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 微盘:刻薄寡恩：汉景帝腰斩晁错饿死周亚夫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对充满了激情的君臣的合作，本身就是对帝国固有权威的一种肆意挑衅。《史记》里提到他们二人决策的过程，是“错数请间言事，辄听”，晁错总是拉着景帝一边儿讲悄悄话，咬完耳朵就等于做出了决策。君臣间的“二人转”更改了帝国许多旧有的法令，却没有通过正常的决策渠道，宰相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排挤在最高决策圈之外，自然会引起体制的反弹。

　　丞相申屠嘉，作为追随高祖打天下的从龙功臣，在当时已经差不多是特级稀有物种了。老人家是个很信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人。文帝特别宠爱一个叫邓通的弄臣。有一次申屠嘉入见，邓通坐在文帝旁边，侍宠而没有按规矩行礼。奏完正事，申屠嘉就对文帝说，陛下喜欢臣子，可以赏赐他，让他富贵，但不能乱了朝廷的礼制。文帝不以为意，打圆场和稀泥说算啦算啦，小事情啦。申屠嘉却不买账，回到丞相府，下达“丞相令”召唤邓通。邓通害怕去找文帝，文帝说你但去无妨，你前脚进丞相府，我后脚就派人把你召唤回来。结果邓通却在丞相府里磕头磕得头破血流，回来跟文帝哭诉：“丞相几杀臣。”

　　可以想见，一个这么重视规矩礼制的老人，怎么可能忍受得了年轻的新皇帝和他的偶像晁错二人完全无视帝国固有的政务流程，无视三公九卿各部门的存在，而肆无忌惮地在帝国的朝堂上大唱特唱“二人转”。所以，申屠嘉把他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正春风得意的晁错。

　　晁错“智囊”的绰号来自他的“辩才”，而并非他的智慧。缺乏保身之道，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致命伤。景帝即位带给了他莫大的春风得意，晁错就在这种春风得意中不自觉地完全忽略了应有的韬光隐晦。内史府的大门朝东开，晁错可能是觉得上下朝什么的很不方便，所以在南面又开了一道门。开个门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是要开这道门，就得把太上皇庙的围墙打穿。自然，这种大不敬的行为，普通官员是不敢去做的。但晁错就敢，因为景帝宠信他。

　　晁错的这一行为给了别人弹劾他的机会。丞相申屠嘉就打算拿这个事情整治一下晁错，准备“奏请诛错”。但诡异的是，申屠嘉的计划居然能够提前被晁错所得知，这自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日晁错地位的如日中天，尽管他既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晁错应对的措施是连夜进宫，赶在申屠嘉之前向景帝“自首”。第二天早朝，申屠嘉话还没说完，景帝就开始为晁错辩护，景帝说，晁错拆掉的，只是太上皇庙的外墙，不是内墙，外墙没那么重要，而且还是我让他拆的，晁错没罪，这事儿就这么算啦。

　　下朝后，申屠嘉长叹说，我后悔呀，为什么不将晁错先斩后奏呢？如今竟反受其辱！回家后气得一病不起，呕血而亡。

　　申屠嘉既是元老功臣，也是帝国官员们的典范。司马迁称赞他“为人廉直”，从不接受官员们的私下拜见。袁盎从吴国丞相的职位上卸任回京，曾去他家里拜见。他先是老半天都不愿意出来相见，后来被袁盎逼得急了，出来后又对袁盎说，你有公事，咱们可以上班的时候到办公室去说；你要说私事，老夫我作为丞相，是没有任何私事的。申屠嘉这样的人都敌不过晁错，自然，也可以看出景帝当日对晁错的宠信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申屠嘉的死，表面上看来，是晁错的胜利，但实际上，却等于一口气把晁错推到了帝国绝大多数官员们的对立面。这也成了日后晁错悲惨命运的一处重要伏笔。

　　申屠嘉的死，成就了晁错的上台。从“内史”升职为“御史大夫”，意味着晁错正式步入了帝国三公九卿的行列，进入了最高执政团体的大名单。

　　急躁一直以来都是晁错最基本的性格特征。与当年刚刚升任“中大夫”，就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相似，升任御史大夫之后，晁错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来势凶猛：“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要求朝廷刻意搜罗诸侯们日常犯下的“罪行”，然后以削减他们的藩地作为惩罚。

　　无疑，这是一个极为大胆和冒险的建议。景帝欣赏自己的晁老师，但欣赏是一码事，信心是另一码事。奏章上去之后，景帝犹豫良久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后只好把三公九卿、列侯、宗室们全部召集起来开会商议。

　　晁错鼓吹削藩，是从文帝时代就开始了的，但长期得不到主流舆论的支持。景帝上台时间尚短，朝廷内外绝大部分仍旧还是文帝时代的旧臣。但诡异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却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晁错的削藩提案。这个迹象意味深长：景帝和晁错的二人转组合，已经与三公九卿诸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反对意见的缺失，往往比充满反对意见更可怕。

　　晁错和景帝当然没有意识到文官集团的集体沉默背后隐藏的危机。他们觉得这次会议，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功。

　　唯一的瑕疵，也许只是窦婴的不识时务。《汉书。晁错传》里说，“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窦婴的具体意见，史书缺乏记载。但窦婴的意见是极为值得重视的。这源自于他此前的履历。作为一个外戚，窦婴在文帝年间长期担任吴国的丞相，对吴国的内情，以及吴王刘濞本人，自然有着很详尽和深刻的了解。而吴国，恰恰又是晁错削藩提案当中最不可掌控的因素。诸王国之中，以吴王刘濞在宗室中辈分最高，年岁最长；同时，也以吴国实力最为雄厚。削藩能否和平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吴国的态度。吴王反，则诸王反；吴王不合作，则诸王也难以合作。可惜的是，窦婴的具体意见如今已不可见，而晁错也根本没有对他的意见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二人间的关系从此迅速恶化。

　　另一个反对晁错削藩提案的重要人物袁盎，没有出现在这次景帝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晁错一上任就把他贬为了庶人，理由是他接受了许多吴王“贿赂”的财物。

　　袁盎反对晁错削藩之策的具体意见，同样缺乏记载。但他的反对态度同样值得重视。因为和窦婴一样，袁盎也曾在吴国担任过多年的丞相，同样对吴国的内情和吴王刘濞本人有着深入的了解。与窦婴这个纯粹的文官有所不同，袁盎还熟悉军旅，在当时被公认为良将，日后吴王扯起反旗，就曾一度想要逼迫他领军为将。一个带有军人气质的文官，看待问题时的角度自然也会更加全面一些。

　　可惜的是，对于袁盎的反对意见，晁错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他把袁盎逐出朝廷的本因，似乎也不仅仅是袁盎接受了吴王的财物，而更像是个人报复。《汉书。袁盎传》里说，袁盎素来和晁错不和，但凡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绝对会避开；但凡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绝不去凑热闹。姑且不论二人间纠纷的对错，但就事件本身而言，晁错就犯下了一个“三公”(御史大夫)最不应该犯下的错误。帝国设置三公最重要的初衷之一，就是让他们和谐朝廷内外，在皇帝、中央高层与中下层官员、士大夫们之间产生润滑作用。晁错与袁盎之间的水火不容，却完全背离了自己职位的本责，不能不说，在这一点上，晁错是极不称职的。

　　为帝国的长治久安计，消除一切潜在的威胁长安皇权的隐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削藩本身并没有错。贾谊建议文帝削藩，文帝转移话题和他谈论鬼神；晁错建议文帝削藩，文帝表扬他一番也没了下文。这些都不能表示帝国高层不主张削藩，只是许多时候人们都难免遇到这样的问题：行动的方向是对的，落实到具体的措施，却煞费脑筋。

　　汉景帝二年，御史大夫晁错的体内，骚动充盈着某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老父亲坐着马车从颍川一路颠簸到长安，刚进府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皇上刚刚登基，你主持政务，不想着息事宁人，却只顾着侵削诸侯，离间人家的骨肉，四处招致怨恨，你究竟想干什么？”

　　晁错垂手站在台阶下，毕恭毕敬地回答：“这是人臣的本分。不如此，则天子不尊，社稷不安。”

　　老父亲长叹一声：“安了刘氏，却危了晁氏。我不忍看到大难临头，先走一步，你爱干啥干啥去吧。”回家后就吞下了一剂毒药。

　　晁错的牺牲精神很伟大。但很难说他的这种牺牲是绝对必要。需要区别的是，公开反对他的削藩提案的窦婴和袁盎，所反对的其实只是晁错的削藩提案，而不是反对削藩本身。至少袁盎提议削藩的时间，恐怕并不比晁错晚。早在文帝时代，他就有过建议：“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而晁错，那时候恐怕还在济南伏生家里跟着师姐进修。

　　事实上，早在景帝召开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帝国在文帝时代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的削藩经历。

　　那次成功削藩的指导思想来自当时已经病故的贾谊。文帝时代，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叛，尽管最后被镇压了下去，但却使帝国对于诸侯国的强盛深感忧虑。贾谊在给文帝的《治安策》里说，高祖解决了异姓王的问题，以后，同姓王将成为帝国最大的隐患。眼下朝廷之所以还能控制局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各诸侯王年级尚幼，中央政府派过去的师傅、宰相能够在王国内握有相当的权力，但日后却难以预料。至于长沙王虽已成年，却从无反迹，那不过是因为他势力是在太小了，总共才得25000户，造不成反而已。

　　贾谊提供给文帝，用以削弱诸侯势力的策略，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建议皇帝广泛地“播洒恩德”，在各大国内部大肆分封小国，这样做的结果是“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国家小了，力量弱了，自然就不会骄横跋扈，而懂得遵守道义；也不会再成天胡思乱想地谋划叛乱。

　　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实际上就是日后汉武帝所推行的“推恩令”。世人习惯于将“推恩令”的建策者定为主父偃，其实，主父偃当日不过是承袭了贾谊当年的旧策罢了。

　　文帝当时对贾谊的《治安策》不置可否。但在贾谊死后，文帝十六年，他追思前言，果断地将当时最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拆分。齐国被“播洒恩德”，拆分成了六个新王国；淮南国也“喜承雨露”，被拆分成了三个新王国。从此，齐、淮南这两个曾经可以独力抗拒长安的王国不复存在。

　　晁错被公认为贾谊之后，帝国最坚定的削藩者。但即便是贾谊复生，他恐怕也很难接受和同意晁错的那份《削藩策》。

　　晁错的削藩方针，与贾谊完全不同。贾谊的“推恩”策以怀柔为主，而晁错的《削藩策》，却一味地鼓吹与王国们硬碰硬。他对景帝说诸王们削不削都是要反的，可以说是很有道理。从长远来看，这些独立王国的存在终归是安全隐患。但他提出来的措施却不见得高明，他不同意贾谊的怀柔推恩之策，而坚决主张直接从各王国身上血淋淋地割肉，直接找碴，削夺他们手里的郡县。而硬碰硬的结局，如果势力相当，总难免是两败俱伤。这样的结局，削藩前辈贾谊当然不会接受，文帝当年将晁错的建议束之高阁，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很不幸的是，当时的长安，与各诸侯王之间，正好势力相当。

　　晁错的《削藩策》在文帝时代碰壁，而得以在景帝即位伊始就重见天日，除了晁老师本人对年青的景帝的长期影响之外，景帝本人的心虚不安，也在这当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因“文景之治”而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景帝，本人的性格却始终并不鲜明。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史书中关于他的细节描述实在太少。不过，从他早年所犯下的一桩严重的错误中，仍不难揣测出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人。

　　那还是文帝年间的事情。当时的景帝，应该是20上下的年纪。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入京，文帝让他去和当时的皇太子刘启，也就是日后的汉景帝下棋。棋下到半道，二人起了争执，刘启同志操起棋盘就把自己的堂兄弟刘贤同志给砸死了。关于这次事故的责任认定，《史记》里面有一段护短的记载，指责刘贤同志“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将挑起纠纷的责任推到被打死了的刘贤同志身上。诋毁“楚人”本已不该，诿过于死者，更显得很不厚道。即便刘贤同志确实个性很坏，刘启同志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一个一举一动都会对帝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储君，贸然操起棋盘把刘贤同志砸死，也太不应该。因为刘贤同志不是普通的内侍宦官，砸死了就砸死了。吴王太子死在皇太子的手里，无论如何，在当时都必然是一桩巨大的政治事件。

　　更严重的背景是：他的父亲文帝，刚刚经历了两场王国的叛乱，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作为一个理性的储君，刘启同志不会不明白自己的意识冲动，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而这种不审慎与冲动，日后还将引导着刘启同志走更多的弯路。

　　砸死刘贤的后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文帝派人把灵柩运送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不已，说：“姓刘的都是天下一家，在你长安死了，就埋在长安，还运回来干嘛！”又把灵柩给送了回去。自此刘濞开始称病不朝。长安方面知道是在装病，但凡是吴国来的使者，就都给扣押了起来。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直到文帝晚年，双方之间的关系才有所缓和，文帝把扣押的吴国使者都放了回去，又念及刘濞年纪老迈，赐给他几杖，允许他不再来长安朝见。

　　关于刘濞对长安的态度的变化，司马迁有过很客观的描述。儿子被刘启同志砸死之后，司马迁描述：“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长安方面大肆扣留吴国使者之后，司马迁描述：“吴王恐，为谋兹甚”；而在文帝采取和解态度之后，司马迁描述：“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汉书》里许多地方都一再提到刘濞久存反叛之意，但司马迁显然不这么认为。吴国与长安间的态度，始终是随着长安的态度变化而变化的。

　　如果相信司马迁的判断，那么，新皇帝对吴国的态度，同样也将决定着吴国对长安的态度。尤其是这个新皇帝还曾经砸死过吴王刘濞的儿子。但是，很可惜，从史书里找不到景帝上台之后，慰问这位伯父的任何信息，尽管作为当年那场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他更有责任去慰问一下那位受害者。当然，这其中，晁错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景帝上台伊始，他就一直在积极推行自己的《削藩策》，而首当其冲应该被最大幅度削弱的，就是吴国。

　　新皇帝与自己在旧账上又添新怨，吴王刘濞在潮湿的江南密切注视着长安的一举一动。景帝本人也始终没有从那盘未竟的棋局里走出来，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他也始终用疑惧的眼光在注视着他那远在江南的强大的老伯父的一举一动。

　　真要把那盘棋下完吗？景帝看着晁错。晁错斩钉截铁地吐出了四个字：必须下完。

　　景帝三年。晁错终于开始着手实施自己多年来的政治梦想：削藩。他先是以楚王前些年在为薄太后(文帝之母)服丧期间，与宫人发生性关系为由，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与薛郡；接着又找碴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最后，削藩的剃刀，落到了吴王刘濞的头上。

　　吴王在南方立国达四十余年。煮海为盐，即山铸钱，国用富饶，百姓无赋，乐为之用。对于如此强大的对手，晁错却似乎很视若无物。这可以从他对吴国下手之狠中得窥一二。他准备一口气削掉吴国的两个郡：会稽郡和豫章郡。

　　削掉两个整郡对吴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部。

　　高祖时代，帝国最大的三个王国，分别是齐、楚、吴。齐国下辖七十余城，楚国下辖四十余城，吴国则下辖三郡五十三城。齐国早已在文帝年间被肢解；楚国在高祖年间被分割为荆、楚两国，分割后的楚国只剩下三郡三十余城，此前又已经被晁错找借口削掉了两个郡，实际上已经无足轻重。所以晁错此次削藩，主要针对的就是吴国。

　　会稽郡与豫章郡合计下辖三十余城，会稽产盐，而豫章产铜。两郡被削，除了使吴国丧失掉大部分的领地之外，还意味着吴国赖以富饶的盐、铜出产全部被剥夺。丧失了盐、铜之利，只剩下一个沛郡而已的吴国，已经被釜底抽薪，自然不再具备任何与朝廷对抗的资本。晁错在追求一劳永逸。他似乎是在诚恳地希望吴王能够很愉快、毫无异议地接受自己这份削藩提案。他应该没有想过这样做可能会逼反刘濞——因为从刘濞扯起反旗之后，长安方面的惊慌失措来看，晁错与景帝二人并没有在武力镇压方面有过多少认真的准备。晁错一定曾经对刘濞接受自己这份削藩提案怀抱着巨大的自信。

　　这种自信也许来自于此前削楚的成功。他削掉了楚国三个郡当中的两个，楚王连个屁都没放，所以，他也许同样认为削掉吴国三个郡里面的两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惜的是，他错误地比较了自己的对手，也没有看清楚吴、楚两国不同的形势。

　　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完全是两类人。刘戊不过是个沉迷于酒色的纨绔子弟而已，而刘濞之所以能被高祖立为吴王，最重要的原因却是“上患会稽轻悍”，希望能够有一个有能力的皇室子弟前去镇守。刘濞本人也是极少数曾在战场上取得过不凡成就的刘姓皇室。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楚国与长安之间此前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过节，景帝即位，还曾大肆封赏过楚国系统的宗室子弟们。类似的封赏，却并没有出现在吴国——尽管吴国与楚国都属于高祖的兄弟系统：第一任楚王是刘邦的亲弟弟，而刘濞之父则是刘邦的亲二哥。吴国没有享受到同等的封赏，自然和当年那盘未竟的棋局关系深远。

　　所以，对刘濞而言，削藩不仅仅意味着势力范围的大幅度缩水，很可能还意味着性命之忧。那个坐在金銮殿上的年青人与自己有杀子之仇，又从来没有对当年的行为有过什么和解的表示，相反，似乎还有着继续强行将那盘棋下完的迹象。

　　要让一个年已六十有二、行将就木的老人毫不犹豫地扯起反旗，需要多大的外部压力？

　　晁错犯下了一个天真的错误。他没有意识到，他和景帝没有给刘濞留下任何退路。同样，也没有在双方之间预留任何的缓冲空间。政论家可以天真，但政治家不行。前者不过只是清谈，而后者却必须付诸实践。结果，他很快就听到了来自南方和东方的杀伐之声。

　　还有来自老家颖川的老父亲的噩耗。

　　老父亲自杀的噩耗，几乎与东南七国叛乱的消息同时传入长安的御史府。晁错此时此刻的心情，自然是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一种深深的挫败感重重地击中了他。

　　对长安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考验。吴王刘濞联合了楚国、赵国等其余六个王国一齐发难。吴军首先发兵于广陵，刘濞在军事动员大会上高调宣布：“寡人今年六十有二，亲自率军出征；寡人的小儿子年方十四，也在军中充当先锋。吴国之人，上与寡人年级相同，下与寡人之子年级相等者，全部随军出征！”最终集结到20万大军。刘濞又派出使者，说服了闽、越地区发兵支援。

　　吴兵迅速西渡淮河，与楚军联合。随后刘濞向所有诸侯发布公开信，声称吴国积蓄财富达三十余年，其富庶足以供“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若各诸侯需要财物赏赐部下，可以尽管向吴国申请资助，并对汉将臣投降者，及杀捕汉将臣之人悬以重赏。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打起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

　　在长安城最惊慌失措的那些日子里，晁错一如既往，与景帝二人在朝堂之上、宫禁之内唱着只属于他们二人的二人转，但却已经有些貌合神离。景帝开始动摇对晁老师无与伦比的信任，而晁错本人，则对如何善后这场叛乱六神无主。

　　在这个危机的当口，晁错没有展现出一个“智囊”所应该有的决断和明智。他没有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挽救局势上面，相反，他误入歧途，开始四处寻找导致这场叛乱的责任人。

　　晁错第一眼就瞄准了与自己不对付的庶民袁盎。他对自己的副手(丞史)说：“袁盎做吴国丞相的时候，拿了吴王那么多财物，一味地向朝廷报告说吴王不会造反。如今吴王已经反了。把袁盎逮捕起来，应该能够拷问出他和吴王的具体谋反计划。”副手不以为然地说：“吴王没反之前，处治袁盎是没理由的；吴王反了之后，处治袁盎又已经没了意义。再说了，袁盎是个正人君子，怎么可能会与吴王同谋。”

　　副手的判断是正确的。袁盎之所以在吴国丞相任上不断替吴王说好话，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自保。当时的诸侯王们对自己的王国拥有完全的治理权，王国丞相作为长安方面派过去的常驻王国代表，本身地位就很尴尬。更何况王国丞相本身，按制度也是拥有治理权的。这种职责权限上的不清不楚，也就让王国丞相们的地位变得更加尴尬。所以，有很多的王国丞相最后都没有得到善终。在赴吴上任之前，袁盎的侄子袁种就曾告诫他，吴国独立自治已经很久，你到那边之后，只可处处顺遂吴王之意，不要插手当地政务，才是保身之道。

　　副手说袁盎是个品行高尚的人，同样也没有错。袁盎是个对规矩礼制极为重视的人。丞相周勃当年因为有诛吕安刘之功，而在朝中颇有骄气，文帝对他也是极为恭敬。袁盎觉得这不是人臣与君主之间合理的关系，所以就跑去问文帝：“皇上觉得丞相是个怎样的人？”文帝说：“社稷之臣啊！”袁盎说：“皇上您错了，丞相只能算是功臣，而非社稷之臣。社稷之臣是要与国家社稷共存亡的。当日吕后当政，诸吕专权，刘氏皇统差点断绝，丞相当日身为太尉，掌握着最高军事大权，却不能出面保全刘氏。直到吕后去世，大臣们集体诛杀诸吕，太尉不过适逢其会而成为功臣而已，算不得是社稷之臣。所以，臣个人认为，丞相在陛下面前有骄矜之色，而陛下又一味地谦让容忍，是丧失了君臣之礼。”此后，文帝就把对周勃过分的恭敬收敛了起来。周勃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非常不高兴，说：“我和你大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小子居然在背后说我坏话！”可是，日后周勃遭人诬陷有谋反行为而被下狱时，诸大臣们全都不敢为其讲话，却惟有袁盎站出来公开抗议，力挺周勃无罪。

　　文帝有个宠妾慎夫人，在宫廷内经常让慎夫人与自己同席而坐。有一次游上林苑，落座的时候，服务人员照旧例在文帝的位子旁边给慎夫人也留了张坐席。袁盎见到之后，直接过去就把坐席给撤掉了。慎夫人发怒不愿入席，文帝也很生气，扭头就走了。袁盎追上去跟文帝讲：“臣听说只有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立了皇后，坐在陛下身边的，怎么可以是慎夫人这个妾侍呢？这就等于乱了尊卑。陛下喜欢慎夫人，可以多多赐予她财货。如果用现在这种方式宠爱她，实际上就等于是害了她。陛下还记得从前的'人彘’么？”高祖刘邦晚年过分宠爱戚夫人，刘邦死后，吕后秋后算账，将戚夫人剁掉四肢，挖去眼睛，注铜入耳，割舌哑喉，扔进厕所里，名曰“人彘”。文帝闻言大悟。

　　和申屠嘉一样，袁盎的讲规矩、重礼制，在当时是很出名的。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自始至终讨厌晁错的存在了：晁错与景帝间的二人转架空了帝国固有的政务运作体系。

　　在七国大军大举西进之际，晁错犯下了他一生中最不应该犯下的错误：招惹上了袁盎。他有意整死袁盎的消息，很快就为袁盎所得知。袁盎为了自保，连夜跑去见对晁错极为不满的窦婴。作为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具有上达天听的能力。袁盎表示，自己有一些关于吴国造反的事情，要当面和皇帝讲一讲。景帝此刻正不知所措，立马就召见了袁盎。

　　袁盎面见景帝时，晁错也在场。景帝问袁盎：“你曾经做过吴国丞相，对这次吴、楚叛变有什么看法？”袁盎说：“不必担忧，击之则破。”景帝明显缺乏信心，疑惑道：“吴王铸铜为钱，煮海为盐，招纳天下豪杰，头发都白了才发难，他的计划如果没有达到万全，岂会轻易发作？”袁盎说：“说吴国有盐铁之利，那是真的。要说吴国有什么豪杰，那就是个笑话。吴王真要得到了什么豪杰，这些豪杰就会劝谏他不要造反。吴国所招纳的都不过是些无赖子弟罢了。”

　　这时候，晁错在边上插了一句话。这句话将对他自己的命运影响甚远。

　　他说：“盎策之善。”

　　晁错这句话的真实分量在于：他不自觉地把自己给出卖了。

　　在袁盎到来之前，景帝一直在与晁错研究出兵镇压七国联军的事情。晁错提出来的建议是“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他想让景帝率军亲征，而自己留守后方。

　　这一建议极有可能是在克隆当年高祖刘邦与萧何之间的那场分工合作。在与东方各诸侯国，尤其是与项羽的西楚政权角逐中原期间，刘邦一直亲自率军处于最前线，萧何则坐镇关中，负责源源不断地为前线供应钱粮、兵源。汉帝国建立之后，刘邦推崇萧何为第一功臣。但问题的要害之处在于，景帝既非刘邦，晁错也不是萧何。刘邦一生戎马倥偬，个性刚柔并济，尤其善于驾驭部下，景帝的性格却懦弱而且易于冲动，更不善处理与臣僚们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周勃平定诸吕之乱后可以在文帝时代善终；而其子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却因为景帝的猜忌，而落得个狱中绝食而死的结局。至于晁错，更是远远不及萧何的威望与人缘，萧何可以在关中做到的事情，晁错多半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帝国官僚系统的对立面。一个在官僚系统里面缺乏威望，调动不了底下的官僚们的后勤大臣，能做好后勤么？

　　理论上晁错的建议并不靠谱，现实中景帝也极有可能会对晁老师将自己赶鸭子上轿推上前线极为不满。所以，袁盎到来之后提出的叛军不足惧的新见解，引起了景帝极大的兴趣。

　　当景帝询问具体的策略问题时，袁盎却搞起了神秘，要求景帝摒退左右，大有学晁错玩二人转的意思。景帝把其他人都打发出去，只留下晁错，袁盎却要求连晁错也不能在场，景帝于是又将晁错打发出去。这也许是自景帝登基两年多以来，晁错第一次没有参与这么重大的机密决策。所以，他当时的心情如何，也可想而知。

　　袁盎想要和景帝讲的悄悄话的确不能有晁错在场，因为他的“退敌之策”就是杀掉晁错。他说：“吴、楚两国之间互通书信，说高皇帝子弟各有封地，如今贼臣晁错擅自侵削诸侯，所以起兵向西，目的是诛杀晁错，恢复故地。如今之计，惟有诛杀晁错，赦免吴、楚等国，恢复其故地，才能平息战争。”

　　对于这一建议，景帝的态度，史称“于是上默然良久”。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景帝做出了决定：“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不管结局如何，我绝不会因为爱惜某个人而辜负天下。晁错最终的命运，在他离场后，迅速到来了。

　　景帝最后那句话意味深长。所谓“顾诚何如”，表明他其实对杀掉晁错能否让七国军队撤退，仍严重缺乏信心。袁盎本人也没有给景帝打下包票，他说：“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以我的愚钝，只能出这样的点子，还得皇上您自己拿主意。

　　尽管没有信心，景帝最终仍然同意了牺牲晁错。这只能说明，在此时此刻的景帝心里，晁错晁老师的“智囊”形象已经基本坍塌了。这个坍塌的临界点，则是晁错自己那句“盎策之善”。

　　问题很容易理解。在赞美袁盎的判断之前，晁错对形势的判断与袁盎南辕北辙。他和景帝一直觉得事态很严重，而且对朝中臣僚们极度缺乏信任。晁错用以说服景帝亲征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群臣不值得信任。晁错本人对袁盎的不以为然，也是景帝所熟知的。

　　所以，晁错对袁盎的突兀的认可，其实等同于对自己所有局势判断的否定。在前一刻钟，他还在和景帝担忧叛军实力强大，必须做皇帝亲征而自己留守这样的持久战的打算；在前一刻钟，他还在大谈特谈其他朝臣完全靠不住；在前一刻钟，他还在计划处治袁盎……这句突兀的赞同，彻底暴露出了晁错内心的不知所措。

　　当景帝意识到晁错晁老师已经没有控制局势的日趋恶化的能力时，他同意了袁盎的建议。

　　叛乱发生后一个月的某一天，长安城天高云阔。首都保安司令长官陈嘉敲开了御史大夫宅邸的大门，通知晁错去开最高政治局会议。

　　马车没有沿着熟悉的方向驰向皇宫，而是一溜烟地奔向了长安的东市。在那里，一名壮硕如牛的大汉，已经把锋利的板刀擦得锃亮。

　　景帝三年正月，御史大夫晁错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临死之前，晁错还身穿着华丽的朝服。

　　晁错被处死的程序耐人寻味。

　　一方面，在给晁错定罪的过程中，朝廷极力想要走完正当的程序。在景帝的授意下，丞相青翟、中尉陈嘉、廷尉张欧此前曾联名弹劾过晁错。弹劾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蛊惑皇帝，说什么把大军交给臣下率领是靠不住的，鼓动皇帝冒险亲征，而自己则避难就易选择留守；二是居然建议将临近吴国但还没有被叛军占据的一些领土赐予吴国。最后的量刑建议是：“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晁错处以腰斩，其家人不论少长，一律判处死刑。

　　景帝用刻刀在奏章上面刻了一个深深的“可”字。

　　另一方面，在对晁错执行判决的过程中，朝廷又完全不走程序。既没有将高层的判决结果正式向晁错公布，也没有以处理案犯的正常方式处决晁错，而是将他诓到刑场，让他做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冤死鬼。

　　这一切，自然都取决于景帝的态度。腰斩是多么残忍的酷刑(人被拦腰截断之后不会马上死去)，景帝不可能不知道。他即便需要杀掉晁错以塞叛军之口，凭着晁老师与自己多年的师生、君臣情谊，似乎也完全不必定刑为腰斩。更不必将晁错的家人老少全部株连。当然，景帝生性懦弱而缺乏决断，也许他会认为，对晁错的惩罚越狠，让叛军们退兵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很遗憾地说，这样的量刑，透露出了景帝性格中刻薄寡恩的一面。

　　——晁错并不是唯一冤死在景帝手中的大臣，许多年以后，那位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周亚夫，同样被他饿死在了监狱里。

　　当然，要说景帝对晁错毫无感情，似乎也不客观。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他以诓骗的方式，突袭式地腰斩晁错，也只好理解为他不想看到晁错被自己抛弃之后那绝望的表情。也许景帝会认为，让晁错稀里糊涂地死掉，要比清楚明白地死掉，不那么痛苦一些。

　　在晁错死后，景帝迅速把自己的倚重转移到了晁错的主要反对者窦婴和袁盎身上。在窦婴的举荐下，周亚夫披挂上阵。

　　从七国反叛到晁错腰斩，最后到叛乱平定，吴王刘濞身死国灭，前后不过一个来月的时间。这个短暂的时间段能够说明很多问题。《汉书》一再在与吴国相关的人物传记里强化吴王筹备造反已经很多年，如《枚乘传》里就提到，枚乘觉得吴王有反叛的意思，就长篇大论地去劝谏他，吴王不听，枚乘就离开了吴国；《邹阳传》里也提到了同样的情节。尽管吴王在起兵时声称积蓄数十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周亚夫不过坚壁不出一个多月，七国叛军就出现了粮草危机。连一、两个月的粮草都支撑不了，如何能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谋划多年？

　　自然，这也就反证了刘濞当日所受到的压力绝对不小。否则他就不会在花甲高龄，在准备极不充分的形势下贸然起兵，他在起兵之初的挥金如土，只能理解成一种孤注一掷。同样，这还能证明晁错在叛变发生之后，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实。而这种失实，一方面加深了景帝的惊慌失措，同时也使景帝对自己的信任迅速降温。最终，这一错误判断将晁错本人送上了腰斩的悲惨结局。

　　晁错的悲剧在于，他像所有睿智的政论家一样，看透了帝国政治未来的方向(削藩)，却没能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去达成这一目标。在削藩这个必须完成的命题上，晁错之前的贾谊和汉文帝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晁错之后的主父偃和汉武帝同样推崇“推恩令”。二者都获得了成功，而唯有晁错遭遇惨败，本人惨遭腰斩，帝国则承受了一场不必要的叛乱。

　　如果需要用一句话来为晁错的人生做一个总结，那么这句话最应该是：他选择了用一种错误的手段去达成一个正确的目的，最后，他失败了。他一直在磨刀石上兢兢业业，试图打磨出一把能够把敌人一刀两断的利刃，但结果，他发现自己错把刀背磨成了刀锋，最终自己割伤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