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高考必读时文选1

人民时评：培植中国的慈善文化亟待“破题”

武少民2010年08月29日00:16  人民网

　  近来，美国超级富翁“股神”巴菲特与微软创始人盖茨发起“捐赠承诺”行动，即是“把一半财产捐赠慈善事业”，此事迅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逼问各国富翁的浪潮。据了解，巴菲特和盖茨将于今年9月到中国劝捐。这一回，中国的富豪们感受到了来自异国他乡的慈善文化的压力。
　　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在慈善文化方面，我们的香港同胞无疑做得非常出色。以香港首富李嘉诚为例，他已捐出近三分之一身家作慈善用途。近日，李嘉诚在和记黄埔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名下的慈善基金在过去30年，共捐出超过100亿元，单在2008至2010年间，已捐出超过52亿元。慈善基金是李嘉诚最富有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没有负债，可以随时拿钱。“我就算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的话，无疑值得国内富豪深思。
　　对于香港富豪来说，为善最乐是共识。从“超人”李嘉诚、“四叔”李兆基等超级富豪，再到身家过亿的普通富豪，对于慈善事业倾注了很多心力。诚如邵逸夫所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香港富豪，用自己的行动很好地作出了回应。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国内的富豪们经过多年打拼，如今已经在全球富豪榜上占绝了一席之地，他们的财富在迅速增加，然而他们的财富观和慈善文化，并没有随之而水涨船高。在慈善文化蔚然成风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富人还是公众都信奉，热心公益是自己有福，算不上是给予别人什么恩惠。就是这样一种理念，让无数的人先人后己，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坚定地伸出援手。
　　慈善是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需要社会上所有的人共同参与。余彭年先生因自身眼疾而体验到失明的痛苦，通过手术复明后，他就将“光明行动”作为在慈善领域的重要方向。2003年以来，“彭年光明行动”在全国18个省做了15万多例白内障手术，使15万多贫困患者重见光明。余彭年没有将财产留给儿孙的计划，2010年4月，经过香港汇丰银行的谨慎评估之后，余彭年正式将除彭年酒店、深圳大鹏湾别墅之外的其余所有资产悉数放入这个慈善基金会。5年累计总共62亿人民币捐资慈善。他说，“做慈善要用‘心’来衡量，有‘心’的慈善才有价值。”
　　不可否认，近年来，内地富豪的慈善意识也在不断觉醒，不少富豪也逐渐学会将财富与公众分享。8月13日上午，内地首善陈光标向甘肃舟曲捐赠了价值2600万元的现金与物资。至此,陈光标已累计捐出善款13.39亿人民币。陈光标的举动是中国富豪关注慈善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发生不少天灾，尤其是汶川大地震以来，国人慷慨解囊，很多富豪也纷纷捐出巨款。
　　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事实上，我们不需要照搬移植西方的慈善文化，而是要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助人为乐，多行善事。就目前而言，“裸捐”或许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但无论富豪还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要有慈善意识，要学会去关心、帮助周围的人，同时，受到捐助者也要学会感恩。
　　慈善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需要一代人为此付出努力，我们期待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尽早“破题”。希望社会各界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心慈善，政府要完善捐赠监督机制，让捐赠者放心；媒体和舆论也要积极引导，肯定捐赠者的善行；广大群众也“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精心呵护慈善文化这株幼苗的成长。

人民时评：中国足球怎样学习朝鲜？

詹勇2010年06月17日09:51  人民网-观点频道

　郑大世泪飞顿作倾盆雨，志尹南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给予巴西队最后一击……
　　朝鲜队首战表现精彩，虽败犹荣，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踢球更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当然，对足球的信仰各国球员可以各自表述，但一定要有基本职业价值并且内化于心，守住敬业奉献的底线。否则，球场上活跃的，不过是一具具失魂的行尸走肉罢了。不过，好在这样的活死人在世界杯赛场上是不多见的，在世界足坛也实在混不下去。
　　神乎其技者，必先壮乎其志。各世界强队风格鲜明的战术打法，只是其足球之盔甲，而与之匹配的发源于民族意志的足球精神和文化，才是其足球之灵魂，形神合一，道术相通，方能天下无敌。中国足球之所以积数十年奋斗而蹉跎无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足球精神或为名利所蚀，或为腐败所误，或为潜规则所制，始终未能确立起来，高扬起来。一个新生的中国队，首先是一个精神上洗尽铅华、涅槃重生的中国队，中国足球之再造，必自足球精神之重铸而始。
　　现在，许多人主张中国足球师法朝鲜。要学，就应学其精髓，不学其皮毛。今日中国足球最缺什么？不差钱，不差物质，不差关注，只差人，差的是货真价实的足球人。温家宝总理切盼真正的教育家从事教育事业，足球领域又何尝不渴盼真正爱足球、愿为足球献身的足球家和运动员呢？中国的贝利到底在哪里？
　　放眼世界，从贝利到罗纳尔多，从马拉多纳到齐达内，世界级的足球大师，大多是苦孩子出身。足球能带来富贵，但富贵病却是足球之大敌。我们并不歌颂贫穷，但珍视贫寒子弟那种朴素和纯真，那种“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奋发进取。每个月只拿10多块人民币的朝鲜队员，在全世界注视下力战巴西队而不屈，我们从中没有看到贫穷，而是精神上无与伦比的丰富，技术上叹为观止的精湛。那些坐拥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薪的中国球员们，你们又向祖国和人民回报了些什么呢？
　　学朝鲜，不必去朝鲜。笔者有一浅见，可于中国东北之延吉等地，挑选质朴纯真、有血性、有毅力的朝鲜族平民少年，苦孩子尤佳，苦且爱踢球者最佳，也可参照此标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其他成员中精心选材，宁缺毋滥，宁精勿多。以若干真正之足球家教之，以目前中国队费用之十分之一养之，蓄其志，磨其骨，修其身，精其技，试其锋，不出十年，可得劲旅。
　　学朝鲜，也不必拘泥于朝鲜一国一队。世界足球强国强队的精神特质、立队精髓等，只要与我相宜有利，都可以认真学习，取长补短，消化吸收，补足足球精神的钙质，涵养中国足球的气质。
　　南非世界杯开赛以来，国人五味杂陈，对中国队和中国足球颇有微词，也不乏愤激之词。爱之深，责之切，今天人们倾尽对不成器的中国队的严厉批评，将来人们也绝不会吝啬对很争气的中国队的热烈赞美，因为这一切的情感和理智，都是在同一个基点上生长运行：爱中国，爱中国足球。越失败，越热爱；越胜利，更热爱！

　                 人民时评：缅怀钱学森，到底缅怀什么？

唐　宋2009年11月11日00:04  人民网-观点频道

在绵延几公里的送别长队中，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有跟着家长的稚龄孩童，有当年的老战友，也有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告别钱学森的日子里，我一直思考，钱老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他的离去如此牵动人心？
　　一位自费从成都赶来的老人说，缅怀钱学森，是因为“两弹一星”真正让中国人抬起了头，挺起了脊梁。在中国遭到核讹诈的年代，横空出世的“两弹一星”，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还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
　　可是，人们缅怀的，不仅仅是钱学森的科学成就。钱老逝世后，有网站推出“从钱学森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的调查，选爱国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占７５％。人们倾慕的，还有他清纯如水的道德文章和淡定从容的人格魅力。
　　钱老最感人的，是他的爱国情怀。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二十年，“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留洋的老一代冲破政治上的重重封锁，抛弃物质上的繁华舒适，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可是现在，不少年轻人读书、上大学就是为了出国，出国后，就没想着回来……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近140万，回国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一。
　　当年，陈庚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正因为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才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条件下，挑战世界最新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是，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有这样的志气。有的人在见识了西方的发达之后，就“矮了一截”，觉得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的人学成回国后，不是为祖国贡献聪明才智，而是忙着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当西方的“传声筒”，当外国资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
　　钱学森幽默地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钱学森把稿费和奖金捐给学生买学习用品，上缴组织做党费，捐给我国西部治沙事业。可是，有的人有了名气后，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养育他的人民。有的利用专

中青报：在日本地震中感受国民教育

舒圣祥  2011年03月16日08:53    《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惨烈的日本大地震，让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感同身受。没有幸灾乐祸，没有漠不关心，以全人类的名义，祈福日本，驰援日本，成为我们心灵中的共同关切。这不只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这更是灾难面前的人类共鸣。此刻，一切的纠结和仇视都被抛下，大家都是长着一样血肉的人，见证并参与着属于人类的共同灾难。
　　在国内媒体对于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中，有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对地震面前临震不乱的日本国民秩序的赞赏，一是对包括日本传媒、日本社会方方面面救灾表现的肯定。我们常说“多难兴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在灾难中学到很多知识，积累很多经验；我想，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并非只有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才能兴邦，从他国的灾难中学习，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命题。
　　显然，国内媒体在对日本地震的报道中，很注意向国内民众传达这一点，这绝非“崇洋媚外”，绝非刻意美化日本，而是努力在让日本地震成为我国公民一次灾难教育的机会。“三人行必有我师”，善于学习向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日本大地震面前，从国民到媒体，从企业到社会团体，他们的表现确实有很多让我们感动、学习的地方。
　　比如国民秩序。一切都很特殊，他们却仍然排队，有条不紊。那么多人在灾后自觉排队打公共电话，自觉节省用电保障电力供应，几百人在广场避震，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结束之后地上没有一片垃圾。大家都在互帮互助，甚至连黑帮组织都参与进来，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开放它的各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提供食宿。商界也纷纷行动起来，打电话不要钱，手机电池有免费提供，手机充电处有免费供给。一切的一切，让你看到这个民族在大灾面前的空前团结，也看到了全民灾难教育的有效成果。
　　比如媒体操守。没有令人恐怖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呼天喊地的镜头，没有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煽情采访，没有任何放大和传播恐惧的报道，有的只是灾情信息和实用信息的及时供给，有的只是灾难面前的媒体责任和专业精神。记者不采访任何救援队员，因为担心影响救援进度，也不采访受害者家属，因为此时他们已痛苦万分，任何强行采访都只会徒增伤痛。这与我们所惯见的地震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灾难时刻，无疑是展示一个民族最真实的一刻，也是我们了解一个民族最真实的一刻。日本大地震中我们看到的这些令人称道的镜头，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国民教育素材的一部分。倘若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永远都很渺小，倘若灾难总是不可避免地终会降临，那么今天，我们在日本地震中感受国民教育，明天灾难不幸降临时，才能更从容镇定。

中青报："草根"明星加盟，有关怀才有温情春晚

王石川  2011年01月21日08:19    《中国青年报》     留言 0 条     手机看新闻

　　由于“草根”明星的加盟，今年春晚舞台上多少有些“不一样”，记者在排练现场欣赏了“西单女孩”任月丽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想家》，还有“旭日阳刚”演唱的《春天里》。从演出效果来看，《春天里》将成为今年最流行的歌曲——虽然原唱者是汪峰，而且这也是一首旧歌，但它由两个“民工”唱出，别具一番沧桑凝重的中国黑土地味儿！（《扬子晚报》1月20日）
　　不接地气、远离现实一度是央视春晚的软肋，也是备受公众批评的一大靶子。今年央视春晚有望一改脸谱化，无论是“西单女孩”还是“旭日阳刚”，以及传说中的深圳民工街舞团，确实都挺草根。应该说，央视春晚吸收草根明星加盟，不止是吸收新鲜血液，换换风格、变变作料，更想传递一种对底层的人文关怀。
　　在宏大叙事之中融入人文关怀、底层关怀，颇有必要，否则就过于歌舞升平、缺少人情味。但是，吸收草根加盟并不等于就一定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以农民工为例。2008年春晚上一曲《农民工之歌》，令人耳目一新，但歌词内容不免让人有些失望，比如：“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兄弟姐妹把胸膛挺起来，历经艰辛不怕风吹雨打。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我们的人生一样好年华。”这样的歌词确实很励志，演唱者王宝强很兴奋、情绪很饱满，但歌词所表达的只是一种美丽的梦想。试问，有多少农民成了城市新主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未来，人生就一样有好年华？这恐怕是创作者、编导的一厢情愿吧？
　　确实有农民工成了新市民，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不少人很茫然很沮丧很黯然，甚至有些绝望，正如有人感叹，《农民工之歌》只代表最积极乐观的少数农民工。许多农民工在进城之后感到命运不公，有怨气、有委屈，甚至有愤怒。更重要的是，整个农民群体一直在承受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中国目前最严峻也最沉重的社会现实。
　　再比如2007年春晚，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朗诵《心里话》，里面有这么几句，“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女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娃，都是祖国的花。”这让人听后眼睛湿润，可在一个拼爹时代，农家孩子拿什么比？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的资源很少，没有制度化的安排，怎么比？别人有背景他们只有背影，如何比？当我们经常看到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强拆，不少农家孩子在城市里居无定所，无法受到稳定的教育，又如何比？很显然，这样的话不是孩子说的，而是大人说的，甚至可以说是某些作者强安到孩子身上去的。
　　其实，农民工在春晚现身较多，他们要么直接登台表演，要么被别人演，但有时，他们被脸谱化甚至被丑化，成为演员揶揄的对象。比如，冯巩在《公交协奏曲》中的台词：“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儿。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10棵白菜，扛着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的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啊，是搬家公司的！”这样的话就让人听了不太舒服。再比如舞蹈《进城》中的农民形象，被刻画得贼眉鼠眼、鬼鬼祟祟、弯腰弓背。
　　关爱农民工，不是让农民工站在舞台上就完事，更不是让农民工自己或农家孩子在舞台上，装作雄迈地高歌一曲、自我感动就完事了。毕竟，在离开舞台后，他们还要生活，还得面对斑驳的现实，还要遭遇可知或不可知的困难以及歧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吴理财在谈到新生代农民工时说，他们实际上处于一种“脱域”或者“离场”的生存状态，要么被现代化大工厂规训成为原子化的、没有情感的“生产机器”，要么在花天酒地的娱乐场所“消费”自己的青春和身体，要么孤独、落魄地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或“街角社会”……多描摹农民工的内心挣扎及生存困境，比简单的励志歌曲重要得多。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这是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演唱的几句歌词，它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真实处境的写照。春晚关注农民工很有必要，但切莫陷入伪关怀的陷阱。

人民时评：南方科大，是教育特区还是搅动高教的“鲇鱼”

姜泓冰2010年10月27日00:11  人民网-观点频道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到了“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近日，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集科学家、知名大学校长于一身的朱清时院士牵头筹办南方科技大学一事，也十分引人关注。
　　不过，筹办三年，并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获得教育部的办学许可；教学楼顶漏水，买几台电脑，尚不能校长一声令下立即执行，仍然需要“走程序”几个月。这样的报道，又使人不免有些担忧。因为几乎所有教育业人士都清楚地知道，决定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握在大学手中，而是在乎政府管理部门的态度与立场，看他们是否甘心、能否及时放权。
　　对于筹办中的南方科大，至今我们能够了解的，仅限于它的办学宗旨、选才标准和比例、“去行政化”的目标，而远远未知其实施细则。比如，要实现50%以上师资来自海外的预期，对于内、外两类人才之间的薪资如何区分和浮动，怎样避免目前高校人才引进中尴尬的二元体制；破除了行政化之后，要实现大学的高效、持久管理，究竟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治理原则和制度框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教授治校”是否就能做到公平、理性、有效，成为打造一流大学、实现教育改革理想的一剂灵丹妙药？
　　一切刚开了个头儿。南方科大只是拿到了那张“准生证”，其“去行政化”和招生改革措施还在小心试探阶段，远未到可以见出成效、论以成败的时候。眼下，它已成为从媒体到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大多数正处在改革彷徨期的高校校长们的围观对象，一举一措，都将被放大打量，甚至还被教育部定义为“一场全国试验”。关注的焦点，则集中于“去行政化”的具体操作。
　　然而根据以往经验，列入“国家级”的试验项目或是惟一的“特区”，这样的改革相对容易。何况，还是一所全无历史包袱的全新大学，眼前有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全套制度办法可供参考仿照，跨出去的“去行政化”那一大步，纵使会遭遇日常的补漏、买电脑之类繁琐小事的磨合不适，最终总会因“特事特办”的特殊地位而获得诸多便利。
　　南方科大，究竟会是彷徨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亩观赏价值大于实际的丰产试验田，还是会成为高等教育深水区里游来的一尾可以搅动一池春水、催生满园活力的“鲇鱼”？期望，会是后者。
　　比起放大研究南方科大如何“去行政化”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它是否能够在摆脱行政思维、按照自己理解的教育规律去指挥和管理学校之后，复制香港科技大学乃至当年的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神话，通过制度创新、教育与学术研究和传播体系的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为中国打造一所独具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为眼下已如饥似渴的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范式。
　　从政府到大学，改革已成急切之势。无人甘于守旧。问题只是，在迈出“去行政化”这第一步之后，对于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于自主发展，我们这个人人都对教育现状表示不满的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真懂教育，不会走近新一轮急功近利的折腾？

毛岸英能否让“官二代”及其老子醒悟？

    电视剧《毛岸英》正在热播。看着电视剧，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毛岸英能否让“官二代”醒悟？

    毛岸英有句名言：“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仅受了那么大的苦：亲历了母亲被杀害的惨景，流浪上海滩六个年头，又在苏联颠沛流离整整10年，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出生入死，一直打到柏林。回到父亲身边后，毛泽东一没有给他封官，二没有让他享受，而是派他到农村和穷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上“农业大学”；之后，又派他去抗美援朝前线，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最后牺牲在异国他乡……毛岸英呢，也没有以“太子”自居，他乐于当农民、乐于上前线，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没有什么两样！
      

人民时评：尊重人才不仅仅是一句话

李强2010年06月08日00:01  人民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确立了我国2020年跻身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这一目标，这的确令人欣喜。而面对我国当前的人才现状，如何能够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呢？我们不妨先讲一个关于人才的故事：
　　1929年，年仅26岁的冯·诺依曼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封客座教授聘书，并承诺如果他愿意留在美国定居，将增加薪金并一年以后聘为正式教授，这意味着更加优厚的研究条件和待遇。此时的他，不过是汉堡大学的一个兼职讲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水平不够，恰恰相反，此时的他在学术界已经声名鹊起。但当时德国大学的学术体系更在乎资历和行政官员的评价，毫无疑问，博士毕业仅仅三年的诺依曼很难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于是诺依曼欣然接受邀请，远赴美国，并与爱因斯坦一同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首批教授。在其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二进制”和“程序内存”思想，被称为“计算机之父”。
　　诺依曼的故事，是美国人才战略的一个经典案例。而与他几乎同时，有一大批欧洲科学家因国籍、种族、血统、出生地、资历等原因，离开欧洲奔赴美国，这其中不乏爱因斯坦、“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火箭之父”冯·卡门、“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等顶级科学家，这对于奠定美国世界头号强国地位，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诺依曼等一大批科学家的经历，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是美国得以吸引这些人才的重要原因。而尊重人才，不单单是一句话，而是一个体系，涵盖了人才强国战略的方方面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要切实做好人才服务各项工作，努力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服务人才工作，最重要的莫过于做到人尽其才，能够让其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就，这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好方式，即“用事业聚才育才”。而要发挥才能，取得成就，就必须拥有一个充分发挥才干的空间和平台，即“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如果德国的大学能够不囿于传统的学术资历，给诺依曼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也不会失去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
　　除此之外，对于人才还应给予足够的宽容，要鼓励创新、爱护创新，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营造鼓励创新、容许失误的工作环境。杨振宁曾经这样评价“氢弹之父”泰勒：“泰勒几乎每天都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误的，但他并不在乎，而是以非凡的勇气对那半个正确的想法进行大胆的创新。正是凭着每天半个正确想法的创新积累，泰勒博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营造良好工作环境之外，还应当在生活上免除人才的后顾之忧，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关心和改善人才的生活条件，解决好他们在住房、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这同样是服务于人才工作。
　　上世纪初的美国，科技创新实力远远落后于欧洲，然而正是因为其采用了正确的人才战略，得以一举跃升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如今我国的发展正处在转型关键时期，唯有不拘一格培育人才，发掘人才，才能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