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既能说又能看打一字:贵州：古夜郎的发源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3:51:17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新华网 点击数： 456 更新时间：2009-2-3
夜郎,一片自然造化的仙境,一段流光溢彩的时光,人杰地灵,山高水长。多少迷惘惆怅,多少豪情飞扬,多少兴亡盛衰,多少燃烧的梦想,多少气壮山河的故事,在峰峰壑壑中回荡……
谁是夜郎的主人?或者说,夜郎主体的族属是什么?在对夜郎之谜的探索中,这是研究者最棘手又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
1957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先生在贵州兴义市顶效镇绿荫村,发现了一种奇异的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的化石。后来,这种生活在距今两亿五千万至两亿年前的动物,被命名为“贵州龙”。也许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巧合,贵州考古发现证明,这块土地不仅是“贵州龙”的故乡,而且还是以“龙的传人”自居的华夏民族始祖的发祥地之一。
说到华夏民族的始祖,一般人往往首先想到北京猿人;而对与北京猿人洞穴遗址第一、二、三层年代大致相同的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则一无所知。我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因1929年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而闻名于世的裴文中先生明确指出:观音洞文化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这一遗址向人们透露的信息是,早在24万年前,贵州大地上便已经有远古人类在繁衍生息了。目前在贵州境内已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表现出了清晰的进化脉络:这里有晚期直立人“桐梓人”;有早期智人“水城人”、“大洞人”———值得一提的是,距今20万至5万年前的大洞遗址,是我国旧石器中期的典型遗址,在1993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该遗址名列榜首;晚期智人则有“兴义人”、“穿洞人”和“桃花洞人”等为代表,其中的“穿洞人”遗址,由于令人信服地提供了5万至1万年前的人类生活的证据,而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这些史前遗址的发现,已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前不久,中、美、英三国的科学家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人类很可能就在云贵高原上完成了由猿到人的演化。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后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夜郎人”,是由这些古人类直接进化来的土著呢?还是从外地迁徙来的开发者?
除了“土著说”和“外来说”,是不是还存在着其他的答案呢?比如,距今一万年以内的“铜鼓人”遗址显示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文化现象,它似乎在表明,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突然之间就衰落了。这是否意味着,这里进化程度较高的土著为求发展曾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后又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先后迁徙回来了呢?
围绕“夜郎主体民族来源”这个难题,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争论得十分激烈,其中的主要观点有:
——“谢人说”。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夜郎主体是来自徐淮夷的“谢人”。西周时,周王室把东夷集团的徐淮夷居住之地谢邑,赐给了申侯作封地;谢人因难以忍受周人的压迫,逃亡黔中,成为后来夜郎人的先祖。
——“仡佬族说”。此说把仡佬族认作夜郎的主体民族。仡佬族是“濮人”的后裔,魏晋时称作“僚(lǎo)”,隋唐后改称“仡佬”,是本地历史最久远的土著。他们自称是贵州“本地人”,民间也流传着“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说法;而且,仡佬族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竹崇拜的民俗,例如祭祀先祖时必须在神龛上放置一节竹筒,以表示自己是产自那个竹筒、“以竹为姓”的夜郎侯的后代。有的学者认为仡佬族系贵州土著,甚至认为六枝一带的古人类化石即仡佬族始祖的遗骸。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仡佬族的先民“濮人”原来居住在江汉一带,春秋晚期时,由于受楚人的驱迫,才不得已迁入贵州。
——“彝族说”。在不少彝文文献中,夜郎史被直接等同于古彝族的某一部族史;在可乐汉墓发掘出的套头釜和铜戈上,有老虎的形象,一些死者颈部也发现有虎形饰物,而据彝族民间传说,彝人最早的祖先正是在出土的老虎随葬品中,还有一个赤脚、围裙的人物形象,其头饰与今天彝族仍然流行的“英雄结”十分相似另外,在彝族生活中,也保存着各式各样竹崇拜的民俗传统。根据这样一些理由,不少学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彝族的先民———羌人。
——“布依族说”。此说认为,布依族的先民“濮人”,其族源可以向上推溯到古越人。布依族的“布”就是“濮”字的谐音;夜郎的“夜”就是“越”字的谐音,也就是布依的“依”字。“郎”是壮侗语“竹笋”一词的记音。所以“夜”、“郎”两个音节合起来,表示的是“以竹为祖先的越人”;“布依”则是指“百越族系中的濮人”。此外,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境内的某些郡县名可以用布依语得到解释,这些郡县的疆域也与布依族在贵州的分布地大致吻合,所以,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布依族。至于其先民“濮人”、“越人”是本地土著,还是由东南沿海迁入,则学界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关夜朗族属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各种新观点也还会不断涌现。但是,通过对现有各家说法进行初步整合,我们似乎不仅已能依稀看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而且看到了中华民族形成史的一个极其典型的缩影。事实上,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正是在众多原始族群融合与分化交相进行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同一原始族群,可以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民族,比如贵州的仡佬族和布依族便都曾是“濮人”的分支,而侗族和水族,也曾与仡佬族、布依族同属“百越”族系,其中水族原系广西一带的古越人,因躲避秦时的战乱,迁徙到黔桂边境定居,直到唐朝时才在与当地居民的融合中形成了单一的民族。同样的道理,任何单一民族,也可以从若干不同的原始族群那里找到自身的部分族源。比如当初生活在今天胶东一带的“东夷”,渭水一带的“羌”,浙江一带的“吴”、“越”,以及由浙江至越南北部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的各原始民族集团,便都曾是汉民族的重要源头之一。西彝族的先民,除了羌人之外,也还有娄、濮等原始族群。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根本标准的民族共同体,从这一角度讲,夜郎的族属,应当是处于融合与分化动态过程中的、认同并参与夜郎文化建设的多种原始族群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除了上面已提到的民族之外,先后融入夜郎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原始族群,应当还有很多。例如,据《韩非子·有度》记载:楚庄王时曾“开地三千里”,荆楚民族包括了华夏、三苗、荆方等多种成分,在对夜郎的开拓中,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开发者也必然会融进夜郎族群;又如,居住在今贵阳、龙里、修文、六枝、大方、威宁、普安、织金等地的“宋家苗”、“蔡家苗”,相传原为“中国之裔”,春秋时,宋、蔡两家被楚子所吞并,其民众被放逐到夜郎,逐渐化为“夷”人。————事实上,正是这些原始族群,带着他们各自的民族基因,在互补互渗、分化融合中,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纵横交错、多元统一的夜郎族群。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贵州的许多民族那里,我们都可以从历史、语言、民俗等方面,找到他们与夜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将多种原始族群整合为一体的夜郎文化,具有其自身独特而鲜明的个性色彩。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今贵州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一种与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夜郎青铜文化。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其典型遗址和墓葬群,出土的遗物也还不是太多,但现有的考古材料已经能够将这一文化的特殊性质及其典型器物,呈现在了世人面前。比如,在已发掘的部分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墓葬中,有一种奇异的、以贵州赫章发掘的某些墓葬为典型的“套头葬”葬式,即下葬死者的头部被套入铜釜或铁釜中,少数死者的脚下,也套有铜釜或铁釜。这种罕见的葬式,除在贵州外,其他地方还未见有发现记录。夜郎青铜文化中的陶器特征是,陶质火候较低,质地松散,多系夹砂陶,颜色多为红、灰两种,均匀手制,器形多不规整,纹饰为方格纹、镂孔、绳纹、叶脉纹等,部分陶器口沿、腹部处发现有类似于原始文字的刻画符号,威宁中水出土的各式单耳罐、觚和粗柄豆,是其典型器物。反映夜郎青铜文化特殊性质的青铜器,已发现多种典型器物,如赫章出土的Ⅲ型铜戈,威宁中水征集到的Ⅱ2型式铜戈,兴义威舍发现的心形纹铜戈,普安铜鼓山和兴义发现的带有特殊符号的各式铜钺,威宁中水出土的Ⅴ型铜剑,普安铜鼓山和清镇苗坟坡18号墓出土的Ⅳ型铜剑,安龙发现的T字形一字格铜剑、普定出土的8字形茎铜剑,都是此种文化中兵器的典型器物;赫章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立耳鼓形铜釜、鎏金铜鍪,威宁出土的贮贝器和牛头形、鲵鱼形、飞鸟形、虎形铜带钩,安龙发现的羊角纽钟等等,也都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已发现的铁器中,夜郎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则有赫章、威宁出土的缕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曲棒式铁带钩等。
夜郎民族的多样统一性,也揭示着夜郎文化的多源性与开放性。
——秦汉时期,从今天的浙江至越南北部七八千里的东南沿海,为支系、部落、政权繁多的越族所聚居,史称“百越”。“越”字的初文为“成”,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成”字正是石斧、石锛的象形;新石器时期,越人最明显的文化标志,便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特殊石器。有段石锛,最早发现于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物中,而这类具有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重要特征的原始工具,在贵州亦有不少发现,据统计,仅威宁、水城两地发现的有段石锛就有11件。1957年,贵州毕节青场曾发现一件有肩石斧的半成品;1954年贵州盘县沙陀出土的一件有肩石斧,是用所谓的“鸡血石”制成,它不仅石质坚硬、细润如玉,而且通体呈红色,间以牙白,真称得上是精美绝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夜郎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始自远古时期的历史联系。
——1962年,贵州松桃长央木树发现了一套5件的铜镦,上有虎纽,镦面有纹饰。像这种古乐器,在湖北、湖南即楚国故地曾有多处发现,而在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发现的战国时代喇叭形空首一字格短剑,也曾见之于湖北的战国楚墓中。由此,我们又看到了夜郎文化与楚文化的联系。
——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滇文化、中原文化间的联系同样显而易见。比如,1978年,威宁中水梨园独立树出土了若干件无格柳叶形青铜剑,而此种柳叶剑恰恰是巴蜀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在兴义土产公司仓库中,人们曾检选到一种个体较小的对称刃口钺,其式样与四川巴县冬笋坝77号墓出土的对称刃口钺极相似。在贵阳、盘县、兴义、赫章发现的青铜尖叶形镢和长条形锄,则是滇文化中的常见之物。威宁发现的蛇头形空心扁茎剑,也与滇文化中的Ⅱ型Ⅰ式剑几乎完全相同。两把出自贵州锦屏亮江河床岩隙间的战国中期青铜剑,其中一把实心圆茎,茎刃相交部转角呈直角,有脊,断面为菱形,素面无纹;另一把实心圆茎,有两道凸箍,无首,长刃起脊,断面呈菱形,这些特征,都属于中原文化的典型特征……
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反复对撞和相互涵化,在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逐渐积淀在夜郎文化的各个层面之中。至今,源远流长的贵州文化,仍在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中,显示着具有浓郁统一色彩的地域共性。让我们走进被称为“傩戏之乡”的铜仁吧,这里不仅有一座“傩戏博物馆”,而且处处可以看到由汉、苗、侗、布依、仡佬、土家等各民族演绎的“中国戏剧活化石”———傩戏。各民族的傩戏,从黔东铜仁土家族的德江傩堂戏,到黔西威宁彝族的“撮泰吉”,再到黔中安顺汉族的屯堡地戏,虽各有特色,但却无不出自一个相同的源头———“傩”。《周礼·夏官司马·相氏》中,便记录了这种周朝举行“大傩”时表演的原始巫舞:被称为“方相氏”的巫师蒙着熊皮,头戴黄金面具,身穿黑衣红裙,手执干戈盾牌,率领着“百隶”在特定的时间里表演巫舞,以驱赶躲在房间里的疫鬼。《论语·乡党》中,也已经有了关于“乡人傩”的记载。到了汉朝,宫廷傩舞不仅规模盛大,而且已发展出《方相舞》、《十二神舞》等定型化了的节目。后来,经长期发展,傩戏在民间逐渐向娱人方面演化,其娱乐成分加强,内容也日见丰富起来。
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各民族同中有异的民居:在赫章汉墓中出土的这种陶制建筑模型,古书上称之为“干栏”、“高栏”、“葛栏”或“栅居”、“巢居”等。其特点是屋基采用木桩,上面搭楼住人,下面饲养牲畜。人们住在这种建筑中,既可防潮避暑,又可防蛇避兽。作为我国古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的一种原始住宅式样,这种建筑早在距今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便已出现。在今天的贵州,从汉族和布依族“构竹木为楼”,“人居其上,畜养于下”的干栏,到侗族的外廊式木楼、苗族的吊脚楼,以及瑶族的架空式谷仓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不也正是贵州文化在多样统一中显示和谐的特质吗?
刻在龙里巫山、花江大峡谷和开阳“画马岩”上的岩画,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制作的呢?关岭“红崖丹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山崖上的神秘图形,是文字还是图画?它要传达什么信息?这一古老的字画谜,几百年来引发了人们无尽的猜想。有人说这是大禹治水的遗迹,有人说这是殷高宗伐鬼方的纪功碑,也有人说这是三国时诸葛亮所为,最近,又有历史学家考证说,这一“天书”乃是发誓要为炎帝集团复仇的水神共工,在准备与黄帝集团决一死战前刻下的共工氏族谱……各种猜想孰是孰非,我们一时还很难说清,但在山崖上刻画图形,是一种夜郎人认同的古老文化传统,这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由此,我们又联想到在贵州至今仍然“活”着的两种古文字。刻写在六枝石碑上的文字,是古彝文。贵州拥有浩繁的彝文文献,仅目前已搜集到的便有数千种之多。彝文,史称“爨字”、“韪书”或“蝌蚪文”,它起源古老,属于表意的方块字类型,有独特的笔画、偏旁、部首系统。道光年间的抄本《择吉篇》,则是用水书撰写的。水族文字的400多个单字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图画文字;一类是图画文字简约后的象形文字;还有一类借用倒写或反写的汉字束表示水族的语音。和汉字一样,彝文和水书至今仍被人们所使用。将这两种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汉字进行比较,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出三者在文字类型和造字方法上的某些相似之处。
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是贵州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安顺的蜡染,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早在唐代,这里的蜡染就已远近驰名了。蜡染技艺的发明者是什么人,现已无从考稽,人们只知道,很久很久以来,它就是一笔夜郎故土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财富。台江、雷山、剑河、凯里等著名苗绣之乡的挑花刺绣技艺,在文昌宫民族刺绣博物馆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绉绣、平绣、迭绣、贴绣……在这些作品形象生动、题材多样的图案中,时时可见的变形“阴阳鱼”,则分明透露着远古时期中原文化的消息。同样,黄平的银饰制作技艺,也决不仅仅属于苗家,把视野稍稍放开,我们就会听到,在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指间流淌的,依然是贵州文化“多样统一”的主旋律。
今天的贵州,是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其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全省人口总数的38%。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贵州养育的3800多万各族中华儿女中,世居此地的民族就有18个,人口超过10万的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和回族。这些民族,都以其特有的节日庆典方式,在缅怀祖先、憧憬未来中编织着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贵州,犹如一个民族庆典的大舞台,一年中,各少数民族祭祀性、生产性和社交性的节日竟有1000多个。让我们参与到各民族的节日中去,和导游小姐一道领略灿烂多姿、瑰丽纷呈的民族风情吧————苗族的“四月八”节、祭鼓节、布依族的“六月六”节、水族的端节、瑶族的盘王节;彝族的火把节……
文章录入：panliyin 责任编辑：panl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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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夜郎的主人?或者说,夜郎主体的族属是什么?在对夜郎之谜的探索中,这是研究者最棘手又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
1957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先生在贵州兴义市顶效镇绿荫村,发现了一种奇异的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的化石。后来,这种生活在距今两亿五千万至两亿年前的动物,被命名为“贵州龙”。也许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巧合,贵州考古发现证明,这块土地不仅是“贵州龙”的故乡,而且还是以“龙的传人”自居的华夏民族始祖的发祥地之一。
说到华夏民族的始祖,一般人往往首先想到北京猿人;而对与北京猿人洞穴遗址第一、二、三层年代大致相同的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则一无所知。我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因1929年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而闻名于世的裴文中先生明确指出:观音洞文化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之一”。这一遗址向人们透露的信息是,早在24万年前,贵州大地上便已经有远古人类在繁衍生息了。目前在贵州境内已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表现出了清晰的进化脉络:这里有晚期直立人“桐梓人”;有早期智人“水城人”、“大洞人”———值得一提的是,距今20万至5万年前的大洞遗址,是我国旧石器中期的典型遗址,在1993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该遗址名列榜首;晚期智人则有“兴义人”、“穿洞人”和“桃花洞人”等为代表,其中的“穿洞人”遗址,由于令人信服地提供了5万至1万年前的人类生活的证据,而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这些史前遗址的发现,已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前不久,中、美、英三国的科学家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人类很可能就在云贵高原上完成了由猿到人的演化。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后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夜郎人”,是由这些古人类直接进化来的土著呢?还是从外地迁徙来的开发者?
除了“土著说”和“外来说”,是不是还存在着其他的答案呢?比如,距今一万年以内的“铜鼓人”遗址显示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文化现象,它似乎在表明,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突然之间就衰落了。这是否意味着,这里进化程度较高的土著为求发展曾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后又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先后迁徙回来了呢?
围绕“夜郎主体民族来源”这个难题,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争论得十分激烈,其中的主要观点有:
——“谢人说”。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夜郎主体是来自徐淮夷的“谢人”。西周时,周王室把东夷集团的徐淮夷居住之地谢邑,赐给了申侯作封地;谢人因难以忍受周人的压迫,逃亡黔中,成为后来夜郎人的先祖。
——“仡佬族说”。此说把仡佬族认作夜郎的主体民族。仡佬族是“濮人”的后裔,魏晋时称作“僚(lǎo)”,隋唐后改称“仡佬”,是本地历史最久远的土著。他们自称是贵州“本地人”,民间也流传着“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说法;而且,仡佬族至今还保留着一些竹崇拜的民俗,例如祭祀先祖时必须在神龛上放置一节竹筒,以表示自己是产自那个竹筒、“以竹为姓”的夜郎侯的后代。有的学者认为仡佬族系贵州土著,甚至认为六枝一带的古人类化石即仡佬族始祖的遗骸。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仡佬族的先民“濮人”原来居住在江汉一带,春秋晚期时,由于受楚人的驱迫,才不得已迁入贵州。
——“彝族说”。在不少彝文文献中,夜郎史被直接等同于古彝族的某一部族史;在可乐汉墓发掘出的套头釜和铜戈上,有老虎的形象,一些死者颈部也发现有虎形饰物,而据彝族民间传说,彝人最早的祖先正是在出土的老虎随葬品中,还有一个赤脚、围裙的人物形象,其头饰与今天彝族仍然流行的“英雄结”十分相似另外,在彝族生活中,也保存着各式各样竹崇拜的民俗传统。根据这样一些理由,不少学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彝族的先民———羌人。
——“布依族说”。此说认为,布依族的先民“濮人”,其族源可以向上推溯到古越人。布依族的“布”就是“濮”字的谐音;夜郎的“夜”就是“越”字的谐音,也就是布依的“依”字。“郎”是壮侗语“竹笋”一词的记音。所以“夜”、“郎”两个音节合起来,表示的是“以竹为祖先的越人”;“布依”则是指“百越族系中的濮人”。此外,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境内的某些郡县名可以用布依语得到解释,这些郡县的疆域也与布依族在贵州的分布地大致吻合,所以,夜郎的主体民族应当是布依族。至于其先民“濮人”、“越人”是本地土著,还是由东南沿海迁入,则学界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关夜朗族属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各种新观点也还会不断涌现。但是,通过对现有各家说法进行初步整合,我们似乎不仅已能依稀看到这一问题的答案,而且看到了中华民族形成史的一个极其典型的缩影。事实上,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正是在众多原始族群融合与分化交相进行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同一原始族群,可以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民族,比如贵州的仡佬族和布依族便都曾是“濮人”的分支,而侗族和水族,也曾与仡佬族、布依族同属“百越”族系,其中水族原系广西一带的古越人,因躲避秦时的战乱,迁徙到黔桂边境定居,直到唐朝时才在与当地居民的融合中形成了单一的民族。同样的道理,任何单一民族,也可以从若干不同的原始族群那里找到自身的部分族源。比如当初生活在今天胶东一带的“东夷”,渭水一带的“羌”,浙江一带的“吴”、“越”,以及由浙江至越南北部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的各原始民族集团,便都曾是汉民族的重要源头之一。西彝族的先民,除了羌人之外,也还有娄、濮等原始族群。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根本标准的民族共同体,从这一角度讲,夜郎的族属,应当是处于融合与分化动态过程中的、认同并参与夜郎文化建设的多种原始族群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除了上面已提到的民族之外,先后融入夜郎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原始族群,应当还有很多。例如,据《韩非子·有度》记载:楚庄王时曾“开地三千里”,荆楚民族包括了华夏、三苗、荆方等多种成分,在对夜郎的开拓中,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开发者也必然会融进夜郎族群;又如,居住在今贵阳、龙里、修文、六枝、大方、威宁、普安、织金等地的“宋家苗”、“蔡家苗”,相传原为“中国之裔”,春秋时,宋、蔡两家被楚子所吞并,其民众被放逐到夜郎,逐渐化为“夷”人。————事实上,正是这些原始族群,带着他们各自的民族基因,在互补互渗、分化融合中,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纵横交错、多元统一的夜郎族群。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贵州的许多民族那里,我们都可以从历史、语言、民俗等方面,找到他们与夜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将多种原始族群整合为一体的夜郎文化,具有其自身独特而鲜明的个性色彩。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早在战国秦汉时期,今贵州地区就已经存在着一种与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夜郎青铜文化。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其典型遗址和墓葬群,出土的遗物也还不是太多,但现有的考古材料已经能够将这一文化的特殊性质及其典型器物,呈现在了世人面前。比如,在已发掘的部分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墓葬中,有一种奇异的、以贵州赫章发掘的某些墓葬为典型的“套头葬”葬式,即下葬死者的头部被套入铜釜或铁釜中,少数死者的脚下,也套有铜釜或铁釜。这种罕见的葬式,除在贵州外,其他地方还未见有发现记录。夜郎青铜文化中的陶器特征是,陶质火候较低,质地松散,多系夹砂陶,颜色多为红、灰两种,均匀手制,器形多不规整,纹饰为方格纹、镂孔、绳纹、叶脉纹等,部分陶器口沿、腹部处发现有类似于原始文字的刻画符号,威宁中水出土的各式单耳罐、觚和粗柄豆,是其典型器物。反映夜郎青铜文化特殊性质的青铜器,已发现多种典型器物,如赫章出土的Ⅲ型铜戈,威宁中水征集到的Ⅱ2型式铜戈,兴义威舍发现的心形纹铜戈,普安铜鼓山和兴义发现的带有特殊符号的各式铜钺,威宁中水出土的Ⅴ型铜剑,普安铜鼓山和清镇苗坟坡18号墓出土的Ⅳ型铜剑,安龙发现的T字形一字格铜剑、普定出土的8字形茎铜剑,都是此种文化中兵器的典型器物;赫章可乐出土的鼓形铜釜、立耳鼓形铜釜、鎏金铜鍪,威宁出土的贮贝器和牛头形、鲵鱼形、飞鸟形、虎形铜带钩,安龙发现的羊角纽钟等等,也都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已发现的铁器中,夜郎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则有赫章、威宁出土的缕孔卷云纹弧形牌首圆柱茎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曲棒式铁带钩等。
夜郎民族的多样统一性,也揭示着夜郎文化的多源性与开放性。
——秦汉时期,从今天的浙江至越南北部七八千里的东南沿海,为支系、部落、政权繁多的越族所聚居,史称“百越”。“越”字的初文为“成”,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成”字正是石斧、石锛的象形;新石器时期,越人最明显的文化标志,便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特殊石器。有段石锛,最早发现于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遗存物中,而这类具有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重要特征的原始工具,在贵州亦有不少发现,据统计,仅威宁、水城两地发现的有段石锛就有11件。1957年,贵州毕节青场曾发现一件有肩石斧的半成品;1954年贵州盘县沙陀出土的一件有肩石斧,是用所谓的“鸡血石”制成,它不仅石质坚硬、细润如玉,而且通体呈红色,间以牙白,真称得上是精美绝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夜郎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始自远古时期的历史联系。
——1962年,贵州松桃长央木树发现了一套5件的铜镦,上有虎纽,镦面有纹饰。像这种古乐器,在湖北、湖南即楚国故地曾有多处发现,而在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发现的战国时代喇叭形空首一字格短剑,也曾见之于湖北的战国楚墓中。由此,我们又看到了夜郎文化与楚文化的联系。
——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滇文化、中原文化间的联系同样显而易见。比如,1978年,威宁中水梨园独立树出土了若干件无格柳叶形青铜剑,而此种柳叶剑恰恰是巴蜀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在兴义土产公司仓库中,人们曾检选到一种个体较小的对称刃口钺,其式样与四川巴县冬笋坝77号墓出土的对称刃口钺极相似。在贵阳、盘县、兴义、赫章发现的青铜尖叶形镢和长条形锄,则是滇文化中的常见之物。威宁发现的蛇头形空心扁茎剑,也与滇文化中的Ⅱ型Ⅰ式剑几乎完全相同。两把出自贵州锦屏亮江河床岩隙间的战国中期青铜剑,其中一把实心圆茎,茎刃相交部转角呈直角,有脊,断面为菱形,素面无纹;另一把实心圆茎,有两道凸箍,无首,长刃起脊,断面呈菱形,这些特征,都属于中原文化的典型特征……
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反复对撞和相互涵化,在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环境中,逐渐积淀在夜郎文化的各个层面之中。至今,源远流长的贵州文化,仍在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中,显示着具有浓郁统一色彩的地域共性。让我们走进被称为“傩戏之乡”的铜仁吧,这里不仅有一座“傩戏博物馆”,而且处处可以看到由汉、苗、侗、布依、仡佬、土家等各民族演绎的“中国戏剧活化石”———傩戏。各民族的傩戏,从黔东铜仁土家族的德江傩堂戏,到黔西威宁彝族的“撮泰吉”,再到黔中安顺汉族的屯堡地戏,虽各有特色,但却无不出自一个相同的源头———“傩”。《周礼·夏官司马·相氏》中,便记录了这种周朝举行“大傩”时表演的原始巫舞:被称为“方相氏”的巫师蒙着熊皮,头戴黄金面具,身穿黑衣红裙,手执干戈盾牌,率领着“百隶”在特定的时间里表演巫舞,以驱赶躲在房间里的疫鬼。《论语·乡党》中,也已经有了关于“乡人傩”的记载。到了汉朝,宫廷傩舞不仅规模盛大,而且已发展出《方相舞》、《十二神舞》等定型化了的节目。后来,经长期发展,傩戏在民间逐渐向娱人方面演化,其娱乐成分加强,内容也日见丰富起来。
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各民族同中有异的民居:在赫章汉墓中出土的这种陶制建筑模型,古书上称之为“干栏”、“高栏”、“葛栏”或“栅居”、“巢居”等。其特点是屋基采用木桩,上面搭楼住人,下面饲养牲畜。人们住在这种建筑中,既可防潮避暑,又可防蛇避兽。作为我国古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的一种原始住宅式样,这种建筑早在距今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便已出现。在今天的贵州,从汉族和布依族“构竹木为楼”,“人居其上,畜养于下”的干栏,到侗族的外廊式木楼、苗族的吊脚楼,以及瑶族的架空式谷仓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不也正是贵州文化在多样统一中显示和谐的特质吗?
刻在龙里巫山、花江大峡谷和开阳“画马岩”上的岩画,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制作的呢?关岭“红崖丹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山崖上的神秘图形,是文字还是图画?它要传达什么信息?这一古老的字画谜,几百年来引发了人们无尽的猜想。有人说这是大禹治水的遗迹,有人说这是殷高宗伐鬼方的纪功碑,也有人说这是三国时诸葛亮所为,最近,又有历史学家考证说,这一“天书”乃是发誓要为炎帝集团复仇的水神共工,在准备与黄帝集团决一死战前刻下的共工氏族谱……各种猜想孰是孰非,我们一时还很难说清,但在山崖上刻画图形,是一种夜郎人认同的古老文化传统,这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由此,我们又联想到在贵州至今仍然“活”着的两种古文字。刻写在六枝石碑上的文字,是古彝文。贵州拥有浩繁的彝文文献,仅目前已搜集到的便有数千种之多。彝文,史称“爨字”、“韪书”或“蝌蚪文”,它起源古老,属于表意的方块字类型,有独特的笔画、偏旁、部首系统。道光年间的抄本《择吉篇》,则是用水书撰写的。水族文字的400多个单字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图画文字;一类是图画文字简约后的象形文字;还有一类借用倒写或反写的汉字束表示水族的语音。和汉字一样,彝文和水书至今仍被人们所使用。将这两种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汉字进行比较,我们一眼便可以看出三者在文字类型和造字方法上的某些相似之处。
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是贵州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安顺的蜡染,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早在唐代,这里的蜡染就已远近驰名了。蜡染技艺的发明者是什么人,现已无从考稽,人们只知道,很久很久以来,它就是一笔夜郎故土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财富。台江、雷山、剑河、凯里等著名苗绣之乡的挑花刺绣技艺,在文昌宫民族刺绣博物馆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绉绣、平绣、迭绣、贴绣……在这些作品形象生动、题材多样的图案中,时时可见的变形“阴阳鱼”,则分明透露着远古时期中原文化的消息。同样,黄平的银饰制作技艺,也决不仅仅属于苗家,把视野稍稍放开,我们就会听到,在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指间流淌的,依然是贵州文化“多样统一”的主旋律。
今天的贵州,是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其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全省人口总数的38%。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贵州养育的3800多万各族中华儿女中,世居此地的民族就有18个,人口超过10万的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白族和回族。这些民族,都以其特有的节日庆典方式,在缅怀祖先、憧憬未来中编织着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贵州,犹如一个民族庆典的大舞台,一年中,各少数民族祭祀性、生产性和社交性的节日竟有1000多个。让我们参与到各民族的节日中去,和导游小姐一道领略灿烂多姿、瑰丽纷呈的民族风情吧————苗族的“四月八”节、祭鼓节、布依族的“六月六”节、水族的端节、瑶族的盘王节;彝族的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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