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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与子女文革断绝关系:一场“大义灭亲”悲剧

2011年02月18日 09:29
来源:新华网 作者:李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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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看他的日记的时候,我常常将书中《致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和他的女儿顾淑林的《迟到的理解》放在一起阅读,想像一个至死不愿连累他人的老好人,一个饥寒交迫,拖着咯血的身体,从亲戚朋友处找寻儿女们的照片的父亲;一个因为父亲的“改造问题”与之老死不相往来的女儿,一个在父亲死去10年后回过真味的中年人。血缘父女,一个死不瞑目,一个抱憾终生。

顾准(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李冬莉,原题:《感动中国的作家(四):顾准》

批判大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治的时候,“连队”领导准备给他摘去“右派”帽子,条件是在一份文字报告中做出“承认错误”的表示,顾准接受了。签完字后他哭了,他对老友吴敬琏说,“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

他独立思考的精神远比他的著作更闪光。

人要有想像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像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像力了。——顾准

顾准相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个冷僻的字眼,上世纪80年代末文化界开始第一轮对顾准的悼念和反思时,我还是一个刚刚10岁打头的小女孩。那时候除了书本,所有的文字,读起来都是畅快淋漓,尽管多数只是看个新鲜,甚至不能说读得懂。印象里,顾准属于读不懂的作家中常提及的名字。让我产生好奇心的是,相比于顾准的作品,作家们谈论更多的却是他这个人。

可惜,一个人的好奇心在周围大环境的胁迫下,实在是微不足道。《顾准文存》直到1995年才第一次在内地公开出版,在此之前,我对他的作品内容记忆最深的还是香港版的《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一个标题: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

顾准离我很遥远,连伤心都找不到出口

1995年是我20多年的人生中难得的一个读书年,考上高中以后,碰巧班主任是个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小伙子,对我们并不严厉。我常常早早地到学校,将桌面收拾成一个用心学习的学生临时有事待回状,然后躲在家里看“闲书”。

不过,直到1995年,我都没认真去想自己究竟读到的是怎样一个人的作品。当时的我只是一块干涩的海绵,有什么吸什么,尚未具备再生的能力。当时正是喜好西方文学的时候,凡是同西方历史和希腊文化相关的书,见过必读。所以,《顾准文存》中我最先读的是他的《希腊城邦制度》。这是顾准生前的最后两年读希腊史的笔记。我常常为他的一些想法拍案叫绝:他是怎么想到的呢?

1974年,顾准临死对五弟陈敏之说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顾准去世时只有59岁,而《希腊城邦制度》的写成不过是他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的两年时间,如果老天爷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今天我们所得的价值就绝不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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