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吴哥窟帝释天的四面人像照片）
上图1
巴戎寺 （巴戎寺位于吴哥王城的中央，原名“耶输特拉芝里”，意即“耶输跋摩山”，象征着宇宙的中心。远巴戎寺犹如一座拔地而起的山，49座佛塔如同山峰连绵耸立，中间一座即是顶峰，其余48座如众星捧月般全部簇拥在它的周围。巴戎寺中最值得看的是四面佛。四面佛，顾名思义就是四个方向均有佛像，东南西北对应着喜乐哀怒。49座佛塔顶都刻有巨大的四面佛，据说佛像以当时国王脸部为基础雕刻的，那四面佛就是被后人尊称的“高棉的微笑”。）
我在前面用“中埃”两国文献文物比较研究了埃及出土的，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纪念“黃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黄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通过对这三件埃及出土的著名历史文物的研究和考证，使我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这就是，这三件历史文物，既是埃及的历史文物，同时，它也是中国的历史文物。因为当时的“黃帝”，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他也是埃及人民的伟大领袖，并且还是上古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当时“黃帝”的国都、帝陵是建在埃及的，而不是建在现在中国的。这也就是说，埃及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中国人的祖先是非洲黑人，中国的文化核心主体是从埃及发源和迁徙过来的！
由于黄帝“三歩曲”，这一系统的伟大的前无古人的考古“工程”的胜利完成，这就使我们忽然发现了，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中国历史文献——《山海经》、《尚书》、《诗经》、《列子》、《海内十洲记》、《史记》、《淮南子》等眀确记载的，纪念“炎黃”、蚩尤、雷祖、苍颉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中国历史文物，原来都在埃及，而不在现在中国。这就出人意料的，由赵自强一个人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微薄财力，胜利的完成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十年联合攻关，却未能完成的“中华文化探源工和”和“寻找黄帝工程”。
当中国上古历史艰难曲折的走过了2500年之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然而，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对于这个问题，就中国而言，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无能，在军事上弱小，在经济上困难，被诸侯们嘲笑、凌辱、抛弃的时代，也是中国被动挨打，四分五裂的时代。而就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在世界上的“宗祖国”和“共祖”的地位名存实亡了，中国只剩下一个空虚的美名。
过去，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中国文化本土赶源说”的谬论，这就使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直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都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战争，“诸子百家，百家争鸣”，那都是中国人在中国进行的学术争论。其实，不然。
因为秦献公在公元前384年，发动的东征战争，史称：“秦公东征”。而秦公东征的出发点是从埃及开始的，他把原本建国于西亚、中亚和东亚一带的诸侯国打得屁滾尿流，落荒东逃。秦献公经过十二年东征，既从公元前384年至前373年，把众多诸侯国赶入了现在的中国。由于战争的遭遇性和突发性很难预料，一些慌不择路的诸侯们，为了确保性命，有时就不得不把祖传的国宝也弃之不顾。象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巨人像，黄金面罩、青铜面罩、黄金权仗、太阳轮、扶桑树、象牙、青铜凤凰等等。还有在陕西发现的一处处的窟藏青铜器，那无疑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建国于西亚东亚－带的诸侯，在东逃时留下来的遗物！
请朋友们想－想，在这种特殊的大历史背景下，诸侯们为了发展壮大自己，不被别人消灭，他就不得不争夺和重金聘请人才，礼贤下士，封官拜将，发奋图强。这就使得一些获得了人才资源的诸侯国，迅速的强大了起来；而另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就被迅速的吞并或消灭了。从此，强大的诸侯们互相侵伐，称王称霸。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不仅促进了诸侯国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诸侯国科学和文化的兴起。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群星灿烂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温床和条件；同时，这也给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才子佳人”有了一个充分发挥才华的机会。因为如此，中国和世界各地才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思想和学术革命运动！
然而，就在这个时代，世界上流传着一种“黄帝四面”的奇怪说法。这就使人怀疑了，难道黄帝是一个长着四张面孔的怪人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说法呢？因为当时很多诸侯国的学者没有能力和条件到埃及、印度、柬埔寨和中国去参观，也就没有见过这种文物的模样。因此少见多怪的学者们不敢相信；甚至有人为此发生争执。这个看是奇怪的问题，一时竟把孔子的高徒子贡也难住了。于是子贡就去求教孔子。这段著名的对话就记载于《尸子》一书中。
据《太平御览》卷79引《尸子》云：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
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1）。
然而，这种解释究竟对不对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我国不少历史学家也对它进行了研究。但也不知孔子的解释是否正确！其中，著名的神话学家袁珂先生研究了这段史料之后，批评孔子说：这是把“神话”当作了历史解释。这样一来，中国的神话系统，也就被古代的历史学家搞乱了，很多神话也就这样变成了历史。
其实，长期以来神话学家也弄不明白，他们对文献的理解是否正确。因为他们找不到《神话学》的任何理论依据，只能凭借一种毫无根基的，对上古历史无知的猜测去臆断文献记载的事物，并把它当作古人猜想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去看待。现在很多学者已经发现《神话学》有问题。如张光直在《中国创世神话之分析与古史研究》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认为过去所有对于神话研究之“基本上的错误”为“片面性
的解释”……甚至有人觉得，过去五十年内对神话的研究是完全的浪
费，今日的情况与五十年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一片混沌，因为所
有的学说仅仅把“神话学退化为无聊时的消遣或是一种粗疏的推论”
（2）。
、
请朋友们看一看，再请朋友们想一想，能说这话不正确吗？事实上，学者们对《神话学》的这种认识，无疑是中肯的客观的正确的！因为它击中和揭露了这一伪科学的本质。
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确凿存在的文物来证明《神话学》的荒谬。因此，也就不敢彻底批判和否定这种彻头彻尾的假货。尤其是这种伪科学与“伟人”的错误纠缠在一起，这就使人们更不敢轻率的品头论足了。
我们看到，百年前的马克思等学术“伟人”，在西方工业革命初期，曾用错误的“神话论”，批判了更加错误的“宗教神学”。应当说，马克思的“神话论”，比起他批判的“宗教神学”，显然更理智更合符情理和逻辑。所以“神话论”就被当时的学术界认可了。然而，后人却无知的把它当做“终极科学”和“最后真理”继承了下来。就这样，“伟人”的一个未经证明的猜想，就变成了社会科学中一个无须验证的颠朴不破的“客观真理”被肯定了下来。
从此之后，学者们就把那些一时找不到物证证明的，上古真实的历史统统说成了“神话”。这种从西方“拿来”的凭空猜想的伪科学，由于有马克思的伟大威望做支撑，就被学者们当成了“科学”，编成教课书，在高等学府堂而皇之的教授学生，欺骗子孙后代，泛滥成灾！
我们看到学者们根据这一伪科学，竟把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说成了“神话”：如黄帝、炎帝、蚩尤、雷祖、颛顼、喾、尧、舜、禹统统都被说成“神话”人物。甚至中国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和北大教授，也退到“神话”的歧途上去寻找历史学的研究出路！就这样，真实的中国上古历史就被神话学家和疑古學家，当成了虚无漂渺的“神话”怀疑和推倒了！
而造成这种错误思潮的根源，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那主要是我们继承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结果。因为2100年前，司马迁凭借自己的智慧，在《史记》中用单方面的文献证据，加主观臆断，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文化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谬论。而司马迁的错误思想，影响了他以后的历代学者。但客观的说来，司马迁的错误，是当时历史和科学条件双重局限造成的结果。
可是，司馬迁以后的历代学者都跟着认为：《史记》是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因此，学者们不加分辨的把这一文化遗产，原封不同的统统接收了下来，从没有人怀疑过，“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是主观谬误。就这样，历代史家就在《史记》的错误中兜圈子。而我们却比古人更糟，由于解决不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就在“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和“神话学”，这两种错误中徘徊不前。
现在，我们到了重新审视《史记》，并把中国历史文献和“外国”历史文物结合起来，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起源问题的时候。我们通过将中外文献文物结合起来进行重新研究，结果却发现，司马迁的《史记》对错参半，司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是完全错误的谬论。
由于以前没有人验证过“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对错，也不相信“黃帝四面”真象孔子说的那样是：“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即黃帝遣四帝统治世界的意思。而这一历史含意，我们恰恰又从另外三本古籍中，看到与《尸子》相似的说法。如《淮南子》、《管子》和《孙子》记载的内容都和孔子的意思一致，但内容似乎比孔子说的更清楚、更详细些！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些文献。
据《淮南子·天文训》云：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
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
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
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
宫，其日戊巳。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
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
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3）。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这则史料是古人写天上星象的。而没有想到，古人是用天上的星座来比喻人间真实的历史事实。黃帝把世界分作五个方位：东方交给大皞管理，这个地方即指今天的中国到美洲一带，因这些地方都比较温暖，故用“木”和“春”来表示。南方交给炎帝管理，这个地方即指今天的埃及和西亚一带；因这些地方都比较炎热，故用“夏”来表示。北方托给颛顼管理，这个地方即指今天地中海至欧洲一带。因这些地方相对都比较严寒，故用“冬”来表示。西方让少昊管理，这个地方指今天利比亚至西非一带。因这些地方也比较热，故用“秋”来表示。如我们说的“秋老虎”，就是一种很炎热的天气。黄帝建都非洲“中央”的埃塞俄比亚（昆仑山）“治”理世界各地。从这些记载来看，《淮南子》和孔子的说法基本上是吻合的。但这一记载，显然比《尸子》记载得更清楚，比喻得更恰当些。
当我们研究了《淮南子》记载的黄帝用“四帝”管理世界各地的历史事实之后，我们又从更早的历史文献《管子》和《孙子》中也看到了相同的记載。尤其是《孙子》中还有“四面”一词。
据《管子》云：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奢龙而辨
乎东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封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
方。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4）。
这段史料说明了黄帝充分的发挥了蚩尤、奢龙、太常、祝融、大封、后土，这六位大臣管理世界各国的聪明才智。所以，黄帝才能对世界各地的天时地利、风土人情有所了解。有了这些“封疆大吏”为黄帝提供治理天下的科学依据，这才是黄帝“聪明之至”的真正原因！
我们还从《孙子·佚篇》中看到“四面”一词，但意义和《尸子》所载相异。文献云：
南伐赤帝，至于口口；东伐青帝，至于襄平；北伐黑帝，至于武
隧；西伐白帝，至于武刚。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
（5）。
我们看到，《孙子》中的这段史料，不仅记载了黃帝四面征战，消灭四帝；而且还记载了“天下四面归之”的情况。大概这段史料是记载黄帝战胜蚩尤之后，统一世界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相当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时发生的战争。因此，它反映了黄帝用武力统一世界，“四面归之”的真实历史。
我们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淮南子》、《管子》、《孙子》的说法，和孔子对“黄帝四面”的解释，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比孔子的解释更详细、更明确。由于记载“黄帝四面”的史料不多，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通论》一书中只提到了《尸子》一例。因而，曲辰先生在《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一书中就说：袁珂关于黄帝四面的说法，“找不到一点依据”（6）。显然，这种孤陋寡闻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黄帝四面”的史料，在我们最熟悉的《吕氏春秋·本味》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文献说：
有孤而自持，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
故黄帝立四面，舜得伯阳，读耳然后成，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7）。
《经法·十六经·立命》又云：
昔者黄帝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付一心，四达自中，
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8）。
从这些史料来看，我国文献中关于“黄帝四面”的记载，确实不止《尸子》一例，这一点现在用不着再怀疑了。但“黃帝立四面”和“黄帝……方四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怎样理解才正确呢？而明白这一点，对我们发现历史真相十分重要。据世界各地的有关“黄帝四面”的文物来看，其实，这两段史料就是指古代古埃及、古印度、古柬埔塞和古中国竖立的纪念黃帝的圣像。因为，它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刻的四方形的连体塑像，或铸造在青铜鼎上的人像，它在四个方面各有一幅面孔，并各有口耳眼鼻嘴。
其次，关于这一事实，我们还从《汉书·古今表》中看到相关记载，文献云：
黄帝妃方雷氏，生玄嚣，为青阳。妃累祖，生昌意。妃彤鱼氏，
生夷鼓，妃嫫母，生苍林（9）。
从这段史料来看，黃帝这四个妃子，当是四个不同的诸侯国的公主。而这里的“方雷氏”，很可能就是居住于“四面方相”之地而得名。这就是说，她可能是一位居住于古印度，或古東埔寨一帶的公主。而这里的“雷”，即“雷公”、“雷母”的“雷”，即指叫声如雷的“巨人”。而世界上有这种巨石人像的地方，即今印度和東埔寨的历史文物中有这种实物可以佐证。
《云笈七鉴》卷一百辑《轩辕本纪》又云﹕
（黄）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令次
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10）。
这段文献是说：黃帝周游世界来到了东边的古印度或古柬埔寨一带，嫘祖病故于途中，黄帝祭祀她，称她为祖神。并命次妃嫫母，在当地设祭治丧，以表怀念。所以称“嫫母为方相氏”。
《周礼·夏官》又云：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
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比容一，入圹，以戈击四隅，驱
方良（11）。
随着时代的变迁，周人概念中的“方相氏”，与黄帝时代的“方相氏”的意义，面目全非。周人认为：方相氏的职能是：蒙着熊皮，戴着黄金制成的四目面具，身穿黑衣红裤，持戈举盾，负责率领所属吏隶驱逐凶恶，入室搜索并驱赶疫鬼。大丧时，行进于灵柩之前。到墓地入葬时，用戈击刺墓穴的四角，以驱除妖魔。
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们连年奋战，疆域封闭，交通敝塞，来往不便，信息难通。故一些不明真相的诸侯国人认为：“黃帝四面”不可信，“方相氏”是驱鬼的职业。当历史走到了今天，由于《神话学》的引入，这就使我们更不明白“黃帝四面”的历史意义了，所以我国历史学家都把“黃帝四面”作神话解释。而不知道，这正是古中国、古印度、古柬埔寨一带的古人用巨石雕凿的，或用青铜铸造的“菩萨”——“梵天”、“帝释天”、“轩辕”的四方人像。
因为，黃帝名字叫：“轩辕”。而我们从中国汉语这一“活化石”上很容易知道，“轩辕”正是古印度、古柬埔寨人所称的“梵天”和“帝释天”的音训，或标准的音译。所以，“轩辕”、“梵天”、“帝释天” ，正是上古世界上三个不同国家，对同一位古帝的三种不同的异称。
再说，佛教中的“菩”是“古”的音训，“萨”是“石”的同音假字。所以“菩萨”即“古石”的訓詁，也就是指古人用巨石雕凿的佛像。因它是“四方形”的，并且四方各有一张面孔。所以，《经法》称古人“前参后参，左参右参”，即佛教徒围着“四面菩萨”圣像跪着祭拜；“践立履参”，就是站起来再次祭拜。但是，佛教徒为什么对黃帝要如此的崇敬呢？因为，“黃帝是”上古“天下”人的共同祖“宗”，所以，黃帝受到了古人的共同崇拜！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继续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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