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春秋打一字谜:解读蒋经国 1927年为何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纵观这90年的发展历程，国民党始终“伴其左右”。两党有过历史性的合作，也有过重大的分裂。

    蒋介石之子、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更是与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渊源。他加入过共产党、反对过共产党、感谢过共产党。由于特殊的身份地位，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

    本刊以新的视角解读蒋经国的一生：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为何发生重大转折？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样的？他为国共关系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台湾纪念他，大陆没忘他

    一位特殊的政治人物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娜

    在浙江，宁波溪口和嘉兴南湖，是两个常常连在一块儿、进行“一日游”的标志性景点。

    1910年4月27日，原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出生于宁波溪口。在他11岁那年的7月31日，距他150公里的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10余名代表秘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23周年的日子，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和国民党副主席、蒋经国之子蒋孝严前往蒋经国陵寝祭拜。马英九神情肃穆，在陵前静静追思良久，才鞠躬步出。蒋孝严则不忘在父亲陵前报喜，宣布儿媳怀孕4个月，蒋家将再添金孙。同日，台湾推出电视节目《蒋经国纪事》特辑，详细描述了蒋经国与女儿蒋孝章的父女情。几天后，台湾“今日新闻网”举行了一项名为“辛亥百年幸福影响人物”网络民调，让台湾网友票选“谁让你感到最幸福”。结果，蒋经国高居第二名，是唯一获选的政治人物。

    1月22日，江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蒋经国于1942年公布的《新赣南家训》文告，以及他的外室章亚若旧居龙南会馆等一批文物，正式入选江西文物“百大新发现”。随后，在江西省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上，民革江西省委上交提案，建议开发“蒋经国在赣南”活动旧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经国实施'赣南新政’，在当地留下美誉。蒋经国旧居、中华儿童新村等地，理应打造成一条精品旅游路线。”

    4月6日，蒋经国的故乡宁波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捐赠仪式。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时选的后人，将12幅反映蒋经国生活、工作的珍贵照片和其他资料无偿捐赠给宁波市档案馆。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蒋经国之所以获得人们的肯定，是因为他在晚年推动了两岸关系的“解冻”。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说：“台湾媒体针对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的贡献，做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高达七成。”马英九的副手萧万长说：“我们很难想象，若非经国先生在辞世之前做此决策(指开放台湾人士赴大陆探亲)，后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够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多年来，'开放大陆探亲’的满意度，在相关之民调中，都领先其它任何公共政策。”

    台湾《联合报》在纪念蒋经国诞辰100周年时发表社论称：“蒋经国一生集其大成的功业，就在毅然实现解严及开放两岸交流；这正是他油尽灯枯、呕心沥血之作。如今回顾蒋经国的施政，虽亦不无犹豫曲折之时，但大体上则可谓是其道如矢、一往无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说皆是为'民主进阶’及'两岸和解’在做积蓄及准备，而最后他在向国家及历史缴卷时，也交出了解严及两岸开放的漂亮成绩单。”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蒋经国一些肯定的评价。1988年1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音员张宏民身着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地播报了第一条新闻：蒋经国在台北逝世。第二天，国家领导人发表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中共中央以及有关人士和蒋经国在大陆的亲属都向台北发去了唁电。

    “尼古拉同志”的红色岁月

    贾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位国民党的“太子爷”为什么会在15岁时只身去苏联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甚至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从未离开过苏联。12年的“红色岁月”，蒋经国是怎样度过的？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从爱哭小儿到进步青年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丰，号经国。他出生时，蒋介石正在日本，母亲和祖母把他抚养长大。据他幼年的家庭教师回忆：“惟因她婆媳(蒋介石母亲和毛福梅)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致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1925年，蒋经国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开始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5月，“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激于爱国义愤，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发起抵制洋货运动。学校当局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那年夏天，他赴广东探望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在校园遇见许多苏联学生，感到“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对世界革命中心苏联愈加向往。

    为了准备出国留学，蒋经国前往北京学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北方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对其十分钦佩，这是他生平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蒋经国认识了许多苏联友人。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北京)洋溢着国共友谊的气氛。我本人亦惑于这种心理环境，彻底改变了我原来(赴法留学)的计划。”

    蒋经国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蒋介石刚从苏联考察归来，对那里的印象并不好，没有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但在苏共代表鲍罗廷的竭力推荐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劝说下，蒋介石终于答应了。

    1925年10月，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海轮启程前往苏联。离沪前，他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在船上，他认真阅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读的第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此时的蒋经国并没有料到，他这次赴苏，竟然一去就是12年。

    “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一个月后，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同来的还有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后来成为邓小平第一任夫人的张锡媛、原名陈绍禹的王明等。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他性格开朗，活泼顽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在莫斯科，蒋经国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虽然是国民党员，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共产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他对当时中共驻莫斯科大学支部的评价颇高，称“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而且永远遵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事。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我有一阵子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可能正因如此，到莫斯科不久，蒋经国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团小组长是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

    蒋经国曾担任学校墙报《红墙》的编委，自己也经常写稿，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中共只能充当配角。

    次日，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许多苏联人一见到中国学生就打听：“哪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儿子在哪里？”以一睹蒋经国的容颜举止为荣。

    但据蒋经国后来说，他当时对国共分裂原因的真实看法，与上述公开表态大相径庭。据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曾得出结论：“中国在1927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期间，曾会见蒋经国。他告诉蒋经国，批判蒋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仍不应忘记随时给其父写信，以保持联系。蒋经国接受了他的劝告。可以看出，在蒋氏父子关系问题上，周恩来目光更为远大，他看到了将来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维系蒋氏父子的关系。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周恩来的远见。

    数次请求回国未获批准

    1927年4月，蒋经国毕业，要求返回祖国。当时中共代表团担心蒋经国回国后会成为其父反共的得力助手，坚决主张让他留在苏联。蒋经国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获准进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成为一名普通士兵。经过一年的训练，他成为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校深造。这所学校在苏联军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在校期间，蒋经国加入了苏共，成为一名候补党员。军校对他的评价很高，称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校毕业，再次提出回国，仍然未获批准。他继而申请担任红军军官，以求在军界发展，但斯大林还是未予同意。

    1930年10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生活比较艰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见了蒋经国，与之讨论了远东形势与中苏关系，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见蒋经国。

    在电厂期间，蒋经国努力工作，获得了各方好评，并被推荐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共驻苏联代表王明的反对，蒋经国一怒之下，与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共产国际因此要求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1933年，蒋经国被派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工作，在冰天雪地里度过了饥寒交迫的9个月。这是蒋经国在苏联生活时期最艰难的岁月，带有某种劳动改造的性质。这既与王明等人的迫害有关，也和当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恶化的形势分不开。

    1933年10月，蒋经国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当技师，一年后升为厂长助理，兼任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并被接纳为苏共正式党员。此后几年他一直在该厂工作，并认识了苏联姑娘芬娜(即蒋方良)，很快结婚生子。

    1935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长征。蒋经国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时斯大林关心的问题是：国民党在剿共胜利之后，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出现何种变化？苏联应采取何种对策？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迫使其与中共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介石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便满口答应将帮助他们父子团聚。此时，蒋经国本人也多次写信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坚决要求回国。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离开他待了12年的苏联。

    接受三民主义再教育，加入“三青团”

    追随父亲，由“红”变“白”

    胡石青(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子二人冰释前嫌，蒋介石把蒋经国介绍给妻子宋美龄，还亲自给儿媳芬娜取了中国名字“芳娘”(蒋经国后来将其改为“方良”)。此后半年，蒋经国一直在老家与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闭门接受中国传统经典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再教育。蒋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学经典，才可以涤除苏共对蒋经国的影响。

    1938年初，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上任后，立即在全省各地展开突袭式巡视，搞得国民党地方官吏鸡飞狗跳，纷纷向熊式辉表示不满。熊式辉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将蒋经国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在这一职位上，蒋经国同样毫不含糊，不仅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还对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提供具体帮助，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时的蒋经国依然保留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强每个月跟蒋经国见一次面，向他介绍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教他在国民党内的生存之道。文强与蒋经国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最初，蒋经国当着文强的面，一再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强的几次劝说下，才慢慢改变。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经国兼江西省支团主任。这是蒋经国派系正式形成的开始，日后该派系成员成了蒋经国在台湾的重臣要员。

    赣南“新政”，初显政治手段

    1939年3月，南昌沦陷，国民党省政机关南迁。1940年初，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区又称赣南，涵盖了整个江西南部的11个县，人口约200万。因为土地贫瘠，加上盗匪横行，民众生活非常贫困落后。蒋经国到任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对当地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与掌握，随即展开了“新政”。

    蒋经国首先确定以恢复地方治安为第一要务，展开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除扩编保安队外，还成立了600人的自卫队。据当时报道，当年全境共有541名土匪自首，逮捕盗匪2246名，处死若干重犯，初步安定了地方。随后，蒋经国宣布向烟、赌、娼开战。规定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以死刑。1941年，蒋经国命令取缔娼妓，裁撤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一年之内，赣南地区妓院销声匿迹。此外，蒋经国还将各种地租一律减免25%，引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把荒地分给贫农耕作。两年之内，当地农业生产总量上升20%。种种政策，让蒋经国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

    就在蒋经国逐步展示其政治才华、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国民党内一些人却开始散布“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谣言，并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更加怀疑儿子在“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1943年12月，蒋经国被召回重庆，调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赣南“新政”无疾而终。

    重回故地，与苏共正式决裂

    在后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文件中，记载了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内容，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白：

    蒋经国说，……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对国共关系)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苏联)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就在斯大林对蒋经国敷衍其辞的同时，1946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并送给毛岸英一把手枪。1月14日，蒋经国黯然回国，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10月，蒋经国正式辞去东北特派员的职务，返回了重庆。苏联之行让蒋经国明白了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两人早已不再是“革命同志”，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位激情澎湃的马列主义青年了。

    此后3年多的时间，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国民党内羽翼渐成。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 1948年入秋，蒋介石面对国统区金融危机和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所谓“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危机。

      这个“经济改革”，是蒋介石稳定其后方的孤注一掷，因此他特派长子蒋经国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经国对此艰难时世看得很清楚，但国民党政府命运系于此番改革的成败，父亲把他推到了第一线，显然是寄予厚望，他必须干得漂亮些，他个人的前程也与此相连。总之，他已骑上了虎背，干到底是唯一选择。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从蒋经国日记上的这些文字看，他并不灰颓，倒有几分踌躇满志。

      贾亦斌得知消息很晚，对自抗战结束后就在一起共事的同僚，蒋经国说：“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反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

      “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贾亦斌不无忧虑。“只需四五千万美金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蒋经国说得好像很有把握。

      尽管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贾亦斌也希望经济改革的实施，能使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得到惩治，物价得到平抑，让在通货膨胀煎熬中的民众稍得缓解。他握着蒋经国的手，由衷地说了八个字：“秉公执法，早日成功！”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办公室，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舆论宣传的作用，向来为蒋经国重视。他亲自撰文刊诸报章，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他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自相标榜。为了昭明他绝不向显宦豪门退让，他提出了“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称“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为了排除干扰，实施管制，蒋经国把赣南系、青干校及青年军的干部调集上海，王升、李焕、江国栋等都到了蒋经国身边。蒋经国还调来了胡轨总管的“戡乱建国总队”下属的第六大队，扩编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专司执法。他还抽调了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个经济研究小组，应对经济问题。可见为此之殚精竭思。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一一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

      首先拿来祭刀的，并不是往昔传说的小苍蝇。米商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因“囤货炒股”，被判了8个月徒刑；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这些虽未到打个喷嚏，上海经济就感冒的地步，却均属经济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

      雷厉风行的“铁腕”产生了短期的效用，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定；财政金融危机也看似缓解。新闻媒体奏响“歌德”之声：国内报刊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海外报刊称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不免陶醉，想以上海为根基拓展“太子系”。他考虑把宣铁吾的上海警备司令取而代之；继而再谋吴国桢的上海市市长。

  
   他几次给贾亦斌打电话，要贾到上海，一方面昭示他反贪官污吏并非仅留于口头，让贾领略他“打虎”的实绩；一方面想就在上海谋发展设计征询贾的意见，如果他出任上海警备司令，贾是否愿出任副司令。

      贾亦斌到上海后，蒋经国约他到林森中路逸村2号自己家里深谈。贾亦斌见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有实绩，也为老友高兴。但在蒋经国期待老同僚赞誉之际，贾亦斌却提出了“会不会后劲不足”的疑问，一下子扫了他的兴。

      其实，贾亦斌是为老友耽心，他继而又问：“CC系那边反应如何？”这一问，把蒋经国的火勾起来了，他毫不掩饰地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

      蒋经国同CC系早存蒂芥，明争暗斗，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贾亦斌相信同CC系斗，蒋经国不乏勇气。但上海还是宋、孔两大家族经营的地盘，经济管制下去，总有一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蒋夫人就不可能再安之若素了。于是贾亦斌发出了第三问：“夫人那边(有什么反映)呢？”

      听贾亦斌问到此，蒋经国半天没言语，他站起身，口含烟斗，眉毛紧蹙，并在屋内踱来踱去。贾亦斌看出他有难言之隐，不好再开口，便匆匆告辞了，而本来两人是准备深谈的。

      后来，通过有关渠道传出的消息，贾亦斌得知蒋经国果然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当时杜月笙也在场，他的儿子此次被查处判了刑。他以到会工商人士代表自居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深感杜月笙的老辣。因为这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继母，正是孔的姨妈“第一夫人”宋美龄。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很踯躅。

      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孔自认为后台硬，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

      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上海市内路人皆知……弄得大上海服务总队长王升及其部下一再向蒋经国告状。正在犹疑之间，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他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迟迟不做处理嫌拖沓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就滥觞于此时。

      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贾亦斌听到看到这些情景，预感到当初对蒋经国上海之行难得善终的顾虑，将变为现实。他很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不由得从旁敦促，“孔令侃的案子你还办不办？”每见到蒋经国，他便急着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可蒋经国已失去初赴上海时的那股锐气，对贾亦斌的询问，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贾亦斌陪蒋经国到申新纺织厂看视，入眼的不景气和入耳的艾怨之声，促使贾亦斌又重提孔令侃的案子。蒋经国却所答非所问地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的经济管制，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样很危险。”分手后，贾亦斌咀嚼出蒋经国话，有退步抽身的内涵。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挽救，贾亦斌起初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蒋经国的雷厉风行，使他多少受了些鼓舞，觉得蒋经国尚有所作为。可值此国人拭目等着看打“真虎”之际，蒋经国若撒手退缩，将大失民心。贾亦斌觉得：作为朋友知己，他必须竭尽谏言提醒之责，哪怕从此失和，也要当个诤友。

      贾亦斌找到蒋经国在逸村的寓所，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是专为孔令侃案而来。“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自我加冕，恢复了中华民国总统职务。毛人凤也重新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他以为，虽然在南京和重庆的时候，他总要受制于人；如今到了台湾，总算应该苦尽甘来，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情报系统的第一把交椅上终老了。只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就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候，却没有意料到自己正要面对一个实力超强的对手——“太子”蒋经国。

      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经国的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领。它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

      蒋经国上台之后，面临的就是台湾情报系统已经存在的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它是沿袭日占时期驻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和抗战时期的“战区第二处”的编制而设立的；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这两股势力的头子分别为：彭孟缉和毛人凤。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明白，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蒋介石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陈立夫，其后授意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

      看到蒋经国亲自出马，彭孟缉不敢托大了。一方面，彭孟缉只是一个“台湾省保安中将司令”，当时台湾岛“将星如云”，上将、中将一抓一大把，所以毫不起眼；另一方面，彭孟缉一直供职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底，当初，蒋介石也是希望对毛人凤有所制约才将他安插进情报系统的。现在有个更大的官压阵，他当然就要把位子让出来。所以，彭孟缉是完全按“太子”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

      但是毛人凤却沉不住气了。谁愿意在春夏辛苦耕耘后，到秋天任他人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自诩也算是“功臣”了，毛人凤一反常态，自恃有蒋介石做靠山，居然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过，军统是10万人的大家庭。要管理好可不容易啊！”这些话当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

      但是蒋经国并不急于反攻。此时他信心满满，正在编织自己的大好前程。在他看来，毛人凤再闹腾，也只是一只秋后的蚂蚱，得意不了几天。有老爸蒋介石撑腰，将来保密局总归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毛人凤对他不仅只是口头的不满，更是处心积虑地在挖陷阱，想要让他身败名裂。

      毛人凤暗中收集了蒋经国的亲信毛邦初在美国受贿贪污的消息，报到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这件事激起了蒋经国的斗志，他决心要给毛人凤点厉害看看。这时，毛人凤的宿敌，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

      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不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经国还是不露声色，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保密局内的众骨干也纷纷“跳槽”。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个光杆局长。但毛人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

      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一惊，忙安慰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旋即，他亲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蒋介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翔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不曾料到，蒋经国手握尚方宝剑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的材料送来了。

      不料蒋介石看完材料后却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官员，为什么非要整他？”

      毛人凤哪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他再一次领教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斗不过蒋经国的。他有点绝望了。

      心灰意冷的毛人凤突然想到了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她知道蒋经国上台，对宋家人十分不利。而毛人凤的特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蒋经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答应了毛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好话。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十分紧张。

      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蒋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了1949年5月以来的“非常戒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被清洗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蒋经国取代了他成为了台湾的“特工王”。

      毛人凤哪里是个轻易被放平的人，眼看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营造的特工系统日益消散，不禁毒气攻心患上肝癌，到医院检察已成晚期，无药可治了。老蒋念及他毕竟为他的“党国”效过力，就送他到美国治疗，无奈癌症已到晚期，不久病情恶化。1957年毛人风在台湾满怀着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之情，也怀着对自己权力丧失的遗憾，走到他罪恶一生的终点。

   1950年白色恐怖

      冤魂多列榜 中央，全岛飘红 警报长。

      万户噤声犹祈祷，明朝亲友莫上墙。

      “二 二八”事件后，许多青年的思想陷入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

      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1949年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

      为严防“匪谍”渗透，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5月颁布实施戒严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连坐”制度。此外还重建特务机构，最终归于“总统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彭孟辑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者当然死路一条，左倾或有些牵连的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吴石案”。

      1949年9月，国民党情治机关在一名基隆学生身上搜到一张中共基隆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国民党当局侦破了中共基隆工委会，负责人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破获了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等处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开始遭到破坏。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会”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员朱枫(即朱谌之)商议，尽快想法让身份暴露的同志内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的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蔡国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后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枪杀。

      蔡孝乾被捕后最终叛变投敌，这位参加过长征、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国民党。“台工委”诸多分部被一一破获，四百多名地下党人被其供出、抓捕。

      国民党对吴石的怀疑，开始于蔡孝乾首次被捕时的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字样，国民党情治人员立即扑向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的住宅，并从其房间搜出签发给中共女特工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吴石被捕，时间是1950年3月1日。

      其实，吴石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之前已将大批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朱枫由香港传到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案”牵涉的人员大都被投入了监狱，受该案牵连而被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联络人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中校参谋方克华、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国民党情治机关曾多次在台大医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1950年9月，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这是“台大医院案”。

  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最终全体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决无期。此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七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传阅中共文件书籍，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处死刑。此为“桃园事件”。

      还有发生于1950年3月的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案”。据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蒋介石与台湾》一书披露：台湾当局深恐官营企业高级职员受到主管负责人已投奔大陆的影响，特向最大的糖、电企业开刀，杀鸡给猴看。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状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也均遭杀害。刘晋珏的罪状是其子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才来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据资料披露，抗战时期“抗日义勇队”队长，当时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牵连被枪杀；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语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秦风在《岁月台湾》一书曾披露这样一个插曲。那些被禁监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东十八海里的绿岛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囚徒共有三个大队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杨。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他们天天被重复“洗脑”，过着没有自由、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徒生活。

      诞生于1954年夏天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唱遍了包括绿岛监狱在内的台湾每个角落，这首歌曲调优美，人人会唱。虽然它只是一首抒情歌曲，与政治犯的思绪情怀无关，但由犯人唱来，却别有一番滋味。

   在国共反目期间，周恩来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在肯定蒋经国批判父亲的行为的同时，周恩来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显然，周恩来预见到将来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并认为蒋经国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政治如同颜料盘，在其涂抹之下，政治领袖的面孔往往模糊不清。所幸有人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蒋经国传》作者陶涵(Jay Taylor)就是其中一位。

      关于蒋经国这样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目前的传记有两个知名版本，一是1980年问世的江南所著《蒋经国传》， 二是2000年出版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前者之所以闻名世界，并非书稿本身，更多是由于江南(刘宜良)写就此书后遭到政治暗杀的事件；而后者，则被公认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

      陶涵曾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上世纪60年代曾就职于台北美国“大使馆”，中美建交后，转赴北京，在美国大使馆任职政治参事。如今，陶涵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陶涵著《蒋经国传》，秉承史学界传记写作的严谨态度，避免合理想象和主观臆断，以田野调查和史料考证作为叙事基础。他曾多次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和赣州等地，采访了160多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门生故旧。写作历时3年之久，其中一半以上时间都用于资料搜集和准备上。

      而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陶涵精研中国事务、通晓中外历史，这一背景有助于避免外国人撰写中国题材所容易犯下的“浅尝辄止”“隔靴搔痒”的毛病。

      陶涵所著《蒋经国传》2002年曾落地大陆，内容有大幅删节。近日，华文天下出版社重新引进了这版图书，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书中附有80余幅蒋经国生平图片，都是国内首次发表。

      对此，陶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欣慰之至”。

      正如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中国大陆的评价如今更加客观、平实。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他的百转千回的命局、他的思想跌宕与智慧觉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天命般的选择，至今仍然影响着台湾、大陆，以及两岸关系。

          第一次选择：去苏联

      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终于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前往苏联留学。

      就在之前不久爆发的五卅惨案中，刚在上海升入中学的热血少年蒋经国，带领着同学参加了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同时也被认为是镇压群众的幕后黑手。他决定把这个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的儿子送到北京念书，置于好友吴稚晖的管教之下。

      但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经深种于蒋经国心中，他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日后成为坚定反共分子的吴稚晖当时只是笑着表示：“你去试试也好。”蒋经国通过他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诚惶诚恐地将这个意图秉告了蒋介石，被蒋斥为“朽木不可雕也”。

      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放行了。他在日记中简单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

      为什么蒋介石会允许儿子投奔他所质疑的莫斯科？多年后，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如此告诉陶涵：“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在“联俄联共”政策之下，蒋介石认定苏联的物资援助对北伐依然至关重要。此外，当时他依然相信，“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给奇·伊利扎洛夫同志，是学校里的学生领袖、积极分子、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和邓小平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笃。

      而此时，在中国国内，国共在合作3年多之后，在1927年分道扬镳，共产党员被追捕杀害。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

      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

      几天后，《消息报》又刊登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了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对于此事，蒋介石在日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中，绝口不提。他默然接受官方给出的解释--身在“敌营”中的儿子，是被迫发表如此大逆不道的声明。

      陶涵采访的一些蒋家故交认为，蒋介石在实施清共行动前，为保密无法提前告知儿子令其自保，为此他多少感到内疚。

      几乎与此同时，在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放逐中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找蒋经国谈话，劝告他放弃亲托洛茨基的信念和活动。

      没有任何征兆，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一年之中，蒋经国面临两次重大抉择，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深刻反映了他性格当中“识实务”的一面。

  从共产主义信徒到“老蒋”的左膀右臂

      作为政治领袖的儿子，蒋经国的命运注定被政治缠绕。

      蒋经国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2年。从军校毕业后，他被派到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一家大型机械厂里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在那里，他和17岁的金发女郎、腼腆羞涩的苏联姑娘芳娜结了婚。

      随着国共两党再次构建合作，他的回国问题被摆上了台面。

      事实上，在国共反目期间，周恩来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在肯定蒋经国批判父亲的行为的同时，周恩来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显然，周恩来预见到将来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并认为蒋经国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间里，蒋经国数次被斯大林召见。两人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一些事实多少说明蒋经国当时的心迹--1936年11月16日，他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乘坐苏联货轮回国。

      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陪伴他们回国。途中，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莫斯科的中共党部发了一封电报：“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蒋经国于1937年4月19日抵达杭州，回到了阔别整整12年的祖国。

      父子终于见面之时，父子情和中国传统孝道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杭州国民政府主席别馆的大门一关上，蒋经国便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

      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奉老蒋之命，回到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恶补中国文化。

      年轻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留苏12年的经历，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他以苏联式的组织培训机制，改革国民党干部体系；经济上采取的决策措施，也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

      左派的草根气息伴随蒋经国一生。和他不苟言笑、矜持严肃、生活奢华的父亲性格迥异，蒋经国个性随和亲善，终日挂着笑脸，乃至在出任要职后曾被父亲告诫要“矜持自恃”。他一生节俭，极度清廉，在他逝世之时，名下甚至没有一处房产。

      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在戴笠手下担任要员的文强少将接受他访问时回忆说，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通过戴笠指示文强，每个月找蒋经国谈话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姻亲宋子文等人。文强经常劝诫他，放弃“左派”语言，避免赞颂苏联的成就。

      回国后的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

      蒋介石一生几乎从未信任过任何人，除了夫人宋美龄与儿子蒋经国。目睹蒋经国在赣南整顿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之后，蒋介石安排他立足于情治系统，一步步实现了对政权的掌控。

          美丽岛和江南事件

      蒋经国的转身始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期在风雨飘摇之际巩固国民党统治。蒋经国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中共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由此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这只是台湾官方提供的估算数据。事实上，死刑案的档案早已被销毁，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查证。

      蒋经国对此难辞其咎。这段历史在他的履历上如此浓重，以至于曾当过政治犯的李敖这样点评他的一生功过：“蒋经国辣手摧花40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不管怎么说，一个“辣手摧花”的人，为何最后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蒋经国越来越感到本土人士要求参政、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美国因素的催化之下显得更为巨大。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年迈体衰的蒋介石已躲进象牙塔中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小蒋手中。

      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纠正官僚作风，开会限定在40分钟以内。“别人一罗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还公布了公务员“十诫”，制止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风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和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为纪念世界人权日，申请集会，未获允许，决定不理会禁令照计划进行。

      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升后来接受陶涵采访时说，蒋经国当时指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

      当晚的集会中，数千名民众的情绪被演讲者煽动至高度兴奋，一些人开始攻击宪兵和附近的警察。共有183名警察、92名示威群众受伤。

      蒋经国的“软弱”让他在国民党内“饱受批评”。第二天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许多改革派人士被解职。在巨大压力之下，他决定大举镇压反对派人士，逮捕美丽岛集团骨干分子。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将蒋经国置于内外交困之中。

      而几年后发生的暗杀江南事件，更是一拳击中了蒋经国的软肋，使他彻底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联帮分子枪杀。之前，这位身份复杂的作家刚刚完成《蒋经国传》的写作，书中对蒋经国多有毁谤之辞。

      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杀手陈启礼、吴敦以及军情局长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告终。蒋孝武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

      蒋经国最亲密的部下李焕告诉陶涵，江南案让蒋经国看到，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已长成如此怪物，这让他“充满无力感”。随即，蒋经国大举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并禁止其在美国秘密活动。他还指示李焕，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告诉部下，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

          最后的华丽转身

      这时的蒋经国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预感时日无多，他决定在天年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加速完成改革。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后来告诉陶涵，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听到这一消息，蒋经国只是点点头。在核心层的会议上，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不打算对民进党采取行动，引起党内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弹，甚至有人写下血书，要求政府逮捕“叛乱分子”。对此，蒋经国对追随他多年的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党禁报禁解除；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草案，本土力量参与台湾政治的时代由此开启。

      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了“行宪纪念大会”。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欢迎声中，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高喊抗议口号--台湾政治第一次如此宽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一、政治开放中的阴影
  
  　　洪流化雨扫荒蛮，冰岛起风将退寒。
  
  　　奔电忽来惊睡眼，泥沙自始入清潭。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而这一过程伴随着党外势力的重组和增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多事之秋：知识青年掀起“保钓运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台日断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同时，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国民党政权再次出现了危机，台湾社会正酝酿着一场较大的社会变革。
  
  　　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以有官方改革派背景的《大学》杂志为阵地，倡导政治革新，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相应地，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他们质疑国民党以“戒严法”为借口，实行长期的专制，强烈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这些人汇集在民主的旗帜下，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党外人士，有的后来参与了“民进党”的组建，有的后来又脱离了“民进党”。
  
  　　蒋经国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比如邀请日后大搞“台独”的李登辉任“政务委员”。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但是台湾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戒严体制下的一党专政。
  
  　　1978年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后，党外运动继续有发展，最著名的事件是“美丽岛事件”——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以制衡国民党。党外势力发动民众于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举行游行示威，并与强行拦阻的警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些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民主、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其中“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倡议，呼吁国民党当局告别戒严体制，结束对立，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比如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1984年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使台湾当局实施三十多年的戒严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1986年3月，专制独裁了二十一年的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一贯地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这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经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社会大众要求民主的潮流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台湾的党外势力借助许多社会、政治事件，批评国民党的独裁。 特别是江南命案与涉及众多高官贪腐的“十信事件”的接连发生，重挫国民党的政权形象，使国民党不得不面临再次求变的选择。
  
  　　此时岛内党外势力发展较快，且派系林立。这些组织密切关注岛内时局的发展。
  
  　　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举行联合典礼，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由于当时还没开放党禁，因此即使当时“民进党”并未主张“台独”，但从程序上来说仍然不合法。这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社会各界一时非常关注，不知道当局是要镇压还是顺应改革的形势。《我们台湾这些年》中曾介绍这样一个细节：
  
  　　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而据后来披露的新闻显示，民进党的成立大会曾得到当局的默许，党外人士殊不知，蒋经国通过监控摄像看完了大会直播的全过程。之所以不干预，是因为蒋经国已在心里接受了政党政治的理念，已经决定要开放党禁了。当时“许信良在美国成立台湾民主党，美国参议员肯尼迪等人设立台湾民主化委员会，民主化潮流已蔚为风潮，无法阻挡，蒋经国会同意民进党组党，应该是考虑到反对党在台湾成立的话，比较容易监控。”
  
  　　党外势力组党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并未影响蒋经国既定的民主革新的步伐。民进党成立之后，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访问时，率先预告台湾将要解严以及开放党禁的消息，表示任何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与“台湾独立”划清界限。当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解严和开放党禁的决议。
  
  　　蒋经国未曾料到的是，在其去世的几年后，“民进党”撕下民主的伪装，将“台湾独立”写进了党纲；更没料到的是，李登辉在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借着政治开放的名义，最终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背弃了蒋经国政治开放中的反“台独”根本精神。
  
  　　二、《大学》杂志事件——政治革新第一呼
  
  　　凶天吝啬一滴雨，大漠扬尘封万墀 。
  
  　　壮士岂凭血气勇，请栽红柳第一枝。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状况，要求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当的政治权力。而教育的普及，使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此顺应潮流，自然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批台湾知识分子代表党外势力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大学》杂志是早期影响最大的党外杂志。
  
  　　《大学》杂志创刊于1968年1月，最初是一本文艺、教育类刊物，创立者为张俊宏与陈鼓应。1970年初，台湾新一代知识青年聚集一起，组成了颇为强大的笔阵，以《大学》杂志为园地，作了一次集体性的意见表达，主要宣传“革新保台”主张。
  
  　　从1971年开始，《大学》杂志的编辑方针转变为以政论、社会评论为主。《大学》1971年元月号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该信成为台呼吁“政治革新”的心声。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等。
  
  　　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了由九十多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人士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同年7月，当时还是国民党员的许信良联合张俊宏等人发表了一篇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分析，建议执政当局不要忽视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源，应迎合并运用这些人来从事社会建设。此文实际上想表达台湾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心愿，也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蒋经国曾推荐党团干部都要详加研读。
  
  　　1971年10月，《大学》再发表《国是铮言》，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准、陈鼓应、许信良等十五人联合撰写，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在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动。该文和同期发表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实质上已经触及国民党统治的“法统”。这种对国民党“法统”的挑战是最为敏感的话题。该文尖锐批评道：“二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1972年1月，《大学》四周年纪念刊又发表了《国是九论》，对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批评，并对蒋经国倡导的“革新保台”提出建言。新一代的在野问政至此也达到最高潮。
  
  　　针对陈鼓应在《大学》发表文章主张开放学生运动，建议开辟校园“民主广场”，让学生参与“政治革新”，国民党当局则指使《中央日报》发表反驳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与陈鼓应展开论战。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通过各种方式对《大学》杂志施加压力，先是由情治机关约谈陈鼓应、王晓波，然后指使台大当局解聘了陈鼓应等十四位哲学系教师。1973年2月，杨国枢辞去《大学》杂志总编辑职务。3月，陈鼓应等以“组织阅读共匪文件和毛泽东书籍”的罪名被捕。
  
  　　虽然《大学》杂志经过改组后继续出版，但失去了问政意识和勇气的杂志再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至最后停刊。
  
  　　三、中坜风云——许信良的努力
  
  　　轩辕举荐认贤良，官是公仆最恐慌 。
  
  　　中坜晴空藏欲水 ，春风未到惹苍黄。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中坜是位于台北西南方向二十五千米处的一个小镇，隶属于台湾桃园县。1977年11月，正值台湾将进行“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原国民党党员许信良因被国民党剥夺参选桃园县长的权益而宣告退出国民党，他最终以无党籍身份与国民党正式的候选人欧宪瑜进行竞选。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手段来对付许信良，而志在必得的许信良也广泛发动党外人士特别是青年助其竞选。因此早在选举之前，双方已经唇枪舌剑、剑拔弩张。11月19日清晨，投票正式开始。国民党党员、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中坜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年过七旬的钟顺玉夫妇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走上前来，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邱姓监督人当即现身，称范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致使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废票确是因为两位老人在选票上盖了私章所致。
  
  　　但监察主任擅离岗位一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开始发作，双方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冲突。桃园县警察局得知消息后派出大批警察赶到现场，将监票主任带走，其实是将其保护起来，对此，选民更加不满。随后，国民党舞弊的消息从其他地方不断传来，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愤怒的选民们聚集在一起，将中坜警察分局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次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已将舞弊人员法办，同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对国民党的迅速反应，民众表示接受，这才逐渐散去。
  
  　　这是国民党去台后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来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由于参与的民众人数太多，考虑到对岛内外的影响，对此事蒋经国没有进行武力镇压，事后也未逮捕任何参与的民众，但事件造成的震动是不容否认的。此时的党外势力已逐渐壮大，实施政治高压政策可能带来危险。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而这种胜利成果让党外势力从事件中受到极大鼓舞。在当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六席。这种结果，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也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
  
  　　许信良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曾两度当任民进党主席，后又因反对陈水扁而退出过民进党。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早在1999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就主张早日实现三通，并认为未来台湾主要销售市场在中国大陆。他还呼吁早日改变台湾与大陆间接通话一年要多花十多亿美元的不合理局面。据《统一中国》一书介绍，他还在同一时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大学上学，这对两岸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表率作用。
  
  　　四、美丽岛事件——在野派的叫板
  
  　　美丽岛中英俊多，欲开风气遇隔阂。
  
  　　龙蛇趁势成凶猛，汇聚洪流向漫坡。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中坜事件之后，台湾本地的党外人士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为了巩固在“五项选举”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分享政治权利、宣传社会思想，1979年9月，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党外政论性刊物《美丽岛》在台北创刊。该刊不仅言论激烈，而且来势凶猛，仅社务委员就达七十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并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大有借创办刊物集结力量以创造实质性政团的势头。
  
  　　如果说七年前的《大学》杂志只是以党外人士为主的书生论道，中坜事件是因国民党在地方选举时不择手段而导致街头行动的话，那么美丽岛事件则是结合了两者特性的一次总爆发。按《我们台湾这些年》里的话说：“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计划行动。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部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上6点，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三千多名群众情绪激昂。集会组织者多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的规模远远大过中坜事件，是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警民冲突，共造成双方约两百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一百五十二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虽然国民党利用戒严体制的法令抓捕了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却在次年的大审判中展示了其开明的作风。按戒严体制，国民党启用的是军事法庭审判，但并未像以往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或是60年代的军事审判那样，有太多的限制和操纵，而是可以让对方聘请“辩护律师团”进行辩护，律师团可以与官方进行交锋。同时法庭也有限向社会开放，各大报纸均可向政府发言人发问，并可轻易得到判决和律师答辩书。这些宽松的细节在以往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蒋经国已经有意识地想松动国民党在台湾的戒严体制。1980年4月18日，台湾当局对高雄事件中被捕的黄信介等八名非国民党人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台湾当局在判决中，以所谓“意图以非法的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各有期徒刑十二年，各剥夺公权十年。黄信介等八人的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从高雄事件发生到次年大审判的过程中，有两件事颇受社会关注，最后终变成了历史悬案。一件事是关于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如法庭上所提供的物证那样——民众袭警在先，还是社会上盛传的那样——政府派人在民众里当托儿，故意攻击警察？另一件事是是谁杀死了主嫌人之一林义雄三位家人？是如警方所言“国际阴谋集团”，企图激化岛内矛盾，还是如传言中所说的国民党“杀鸡儆猴的示警手段”。
  
  　　总之“美丽岛事件”及其大审判，备受当时岛内外社会的关注。作为焦点之一的年轻律师们，也从幕后走到了幕前，有的甚至也在这期间投入到了党外的政治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主角。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现代史上继中坜事件之后又一起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事件，是台湾政治、社会生活发生转折的标志性事件。经过此事，国民党与党外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也促使国民党加快了政体改革的步伐。
  
  　　五、江南事件——名记者的硬骨头
  
  　　遭逢乱世驾洋舟 ，块垒于胸未可留。
  
  　　一笔素描惊小蒋，不杀“叛逆”誓不休。
  
  　　1984年10月15日，美国当地时间9点20分，美国旧金山附近的戴利市江南寓所，江南来到自家楼下的汽车房，准备开车和妻子一起去位于旧金山渔人码头的自营礼品店。妻子崔蓉芝还在楼上收拾，突然她听到来自车房的“砰！砰！砰”三声脆响。她连忙下楼察看，令她大惊失色的是，丈夫江南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头部中了一枪，腹部中了两枪。虽送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江南于当天上午10时30分不治身亡。
  
  　　这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与当时正在当地火爆连载的《蒋经国传》有关，是一场政治谋杀。
  
  　　江南，真名刘宜良，江苏省靖江县人。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去台湾，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3年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因不满蒋氏父子的强权政治，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离台赴美。在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完成硕士课程。后因种种原因，江南改文从商，以经营中国工艺美术品谋生。
  
  　　期间，他以江南为笔名在美国与香港的中文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且撰写了《蒋经国传》及《吴国桢传》。特别是1984年于美国报纸连载的《蒋经国传》，公正客观，取材广泛，文笔生动，感触敏锐，堪称江南的代表作。《蒋经国传》披露了蒋介石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以及蒋氏父子统治台湾的内幕，在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江南也因此结怨于台湾当局。
  
  　　在刘宜良结集出版《蒋经国传》前，台湾当局曾派人去美国向他表示愿出高价买断版权，被刘宜良拒绝。该书出版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恼怒，便开始进行秘密策划。国民党当局并未直接派特务执行暗杀，而是指派在台湾赫赫有名的黑社会“竹联帮”执行暗杀任务。
  
  　　三名杀手分别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总护法吴敦和堂主董桂森。
  
  　　刘宜良被害一事传开后，海内外华人社会倍感震惊，各界纷纷举行集会，发表讲话，对这一惨无人道的暗杀行径进行口诛笔伐。一些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以及刘宜良的生前友好，还组建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追查元凶，给社会一个交代。
  
  　　为了逃避这一命案的罪责，台湾当局采取了“舍车保帅”的手段。将坊间普遍怀疑的真正幕后人蒋孝武外派到新加坡，而拿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的单独行动来说事，拿具体执行这一暗杀行动的杀手陈启礼、吴敦当作“舍卒保帅”的替罪羊——他们三人都被判刑。
  
  　　这一事件自始至终没能得到彻查，国民党当局的威信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成为党外势力诟病、孤立国民党的说辞之一。这件事也成为台湾向西式民主化改革的一个契机。在江南案审结之后的次年，即1986年，台湾开始大踏步地进行政治改革——而这恰恰是江南著作写文揭露黑幕的初衷。
  
  　　最后交待一下几名案犯的结局。1991年，陈启礼在坐了六年牢被假释出狱后，信佛从商，逃亡海外，最后于2007年客死香港。汪希苓1991年恢复自由后，一直低调做人，著书回忆自己的情报官生涯。吴敦出狱后成了电影制片人。外逃的董桂森于1991年2月21日，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被刺杀身亡。民进党成立

      权力，难在什么时候不去用

      蒋经国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三年内，的确无日不与病魔在作生死之战，而他也确实就在这段时间为台湾作了一连串无比重大的决策。

      决定宣布解严，乃是在他主理政务期间，政治上一项最重大的决策。

      就在蒋经国作此宣示的前十天(9月28日)，党外的偏激份子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临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个突如其来的演出，当然震撼执政的国民党和维安单位，保守势力的中坚人士，认为当时尚未解严，公然触法组党，不容宽纵，主张加以取缔，甚至逮捕相关人等。但是这项讯息到了蒋经国那里，他却非常沉着镇定，丝毫看不出有何激动。

      “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就难在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做了最后决定，当局对民进党依法不予承认，但不必采取取缔行动。

      蒋经国依法于1987年7月1日公布“安全法”，终于实现了他的一项心愿。(编按:即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

      开放大陆探亲

      引用唐诗 我们这件事做对了

      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年，蒋经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1987年3月中，农历春节刚过不久，家家户户团圆度岁的气氛还未散去，蒋经国在办公室内和一位亲信幕僚谈话时，忽然问到:“唐诗有首描写离家很久的人回乡时心情的诗，你该记得”，幕僚答复，那头两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蒋经国接着说:“这正是现在荣民老兵们的心情，你们去好好研究，尽快实施正式开放大陆探亲的办法”。

      “行政院”依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通过“复兴基地居民赴大陆沦陷区探亲办法”，随即并宣布自同年11月2日开始实施，委托红十字会总会着手办理。

      事实比想象更为热烈，红十字总会准备了1万份的申请登记表，从11月2日开始3天之内就被领光，不得不临时加印10万份以应需要，可见荣民老兵们返乡探亲的愿望何等殷切。而在当年年底之前，启程前往大陆的民众已经超过3万人。蒋经国获悉这样的状况时，很欣慰地说:“我们这件事做对了”。

      面对群众抗争

      我是“总统”，岂可回避？

      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猝逝。

      再稍前几天，他还亲自主持“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虽然事前获得情资，民进党人将在大会有扰乱抗争举动，劝他以身体为重，不必亲自出席，但他说:“我是'总统'，岂可回避？”当天他毅然推着轮椅莅临会场。

      1月13日，早晨起床，并无异状，用早餐，听读报，均如平日，原拟稍事休憩后即可出门前往中央党部，但稍隔片刻，感觉不很舒服，他说也许因为昨晚没睡好，于是侍从秘书建议不去出席常会，他勉强同意，然后回到卧房躺下休息，预备小睡，可是没有多久，他又按铃要副官进他卧室，说是有点恶心，想要呕吐，副官看他样子相当痛苦，立即请值班医官进房诊察，医官检查他体温摄氏三十六度，脉搏每分钟七十次，均尚正常。

      这是最后一天

      心跳七十假象 终于回天乏术

      大约12点半左右，蒋经国醒来，先说不想进用午餐，再过一刻，他又说要想呕吐，副官连忙帮他拍背，希望稍能舒缓他的不适，但数分钟之后，他真的口吐大量鲜血，于是寓所里一阵忙乱，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呕吐稍止，状况似渐稳定。可是又过几分钟，他再度反胃想吐，并且再又吐出大口大口的血，医疗小组的医师们看到他床旁的脉搏监视器的心电图，仍然显示正常心跳七十，乃接用人工心肺机继续施行急救，终于回天乏术，蒋经国就在那天下午撒手人寰。

      从蒋经国晚年的病历看来，他主要患的病症是糖尿病宿疾，其后相继出现的合并症有:一、心脏病，包括心绞痛、心律不整和血管硬化等；二、眼疾，包括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三、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双脚末梢神经感觉丧失，无法站立或行走；四、失眠症等，因之多年来医疗小组的成员，大多是属于心脏科、眼科和神经内科的医师，其它部门如胃肠科医师较少参与，而最后夺去他生命的却是胃的大量出血，事前似乎并无胃病症状，也无其它征兆，确是令人费解。其次他身上安装的心律调整器，原是帮助他改善心跳趋于规律之用，实际也有功效，但最后在他一息仅存时，它还忠实地执行它的任务，以致产生它的主人心跳稳定的假象，实在是造化弄人。

  进入７０年代末，蒋经国的身体日呈衰弱之势。毕竟年月不饶人，年近古稀之人，犹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等万物一样，已近枯败之日。

      １９８２年２月，蒋经国第一次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由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医治视网膜出血。他患的是糖尿病，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据说是糖尿病引发了眼疾。

      没有很久，台湾上下又盛传蒋经国第二次住院开刀治疗眼疾的消息，令民心再波动一番。据知情人讲，此次住院纯属偶然。蒋经国办事一向具有亲和作风，上高山，下渔场，无分巨细，事必躬亲。有一次去屏东巡视农渔建设，行至郊外途中，突来倾盆骤雨。其随待人员之一急忙撑开自动弹簧伞，欲为长官遮风蔽雨。不知是过分紧张抑或是太过敬意，慌乱之中，雨伞竟触及蒋经国的眼镜。立时，眼镜破碎，碎片割伤了眼睛，眼角渗出丝丝血丝。闯了祸的侍卫大惊失色，自认做了"犯上"之举，一时窘吓得手足无措。蒋经国倒说："不要紧，不要紧，你不是故意的。"

      当天返台北后，侍从医生为蒋经国做了消毒等初步医治，症状没有继续恶化，他便没有太在意。过了一天，蒋开完国民党中常会之后驱车赴荣民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眼科医生把他"留住"了，说必须马上施行手术。于是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又住院了。

      不知何故，蒋经国两次住院治眼疾的消息都对社会隐秘不宣。正应验了欲盖弥彰的法则，越是顶级绝密之事，越是传得快，亦越加神秘化。对他这次住院的秘而不宜，台湾民众难免发生联想，是第一次手术没有做好而复发再治吗？是糖尿病愈益严重频频引发眼疾吗？小蒋总统的身体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还能再撑持几年？

      ３月２９日，蒋经国到圆山忠烈祠主持春祭。离开大直官邸进入忠烈祠大门，在通过仪仗队致敬登上台阶那不到一百米的路程中，他身体竟有些摇晃。两位侍从人员见状趋步向前，搀扶着蒋经国走到祭堂主祭位置。仪仗队礼兵将花圈抬至他面前，他已没有气力照例亲执花圈鞠躬，只是用手简单触摸一下了事。显然，他已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心里是一定不愿让人们看到这副怏怏病态的，但电视新闻还是忠实地将他显现在百万观众面前，这再次引起了岛民的猜测和议论。

      接着，４月５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原定蒋经国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４月４日为慎重起见，调集三军仪仗队、乐队预先排练一次。中正纪念堂台阶达数十级，蒋经国在登上堂阶走到大堂铜像前之途中，又感不胜体力。第二天的仪式临时改由"行政院长"孙运璇主持，他本人则在慈湖陵寝率众官员行礼。

      "双十节"典礼上，蒋经国没有在总统府受礼台露面，只在阳台上致词。因他面部浮肿日益严重，像只吹满空气的气球，闪闪发亮，加上步履维艰，再在公众面前亮相恐有损领袖形象，有损"国"威。

      但从第二年的"双十节"起，蒋经国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民众面前，不仅在总统府阳台上致词，而且还在总统府礼堂内主持了中枢"国庆典礼"，到慈湖拜谒蒋介石陵寝，接着又到金门和澎湖巡视，亲手铲土植树，"龙体"似乎日臻安康。

      据大直官邸传出的小道消息，蒋经国的康复得力于儿女亲家、前"国防部长"俞大维推荐的一位老中医之手。其中还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俞大维因这位老中医治愈了他姐姐俞大所患与蒋经国相同的病，故而产生向亲家推荐之念，可蒋经国非平常闲人，不能随意让江湖郎中接触，而且未曾尝试过看中医服中药。为慎重起见，俞大维乃与蒋相约，安排一次蒋与这位老中医的无意中偶遇，并不直接邀请老中医诊断。在老中医这边，俞大维也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

      １９８３年的某日，老中医按约先期到了俞家，早早静候。稍晚，蒋经国则以看望亲家为名乘车抵达俞家，与老中医"不期而遇"了。

      几人落座。俞大维特意将老中医安顿在蒋的身边。因不能直接询问，靠得近也好看得清爽些，以免误诊。

      蒋经国与俞大维唱主角，互相叙谈些国事家事，气氛显得轻松、融和。然后，蒋经国亦向老中医兼询诸如是否到美国行过医等等无关紧要的话。老中医也见过些世面，不慌不忙，边做他的"望闻"，边答蒋的提问。

      蒋经国离开俞家后，俞大维急切地问：

      "可否看出些端倪？"

      "今天我只是以中医的望、闻，而缺乏问、切的前提下谈谈初步看法。总统先生的浮肿，是长期使用胰岛素造成的皮下积水后遗症。积水又压迫到肢体各部分末梢神经，以致四肢行动欠灵。"老中医不紧不慢应声答道。

      "那可有什么特效之法救治？"俞大维急欲打破沙锅问到底，好救亲家一把。

   "西医西药固然日新月异，有立竿见影之功。但在用药方面只是对一症下一药，而无法解决一种药物用久了在人体之内发生的副作用，亦即所谓顾此失彼。总统先生的积水浮肿就是胰岛素用久了的副作用。救治之法只有一条，让皮下积水消除。积水没了，浮肿自然不现；神经末梢压迫解除了，自然的手脚也可以灵活行动了。"

      俞大维将此法一五一十告之蒋经国。蒋的侍从医生（当然是西医）听了连连称好，他正得个"医治不力"之罪名。听毕老中医的话，他赶快找来几位专家讨论老中医的论证。结果一致同意按老中医所言办理，都说只要有办法把皮下积水消除，"总统"的健康必然得以改观。

      于是，"总统府"正式将老中医请到总统官邸诊断，望、闻、问、切，样样不漏。末了，开出相同药剂的五副中药，交待将其中两副煎了之后送交药理和病理部门分别化验研究，要等化验报告证明这一方剂对皮下积水有消退之用后，再将其余三副煎服。

      这位老中医，自然深谙政治规则。他说："总统先生的身份非凡人可比，不得不慎之又慎呀。"

      众人遵循老中医的说法如此这般做了。由药理、病理专家分析两副中药的性能，结果都认为对浮肿有效，即使功用不明显也无害于人体，然后才将三副中药煎了让蒋经国服了下去。

      奇迹竟然出现了，蒋经国的皮下积水消了，浮肿退了，行动也灵活了。

      自然，老中医还有医嘱，就是要更加注意健康，随时进行和缓的体能运动。蒋总统也有"遵命"的时候，愉快地接受了"医嘱"。

      到１９８５年，蒋经国的身体勉强维持两年后又继续发生病变。做过眼部白内障的切除术，装上了人工心脏起搏器，但仍时常感到头昏气短，难以呼吸。他已难以持久站立，以致不得不乘坐轮椅主持一些重要会议，从此进入"轮椅治台"时期，直至逝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轮椅。

      至１９８７年，岛内沸沸扬扬传布着蒋经国病情恶化的种种小道消息，不仅政界人士如失支柱，股票市场也受牵暴跌，一股暗流在悄悄酝酿，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天塌下来"。

      １０月８日，台湾各大报纸登出"预告"：蒋总统将亲自出席１０月１０日的"国庆"庆祝活动。１０月１０日，蒋经国坐着轮椅进入"总统府"礼堂，准备主持各级官员参加的中枢国庆纪念典礼。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下，蒋经国的全部讲话只有如下几句："经国的国庆讲词，已经印出来了，就不再宣读。现在，请李副总统作专题报告。"

      李登辉上台没有讲几句，蒋经国就示意随从推他离席了。

      "国庆"活动是要接受外国使节祝贺的。蒋经国的轮椅又被推到"总统府"大会客室，准备接受各国外交"使节"和夫人的祝贺。

      在外宾面前，蒋经国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病态。按外交礼仪，宾主双方应握手致意，并象征性交谈几句。但蒋经国只是稍稍抬一下右手，让外宾轻轻触摸一下过去了。老外对蒋的病情也早有耳闻，有备而来，因此也应付得从容自如，见怪不惊。

      之后，蒋经国坐着轮椅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向民众致词，实现报纸上的"预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暮年体衰、无力支撑的老年人形象，再不是生龙活虎的"小蒋"了。

      １月１３日，蒋经国早晨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无法支撑。随侍医生赶快扶他躺下，但仍不住恶心，还呕吐酸水。蒋一直住在大直官邸，没有送进医院。

      这一天是蒋家共进午餐的团圆日，蒋孝文、蒋孝勇、徐乃锦都来到官邸，见父亲这副病态，心情都大受影响，而且见惯了多次，没有当回事，就各自离去了。

      １点５５分，蒋经国忽然进入休克状态，大量的血从他口腔、鼻孔喷出。随从医生忙用吸引器帮他吸血，但他的颈部大动脉已经破裂，血涌不止，整个脑袋几乎七窍流血。

      专家医疗小组被从台湾南部紧急召回台北。这支台湾最优秀的医疗队包括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美籍心脏病专家余南庚，著名胸外科专家、长期担任蒋介石"御医"的陈耀翰等。但等他们一行到达时，蒋经国已回天乏术。

      获悉蒋经国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发去唁电，电文如下：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他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做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了一定的努力。""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中国新华社驻香港分社负责人还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在香港派员向国民党在港机构珠海书院内的蒋经国灵堂送了花圈。

      外电对中国共产党方面对蒋经国去世的悼念做了积极的评价。

      对蒋经国的逝世，外界有许多猜疑。去世当天，他的医疗小组居然远在台湾南部，没有得到任何预警。以一岛之主身份的蒋总统来说，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发生的。病逝前一天，他尚在"总统府"办公，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询问国民党十三大的筹备情况，丝毫没有病入膏肓的迹象，他本人一再表示"身体还可以撑下去"。所以，尽管台岛上下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有过心理准备，但真的事到临头时，国民党内人士还是猝不及防的。

      台岛内流传着一个可怕的猜测，说蒋经国是被人谋害而死。因医疗专家断言，糖尿病患者不会七孔流血而亡。蒋经国患的是糖尿病，死时却从口角、鼻孔、耳孔四处流血，无法擦尽。七窍出血，应验了中国民间传说的中毒暴亡之征。

      台湾新著《总统的秘密特使》一书，更向公众披露了有关情况。该书作者许汉（许承宗）出生于官宦世家，曾任香港时报总编辑，为国民党非主流派的文胆。其在台北党政高层关系甚广，故握有不少政坛内幕。

      根据该书所提供的史料参及其他有关记载，我们可对８０年代蒋经国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在表面上高呼"反共"、坚持"三不"政策的背后，出于另外一种政治意念，与大陆中国共产党方面秘密交往、试探和谈的内幕，有如下的一个基本交待。

      自１９８１年蒋经国暗许其亲信沈诚赴大陆一行之后，他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和平真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蒋经国不由得步了蒋介石的后尘，想急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寻找与中共和解的渠道，这种愿望在８０年代后期，愈发强烈。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７年，沈诚受中共领导人和蒋经国的委托，不断穿梭于大陆台湾之间。

      １９８７年３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去台北密见蒋经国并"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蒋经国这一决定实际上改变了原来的"三不政策"，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积极意义。

      ３月１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并提出中共中央关于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当晚通过香港将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１９８７年４月４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着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中共中央致蒋经国的密函在促进两岸关系互动方面产生了催化作用，蒋经国于７月１４日宣布废除在台湾实施长达３８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又开放两岸民间人员往来，陆续对大陆做了适度的"开放"。

      ９月，沈诚赴台北探视已病魔缠身的蒋经国。蒋经国对沈诚说："我正研究他们（中共）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指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决策"，"他们（中共）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沈诚建议"礼尚往来"，给中共方面捎个回信，然后再做具体规划。蒋经国说："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蒋经国表示要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１１月２５日，蒋经国表面上还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说："始终坚持两大政策，一项是坚决不和共党接触，一项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这两大政策，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然而，蒋经国于１２月７日约见沈诚时又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只要假以时日，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极有可能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赴北京正式进行国共和谈的代表尚未派出，蒋经国就突然咯血而逝，他的死，使极有希望的实际上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忽告中止，不由得令人扼腕长叹。

  地下总统”的赤子之心

      蒋友柏父亲蒋孝勇性格谨慎细腻，和玩世不恭放荡冲动的大哥孝文大不相同，与莽撞倔强好勇斗狠的二哥孝武也相去甚远。他说话做事如履薄冰，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是子女中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蒋经国的日记曾经这样写道：“孝文糊涂、孝武荒唐、孝勇可爱！”对几个儿子的欣赏程度高小立判。

      蒋孝勇从小就知道父亲的心思，总是能帮父亲先想一步。他最懂得讨好父母欢心，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做得无懈可击。比如每次母亲蒋方良过生日，孝勇都会把父亲蒋经国要送的礼物准备好，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礼物都是事先想好的最合适的东西，连包装纸都精心挑选过。他打理蒋经国身边的事情无微不至，小至穿衣吃饭大到党政大事，都可谓体之入微。

      后来蒋经国的很多家务事都是由小儿子来打理，特别是到了晚年，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小儿子。因为蒋经国身体不好，光有身边侍卫人员还不见得好用，许多事情还得亲人做才放心。

      蒋经国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主导着台湾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脉，但冗杂的政务让其身体日渐虚耗，并且遗传性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虽有专职医生负责诊治，但长期下来渐难控制。所以，蒋经国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让给儿子，让他帮忙去分忧解劳。

      蒋经国在三个儿子当中权衡再三，已卧病在床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若赋予重任可能因急躁而办坏事，所以他只有选择小儿子孝勇。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对小儿子蒋孝勇的倚仗愈来愈深，甚至将与一些高官的联系工作交给他。蒋孝勇确实谨慎可靠，能将事情办得十分妥当。

      从前蒋孝勇认为自己不该从政为官，一直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路，最后还是被父亲选择作为代言人。但国民党政权饱受“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冲击，“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有人选下任总统”，这辈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但是蒋孝勇不得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顶着巨大的压力帮父亲办事。

      在蒋经国最后几年时光里，每个星期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六外，蒋孝勇都会带着友柏他们到七海官邸，陪蒋经国夫妇午餐。而每个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是蒋孝勇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这时他都会在官邸陪蒋经国聊天。他们父子间什么事情都谈，地方问题、党的问题等。

      每天周旋于政务大事，无疑是日理万机般操劳。不过蒋孝勇不管再怎么累，甚至一度靠服安眠药来入睡，只要旁人在耳边轻声说父亲来电话，他就立即清醒地一跃而起。对于父亲和政事，他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自己对父亲这么孝顺，常常对儿子蒋友柏感慨地说：“身教比言传重要，今天爸爸所能做的，是尽量用身教教你们，让你们来体会。”

      蒋孝勇成了蒋经国暮年最为倚重的肱骨，宋楚瑜和王家骅也是左膀右臂。对于三个人的角色定位，蒋孝勇说：“父亲对王家骅是事务性的交代，如今天要做哪些事情、明天又有哪些事情等等；跟宋楚瑜谈的大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去解决；跟我则说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正在酝酿的事，这些事情的背景以及对策。”

      蒋孝勇时常能传达最高意旨，几乎是蒋经国和国府党政军大员之间的“传话人”，成为这一时期官场人人敬畏的人物。正由于他可以随时“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人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讨蒋孝勇的欢心。

      生性低调的蒋孝勇很少在外抛头露面，被台湾坊间称为“蒋家唯一隐于神秘帘幕后的人物”。他可以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地下总统”就是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这位外界看来如此神秘的人物，在家里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最爱在家里表演厨艺。这时的蒋孝勇位高权重，经常在外宴饮应酬，吃过各种美食佳肴。他总不忘记细心地记下来，回家尝试做给老婆孩子吃。蒋孝勇对做菜颇有天分，任何美味可口的菜色，只要他吃过一次，就能够模仿菜式的色香味，照葫芦画瓢般，做出一模一样的菜来。

      年轻时蒋孝勇上过军校，有一定的射击基础，所以他业余时间喜欢打靶。每次他有射击活动都喜欢带着友柏参加，让儿子感受下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希望友柏从小能练习打靶，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训练瞄准力、注意力和稳定性。

   蒋孝勇教育孩子无疑是很有一套，很多东西让蒋友柏终身受益。蒋孝勇常常告诉蒋友柏，一定要谨记两件事。一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及祖上的余荫、余德；一是别人喜欢荣华富贵，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要去牵扯。

      爷爷蒋经国逝世

      蒋经国晚年疾病缠身，在“荣总”的病历可以堆至腰高。他集党政军百务于一身，事必躬亲的个性让他十分疲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却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改革。

      1986年初，身体日渐衰老的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马英九回忆说自己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凛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的名单，蒋经国却置之不理。

      1987年这年的“双十节”，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典礼并致词。他的讲话只有106个字，但已经吃力得坚持不住。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外界的纷扰并没有停止打扰他。

      首先当数老兵请愿事件，源自蒋经国的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事件发生于1987年11月10日，近千名老兵以无钱回大陆探亲为由，集结在行政院门口示威，要求当局每月增发补助费并一次性补助数万元的大陆探亲费用。当时俞国华没有答应此要求，也没有进行有效疏导。为了避免冲突，他要求行政院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从后门进出。

      重病中的蒋经国得悉此事，当晚即将俞国华召来斥责，并派宋楚瑜到老兵中进行安抚。蒋经国在第二天深夜得知老兵们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已散去，他才上床休息，这时距离他离世还有61天。

      老兵请愿事件严重干扰了蒋经国的治疗，而一个月之后他又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缮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出席一年一度的“宪政纪念会”。此时身体虚弱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致词，这时有11名民进党代表在会场突然发难，高举白布条抗议，一边跺脚一边高呼：“我们要求完全选举国大代表！”

      面对这样当面的挑战，蒋经国默然而坐不以为意，继续让“国大”秘书长代他在喧哗声中宣读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面庞浮肿的蒋经国呆坐几分钟后，黯然离场那刻特别转头深深地看了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或许是无人解围让他感到了孤独。之后蒋经国几乎不再露面，也不过问什么事，有人来到他面前，会听到他喃喃，如同自语：“你们能做的事，赶紧去做吧。”

      1988年1月13日下午1点55分，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并引发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不幸于3点50分去世，终年78岁。当天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他致哀。

      多年后蒋友柏回顾爷爷的一生，感觉他过得真是坎坷。在有生之年经历了流放西伯利亚、与孔宋集团对抗、美国遇刺、石油危机、退出联合国、半夜美使告知断交、“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等崎岖。但蒋友柏也觉得爷爷一生更是伟大，他亲手带领台湾进入经济腾飞，又将台湾带入民主时代。他亲口宣告了开放大陆探亲，为两岸和平交流揭开序幕。

      最让蒋友柏不解的是，为何爷爷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做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没人能告诉蒋友柏。但蒋经国的一生可以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成为让后世认同的政治典范。

      爷爷葬礼的背后

      爷爷蒋经国去世那年，蒋友柏才12岁，个子却一下子蹿得跟父亲差不多高。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轮廓越来越清晰，长方型脸庞，高高的鼻子，集合了父母的优点。然而正是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爷爷去世的那段时间，忽然想明白了人生的很多事情。

      蒋友柏永远也忘不掉爷爷去世那天，他放学回家就从母亲口中得知爷爷去世了，这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破了长空。等到蒋友柏换好西装跟着家人去看爷爷时，爷爷已经更好衣，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沉默地陪侍在一旁，奶奶情绪激动地抓着爷爷的手，不断地呼唤爷爷的名字。

      蒋友柏想起爷爷往日的音容笑貌，不禁抽泣着哭出声音来。但是他毕竟是小孩子，没有感觉到这意味着他一种生活状态的破灭。

  ﹣蒋友柏和父亲他们当天晚上一起在“荣总”怀远堂为爷爷守灵。奶奶几度晚上至太平间探视，爷爷的遗体从冰柜拉出来之后，奶奶迫不及待地抚摸他的脸，细细地轻轻地摸，好像爷爷只是睡了一般。其实遗体早被冰得像冰块了，可是她才不管那么多缮

      接下去的日子，蒋友柏亲眼目睹了爷爷隆重葬礼的全过程。

      从1月13号蒋经国去世消息传出后，政府当天举行了“国葬大典”。当时三家无线电视台立刻改以黑白画面播出，所有娱乐业全部歇业3天。在开放民众瞻仰遗容的6天里，民众自发来谒灵的络绎不绝，每天都有超过20万人到忠烈祠追思。

      蒋友柏随着家人一起参加了1月30号的“国葬礼”。在葬礼举行前，先举行了一场2000人参加的追思礼拜。当司仪庄重地宣布“起灵！”后，21响礼炮响起的同时，全岛防空警报也同时响起，为蒋经国默哀1分钟。

      遗体移灵大溪头寮的路程中，前导机车通过时，哭声就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来。从忠烈祠到“总统府”前，再到桃园大溪，68公里的路，到处有民众披麻带孝沿路哭泣。

      灵柩安厝头寮福安宾馆，覆盖在铜棺上的旗帜则由蒋孝文收下。当时蒋方良因为心脏病，没有出现在安厝大典上。

      在隆重的葬礼背后，隐藏的是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由于蒋经国在去世之前，早已公开对外界表明：蒋家人决不再搞世袭政权。事实上蒋经国不仅这样表白，更是毅然作出让别人接班的实际安排。蒋孝文因为卧病多年，蒋孝武因涉“江南命案”外放新加坡，只有蒋孝勇在他病危时代理一些政务，但蒋经国有意不想再让蒋家人走政治这条路，所以自他去世后，蒋家权力继任成了一个真空。

      这时李登辉开始活跃起来。之前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型官员面貌出现，貌似对官场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像当年王莽未篡位之前一样的温文恭俭，所以才赢得蒋经国的倚重。1984年他被蒋经国一手提升为“副总统”，并顺利进入中常委，成为刻意培植的接班人。

      对这位个子高高、脸长长的“副总统”李登辉，蒋友柏并不陌生。因为父亲陪侍爷爷那段日子，他总是隔三岔五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家里。在父亲面前一般都是恭恭敬敬地左请示右汇报。不过蒋友柏对他并没什么好印象，人小鬼大的他知道，这人准是想让父亲把什么话带给爷爷。

      如今蒋家大势已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蒋经国去世当天，李登辉宣誓就职“总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没过多久，李登辉就得陇望蜀，觊觎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

      当时还是国民党“立委”的赵少康，与其他三十几个“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赵少康在选民心中有着良好的形象，加之宋楚瑜在后面为李登辉鼎力相助。因此，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

      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他们认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宋美龄才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因此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在军政界斗争激烈。李登辉这时还得如履薄冰，在他就职的第二天还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并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野心。

      李登辉一面深藏不露地不动声色，一面积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政要职，把一些元老派排斥在权力圈外。不久羽翼渐丰的李登辉登上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实现了党政一元化领导。他终于不用再把蒋家老小放在眼里，可以志得意满地宣告台湾天下是他的了。

      从此，蒋氏家族步入了无限期的黯淡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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