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圈 电影下载:顾禄对清代江南民俗的记述与研究———《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述评

顾禄对清代江南民俗的记述与研究———《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述评

黄锡之

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自署茶蘑山人,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著述宏丰,尤为人们推重的是《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清嘉禄》和《桐桥倚棹录》虽然着眼于苏州的风土人情,但涉及整个江南地区。民俗有很强的地域性,最能代表一个区域的地方文化。历史上往往把那些具有相同或相近民俗的区域看成是一个文化区。人们很早就发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同俗并土”[1],而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2]。顾禄在《清嘉录》例言中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次及辇下,若他省别府,偶一援之,以证异同而已”。顾颉刚说:“顾铁卿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3]。来新夏曾点校此书,他在前言中说:“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此类著述或随笔札录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记述城坊建置,或发之于吟讠永;或以之为导游。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为最。”

《桐桥倚棹录》如今能见到的是顾颉刚的藏本,其题识称由于他“携以入京,得朋辈之揄扬,名遂大著”,“此书最佳部分为市廛、工作、园圃诸部,足见当时苏州商业手工业及园艺业之情况,以前修志者所未措意者也。”俞平伯题识称该书“多有关人民生计,堪补志乘所未详”,并有诗:“茶蘑山人《倚棹》编,阊西风物庶其全。争教人不鸥波想,待续吴舟令话雨缘”。谢国桢也作了赞语。吴世昌指出该书贵在能“间亦追溯史迹,隐寓感慨,其知人论事,亦另有卓识,固不仅以近人所有着意之手工业品为他书所未详而见重于世也。”

《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受前辈学者如此关注,自然饶有价值,然问世之初,皆历经坎坷,这与当时社会背景和作者的生平际遇有关。有关其生平事迹,至今仅见于其友韦光黻《闻见阐幽录》中之简略追述:“顾铁卿禄,吴附生,持才华,纵情声色。聚妾居山塘之抱绿渔庄,刻《清嘉录》、《倚棹录》,外洋日本国重锓其版,称为才子,为友人陈某诱致邪僻。事连,同系于官。陈某逸去,禄旋以疾卒。《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如曹、顾两君,皆可深惜者。”

顾禄忙于著书之时,正是太平天国、小刀会风起云涌之际,其家乡苏州也不能免。清军退出苏州时举火焚毁,昔日繁盛之区的十里山塘化为焦土。顾禄所居住之抱绿渔庄也荡然无存。其所著《清嘉录》已无法见到原刻本,幸有日本翻刻本传世。当时中日通商,商品中附有书籍。《清嘉录》作为《颐素堂诗钞》之附书,一并流入日本,翻刻本刻成于1837年,受到学者朝川鼎的推崇[4],视为方志邑乘之重要补充。嗣后,又有日本复刻本。其后又有其它丛书辑入与转刻。至今已有多种排印本、校订本问世。《桐桥倚棹录》初刻于清道光二十年(1842)二月,清末民初此书一度销声匿迹。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即将举家北迁,来薰阁书友觅得此书,赠送给顾先生。1980年5月,《桐桥倚棹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王是华标点并作简注。

江南民俗发展至清代,内容已十分丰富,《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中有极生动而精彩的记载。

1 节日活动　节日活动最能体现民俗喜庆活动中的风采,书中以守岁拜年和喜庆灯节为代表,体现出当时当地民情风俗的文化传统,还追叙了这些风俗的源流和演变。

以家庭为单位的团聚莫过于节日气氛极为浓重的除夕守岁和拜贺新年。《清嘉录》称其时,“家人围炉围坐,小儿嬉戏,通夕不眠,谓之守岁”,并引周处《风土记》、周密《武林旧事》和吴自牧《梦粱录》记述此事,江南地区莫不如此。又如据清人范祖述著《杭俗遗风》载:“除夕之夜,金吾不禁,城厢内外,山上山下,各寺院庙宇,均有人往点岁烛,大者数十百个,通宵热闹”。除夕过后的正月初一,“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5],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拜年,被人们看作很隆重的礼俗。《清嘉录》还记载了“投帖”礼仪,投帖之风自古已有,至宋代,拜访者始采用名帖相投贺,宋人周火军《清波杂志》载:“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明代持名刺代往的风气更盛,江南名士文征明有《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陆容《菽园杂记》也有相同记载。至清代,仍有此例,《清嘉录》谓之“飞帖”。又据褚人穫又《坚瓠集》载,康熙年间,这类贺年片用的是红纸,放在“拜盒”内以给对方表示庄重。

灯节也是江南地区聚集的重要节日。据《清嘉录》卷一记载:“自腊后春前……至十八日始歇,谓之灯市”,顾禄将灯形分为人物、花果、百族、奇巧诸类分别叙述,在它们的取名和描绘上颇化功夫。江南民间过元宵以“闹灯”为重头戏,该习俗由来已久,唐宋时期,此俗已很流行。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移至江南,元代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等棉纺手工业迅速发展,灯的制作有了长足进步,江南地区渐成全国制灯的中心,在明清时期,灯彩的灯品和造型发展更引人注目。

2 祈福禁忌　江南民俗中许多节日与祈福避祸有关,重阳节登高便是其中一例。考重阳风俗,由来已久,三国魏曹丕《与钟繇书》及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称因求寿有此节。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将重阳节的起因归结于避邪。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此外还有《玉烛宝典》的庆丰之说。事实上避邪消灾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避免或消除邪恶对个体生命的灾害,所以求寿说与避邪说本质上并不相悖。由于江南地势较低,天气潮湿,《荆楚岁时记》云:“重阳日常有疏风冷雨。”顾禄在书中称之为“秋风盲雨”。重阳登高在清代已成为江南重要的地方性习俗。实际上由于季节的变换,易使人们身体不适。重阳登高避灾,是人们应对这种季节特点的曲折反映,至于伴随而来的饮菊花酒、茱萸酒、尝重阳糕更是增添了节日浓郁的色彩。

禁忌是从约束自己的言行来避免触犯鬼神,免受其祸,许多是由传说故事所衍生的。江南地区作为一个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十分盛行的地方,这类禁忌祭祀活动自然很多。《清嘉录》卷六《谢灶》条说:“初四、十四、二十四,比户祀司灶,谓之‘谢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清醮’。”这是江南岁末的一条重要习俗,灶神在汉代以前曾与火神混和为一。顾颉刚在他的笔记中特意对《清嘉录》所载灶君此条作了考证[6]。

3 饮食习俗　民以食为天,饮食习俗一向受到重视,节日喜庆如不辅之美味佳肴,便似乎失去了欢乐浓重的气氛。顾禄所记录的饮食习俗反映了有关饮食学、烹饪学的知识,两书记载各有所侧重。《桐桥倚棹录》中着重叙述了各类菜肴,在“酒楼”一节中记述满汉大菜及汤炒小吃多达147种,点心也有26道之多,并且详载其名称,其中一些今已失传。《清嘉录》内则着重叙述特色饮食点心,尤其对它们的称谓来历、制作方法及民间喜爱程度作了详尽的载述和考订。如在卷三青团、焐熟藕条目内,顾禄记述“市上卖青团、焐熟藕,为后人清明祀先之品”,他又按引卢熊《苏州府志》“寒食祭先,以稠锡、冷粉团。”并引吕希哲《岁时杂记》谓:“两浙民俗语,以养火蚕,故于此日禁火。”今俗用青团、红藕,皆可冷食,犹循禁火遗风。说明江南地区在清明流行寒食习俗,至清代,已是“青团,乡人捣爵麦汁搜粉为之”[7]。至今,江南地区又改用麦苗叶取汁,经石灰点化澄清后调糯米粉蒸成的团子,再放入豆粉等馅心,青团子色清而味香,是清明期间常备的食品。

4 民间工艺　江南地区民间工艺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观赏性,自古享有盛誉。二书中均有详载,比比皆是。如《桐桥倚棹录》卷十二载:“苏州虎丘山塘流行从上海嘉定转涉的竹刻,名曰‘翻黄’。”自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竹刻艺术在江南一带达到了鼎盛,嘉定派创始人朱松邻与其子孙,相继传承祖业,誉称“嘉定三朱”。故《柳南随笔》云:“嘉定竹刻,为他处所无,始于明朱鹤(即朱松邻)三世操其业”,风格绰约多姿的竹刻至今犹存。最令人叫绝的是“塑真”,同卷内载其“技法俗称‘捏相’,……今虎丘习此艺者不止一家,而山门内项春江称能手,虎丘处有一处泥土最滋润,俗称‘滋泥’。凡为上细泥人,大小绢人塑头,必此处之泥,谓之‘虎丘头’,塑真尤必用此泥。”如此的泥塑可至惟妙惟肖地步。游人从虎丘归来常选购带回玩赏。

其它民间工艺品在《倚棹录》中也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如《红楼梦》中还记载薛蟠特意从虎丘带走诸多土仪,如“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头的小小子”、“沙子灯”,而在当时,这些都是常见的流行物品。除此之外,记述的还有葵扇、牙筹、绢人、绒花等工艺品,有些流传至今,造型美观,人见人爱,无不透出江南地区特有的乡土气息。

5 节气农时　江南地区一年蚕至少早晚二熟,养蚕成为民间重要的副业,《清嘉录》内也有许多条目载及,如:“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三四月为蚕月,红纸粘门,不相往来”,“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笼采叶,至村中茧煮,分箔缫丝,历一月,而后弛诸禁”[8]。这因当时为江南养蚕季节,蚕的体质十分娇嫩,很容易被感染病菌,此时仅允许蚕娘出入,而禁忌外人进入蚕室。书中卷四还提到了“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通夜操作”,生动地反映了蚕娘抓紧农时、辛勤劳作的情景。

至于其它“起荡渔”、“炸蟹”等则叙述水产养殖。顾禄指出,江南地区常称鱼池为渔荡,而且荡面种植菱、芡,为鱼所喜而聚也。这类水生植物常见于江南,其果实滋味美,其根须鱼喜食,一举二得。《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记述清代江南的民俗风情,保存了不少可贵史料,对当前旅游开发和文化交流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与旅游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在《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中有清晰的反映。从旅游资源分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前者如书中所记载的“灯市”、“放烟火”、“划龙船”、“打灯谜”、“春台戏”、“放断鹞”等,后者如所记载的“元墓看梅花”、“消夏湾看荷花”、“石湖串月”、“阳山看日出”、“谷雨三朝看特丹”等等,这些旅游活动都是自古相沿成习,与民间神话传说、民间娱乐或工艺品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再从二者结合方式的侧重点来看,有的以旅游为主结合民俗;有的以民俗为主结合旅游。

《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记述的神话传说、宗教祭祀、风俗习惯、民间娱乐,可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至今许多正在实行或即将推出的旅游项目,可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如顾颉刚生前曾关注过虎丘灯船,其时灯船“四窗八拓,放乎中流,往而复回,篙橹相应,谓之水辔头,日哺络绎于治芳浜中”[9]。他在注引《桐桥倚棹录》“郡城灯船”条后写道:“此与广州之紫洞艇相似,特不如紫洞艇之巨耳,闻自广州来人言,紫洞艇已不存,盖与苏州花船同其命运焉”。所以恢复其景观,能成为江南地区的旅游产品。此外,对饮食文化、民间工艺等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有类似记载,亦可借鉴而推陈出新。

由于顾禄荟萃群书,广引史料,开卷读之,如展眼前。读者能从中领略其文化交流价值:首先,《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记述风土人情,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因而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重视,如日本学者朝川鼎说:“古有采诗之政,以观民风;今无其政,又无其诗。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风俗而移易之,然而,纪其土风,以备采择,亦古人贡诗之意也。顾君,诗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于土俗时趋,推其来由,寻其沿袭,慎而不漏,恢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然后,土风可以观,民情可以知矣!”[10]

其次,作为地方史书,记事详尽周备。顾禄在著书之时,博采群书,并不单纯记录民俗之事,如在卷九重阳信条内作者引了农谚和李福《重阳日风雨》诗后,又案《荆楚岁时记》和马大壮的《天都纪载》,并考证“吴人谓‘有风’、‘无雨’,当是‘西逢’、‘戊遇’之误”。所以如果把《清嘉录》视为“岁时记”一类的书,那么它比之《荆楚岁时记》、《帝京岁时纪胜》、《秦中岁时记》等,自又有独到之处,它把蔡云的《吴俞欠百绝》全部收入,作为有关日月之纲,而逐日叙下,所涉内容又比《吴俞欠百绝》更为深广。更为可贵的是,顾禄当时所引之书,其中不少今已亡佚,从中可知不少作者名和书名。顾禄注引古籍达百余种,这些史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史著,如《史记》、《汉书》、《国语》、《三国典略》、《唐逸史》等;诸子百家之书,如《庄子》、《礼记》等;辞赋诗文,如《全唐诗话》、《吴中竹枝词》等;地理方志,如《菽园杂记》、《宛署杂记》、《百城烟水》等;小说,如《搜神记》;医学著作,如《千金月令》、《本草纲目》等;佛经,如《道经》;天文月历,如《农家谚》。可见《清嘉录》在保存史料方面有着极重要的价值。《桐桥倚棹录》在各条目内也旁征博引,注引古籍达50余种,顾禄在该书《凡例》中自叙“是书皆躬自采访,山前山后,雨风无间,或孥舟访古,或载笔讨今,抑且询诸父老,证以前闻,始采入集。若谬误相沿,即久在人口,不敢据为臆断。”写作中谨严粟密,不务矜夸,值得称道。

当然,二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古人杂著,征引各书,往往不甚严格,此二书也是如此,往往有删节,或径自前后加以连接,或过于简化,易与他书混淆。至于其时江南信神媚鬼,锢蔽甚深,顾禄著述中多有迷信内容,这是时代局限,不能苛求古人。

注释：

[1]《越绝书》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2](汉)赵晔:《吴越春秋》卷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3]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4](日)朝川鼎:《吴趋风土录》序言,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一,第六帙。

[5]顾禄:《清嘉录》卷一

[6]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第139—142页

[7][8][9]顾禄:《清嘉录》卷三、四、六。

[10]朝川鼎:《吴趋风土录》序言,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一,第六帙。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