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四卦爻辞吉凶全解:邓小平南巡纪实

【前言】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而在此之前，由于东欧剧变等国际形势，国内“左”的思想抬头，甚至出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

　　“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谈及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陈开枝这样比喻。

　　出行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未羊年腊月十三。

　　北京。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

　　而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10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总统套房。卧室、卫生间、会客室、会议室、活动室、餐厅警卫室、随从室、行李仓一应俱全，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其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好处是在零下30℃不会冻结。

　　邓小平走出卧室，脱去厚重的外衣，人也轻松了很多。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和在家里没两样。车厢两边加了扶手，便于老人家行走。懂事的羊羊跑过来：“爷爷，我拉着你。”

　　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吧。”

　　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

　　邓小平极重亲情，晚年更甚。这次南方之行，他就是等萌萌、羊羊放了寒假，才出来。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月15日，才准备了一天，17日就出门了。

　　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闹外，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分外清晰。

　　先遣组

　　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叫“躲冬”。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寒叫“猫冬”。

　　邓小平这次南行，可以算是一次“躲冬”。过黄河，跨长江，直奔珠江，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

　　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相当重视。1月3日，由3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负责和先遣小组接洽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在场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

　　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南海过节，上午10点半，谢非亲自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知道，邓小平要来了。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市长告别。

　　南海市长问：“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抱歉地说：“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驱车赶回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他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发生，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先遣组的3人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陈开枝与他们都很熟，一个是邓办的张宝忠，副军级；一个是老赵，正师级；还有一个是正团。寒暄过后，张宝忠说：“小平同志这次来是休息的。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中办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陈开枝则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也很大。张宝忠问那些路怎么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最后，确定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最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采用了这个路线方案。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在国内视察工作，都要由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但此次的专列上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3个中央新闻电视制片厂的摄影师。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秘书，他按照谢非同志要求，负责小平同志在广东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陈建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录音整理工作，几个月后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

在武昌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1992年1月18日在武昌与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谈话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要停靠20分钟。消息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格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更能放开说话。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步，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在长沙

　　1月18日下午4时，专列缓缓驰进长沙的车站。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专列停稳，早就候等在月台上的湖南省省委书记熊清泉快步蹬上专列。他没有像湖北省的关广富和郭树言那么老老实实傻呆在贵宾室里。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邓小平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单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他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留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他的同志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

　　湘江下午的阳光很柔和，专列像刚刚理过发的小伙子，朗朗驰出长沙站，奔向南方。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处于低谷……

　　“小平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

　　回忆起16年前接待小平南巡的种种细节，陈开枝至今记忆犹新。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佛山的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电话，讲了一句只有他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陈开枝立马跟南海市委领导辞别。对方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陈开枝回答：“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这份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绝密电报，只有短短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当时，我身边不少同志都认为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但我不这样认为。老人家多年已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做好他休息的整套准备，一切摆设都按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他到广东不是来休息的，也不只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陈开枝说，他预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将是“一个大动作”！

　　“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陈开枝这样判断。

　　“可以这样说，在1992年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小平南巡的时候，整个中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这是很不正常而令人担忧的。”

　　陈开枝说：“小平同志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宣布‘告别政治’、最后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就说，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

　　陈开枝感到，小平同志来广东，一定会有“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存亡，他要出来“说一说”了。到哪里说呢？他选择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南方。

　　“他用朴素语言谈出深刻道理”

　　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

　　那边，就是香港……

　　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小平南巡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规矩。“小平同志当时已退下来了，是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来广东的，甚至可以说，他那时是个老百姓了。”陈开枝说。

　　但为什么在之后的电视新闻报道中，能看到很多小平讲话的场面和内容呢？据陈开枝透露，那是因为当时他向“邓办”主任王瑞林争取得来的，“我们录音拍片，这是为国家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录啊，如有人追究，我来承担”！

　　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的许多历史镜头，16年来一直深深镌刻在陈开枝脑里，“1月19日下午在皇岗口岸参观时，小平同志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的边境上久久地凝视对面的香港土地，他的神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也许是在考虑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这样的大事吧！”

　　“通过很朴素的语言能谈出很深刻的道理来，这就是伟人！”陈开枝回忆说，当小平谈及“特区姓社姓资”的问题时，他尖锐地批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那些人尽讲屁话！”

　　当小平谈及改革开放，他没有用很长的篇幅、很高深的理论来论证，而是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深圳国贸，小平指着窗外的高楼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在珠海拱北，小平指着车窗外一座旧建筑询问是什么，得知那是清朝海关遗址后，小平表情凝重：“贫穷落后是要挨打的啊！”

　　陈开枝觉得，听小平讲话，真能品出“投石击破水中天”的味道！而且，虽然16年过去，小平的这些话却仍像昨天说的那样，振聋发聩。离这个时间越久远，就越能体会到小平南巡讲话的真味，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深远！

　　小平多次讲“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不少争论……

　　“没南巡讲话十四大怎么开”

　　“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谈及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陈开枝这样比喻。

　　“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怎么开？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199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谁能想象？！可以说，在小平南巡之后，我才对‘扭转乾坤’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理解。”陈开枝说。正如一份杂志的评论所言，伟人之所以伟大往往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立即接受并付诸实施。

　　小平南巡途中，陈开枝多次听老人家讲过“不争论”。“他之所以说‘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不少争论，而且还相当激烈。”陈开枝说，这些争论归纳起来有这么一些问题：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当时，这些问题被一些“左”派理论说得很玄奥，很吓唬人，严重干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不刹住这股风潮势头，就可能葬送社会主义。所以，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无论从任何一个层面去认识，都是十分深远的。

　　南巡那年，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当时那么大年纪了，而且是个老百姓了，这时候站出来能不能镇得住，很难说。但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不计个人安危，除了有勇气，还要有魄力，更要有策略。没有强烈的党性和热爱国家、人民的精神，是做不到这样子的。他确实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英雄”。

　　可以说，南巡讲话是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的政治交代。也可以说，这是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

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会

　　1月31日，邓小平专列抵达上海。

　　2月8日晚，邓小平乘游船游览黄浦江，观看上海夜景。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人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12日上午，邓小平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视察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17日下午，邓小平听取吴邦国、黄菊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他说，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但让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接着，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告诫说：90年代的机遇不能再错过，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现在浦东的开发是只能进、不能退，而且也没有退路。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高一点，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到1995年，浦东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可以看得到。

　　20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途经南京、蚌埠时作短暂停留。在南京火车站同江苏省负责人谈话时说：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

　　21日，邓小平乘火车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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