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肌痉挛吃什么中成药:从文学韩寒到政治韩寒：被收编还是已超越

【韩寒年谱】

1982年9月23日出生于中国上海金山。

1997年在《少年文艺》等刊物发表《生涯模式》等作品。

1999年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初赛作品《求医》、《书店》，复赛作品《杯中窥人》。随后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引发社会关于“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

2000年凭借作品《穿着棉袄洗澡》获得“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二等奖。

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三重门》，畅销200多万册。

2001年出版文集《零下一度》，畅销110多万册，2001年全国图书畅销排行榜第一。

2002年出版小说《像少年啦飞驰》畅销100多万册，该书还出了同名漫画。

2003年代表北京极速车队参加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成为一名赛车手。

2004年出版小说《长安乱》畅销160多万册，2004年全国图书排行榜文学类畅销书第一。

2004年出版文集《韩寒五年文集》畅销78多万册。

2005年出版赛车随笔《就这么漂来漂去》，首印40万册。

2005年9月开通博客，开始博客写作。

2005年签约环球唱片·天韵文化。

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座城池》，首印50万册。

2006年出版文集和唱片《寒·十八禁》。

2006年韩寒就文学评论家白烨的一篇名为《“80后”现状与未来》的博文写了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作为回应，演变成“韩白之争”。

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光荣日》，首印60万册，畅销70多万册。

2008年出版博客精选集《杂的文》，首印30万册。

2009年出版博文精选集《可爱的洪水猛兽》。

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他的国》，首印50万册，畅销70多万册。

2009年《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

2009年中国赛车风云榜年度冠军。

2010年当选为“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当代作家”。

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首印70万册。

2010年主编杂志《独唱团》，于2010年7月6日正式发行。首印50万册，畅销150万册。

2010年以4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8位。

2010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

2010年入选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

2011年12月23日至26日连发《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简称“韩三篇”，引发网络论战。

2011年三部小说触电，包括《他的国》、《长安乱》和《光荣日》，其中由关锦鹏执导《他的国》已经开拍。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赵勇

2012年，韩寒30岁。2月6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了《这一代(2012年版)》，称其是“四年以后重新写这个标题”。韩寒在博文中，提到自己30周岁，他将说出30年中“犯下的各种错误和反思”。而对他这一代，他期冀的是“这个国家最光明的转机也许就在这一代人身上”。

不久前，他完成了而立之论“韩三篇”。自从发表“韩三篇”以来，韩寒又成了舆论风暴中的人物。先是“韩三篇”招来广泛争议，后有麦田、方舟子质疑，引发一场口水大战。相比代笔风波，其背后的倒韩事件颇耐人寻味。

一个被媒体称为“公知”的人物，忽然又变成了媒体所谓的“公敌”，无论如何是一件让人看上去诡异的事情。也许，我们到了盘点一下韩寒和韩寒现象的时候了。

时势造英雄：反叛教育体制

韩寒出道于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名于第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重门》。

《三重门》的文学价值虽然值得商榷，但这部小说因出自一个“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的高中生之手而备受关注，他的写作才能和写作行为本身也给了现行教育体制当头一棒。于是韩寒横空出世，他被众多媒体塑造成了教育体制的反叛者。

这种反叛可以有多种解读，我的看法则倾向于“时势造英雄”。一个时常为人忽略的背景是，自《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刊登了一组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文章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绵延一年多之久。

讨论中，众多专家学者声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弊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指出：“目前我们整个语文教育体系，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是由苏联专家在解放初到我国来传授他们的语文教学经验以后逐渐形成的。解放前根本不是这样，所以它跟我们传统的语文教学也是完全断裂的。记得当年苏联专家搞了个'红领巾教学法'，也叫'五段法'，并且在全国普及。反映在语文教学上，其实就是问答法，也就是按照'主题思想---写作特点'这个路子，把一篇课文分解成许多问题，支离破碎，跟作品内在形象毫无相关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对应试教育的看法是：“我们这些年贯彻的教育，就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育，是片面的、残缺的，丧失终极目标的教育……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实利性教育，就是急功近利，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培养(参见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这些声音经媒体报道并放大，直指中国语文教育的软肋，有大快人心之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举办。《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当年曾如此解释“大赛”的初衷：“现在有很多人都意识到我们的语文教育出了问题，可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们希望通过组织这次比赛，一是还原写作的本来意义，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让他们体会写作的乐趣；再者，也希望能对中学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的教育，起一点点推动的作用(冯玥：《让学生说心中想说的话》)。”

尽管举办“大赛”有着更为复杂的动因(比如拯救半死不活的文学期刊)且收效显著(至2003年，“大赛”举办5届，《萌芽》的销售量也从原来的1万余份飙升至26万份)，但它也确实为那些偏科发展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达到了冲击僵硬的语文教育体制的目的。

韩寒便是这一大背景的受益者。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既得益其才华，也得益于评委们的某种心态---他们抨击教育体制，呼吁教学改革，自然更想把如此出众的后生晚辈解放出来，并赋予其特殊意义，以此表明教育体制改革的势在必行。

评委之一曹文轩在《三重门》的“序”中盛赞韩寒的早慧早熟，说其成熟“首先表现在思想的锐利上”，其次表现在语言的老到上，这恐怕代表了当时大部分评委的看法。

当然，如今韩寒已开始反省了，他说《杯中窥人》“是一篇很装逼的文章，《三重门》是一本很装逼的书(《正常文章一篇》)”，这种说法似乎把当年的评委闪了一下。

搂草打兔子：解构文学体制

如果说反叛教育体制是时势造英雄，那么叫板文学体制却多少有些搂草打兔子---捎带的意味，其核心事件是“韩白之争”。

根据我的观察，2006年之前的韩寒虽然既写书也赛车，但他主要还是一位文学青年。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韩寒并未入选。这至少说明，韩寒当时的影响范围主要还在文学圈和教育圈，而并没有波及更加广泛的公共领域。

不过，借助成名之余威，韩寒依然敢说张狂话，能写放胆文。2006年年初，《新京报》策划“2005年100人的阅读”专题，就数韩寒的回答最酷：“2005年我一本书都没有看过。事实上，四五年前我就不看书了。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他自己想的、经历的最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作家说读别人的书会受益匪浅。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参见《新京报》2006年1月6日)。”像这样的话，估计许多作家都不敢说，但韩寒却说得理直气壮。

这大概就是“韩白之争”前韩寒的状态---自负、狂傲又不乏率真。同时，由于那时的韩寒还没有积累起足够多的文化资本，所以他可以轻装上阵，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结果，他在“韩白之争”中几板斧下去，便杀得白烨等人片甲不留，让一干人马领教了80后小将的厉害。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必要去重复韩白争论的细节，但其正负意义依然值得认真反思。

自从有了博客之后，本雅明所谓的“展示价值”才算落到了实处。而若要“展示”，必然就有了表演的因素。

韩寒向白烨发难，固然是因为白烨否定了韩寒的文学成就，让他感到了愤怒，但当他驱遣着笔下的文字上场之后，其表演欲也应该油然而生。

韩寒对这一点并不否认：“我就像看明星真人秀一样观赏他们表演，并做些点评，他们表演得不好的时候，就做些示范。干的就是柯以敏的活儿，但不同的是，他们比超女表演得差，我又比柯以敏表现得好(《韩寒：我定性为赛前消遣》)。”甚至他对“韩白之争”的定性(赛前消遣)也加入了表演的成分，而并没有考虑如此批评方式会给对方造成怎样的伤害(参看白烨：《三年后，再说“韩白之争”》)。

如今，方舟子质疑韩寒有人代笔，同样给韩寒带来了心理创伤。这两起事件尽管性质不同，但其杀伤力却大同小异，不知韩寒是不是会因此有所反省。

不过，我更想指出韩寒发难的正面意义。1990年代以来，文坛俨然已是名利场，传统型作家若要在这个场里混得如鱼得水，自然也得靠作品说话，但托关系、拜山头、经文学编辑认可、由红包批评包装、靠文学大奖推出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路径。

如此文学体制既不可能以文学自主性追求为己任，也不可能轻易接纳新生的市场型作家，自然就演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

这个圈子里的人本来玩得正欢，没想到被韩寒一阵痛骂，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文坛的价值顿时土崩瓦解。许多人虽然并不赞成韩寒秽语行世，却又觉得“话糙理不糙”，大呼痛快。现在看来，韩寒其实是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不愿说的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次亮相，韩寒基本上确立了其杂文写作的话语风格：幽默、调侃、机敏、俏皮，时而粗鲁率直，时而机锋暗藏，时有警句点缀，马上便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这种语言没有王朔的市井气和江湖气，也不像王小波那样优雅、机智，充满智性的光辉，却又极富攻击性与杀伤力。表面上看，韩寒杂文的语言谱系不大容易确认，但也并非毫无来由，那应该是带有某种狂欢色彩的网络语言的变体。

吕布戏貂蝉：批判社会体制

麦田质疑韩寒时指出，韩寒的第三次变化出现在2008年左右，我也认同这一看法，但对其变化的解读却与麦田不太相同。

麦田说，韩寒之变得益于出版商路金波的包装，因为路金波说过：“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

由于有了如此明确的定位与分工，韩寒才由“骂文化”转向“骂社会”，由文化批判变成了社会批判(《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这种分析有些道理，却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200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一个敏感的年头。南方雪灾、西藏出事、火炬被抢、汶川大地震、奥运会举办、艳照门事件、家乐福事件、毒奶粉事件……这些大事情发生之后，又衍生出无数个小事件，无不拨动着国人敏感的神经，也给关心时事政治的人提供了言说分析的话题。

笔者当时正热衷于写时评，便时常激动着、忧虑着，颇有不吐不快之感。与此同时，包括我在内的时评作者又会不断接到来自报纸编辑的善意提醒，告知哪些大事小情需要绕笔，言说的空间因此变得越来越逼仄。这就是2008年的历史语境。

26岁的韩寒自然也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中，按常理推断，面对那些大事小事民粹愤青，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所以，我更倾向于把韩寒的转型看作是一次自然而然的选择，是一个心智走向成熟的年轻人向社会进言的合情合理之举(写到这里，我去韩寒的博客上瞧，发现他刚刚更新了博客，其中写道：“2008年，一月雪灾，二月西藏，三月火炬传递，四月抵制家乐福，五月地震，六月周正龙，七月杨佳，八月奥运会，九月三鹿。而在2008年的2月5日，也就是四年前的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代人》，很多人也许未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但其实是从这篇文章，我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杂文旅程。”这番交待与我的判断大致吻合)。

如此说来，韩寒就没有一点包装之嫌？当然不是。当80后作家渐成气候时，一些出版商和书商便已看到了其中的市场和商机，于是全力打造青春写手便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路金波又是京城书商著名的四大波之一(其他三位是黎波、沈浩波、张小波)，他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商业头脑。韩寒既与路金波合作，两人又是好朋友，路金波即便没有刻意包装韩寒或是韩寒不服其包装，但茶余饭后的聊天交谈也有可能触动或点醒韩寒。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韩寒没必要与路金波撇得那么清楚。

韩寒的这次变化可称之为反叛体制。然而，这种反叛毕竟不同于前两种反叛，它带有很大的风险。

于是我们看到，韩寒学会了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绵里藏针，打擦边球。它更带有调戏色彩，所以我把它比作“吕布戏貂蝉”。当然，这也是目前言说环境下言说者必须使用的言说技巧。

随后他又办杂志(《独唱团》)，也应该是这种反叛的延续。办杂志的人往往会想，他不能自顾自一人说话了，他要给更多的人提供或创造话语的表达空间。

这一变化引起了媒体与许多人的普遍好感。于是，他(它)们赋予韩寒“意见领袖”、“公民韩寒”(《南都周刊》)等称号。

与此同时，他的言说内容、言说策略和影响力也得到了知识界人士的嘉许与认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说：“就公共事务而言，别说官方，就是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也有知名学者把韩寒称作“公民人文主义者”。

那么，韩寒是否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呢？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来华演讲时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积极投身到现代社会自我理解的公共过程中去的行为者，也就是积极投身到文化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民族公共领域中去的行为者。这些人不是选派出来的，而是主动表达意见，关注普遍话题，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之间做到不偏不倚。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就在于为建立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制度而努力(参看曹卫东：《权力的他者》)。”

从这一定义来看韩寒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说他已达到了如上的要求。但问题是，他又宣称自己不读书，这意味着他还有些距离。所以我把他定位于“准知识分子”，即把韩寒看成知识界与公众之间的中介性人物。

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知识分子直接面对公众说话还存在某种难度，所以，我们需要韩寒以及韩寒所开辟的那块阵地。而通过韩寒的中介，知识界的话语才可能形成一种既通俗又有影响力的表达。从政治公共领域的建设来看，韩寒言说的最大意义或许就在这里。

被收编还是已超越：我看韩寒之变

然而，韩寒又变了。2011年年底，韩寒连续发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引起网络热议。

批评者说，韩寒犬儒了，此番表现令人失望。赞扬者说，韩寒成熟了，他已“化蛹为蝶，超越了'左'与'右'”(张颐武语)。

而我的看法则很简单：虽然“韩三篇”不大可能经得住严格的学理推敲，但它却把文化界素来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通俗化的表达。由此引发的争议以及是非对错等问题甚至都成了一个次要问题，它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韩寒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改良、民主、自由等重大问题推进到了更加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已经在为公共领域的建设加砖添瓦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学理层面进一步思考韩寒之变。韩寒从成名到现在，一直扮演着反叛者、质疑者、挑战者的角色，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中的一个著名现象。

亚文化常常也是反文化---反抗主导文化，但是，亚文化最终又会被主导文化收编。那么，韩寒被收编了吗？从他交代出来的心路历程来看(韩寒：《我的2011》)，我觉得不像。他只是意识到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改变现实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他的这种姿态很可能意味着，青年亚文化要想在当代中国有所作为，也必须学会妥协，或者是拥有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理性”。

法国哲学家萨特说过：“我一向认为，从文学出发，我最终会走向政治(参看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韩寒不是萨特，但是短短十多年，他却也由文学青年演变成了政治青年。

做政治青年好不好呢？肯定又是见仁见智。但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安于做“普通青年”或“普通中年”的国度里，我丝毫看不出韩寒的这种选择有什么负面意义。而既允许韩寒当年的叛逆，也宽容韩寒今天的变化，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自由程度的标志之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