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精英穿越 鲤鱼乡:从社会思潮的发展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口党史论坛

从社会思潮的发展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朱志敏

    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第26到第27个年头。仅仅两年多时间，他由一名师范毕业生成长为崭露头角的社会活动家和具有初步理论知识，但却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历程对他个人一生以及对于后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本文将从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方面探讨这个课题。

    1918年的最后几个月，发生了两桩牵动国内社会舆论界的大事:一是国内南北政治势力停战议和，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围绕前者，一方面是南北政府彼此之间政治的、外交的、权力的勾心斗角，不必细说;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各界、各阶层人们力促和谈，期望结束纷争，实现统一民主的政治局面.一时间，和平讨论会、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和平

合进会等纷纷召开或成立①。这些会议或组织于呼吁和平之外，还倡行民主。如全国和平联合会宗旨中有“为真正民意机关”、“发表国民真正意见”，敦请和平会议“议定永久和平之计划，取武人政客所妄夺巧偷之国权而举以还之于国民’，②的内容;国民制宪倡导会的倡导者呼吁制定“国民有公同发表意思(见)之自由”的“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宪法，号召“拼力以夺争此完全之国民制宪权’，③。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这一争和平民主的举动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引发的更广范围的民主主义思想潮流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把欧战的结局看作是“公理战胜强权”，“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人很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获胜的协约国一方标榜民主;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厌恶军阀，要求实现“真正”民主的心理。因此，伴随“民主战胜”的欢呼之声，抨击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秘密外交，要求废督裁兵、国民参政的呼声大起。

    1918年末到1919年初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吸引了先前从事启蒙的知识分子:《新青年》5卷4号以前28期共载论说近百篇，直涉政治者不足10篇;5卷5号和5卷6号两期(1918年10-11月)11篇论说中竟有《欧战以后的政治》、《我们政治的生命》、《去兵》、《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4篇涉及政治，这里还未算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而陈独秀、李大钊更新创《每周评论》，开展对“国民仲裁”、“国民制宪”主张的批评;宣传“除二害”、“直接行动的国民大会”主张;报道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五四运动;介绍世界革命潮流、社会主义思想、新生俄国宪法和制度……显而易见，以国内南北议和与欧战结束为契机，陈独秀、李大钊等启蒙学者的关注点开始由文化思想的启蒙向政治改造的宣传转移，并且推动了社会范围的政治民主化思潮的蓬勃开展。这，正是青年毛泽东由“倡学为本”的启蒙意识转向从事运动的政治改造意识的社会背景。

    在长沙读书时的毛泽东受杨昌济所传湘儒传统文化和以英国自由主义学说为主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早期《新青年》启蒙宣传的影响，十分注重思想(心力)对社会政治改革的作用.他主张变革社会应抓大本大源。“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④这里的“倡学”有个人与社会两个对象:对于个人(指负改造社会大任者)，学为基础。无学者“基础不厚”，“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对于社会，学如根本，余“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至于“学”的内涵，则是哲学、伦理学所揭示的“宇宙之真理”。这个“倡学”意识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对社会改造的出发点与方向的思考:就社会说，希望“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此时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孰为改造之先的选择中倾向的是前者。

    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亦即欧战结束前后的半年多时间，毛泽东是在北京度过的。特别是他到北京后的第3个月，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找到了一份“登记到图书馆来看报的人们的名字”的工作。在这里，他不顾地位低下，语言不通，主动去接近“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和一些进步学生，和他们交换“关于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意见”。他同时设法旁听功课，参加哲学会、新闻学会等社团活动。在此他能够及时读到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新潮》、《国民》(后3种均创刊于1919年1月)等反映时潮的刊物。这为他直接感受时代思潮的变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后来回忆说:在那期间，他“对政治兴趣继长增高”、“思想也越加急进气“回到长沙的时候”，他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为积极”。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在时过17年后，反复忆述当年政治热情提高的情况，一方面表明他对这一思想转变印象深刻-一也就是说，他在到北京前虽也留意政治形势，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但关注更多的是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从对政治的兴趣增高到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是一个连贯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五四爱国运动唤起的突然冲动。其二，所谓“思想急进”，大抵是指他当时读到一些无政府主义小册子，

“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和对俄国“平民大革命”的“过激主义”抱有好感而言。但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坚持政治冷淡主义不同，他对政治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兴趣。

    诚然，青年毛泽东思想热点及行为取向的变化无疑与他早期既有的，被称作“动、斗的宇宙—人生观”和“通今的经验理性”等思想特征相关，这些主观因素且可说是促其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在毛泽东到北京以前，在社会上引人注目的舆论由文化启蒙向政治改造转移这一外部事实尚未发生之前，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并没有脱出前面分析过的求学寻理、倡学济世的范围。因此，只是在欧战结束到“五四”前后，毛泽东思维为主的内在追求才开始让位于政治为主的外部追求;文化为主的改造才开始让位于行动为主的改造。正是在这时，青年毛泽东从求知为主的人生阶段转变到迈进践行为主的人生阶段。在纷然杂陈的五四时代思想中，吸收多种流派的内容，形成驳杂而浮泛的观念，并一度形成广泛影响的，当推“平民主义”和“社会主义”。这里先说“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原是Democracy的翻译语，戊戌辛亥年间就有个别人采用这一译语。欧战结束以后，一方面民主之声大唱，促使一些学者重新探讨Democ-racy的涵义。探讨的结果，发现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使得不少人不赞成再用“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翻译Democracy，出现了“庶民主义”、“民本主义”、“平民主义”、“民治主义”多种意译，或干脆采用音译法。另一方面，俄、德等国革命的发生，西方各国劳工与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感到新的世界潮流已转到注重“平民”方面，由此，“劳工神圣”、“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互助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与下层民众相关的口号、观念流行的范围开始扩大。与此同时，戊戌、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学通俗化、普及教育等要求，亦由于上述原因显出发展的趋势，1918年末到1919年初相继出规了“平民文学”、“平民主义教育”的口号。此外，与上述认识相关，欧战结束前后，还出现了“平民生计社”一类组织，提出了“平民生计”(后发展为“平民经济”)口号。这样，一个吸收了以上各种观念或精神的、以Democracy译语形式出现的“平民主义”观念便产生了.这是一个十分庞杂、浮泛的观念，又是一个模糊的、不固定的概念.总体上说，它包括了诸如把“民主”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学的、教育的多种，即认为民主应体现在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以自由、平等、互助，以至“劳动”等为Democracy基本内容的认识;反抗强权压迫，寻求个人及下层民众，即工人、农民、妇女以至学生获得“解放”的认识;重视平民的地位、作用、身份、价值，以平民为社会的主人，为平等的标准和尺度的认识等等。

和其它多种新思潮一样，平民主义观念的发源地亦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是欧战结束前后较早和较多使用这个名词的人。他把对“平民主义”的理解与他对“劳工神圣”的提倡相联系。但如所周知，他的“劳工神圣”实际上相当于“士农工商劳动神圣”之意，也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劳工”—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平民”—所涵盖的阶层似更为广泛，因而他所谓的“平民主义”也似更接近于作为军国主义、武断主义对立物的“民主主义”的原意。李大钊在欧战结束前后相对于“民主”，有“平权主义”、`Democ-racyHracy“现代民主主义”、“平民政治”等提法;相对于“平民”则有“庶民”的提法。他的“庶民”、“平民”较多地带有下层民众之意;他的“民主”则带有下层民众反抗压迫和束缚，寻求“解放”的含义。

 毛泽东显然受到上述思想的启发，不过，他的认识在形式上取了蔡说(李大钊使用“平民主义”一词是在1920年以后)，在内容上吸收了李说，在精神上则贯穿着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主张.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道:“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注意的，不是“平民主义”本身具有哪些含义，也不是这个主义在教育、经济、文学各方面如何实行。因此，他既没有探讨Democracy理论的热情，也没有单纯宜传、实践平民教育、平民经济(合作主义)或创作平民文学的兴趣。在他眼里，平民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强权主义的对立物，是反强权的武器或工具。“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一为多”，“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⑥于此我们看到，此时毛泽东眼前呈现的是一个鲜明的理念与现实重叠的两极对立世界:一边是强权主义和强权者阶级，一边是平民主义和平民阶级。他自己毫不含糊地站在后者一边，向强权者抗争，为被压迫者呼喊。尽管他的反强权主张还仅仅局限于“无血革命”的范围，但重要的是，他此时的世界观和他在社会中位置与追求的目标和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前所述，“倡学”时期的毛泽东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价值对比中，选择的是后者，由注重思想、道德、理性的作用而推重“圣贤”，鄙夷“小人”。从对圣贤的仰望与追求转向对平民的关注，进而走入下层民众中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在毛泽东一生追求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它对于毛泽东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使毛泽东明确了后来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推翻压迫人民群众的各种强权势力，使民众获得翻身解放。同时，它也为毛泽东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这两点认识为他接受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平民主义把“民主”作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广泛解释的趋向，及将“民主”与“平民”即下层民众联系起来的倾向，对毛泽东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解释民主，以及他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特征时，把它等同于“民主”的思考逻辑，很可能就是这一影响的结果。

    第三，平民主义的消极方面一一大体表现为两点:其一，反权威、反秩序，要求一律平等(各阶级都“化”为平民)的倾向;其二，非知识、非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后来在社会生活方面倾向于“大众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对“文革”式大民主的提倡;多年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所谓“卑残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名言等等，似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根源。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战后世界范围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潮流的影响，也由于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先前小范围的、零散的、断续进行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一度变成普遍的、系统的、集中的传播，从而成为“新思潮的主旋律”⑥。其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此期间得到了较为准确、较为系统的介绍，赢得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信仰，催生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并由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革命运动两个方面逐渐开拓自己的道路。这一切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都格外地具有意义。

    首先，他在此前已经有着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倾向。如前所述，倡学时期的毛泽东视现实世界由“圣贤”和“小人”两部分人组成，他认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为小人设也”，如世无小人，这些“皆可废而不用”;君子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亦即要使所有小人都成为圣贤君子。“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

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这便是孔子之大同理想世界⑦。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对他自己来说并非是非理性的:从以倡学、改造天下人心为本源，到圣贤救世主义或精神个人主义，再到天下皆为圣贤，完成天下人心的改造，亦即完成社会人生的改造，实际上构成了虽为粗糙，但却较为完整的改革社会政治的认识逻辑。这个逻辑中包含有对“内圣外王”传统价值观的认同，也有对个性解放的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体现了近代以来数代爱国志士救亡改革的普遍心态，也体现了五四时代启蒙知识分子“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间题”的思维范式。虽然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时他对大同世界有过否定。但就在这以后不久，他接触到了倡导勤工俭学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在他到北京之后，又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更主要的是欧战结束前后，先有李大钊、彭一湖、罗家伦、黄日葵等预测战后的社会主义趋势(lsls年7月至lsls年初);接着，无政府主义者重整旗鼓，创办《进化》杂志，以促进“社会主义”实现而自任(1919年1月)... ...各种“社会主义”传播如滚滚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这便使得理性上否定了大同世界有实现可能性的毛泽东重新投入追求大同理想的激情之中:“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探索扫除一切强权的平民世界;重温“新村”之梦并进一步细致描绘未竞蓝图;热衷工读互助实践……

    表面上看，毛泽东对每一种“社会主义”观念发生兴趣，身后都有社会思潮中同类观念传播的背景。从这个角度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社会思想影响的结果。而从深层的心理结构方面考虑，他的倾向社会主义乃是反映了他在保持或继承某种传统的价值衡定方式上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致性。这种价值衡定方式的基本框架是以归趋集体利益为取向，以符合伦理道德为准则。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受到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在表层意识上已经摒弃了纲常礼法的道德观，但一方面这种意识的转变伴随着挽救危亡、振兴民族的心理。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取法乎上”的愿望和自道德理性出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优虑，以及对于民主、自由、平等概念的表面化、理想化的理解，决定了他们价值衡定方式的框架依旧是以归趋集体利益为取向，以符合伦理道德为准则。所不同的仅仅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代替了皇帝的国家、社会，成为新的价值取向的目标;自由、平等、互助、劳动等代替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新的伦理道德理想。此外还有一层:民初至五四期间由于袁世凯专制引起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失望和厌恶，因之将目光转向“社会”，伴随或导致了人们对社会革命代替政治革命成为新的世界潮流理解的认同，从而使社会主义既符合集体主义、道德主义的价值选择，也符合追随世界潮流，“取法乎上”的功利要求。这是五四

知识分子一度普遍倾向社会主义的原因，也是青年毛泽东从“否定”大同世界的现实性转而又追求大同理想的原因。

其次，青年毛泽东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很早便具有寻求理念上合理性解释和现实方面合理性改造的双重特征。如他的“本源”思想:“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倡学”者，既是指倡导认识学理的价值及其内容，也意味倡导普及学理(哲学)。通过学理的改造和普及，改造国人的思想、道德，从而改造整个国家的面貌。这实际是一条通向合理改造现实的路径，属于行的范畴。“宇宙之真理”者，可以理解为符合客观世界之真善美追求的认识，亦即是对合理的思想与道德的正确解释(哲学、伦理学)。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它。它又因不同时代对真善美的迫求不同而可以改变，因之可以被“改造”。这是属于知的范畴.在毛泽东的意识中，对这一真理的掌握，乃是倡学的目的，又是改造现实社会的必需和前提.

    读书时期的毛泽东“自揣固未尝立志”，亦即尚未掌握“宇宙之真理”。这样，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普遍流行便为他提供了探索真理的新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期探索的内容与方式上有所变化:内容上，以往偏重“思想”、“道德”，现在偏重社会与政治的改造方法与模式;方式上，以往偏重书本上的“理念说明”，现在则是实践探索和理念求知交流并行。偏重实际社会政治改造的倾向并未排斥对思想、道德的考虑，这使他更愿意接受“反强权”、“平等”、“民众解放”、“互助”、“无血革命”、“平民自治”、“社会主义”等观念。实践探索和理论求知并行则使他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上更发生工具理性的觉悟，从而开始扬弃原有理想中的空想成份，转向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在理念说明和现实改造两方面都能满足他本人对“大本大源”追求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①《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6-1920年)，中华书局1987  年9月版，第306-313页。

②《和平联合会之成立会》，《民国日报》1918年12月25  日。

③《有发起国民制宪会倡导会者》，《晨报》1918年12月28 日。

④《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年 7月版，第84页。1917年8月23日。

⑤《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 338一339页

⑥皮明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 社1991年4月版。

⑦本文参阅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日刊》、《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

          北京党史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