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胜教育陈昊中南大学:史前的粮食生产

史前的粮食生产

一、以稻作为主的粮食生产的出现

    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太湖地区最早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中，就已有大量的水稻遗存。经鉴定，属栽培稻，说明太湖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至今至少有7000年之久。
    在公元前5000～7500年的这个阶段，太湖地区处于学术界所说的第一暖期，气候比较在要高2～3℃。这时在广袤的太湖平原上，沼泽密布，自然条件特别适宜于水稻的生长，所以水稻成为太湖地区最早栽培的作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除罗家角遗址外，在江苏无锡的仙蠡墩、锡山公园，吴县的草鞋山（图3-1）、澄湖、越城，上海的马桥、青浦崧泽，浙江吴兴的钱山漾（图3-2），杭州的水田畈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都发现了稻谷的遗存。经鉴定，这些遗址出土的稻谷和水稻遗存，也都是栽培稻，这说明其时太湖地区的原始居民不但已经种稻，而且还很广泛和普遍。另外，从遗址的分布上看，这些遗址都分布于太湖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太湖平原地区，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
    在上述这些遗址中，除了发现水稻以外，还发现了蚕豆、花生、芝麻、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莲子、葫芦等植物种子，说明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原始居民利用来作食物的植物种类已相当繁多。但用现在的习惯来分，这些植物中除水稻外没有一种是粮食作物，这似乎反映，在史前太湖地区就只种植水稻一种粮食作物。
    在农业发明以前，原始人类的是“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之肉”的采集、渔猎生活，食物来源没有稳定的保障。稻作发明以后，这就使太湖地区的原始居民获得了稳定的粮食来源，这对当时和以后太湖地区的发展，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稻作的出现，在我国稻作发展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据约略统计，现在全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稻谷遗存出土的已达40个左右，它们广泛分布于广东、云南、江西、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湖北、河南等10多个省市。除3个遗址较早外，其余的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这3个遗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前2个遗址距今约为7000年，后1个遗址距今约6000多年，其中除河姆渡遗址在浙东宁绍平原而外，其余2个遗址都在太湖地区；这反映太湖地区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之一，也可以说就是我国稻作的一个发祥地。

二、原始农业生产技术述要

    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十分粗放，生产技术十分简单。整个生产过程，主要只有种与收2个环节，中耕除草和施肥等技术，有也是在萌芽状态。其时农业生产在较大程度上，主要还依赖自然，人的干预作用是不多的，这大概也是原始农业的一个共同特点。
    据考古揭示，太湖地区在距今7000年左右时，除使用石斧、石万等农具来砍伐树木、开拓耕地外，还已开始使用石奔、骨耜等农具来翻土。这时其原始农业，便脱离了只伐木焚林、不耕翻土地的“刀耕”阶段，而进入“耜耕”农业了。因为在这一地区罗家角遗址中，上面提到的各种农具，均有发现，但是，在这一遗址中，还不见有镰、铚等收获农具，反映当时还未形成收获的专用工具，寻时的收获，可能还是用手直接摘取或借用石刀收割的。
    到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太湖地区的生产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在不少遗址中都出现了新的翻土工具石犁和石破土器以及收获的专用工具石镰。这表明到原始末期，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又从“耜耕”发展到更先进的“犁耕”阶段。
    石犁，呈三角形，2边起刃、中间有孔，以便安装在木板上牵引；石破土器，亦呈三角形，一边起刃、和石犁不同的是它不是平放安装而是坚着安装的，以便切碎土块和切断草根，为翻土创造条件。这种农具，目前还只见于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原始文化遗址，所以，也可说是这一带特有的一种农具。
    用骨耜、石奔等农具翻土，是由上而下、间断式进行的，石犁是由后向前连续式发土的，因此在劳动效率上，石犁比骨耜和石（）显然要高得多。当然石犁的牵引要比使用骨耜费用，但是否已使用畜力牵引？现在还无更多的证据，一般认为可能仍是依据人力牵引的。
    太湖地区，土壤粘得，新开的荒地草荄树根错结，开垦非常不易，有了破土器以后，事先将土块切碎和草根切断，这就减轻了“耜耕”和“犁耕”发土时的费力，从而为提高翻土速度和质量创造了条件。这些史料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总体上虽然还处于原始阶段，但在耕作措施上已经相当进步，其原始农业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另据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报告，还出土了一种耘田器。这种农具，全体宽长，中间开孔、2边呈翼状上翘，刃部前突呈尖状，不开锋，很钝，“它和南方现在铁制的耘田器有些类似”，因而名之为耘田器。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太湖地区稻田的中耕除草技术，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不过，据了解，吴兴一带，解放前和现在，水田中耕都无这种或类似这种的耘田器。此外，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我国到东汉时才出现，在此以前使用的是撒直播，在撒直播的条件下，田中草、苗混杂，是难于使用工具中耕除草的。所以这种农具，是否是水田用的耘田器，尚可商榷。

先秦至六朝的粮食生产

    先秦至六朝时期，太湖地区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地广人稀的社会环境之下，生产技术还相当粗放。就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和在全国所处的地位来说，太湖地区还远远落后于北方。当时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就是扩大耕地面积，以求增加产量；这也可说是这一时期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旱粮种植的开始

    这一时期，粮食生产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出现了旱粮。
    太湖地区种植旱粮，首见于《越绝书·吴内传第四》的记载，书中已多次提到种五谷，例如“地生长五谷，持养万物”，“至于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时，不可以种五谷，兴土利”。所谓五谷，历史上说法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二类，一类认为五谷是指黍、稷、麻、麦、豆；另一类认为是指黍、稷、豆、麦、稻。综合这两种廉洁可以看出，所谓五谷，实际上是指黍、稷、豆、麦、麻、稻等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太湖地区就已有旱粮的种植。《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也提到，当时太湖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有粢、黍、赤豆、稻、粟、麦、大豆、（）等种，所说和历史上讲的五谷函义，基本相同，这也反映春秋年间太湖地区的旱粮种类就已不少了。
    比较而言，其中麦类的旱粮中所占的地位尤显重要。东晋时，麦类已受到政府重视而大加提倡。《晋书·食货志》载：“大兴元年（318）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可知当时的麦类，已有小麦、大麦、元麦三种（合称三麦）。翌年，吴郡、吴兴、东阳等地麦、稻失收，当时因此遭了饥荒。说明麦类在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中也已占有一定的比重。引后，南朝各代屡有劝种麦类，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陈世祖城嘉元年（560）等，都有劝诏种麦的记载。一些地方官吏，如梁代吴兴太守周敏感，在任内“劝人种桑麦，百姓赖之”。这表明，太湖地区，自春秋以来，麦类种植已有所发展。不过当时主要种于旱地，尚未进入水田。
    豆类在当时也有比较多的种植，据《吴地记》记载，吴县匠门外“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阖闾置豆园于坡东”，说明豆类在春秋时也已有成片种植。不过，从记载来看，当时吴王种植的“豆园”，并不是作为粮食而是作为饲料用的。
    此外，还有苽。苽是茭草的种子，也叫雕胡，春秋占国时期是九谷之一。太湖地区一向盛产茭草，所以古湖州则称之为菰城。但将蒋草作为粮食来种植，大约始于汉代。《西京杂记》载：“会稽人（指苏州）顾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饭，常帅子女躬自采撷，还家导水凿川自种供养，每有赢储。家亦近太湖，湖中后自生雕胡，无复余草”。但到晋代以后，茭草主要是作为蔬菜来种植和利用了。
    旱粮的出现，突破了太湖地区单纯种植水稻的局面，对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扩大粮食来源，增加粮食的种类方面，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火耕水耨的生产技术

    这一时期，太湖地区由于地广人稀，人不胜地，耕作技术还相当粗放。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书·地理志》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盐铁论·通有》也载：“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反映直至两汉，在耕作技术上，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原始阶段。
    当然，上述记载火耕水耨的范围，讲的是楚越、江南和荆扬，并未指明是太湖地区。但是太湖地区其时是属于东楚，故也包括在内，同属于江南或楚、扬这一火耕水耨地区。
    所谓“火耕水耨”，东汉应劭在《汉书·武帝纪》注中解释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唐代张守节在《史记·货殖列传》正义中解释说：“言风草下种，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耨，除草也。”
    从应劭和张守节的解释中，大致可以看出，汉代的火耕水耨，是一种不耨翻土地的直播栽培，并通过灌水以抑制杂草生长的一种生产方法。这种耕作方法是相当粗放的，但也是与当时“地广人稀”相适应的。因为，当时劳力少，土地多，没有可能也无此必要进行精耕细作。用这种方法耕种，产量不高，但广种薄收，化工少，总的产量也尽可维持一家的生活。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江淮以南“无积聚而多贫，……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虽不富裕，但也无饥饿的威胁。
    这种生产方式，在汉以后开始有所改变：三国时，即有所谓“象耕鸟耘”，出现了“耕”和“耘”的概念；南朝时，用犁耕田，用耨除草已经比较普遍，据说宋武帝刘裕，“微时躬耕于丹徒，乃受命，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这也就是说，从三国开始，随着太湖地区的开发，生产技术开始有了较大的进步。

隋唐五代的粮食生产

    隋、唐、五代时，太湖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水田农具也作了重大的改革，致使太湖地区在防御水旱灾害和提高耕作质量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也使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从渐进发展到跃进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一、南粮北调局面的出现

    唐代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这时这一地区生产的粳稻，已成为向王室进贡的贡品。《新唐书·地理志》上就记有苏州、常州贡香粳米，湖州贡糯米的记载。唐代江淮以南，都是稻区，但以稻米南朝廷进贡，除扬州、婺州以外，就只有苏、常、湖3州，可见当时太湖地区生产稻米的质量之好。
    也在这个时期，太湖地区的粳稻米开始以田赋的形式大量外调。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湖州田赋的粮食种类，就是“糙秔（粳）米”。1971年，在洛阳发掘的隋唐含嘉仓中，就发现有“苏州通天二年（697）粗糙米白多一万三（）十五石”的交租铭砖，在杜甫的《后出塞诗》中，亦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之句，说明太湖地区在中唐以前，已有大量的稻米输向北方了。
    唐初，关中地区已出现粮食供应不足，常运东南地区的稻米来接济的现象。《新唐书·食货》记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说明太湖地区的粮食北运，从唐初已经开始。不过，当时输出的稻米还不多，整个东南地区，全年输出的粮食，“岁不过二十万石”。
    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政府对漕运的方法进行了改革，在汴河分河水的汴口附近，设置了河阴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不再直接运到长安，然后再组织人力“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 样既缩短了江南运粮的路程，节省了时间，同时也减少了长途运输的损耗，从而大大提高了南粮北调的运输能力。北方大规模调拨江南的粮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规定：“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至阿阴”，北运的粮食几乎比唐初增加了5倍。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更加成了唐政府的财赋之薮，形成了“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以及韩愈所说的“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至此，太湖地区便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基础。

二、农具的革新

    太湖地区以水稻为中心的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和农具的革新、耕作质量的提高分不开的。稻田耕作，要求大田平整，土壤糊烂，这样才有利于插秧和插秧后的尽早返青。而要达到这一要求，就需要有一套相适应的农具。唐代，由于北方人口的南移、先进生产工具的传入和当地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一整套水田农具便在太湖地区创造出来了。
    据晚唐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当时江东的水田农具有利、耙、磟碡、砺礋等。犁是翻土的工具，耙是碎土、除草的工具，磟碡和砺礋是粉碎土地和混和泥浆的工具。这套农具的创造，将稻田耕作中的翻土、碎土和混和泥浆造成一个完整的耕作过程，使稻田的耕作质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我国古代的耕犁，都是直辕的。这种犁操作很不方便，特别在南方水田，由于田块面积狭小，回转更是不便。唐代太湖地区创造的犁，是曲辕的，因而克服了这个弊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曲辕犁或江东犁（因首先使用于江东而得名）。据《耒耜经》记载，这种犁由11个部件组成，和过去的直辕犁相比，有以下几个长处：（1）犁辕短曲，操作时灵巧省力、便于回转；（2）具有犁箭和犁评，可以调节深浅；（3）犁稍与犁底分开，可以根据犁稍的摆动，调节耕垡的宽窄；（4）犁辕前有活动的犁槃，便于耕畜牵引时犁身自由摆动或改变方向；（5）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串垡。这种犁操作简便轻巧，又适应于各类土壤耕作，因而对提高耕地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起了良好的作用。我国传统耕犁构造的基本特点，在唐代太湖地区所创造的江东犁上都能找到。因此，可以说江东犁已完全奠定了我国传统耕犁的结构基础。这是太湖地区对我国农具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同时也说明，唐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以先进的农具和进步的耕作技术作基础的。

宋元时期的粮食生产

    宋代太湖地区粮食生产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从以往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求产量的生产方法上，转到了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要生产目标的轨道，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和稻作技术的提高，集中表现了这一发展的趋向。
    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我国北方，又一次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从而造成了太湖地区人口骤增，耕地不足愈益严重的现象，这也是促成这一地区上述转变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这一转变的结果，使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不论是单产和总产，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一跃变成了全国的重要粮仓。

一、稻麦二熟制的形成

    宋代以前，太湖地区在旱地就早已开始种麦，但没有在水田种麦的记载。入宋以后，由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时常”；“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北宋初年，苏、杭两地的户数为10万，但至南宋末年，两地的户数就猛增至72万，近300年间，两地的户数增加6倍还多，反映了太湖地区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趋势。应该指出，在这些移民中，很大一部份人，来自北方，是吃惯面食的。因此，不用说，社会对麦类的需求，也空前增加。由于这样，太湖地区随这而产生了麦类供不应求，麦价飞涨甚至高于米价的情况，这也就促进了农民种麦的较大发展。此外，当时规定，稻田种麦，不收麦租，这也一定地刺激了农民在稻田多种一季麦的积极性。关于这一情况，在庄秀裕的《鸡肋编》中有这样的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由于这个社会因素的推动，不仅使麦类在太湖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麦下水田，产生和出现稻麦二熟制。
    稻麦二熟制在太湖地区的出现最早是在北宋的苏州地区。北宋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记载说：“吴中地沃而物夥，……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当时的吴郡，包括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5邑，即在现在苏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已出现了稻麦二熟的情况。另外范成大在他的一些诗篇中，也有不少反映当时这一地区稻田种麦的诗句。如其《寺庄》中吟：“大麦成苞小麦深，秧田水满绿浮针”；《刈麦行》又称：“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早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麴”；《春日田园杂光》也吟：“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等等，都反映了苏南地区稻麦二熟制的流行。
    这时浙江有无稻麦二熟制的史料呢？也有，如江山的：“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以及反映绍兴农事的“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稻陂正满绿针密，麦陇无际黄云平”；“稻未分秧麦已秋，……没膝春泥夜叱牛”等诗句即是。但这都是钱塘江以南和浙东地区的情况，至于太湖平原的杭、嘉、湖地区，则未见，至少笔者还没有发现有关稻麦二熟制的记载。因此，一般认为，太湖地区的稻麦二熟制，很可能是始于苏南，而宋以后才逐渐推向浙北的。
    太湖地区推行稻麦二熟制之初，主要是在早稻田中，晚稻田都是冬灌泡田，休闲过冬的。陈甫《农书·耕耨之宜篇》中记载宋代南方的秋季耕作，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夫耕耨之先后迟速，各有宜也。早田获刈才华，随即耕治晒曝，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晚田宜待春乃耕，为其藁秸柔韧，必待其朽腐，易为牛力”。直到元代，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记载的情况还依然如此：“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坺半出水面，日暴雪冻，土乃酥碎。”这就是宋代太湖地区的稻麦二熟制只行于早中稻田的原因。自元代创造了开沟作疄，泄利其水的技术以后，稻田积水和地下水位高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这为晚稻田的种麦，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这也是后来明清时太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出现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太湖地区稻麦两熟制的形成，使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走上了利用提高复种指数以提高粮食产量的新途径，这在太湖地区粮食生产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粮食的产量，也使日趋严重的人多地少矛盾得到了缓和；同时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制，又有利于用地养地，这对减轻病虫草害和保持地力，也有重要作用；其三，太湖地区的饮食习惯，从此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梦粱录》中说：“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简而言之，也就是这时面食在太湖地区流行了开来。

二、精耕细作技术的形成

    为了适应人口增加和提高粮食产量的需要，宋元时期，太湖地区人民还着力于耕作栽培技术的改革，从而又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一整套耕作技术，并奠定了南方稻田精耕细作的技术基础。
    宋代在耕作技术上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耖的发明和应用上。如上所说，在唐代，太湖地区好已使用耕、耙、砺礋，由于砺礋在破碎土块、打混泥浆方面所起的作用还不尽人意，因而宋代又将砺礋改成了耖。这在宋代楼璹的《耕织图诗。中已见记载：“脱绔下田中，盎浆著塍尾，巡行遍畦畛，扶耖均泥滓”。这样便形成耕、耙、耖结合的整地技术。
    再如栽培管理方面，宋代也发明和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
    （一）培育壮秧
    宋元时代，水稻移栽已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陆游在《代乡邻作插秧歌》中，就有“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小舟载秧把，往来疾如鸿”的诗句；元代刘诜在《秧老歌》中也有“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插秧无朝昏，红妆少妇荷饭出，白头老人驱犊奔”的记述，一致描绘了农历三四月间江南插秧的繁忙景象。为了提高秧苗的素质和插后的成活率，培育壮秧是个关键，在这样的情况下，太湖地区便创造出了“善其根苗”即培育壮秧的技术，其方法是要“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在管理上要“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这样才能“结产丰阜”，取得丰收。
    （二）合理施肥
    宋代已认识到“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并认识到“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过，或苗茂而实不坚，……硗埆之土信瘠恶矣，然粪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实坚栗也”。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宋元时代便形成了合理施肥的思想和技术。陈甫在《农书》中说：“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王祯在《农书》中也说：“粪田之法，得其中则可，若骤用生粪及布粪过多，粪力峻势，即烧杀物，反为害矣。”这种经济合理的施肥思想和技术，对于保证农作物的良好生长和争取丰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耘耥烤田
    耘田和烤田这2项技术都出现于北魏，但形成为田间管理中的一种专门措施，则是在宋代。陈甫《农书》记载当时的耘田技术说：耕田“必先审度形势，自下及上旋干旋耘。先于最上处收滀水，勿致水走失。然后自下旋放令干而旋耘”，这样就保证了丘丘田块有水便于耘田，并避免了尚未耘过的田块水干土硬，影响耘田质量。关于烤田，其措施是于耘田之后，“随于中间及四滂为深大之沟，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极干”。这种沟，现在苏南农民亦称之为丰产沟。这样，“干燥之泥，骤得雨即苏碎，不三、五日间，稻苗蔚然，殊胜于用粪”。耥田，是元代太湖地区创造的一种技术，所以王祯《农书》称之是“江浙之间新制也”。耥田是使用一种船型木板下钉有铁钉、上按竹柄的工具（当时称为耘荡，现称为耥），“推荡禾垄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精熟”，而且“既胜耙锄又代手足，所耘田数，日复兼倍”。这也是稻田中耕除草方面的一大改革。
    由于宋元上述这些技术革新和创造，太湖地区水稻生产的精耕细作程度，明显获得了较大提高，从而使这一时期水稻产量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详见本节粮食产量）。

三、水稻品种的增加

    水稻品种的增加，是宋代太湖地区粮食生产中的重要特点之一。现存的宋代方志中，一般都有水稻品种的记载这和唐代太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情况已大为不同。

    据上述方志记载，共有水稻品种99个，其中重复的30个，实有品种69个。其实方志记载并不完整，不少品种并没有被列入，所以当时水稻品种实际远超过此数。例如嘉泰《吴兴志》记当地的水稻品种为9个，但该志又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又如绍熙《吴郡志》所记当地的水稻品种为2个，而与《吴郡志》同时代的诗人范成大在他的《劳畲耕》一诗中所记品种，就有长腰、齐头白、红莲、香子、舜王稻、占城、（）、早秈等8个但即从上述部分方志所记的水稻品种来看，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已相当丰富。
    这些水稻品种，特征各异，适应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例如（）、麦等场、闪西风、秋风穤战城稻等，早熟；箭子、师姑粳、鸟口稻、矮糯等，晚熟；红莲、香秔、香（）等，具有香味；金钗糯宜于酿酒；金城稻宜于山田；鸟口稻耐水与寒，黄绿谷生长期短，宜于湖田遭灾后补种等。由于品种的多样性，因而提高了水稻对各类自然条件和多种经济要求的适应性，从而使水稻生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四、粮食种类的增多和产量的提高

    （一）粮食作物种类的增加
    宋代的粮食作物，除水稻外，还有麦（大麦、小麦、元麦、荞麦），粟、黍、穄、麻、稗、豆等多种。北方种植的旱作物，几乎在这时的太湖地区都已种植。麦类这时在粮食生产中已成于仅次水稻的地位。麻指大麻，在宋代既是纤维作物，又是粮食作物。嘉泰《吴兴志》说：“麻，今乡人种，先收牡麻取其皮以缉衣充布，后收单麻，取其子以供食。”这些旱粮的出现，对于增加太湖地区的粮食产量，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单产的提高
    宋元太湖地区的粮食特别是水稻的单产，也有明显的提高。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宋代水稻的亩产如表。

    
    据研究，唐代南方的水稻亩产量，约为1.5石米或3石谷，约合今亩产276市斤。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产量，平均约为2.5石米，约合今亩产谷450市斤，比之唐代，提高174斤左右，亦即增长了63%。从地区上看，宋代黄河流域稻谷的亩产，约为100斤上下，长江中游约为200斤左右，淮南地区约为300斤，浙东和福建约为300～360斤。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分别高于宽大些地区的350%、225%、150%、150～250%；这充分反映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生产已处于全国最高的水平。
由于生产的发展，太湖地区在宋代便成了全国著名的粮仓，并流传有“苏湖熟（或苏常熟），天下足”的俗话。自此太湖地区也形成为全国最繁荣、富庶被称为“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地区；而所有这些发展，就完全奠基于粮食生产的发达。

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

一、从余粮到缺粮的转变

    太湖地区在宋代是个著名的产粮区，到明清时期，这里却是一片缺粮的惊呼声了。
    杭州：《英宗实录》载：“杭州地狭人稠，浮食者多仰给于苏松诸府”。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府志》又载：“杭郡自钱塘以西，诸山县皆山田，……故会城之米大半取给四方。”
    湖州南浔镇：《云仙杂记》：“地狭人稠，本地所出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
    苏州：《齐民四术·庚辰杂著二》载：“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
    松江南汇县：同治《南汇县志》称：“浦东宜棉不宜稻，稻田遇大熟，年可收二石，中年只一石五、六，歉则一石左右，土民不敷所食，必俊苏常贩来。”嘉定：“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接也。”
    无锡：《锡金识小录》记：“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
    上述这些记载说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缺粮的情况已相当严重，原来以产粮称著的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府中，亦出现了缺粮的县和镇，而且这种缺粮都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常年性的，这深刻地反映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缺粮的严重性。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严重不足。
    据统计，明代太湖地区的人口约为700万，超过宋代300万人口的1.3倍；到清嘉庆年间，人口又增加到2015万；比明代又增长了2倍。
    但是，耕地的增长，还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的速度。明代太湖地区的耕地的面积为3765万亩，按人口平均每人均占耕地2.3亩。嘉庆时耕地不但没有增加，反下降到2801万亩，人均耕地下降到1.4亩，只达到明代人均耕地量的28%。
    载亦是如此。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桐乡“上农夫一人，只能治十亩”。凌介禧在《程安德三县赋考》中说：湖州“一夫之耕，仅十亩”，在一个五口之家，平均一人所占的耕地约为2亩。 是嘉湖地区的情况，至于苏松地区，情况还要严重。汤斌在《详陈苏松逋赋》一文中说：清初“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到清代中期，则是“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不能五亩”；黄印在《锡金识小录》中说：无锡“照丁派田，人得一亩而赢耳。”
    履祥的估计，在太湖地区，“百亩之土，可养二三十人”；平无约3.3～5亩能养活1人，但张履祥所说的是指“二亩当一亩”的“荡田”，如用一般良田，则需1.15～2.5亩就够了。据清代的《群经补义·赋役》和《学礼管释》中说，当时人的食量，“一岁约食米三石六斗”。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的平均亩产约为2石（详见下文）；3.6石，亦即需要1.8亩地生产，这和张履祥的估计也大致相符。
    将2亩地称为一个“温饱常数”或“饥饿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即可发展，清代的人均耕地量，要比这个“温饱常数”少0.6亩，清代太湖地区的耕地，实际只能养活1400万人，亦即有600万人要挨饿。换句话说，全年缺粮至少在2400万石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清时期从余粮区变成缺粮区的重要原因。
    地区到明清时期已无更多的后备土地可以开发，为了解决人口猛增、耕地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紧缺情况，其发展粮食生产，主要也只能想方凤法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条路了。因此，在明清时，太湖地区在栽培技术和耕作制度等方面，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

二、作栽培的精细化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明末《沈氏农书》说：“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又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这二句话，集中地反映了明清太湖地区粮食生产的总特点和总趋势。关于其耕作栽培的精细化，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重视深耕
　　明代，太湖地区对稻田的耕作，明确提出了深耕的指标。马一龙《农说》说：“农家栽禾启土，九寸为深，三寸为浅。”《沈氏农书》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据研究，“二、三层起深”，是指用铁搭垦过以后，再在原地补垦一、二次，深度可达七、八寸以上。一般用牛耕地，耕深只有3寸左右，邓民间所谓“老三寸”。“老三寸”耕层浅，水稻根系扎不深，当然就会影响水稻的生产和产量。
　　明清时期要求耕地深达九寸，比之“老三寸”在深度上提高了2倍。加上太湖地区土壤粘重，用一般的步犁是难于达到这个标准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太湖地区除完全采用人垦以外，同时还采用了牛耕和人垦相结合的套耕方法。《吴兴掌故集》中记载：“湖耕深而种稀，其土力本饶沃，种不稀者至秋多病虫，尝见归云庵老僧曰：吾田先用人耕，继用牛继，大率深至八寸，故倍收。”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重视深耕，除主要为获取高产外，还同太湖地区农业生产上的特殊条件有密切关系。明清太湖地区种植的水稻，一般都是高秆品种，如果根系扎不深，后期就容易倒伏减产；另外太湖地区的土壤一般比较深厚肥沃而且肥力比较稳长，深耕以后，也可以使下层的土壤肥力得到释放，并使基肥深入土中，以便徐徐利用。所以在太湖地区把深耕作为争取高产的重要条件之一，认为“垦倒极深，深则肥气深入土中，徐徐讨力，且根派深远，苗干必壮实，可耐水旱，纵接力（按：指追肥）薄，而原来壅力可以支持；即可多壅，壁如健人善饭，量高多饮，亦不害事，此为第一著”。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对深耕的重视，正是建筑在这种深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二）讲究施肥
　　明清时期在水稻生产上十分重视施肥，特别是重视施基肥，认为争取水稻的高产，“在多下垫底，垫底多，插下便兴旺，到了立秋，苗已长足，壅力已尽，秆必老，色必黄，接力愈多愈好”。对于追肥，当时十分强调看苗施肥。看苗施肥的重要性和方法，在《沈氏农书》中亦有了详细的阐述：“下接力，须在处暑后，苗做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若苗茂密，度其力短，俟抽穗之后，每亩下饼三斗，月足接其力。切不可未黄先下，致有好苗而无好稻。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无力之家，既苦少壅薄收，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究其根源，总为壅嫩苗之故。”这一段话，对于看苗施肥的道理、原则和方法说得十分透彻，其基本精神已和解放后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同志所提出的单季晚稻“三黑三黄”的生长发育规律和施肥技术相当接近了。
　　（三）精细管理
　　在稻田管理方面，在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十分重视耘荡和水浆管理的作用，并创造了一套精细的管理措施，关于耘耥，当时认识到它的作用不止是除草松土，主要还在于促进根系下扎，防止倒伏。同时还具有提高产量的作用。马一龙《农说》对此说得十分清楚：“捣荡虽以去草，实以固苗。盖田之浮泥，易行横根，而下之实土、难入顶本，顶本入土不深，横根布于地面，则得土之生气不厚，支叶虽繁，抽心不茂矣。捣欲断其泥面横根，使其顶根入土深。受积厚多生之气，其后抽心始高，而结穗长硬也。”所以太湖地区对稻田的耘耥是十分讲究、措施是十分精细的，例如《沈氏农书》记载浙江湖州地区的情况是“计小暑后到立秋不过三十余日，锄、荡耘四番生活——锄二，荡一、耘一，均匀排定，总之不可免”。光绪九年《松江府续志》记载当地的情况是：“既种，约二十日便当拔草，所谓做头通也。自小暑至立秋，凡三耘三樘，谓之三通。”其精细如此。
　　关于水浆管理，则十分重视烤田，当时认为“立秋边，或荡干，或耘干，必要田干缝裂方好。古人云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惟此一干，则根派深远，苗秆苍老，结秀成实，水旱不能为患矣”。立秋时节，正是太湖地区单季晚稻从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时烤田具有抑止稻苗贪青疯长，促使极系下扎防止倒伏减产的重要作用，抓住这个时期烤田，正是保证水稻正常生长的一个关键措施。
    上述这些技术措施反映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栽培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所有这些技术，都是围绕着防止倒伏，促使生长健壮，以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个总目的。
　　（四）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由于明清时期精耕细作程度的提高，从而也促进了单位面积产量的进一步提高。据记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亩产大致如下：

    
　　从上表所列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由于太湖地区精耕细作程度的提高，水稻单产的提高速度是相当快的，和宋代的产量相比，明代增长了48%，清代增长了20%；和同时代全国水稻的平均产量相较，明代太湖地区的产量，约比全国的水稻平均产量高90%，清代约比全国高37%。但是，这种高的生产水平，并没有使太湖地区的粮食供应显得充裕；相反，仍然是处于一种经常的供不应求的状况，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的幅度，超过了粮食增长。

三、水稻品种的更加丰富

　　根据不同的生产条件，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特性品种，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是明清太湖地区解决耕地不足，增产粮食和提高经济收益的又一措施，因为这样，所以明清太湖地区水稻品种发展极快，而且品种的类型也十分丰富。
　　据统计，明代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约有196个，比宋代（65个）增加了2倍；清代这一地区的品种更增加到380个，比明代又将近增加了1倍。关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品种的丰富，还可从有关方志的记载中看出，如康熙《乌青镇志》载及的当地秈、粳稻品种，有70多种，（笔者清点记录，实际只有40种）；糯稻品种40余种（实际为26种）。另如明嘉靖《吴江县志》记及的水稻品种，也有100多种，内籼粳稻67种，糯稻37种。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水稻品种的发展，大致有如下的特点：
　　（一）早稻、晚稻都有发展，晚稻多于早稻
　　早稻一般种在山区较多，主要是山区暖得迟，寒得早，生长期短，难于种植生长期长的晚粳稻。例如乾隆《杭州府志》称：“杭郡自钱塘以西，诸山县皆山田，……田大致早种多而晚种少”乾隆十四年《长兴县志》也说：“山乡多种黄秈，秈早熟。居民于八月间收获，接续陈米不足。”在平原地区亦有种早稻的，但因产量不高，所种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解决青黄不接的缺口而种的。如康熙《乌程县志》载：“稻、秔、糯二种，而秔之中名类不一，大约有早秈、晚秈，七、八月可熟，田家种以续陈米之不洽，然不多种，以其不禁秋风，且薄收也。”同治十三年《盛湖志》也说：“稻早熟者为芦秈，贫无力者种之，可先得食，然味较劣”。亦有因避开螟害而种早稻的。如乾隆《上海县志》说：“自顺治五、六年间，晚种之种，竞秀不实，西风一起，连阡累陌，一望如白荻花，颗粒无收。后并早稻之下种略迟者亦然，遂有百日稻，六十日稻，今更有名五十日者，不知种从何来，地气变迁，种植之事，今昔大异。”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还是晚稻多于早稻。之所以这样，是晚稻的产量和品质都高于和好于早稻的缘故。如道光《嘉兴府志》说：“杭州属之仁和、钱塘、海宁三州县，暨嘉兴、湖州二府，地势较低，向来多种晚禾”。乾隆《青浦县志》载：“兹乡农事，全赖秋禾，而禾之种类至繁，大约早稻出时，米价稍昂，而收成稍薄，故农人惟种晚禾”。这种早晚稻的布局，既有利于不同土地的充分利用，又有利于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民在生产上的需要，由于它符合“高处种早稻，收成较易，畈田宜迟稻，获实较多”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二）水稻优质品种的增多
　　明清时期市镇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对于优质米的需要随之增加，而优质米的市价，一般又高于普通的食米，例如乾隆十一年《震泽县志》说：“今品最上而著于他省者曰晚白，稻粒大而圆，味甘平，出檀邱者佳，远人争来籴之，其价高于常米十之一。”过了近百年，到道光《震泽镇志》：“白稻，粒大而圆，味甘美，出震泽者尤佳，其价高于常来十二三”；其价格又上涨了10—20%。再如光绪《嘉善县志》也载：“宁波籼，米形细长，价贵。”由于这样一些情况，就促进了这一时期优质稻的较大发展。
　　据统计，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优质稻品种多达49个，这个品种数，比唐宋时期的优质稻品种（10个），几乎整整增加了4倍，就其种类来看，它包括芳香型的稻种，如香粳、香子糯、红莲稻等16个品种；柔软型的稻种如一矩馨、瓜熟稻、羊脂糯、金坛糯等11个；洁白型的稻如雪里拣、晚白、银条籼、水晶糯等8个品种；宜酒型的稻种如白壳糯、金钗糯、鹅脂糯等12个品种；宜粥型的品种如薄十分等；滋补型的品种如血糯、呕血糯等等（参见附表）；这不仅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水稻品种资源。这也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

四、耕作制度的多样化

　　（一）稻麦两熟制的发展与推广
　　明清太湖地区人口激增而引起的粮食供求矛盾，促使了原有的稻麦二熟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由麦类与早稻复种，发展到麦类与晚稻的复种。其所以这样，主要是由于晚稻的产量高于早稻，另外，种麦早有虫害和妨害早稻的移栽。对此，明代万表在《灼艾余集》中说：“江南地暖，八月种麦，麦芽初抽，为地蚕所食，至立冬后方无此患。吾乡近来种麦不为不广，但妨早禾，纵有早麦，亦至四月中方可收获，抵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伤，不若经种晚禾。”早稻、晚稻在太湖地区主要种在地势低下的圩田，这样，稻麦两熟制便由高田推向了低田，并由苏南发展到了浙北，成了全地区性的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
　　这种麦类与晚稻搭配的稻麦两熟制，可能形成于明代的晚期。因为在明代中期的《便民图纂》上记载了稻麦二熟制，还是麦类与早稻搭配的，其称：“早稻收割毕，将田锄成行垄，令四畔沟洫通水，下种（按：指麦种），灰粪盖之。”到明末，《天工开物》上才有麦类与晚粳复种的记载：“南方大麦，有既刈之后，乃种迟生粳稻者。”不过，《天工开物》，并未指明地点，明确讲太湖地区的，则是同一时期的《沈氏农书》，书载：“十月，……天晴，斫稻，垦麦稜、沉麦、种菜。”农历十月所斫的稻，即是单季晚稻。到清代，这种麦类与单晚的复种制度，便布及整个太湖地区。例如：
　　湖州  同治十一年《安吉县志》引乌程刘志称：“麦多种于田，获取稻毕，遂反土作垄，开沟以泄水，打潭下子。”
　　嘉兴  康熙二十年《嘉兴府志》：“九月刈禾，无敢过霜降，……是月艺麦、荳。”
苏州  乾隆二十八年《儒林六都志》：“刈稻之后，得以广种菜、麦、蚕豆以为春熟。”
　　常州  康熙三十三年《常州府志》：“秋分刈早禾，霜降刈晚禾，刈后随时播种二麦。”
    晚稻与麦类复种，在农艺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一，季节问题。《补农书》说：“农叟有言，禾历三时，故秆三节；麦历四时，故秆四节。种稻必使三时气足，种麦必使四时气足，则收成厚。吾乡种田多在夏至后，秋尽而收，所历二时而已，种麦多在立冬后，至夏至而收，所历三时而已，欲禾历三时，麦历四时，胡可得焉。”故单晚稻田种麦，必须解决立秋至立冬这段时间稻麦争季节的问题。第二，土壤问题。单晚稻田长期泡长，收获又迟，土壤十分粘重。这种土壤环境，对麦类的生长非常不利，常常会造成“菜麦不能行根，春天必萎死，即不死亦永不长旺”的严重后果。故单晚稻田种麦，又必须解决土壤的粘重问题。再是脱水问题，太湖地区的单晚稻田，主要的圩田。这种田地下水位高。潜层水重，而且太湖地区雨水很多，特别是在春季，春雨连绵，又造成地表水的增加，如果不将地下水降低，地表水排除，麦类就会遭受渍害烂根，故《农政全书》有“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温”之说。所以单晚稻田种麦，脱水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明清时期创造了一系列的方法：在夏季矛盾问题上，当时创造了小麦移栽培技术，以保证小麦的及时种植。据明末的《沈氏农书》记载，其法是“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清初的《补农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霖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这一措施，不仅能解决季节矛盾，同时还具有少种，产量高的作用，但化工较多。在土壤粘重问题上，当时创造了候干垦田，候晴播种的技术，《农政全书》说：“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沈氏农书》也说：“垦麦稜，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稜背干燥，方可沈种。”这种就避免了土壤结块发僵，影响表类的根系发育。在脱水问题上，当时创造了龟背垄和早开沟、开深沟、早清沟的技术。龟背垄两边低中间高，可以及时排除地表水。开沟，既是为了排除地表水，也是为了清除潜层水和降低地下水；开深沟是为了保证排水畅通和脱水干净；早开沟和早清沟是为了及早将水排除，促使土壤干燥，同时也可避免春季雨水到来时造成淹渍。至今这仍是太湖地区解决稻田种麦的一个关键措施。这种技术，在明末已经创造出来，并明确指出了它的重要作用。《农政全书》说“南方种大小麦”要“作垄如龟背”，“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泄，不浸麦根。”《补农书》说：“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益肥，收成必倍。埨燥土疏沟深，又为将来种稻之利。”又说“俗谓冬至垦为金沟，大寒前垦为银沟，立春后垦为沟。揪至雨遍更好，沟深则棱土存而脱水尽”。
    稻麦都是需肥较多的作物，为了缓和耗肥的矛盾和保证地力不衰，当时又摸索出了稻田配搭种油菜的办法。清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任土》中说：“其植麦者，耗粪工太甚，宜三分之。以二分植麦，一分植菜子。菜子冬春之交采充蔬，多可卖，亩收子二石，可榨油八十斤，得饼为二十斤，可粪田三亩，力庇两熟。菜子利同麦，粪工同麦，秆供薪同麦，而得粪可济麦田之耗，至要”。不过稻田冬作物的布局办法，并不是到清代才由包世臣首创的，因为在明代的《沈氏农书》中已有“菜（指油菜）比麦倍浇，……即有满石收成，种田不须垫底（指基肥）”的记载；清包世臣只是对油菜在冬作物布局中的作用，认识更深和加以比较完整的总结而已。
　　由于明清时期采取了上述一些技术措施，使稻麦二熟制在太湖地区的发展和推广成为可能，并一定地缓和了这一地区粮食的供需矛盾。据记载，当时稻麦两熟制的产量如下：
在浙江嘉湖地区，据《补农书》记载是：“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在江苏苏州地区，据《齐民四术·庚辰杂著二》记载：“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这就是说，在熟年，稻麦两熟制的总产量为4.5石，麦占33%；以常年，其总产量为2.7石，麦变占33%。由上不难看出，太湖地区推广稻麦两熟制的结果，使单季晚稻田的产量提高了三分之一；故其时也出现了“春花熟，半年足”这样的谚语。
　　（二）棉粮复种制的出现
　　在棉区，特别象在上海松江一带，棉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70—80%，粮食大部分要依靠外地供应。为了缓和这个矛盾，棉区也设法利用棉田来增产粮食，从而在太湖地区又形成了棉粮复种制。
　　棉粮复种制，亦站出现于明末，主要有二种方式：一是棉稻轮作；二是棉麦套作，这些在明末的《农政全书》上都已见于记载。其基本种法是：“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关于套种麦，书中说：“今人种麦杂棉教养中穴种棉，但能穴种麦，即漫种棉亦可刈麦。”不过，棉稻轮作，除为获得粮食这一目的外，同时还为了培肥棉田，防除草害和虫害，故书中说：“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
　　以后这种种植制度，一直流行于苏南的棉区，有的还有一年稻一年棉轮作的，如同治《南汇县志稿》卷八说：“今岁稻，来岁花、豆花曰翻田”即是。但是棉稻轮作，稻的产量并不高，据同书记载：“稻田遇大熟年可收二石，中年只一石五、六斗，歉则一石左右。”
　　（三）双季稻种植的兴起
　　太湖地区出现双季稻历史很早，左思《吴都赋》中已有“国税再熟之稻”之句，这很可能是种再生稻；宋代宝佑《琴川志》中还有一个“再莳晚熟”的品种鸟口稻，这应是一种连作晚稻的品种，可见连作稻在宋代太湖地区亦已存在，但所种的数量很少。到清代，由于苏州从北方引进了一种生长期很短的品种御稻，连作稻首先在苏州地区推广开来，这也是太湖地区有关种植连作稻有明确记载的开始。
    御稻是在康熙五十四年由苏州织造李煦从北京引入苏州的，这在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李煦的奏摺中有明确的记载：“蒙万岁隆恩，特赐御稻谷子一石，命臣苏州播种，臣至江南，即遵旨宣示，……选高田六亩五分于四月初十日种秧。”以后，浙江、江西、安徽及江苏一些地方相继都有引种；但种植情况大多不明。苏州种了8年，情况如下表。

    可以看出，李煦的苏州试种双季稻，除第一、第二两年因耽误季节和遭受风灾，产量不甚理想外，其余几年，产量一般都在6石左右，相当于市制亩产810斤，最高的一年达到6石7斗8升，合市制915斤。当时苏州地区的腴田或遇丰年，单季晚稻亩产可达米3石，相当于今日亩产稻谷820斤，二者相比双季稻的亩产量同单季晚稻的产量几乎相当。如是与稻麦两熟制相比，则双季稻的产量还比不上稻麦二熟制；这也是康熙对双季稻虽然在苏州试种成功但又难于推广的原因之一。康熙以后，不断有人提倡在太湖地区种双季稻，如清道光时林则徐、李彦章，咸丰时奚诚等都提倡“以种麦之田，改种二熟稻”，但惜多未能付诸实施。究其原因，除上面说的产量因素外，还因为“吴俗以麦予佃农，而稻归于业田之家，故佃农乐种麦，不乐早稻”；其二“早稻、秈也，晚稻，秔也。江苏输粮，以秔不以秈，虽种之不足供赋”；再是“地力不可尽，两熟之制，未必胜于一熟，”这就是说，双季稻在太湖地区之所以不能推开，还有租佃制度，赋税制度和地力等方面的社会原因及生产原因在内。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社会制度上的问题，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得到彻底解决，也只有这时，太湖地区的双季稻才迅速发展起来。

五、玉米、番薯的引进与传播

　　明代中后期，玉米、番薯等一些新大陆的粮食作物，开始先后引入我国。据考证，玉米大致是在明嘉靖等年间首先从陆路传入甘肃等地；番薯则是在明万历时首先由越南传入广东东莞。这之后，还进行过几次引种，其中以万历二十一年（1593）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引进至福建，影响最大。
    在玉米、番薯引入我国不久，即传到了太湖地区。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杭州人田艺衡所著的《留青日札》中，已有关于玉米的记载：“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实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文中所说的御麦或番麦，就是现所说的玉米。番薯传入太湖地区是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是年，长江下游遭旱，徐光启曾委托人从福建将薯苗运到上海来种植。可见，在全国来说，太湖地区引种玉米和番薯的历史还是比较早的。不过，这两种作物引种以后，在一段时间内传播不快，这可能同太湖地区地下水位高，土质粘重，不宜于玉米和番薯生长有关。
　　清嘉庆以后，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相当尖锐，外省的客民纷纷到太湖地区的山地来租山种粮，才促使了玉米、番薯在太湖地区的山地广泛传播。例如余杭县有“闽、粤篷民”来垦山种番薯，当时任昌运在《碧溪诗话》中记载说：“瘠土山氓井邑稠，谁知海贾也勾留，翻忧陵谷多开垦，遍种番藷山上头。”又如嘉庆《于潜县志》也载：“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包芦。苞芦收获亦足补五谷之乏，贫民不为无济。”另外，临安亦有“外来棚民租山耕种苞芦”的情况。至于湖州府的孝丰、安吉、武康3县以及乌程、长兴和江苏宜兴的山区，也有温州等地的棚民“凭山种植杂粮”的记载。所称杂粮，主要也是山芋、玉米一类的粮食作物。明朝特别是清中期以后，太湖地区虽然玉米、番薯有较大发展，但在整个太湖地区粮食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

六、生态农业的滥觞

　　明清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在重视土地和品种资源的开发同时，还注意和开始重视对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创造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动植物资源循环利用的一种生产模式或制度。
　　这种生产形式，最初出现于明代嘉靖时的常熟地区。据《常昭合志稿》记载：“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渔，于是田这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嵊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笼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污泽则种蓏、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鸟凫昆虫之属，患罗取而售之。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以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
　　这段史事，在明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中亦有记载，只是说其人为谈参。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潭氏兄弟，因为进行多种经营，对土地的利用是十分合理和经济的；洼地掘池养鱼，高地作围种粮，塍上植果树，畦地种蔬菜，汙泽处种水生植物，池上还架梁养鸡豕。凡是能被利用的土地和空间都被利用起来了。因而收到了其田“岁入视平壤三倍”，其副业收入又“视田之入又三倍”的经济效果。
　　在动植物资源的循环利用方面，文中只提法到“池之上架以梁为笼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实际上别的循环利用情况都是存在的，例如粮食的糖秕用以喂鸡豕，鸡豕的粪除作鱼的饵料以外，还用以作农田和菜地的肥料，鱼粪和池泥又可用于农田和菜地……等等，只是文字没有记载而已。谭氏兄弟之所以能经营致富，除了善于开阔农业生产中的经营门路之外、就是能合理的利用动植物资源的互利关系，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方法，实际上就是现代生态农业的雏型。
　　这种生产方法，明末清初在浙江的嘉湖地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又具体发展为一种以粮、桑为主，粮——桑——鱼畜有机结合，综合经营的新路子。如明末清初《沈氏农书》和《补农书》记及具体的经营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以农养牧，以牧促农
　　以农养特，以特促农，即以豆饼、大麦、酒糟等养猪，以桑叶养羊；再以猪粪、羊粪作肥料肥田、肥地。但当时养猪是“亏折身本”的，平均养1头猪，大约需亏本20%，不过它能在6个月内换回15担猪粪，可作1亩半稻田的肥料之用，所以当地有“养了三年无利猪，富了人家不得知”；“秀才不读书，种田不养猪，必无成功”之说。《浦泖农咨》也说：“棚中猪多，囷中米多，是养猪乃种田之要务也。凯不以猪践壅田肥美，获利无穷”；可见当时养猪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积肥以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另外这一带养的羊，大多是湖羊，都是舍锔的，饲料除青草外，主要是养蚕多余的桑叶。1只湖羊1年吃草和桑叶约1400斤，其所提供的除肉和皮毛外，还能得羊粪27担，作为桑田的肥料；故当地有“养猪羊是农家第一著”之说。
　　（二）以鱼养桑，又桑养蚕
　　嘉湖地区是个水乡，养鱼是其主要的副业。不过，当地养鱼，除了为获得鱼类食品，增加收益外，同时也是为了获得肥料以促进农业和蚕桑的发展。《补农书》说：“尝于其乡（指湖州）见一叟戒诸孙曰，猪买饼以喂，必须赀本；鱼取草于河，不须赀本，然鱼、肉价常等，肥壅上地亦等，奈何畜鱼不力乎？”又说：“凿池之土，可以培基，……池中圩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可见，获取肥料是当时养鱼的重要目的之一。而蚕粪又是鱼类的好饵料，这样，又形成了一个以养鱼为中心的生产锁键，即形成了一个鱼粪肥桑，以桑养蚕，蚕粪喂鱼的物质循环系统。
　　这样在嘉湖地区粮食业，蚕桑业，畜牧业、渔业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产整体，使废弃物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见下表）。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一时期嘉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便取得了水稻亩产1124斤，桑叶亩产2499斤的粮丰桑茂的好产量。比当地的一般亩产分别提高了30—50%，充分显示出了这种农业的优越性。
　　不过，明清时期的太湖地区出现的这种原始生态农业，还是极少的，而且采用的主要也是经济力量比较充实的经营地主，在整个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经营方法，为太湖地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却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在太湖地区粮食生产发展史上，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