进去，但毛主席大都放了他们一马。比照陈伯达，原因有二：一是在毛的眼里他们比陈忠诚，毛曾经对陈说：“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二是在毛的心中他们比陈的地位底，打他们起不到敲山震虎的效果，要知道把一个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搞倒也非易事，是要有步骤和策略的。陈伯达日后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陈老夫子，该明白的对方你不明白，该糊涂的地方你不糊涂，你说你活该倒霉不！

——有些时候想明白和想糊涂都不可能。从政毕竟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是一个类似多数人游戏的博弈过程，许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陈伯达不过是一个棋子，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想明白都不可能和想糊涂都不可能。在陈伯达保外就医后，周杨不计前嫌，主动要求会晤陈伯达，得到有关部门认可，会晤地点安排在周杨家里。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谈得非常融洽，话就多了，竟然谈了4 个小时！周扬说，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红楼梦》里说：“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你没有能及时退身，地位到了那样高，打倒陶铸后，又位居第四。陈伯达回答到：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不过，也许正是因为陈伯达是个迂腐的老夫子，虽然当年他也是常委级的人物，可在文革后，党中央为了清算文革流毒，起草并在11届6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没有点他的名，而且还有人在起草过程中替他说好话，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附录：陈伯达生平简介】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9年9月22日卒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