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主妇纯英 百度云:外媒：美用老思路处理新问题 对华做两手准备

美用老思路处理新问题 对华做两手准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刘飞涛博士在《中国评论》月刊二月号发表专文《奥巴马“扭转”美国战略重心的潜在风险》。作者认为：“奥巴马真正想要告诉人们的并非是战略东移事情本身，而是要让人们知道这一战略决策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决断。“美国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并不‘零和游戏’般地意味着为任何别的国家提供了战略扩张的机会；相反，这种估计有利于客观理解美国战略东移的巨大象征性意义和有限的现实指标性意义，从而不至于对大势的发展产生误判，并导致过激反应。”“美国试图使用‘赢得’冷战的思路和套路规划和塑造亚太地区的未来的意图日益明显。”“美国一再宣称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但其政策行为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至少总是给人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后
　　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演说时宣布，他“已经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即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将通过坚持核心原则并与盟友密切合作，对塑造本地区及其未来发挥更大的和长期的作用。”奥巴马还声称“关于美国惧怕中国的观念是错误的，”同时他还宣布十年内将向澳大利亚部署多至2500人的军队，以帮助美在亚太地区发挥“领袖职责”。

“战略东移”，奥巴马真的“深思熟虑”过了吗？
　　显然，奥巴马的上述言行是要向亚太国家昭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决心已下，下一步在亚太扩大战略投入的承诺是可信的。然而自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国务卿克林顿已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过三次重要讲话和一篇专门论述；奥巴马自宣布自己为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以来，已三次到访亚洲；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不久前更明确将亚太定位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枢纽”。如果考虑到上述一连串的动作和表态，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的决心已无需再度申明。但实际上，奥巴马真正想要告诉人们的并非是战略东移事情本身，而是要让人们知道这一战略决策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决断。在这里，“深思熟虑”一词尤其令人玩味，因为奥巴马本意当然是要表明他在作出这种重大战略决策时秉持了应有的战略审慎，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似乎对于这一战略转移事实上是心存疑虑的。
　　首先，美国在目前阶段把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有“强行扭转”之嫌。十年反恐战争造成美国权势的过度伸张，目前已背上了超过15万亿美元的沉重债务负担，今年夏季美国还一度因政府面临债务违约而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再者，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直到在危机爆发已过三年的今天，美国经济仍近乎陷于停滞状态，平均失业率高达9%，社会矛盾激化，以至爆发了席卷美国全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因此，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其当务之急是实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也就是在加速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尽快摆脱反恐战争导致的战略负担过重局面，从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修复美国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奥巴马已于2011年上半年宣布了从阿富汗撤军的具体计划，即一年内从阿富汗撤出3.3万美军，至2014年底结束战斗任务并向阿富汗安全部队移交安全防务任务。但是，自从美国越境击毙本。拉登，及至目前北约空袭巴基斯坦边境安全检查站事件发生以来，美巴关系屡次受到冲击，使美国能否顺利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出现了较大的变数。与此同时，今年春天以来的中东政治大变局也为中东今后较长时期的动荡拉开了序幕，美国对于伊朗“坐大”并彻底改变中东权力平衡的担忧也在一天大过一天。在此背景下，美国如果不能对中东、南亚秩序做出一个大致稳定的安排的话，其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必然受到极大牵制，而且贸然大幅度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则可能对冲掉美国为战略减负而做出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内舆论一方面支持奥巴马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另一方面又奉劝美国不要在亚太“过度伸张”的原因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指出的美国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并不“零和游戏”般地意味着为任何别的国家提供了战略扩张的机会；相反，这种估计有利于客观理解美国战略东移的巨大象征性意义和有限的现实指标性意义，从而不至于对大势的发展产生误判，并导致过激反应。
　　用老思路处理新问题
　　其次，“新冷战”有可能在亚太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两国首脑确定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但是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明晰化，美国试图使用“赢得”冷战的思路和套路规划和塑造亚太地区的未来的意图日益明显。  
　　第一是仿照构建跨大西洋同盟的方式，提出以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总体目标。具体做法是在现有“轴辐式”同盟框架体系下，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与东盟等小三角合作框架，弥补“轴辐式”单一架构下多边协调不足的严重缺点。美国只要在安全上能够持久稳定其亚太同盟体系并不断强化其同盟间的多边协调，美国拼凑亚洲版“北约”的目标就基本实现。
　　第二是接受放任欧洲一体化进程，最终让欧盟在经济上形成与美国并立的独立一极的教训，决心防止亚洲出现排斥美国的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2009年日本鸠山政府因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构想曾引起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澄清提出该倡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并要求日本澄清该构想是否包含美国。“东亚共同体”虽然不了了之，但美国对亚洲区域主义发展的戒心明显加重，并随之确立了全面卷入亚洲各层次一体化合作框架的方针。美国相继宣布建立美国东盟“10+1”对话机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及东亚峰会，尤其是力推TPP扩大，欲使之最终成为以APEC为总体框架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美国还有意以高门槛的方式将中国排斥在TPP之外，表面上是要“倒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是要长久保留分裂和分化亚洲的经济杠杆。由此，亚太区域主义自主发展并成为独立一极的风险将大大降低。
　　第三，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若隐若现。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曾令奥巴马政府一度在民主人权促进问题上格外低调，但今年“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又让奥巴马政府重新找回了“自信”。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比以往具有更加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在谈及经济增长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时称，“从长远来看，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在谈到发展模式时称，除了西方发展模式，“由一个人或委员会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模式都已经得到过尝试并已经失败。”自视为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指路人，称“历史是站在自由一边的，即自由的社会、自由的政府和自由的人民。亚太地区及全世界的未来属于坚持这种理想的人们。”
　　对华采两手策略
　　第四，树立假想敌，将中国确定为最大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出于保证自身领导地位绝对安全的考虑，对后来崛起的大国具有天生的疑惧，尤其是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之下。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最近一次演说中曾说：“我们面临来自新兴力量的威胁，如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我们一直都知道的国家。我们努力确保我们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充足的军力，确保他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离开此地。”众所周知，美国最近一直鼓吹美印是天然的同盟，但即便如此，美国仍对印度心存戒心，可见美国在审视其霸权地位的安全时，可谓已经达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实力受到重创，美经济复苏步伐过于缓慢，面对经济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国，尤其是一个意识形态、发展模式都与美国迥然不同的中国，美国的焦虑感明显加大，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心理及战略需求同时上升。主要手段包括：通过国际规制打压，高调指责中国“玩弄制度”；无视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处于贸易赤字国地位的事实，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失业问题生硬挂钩，屡屡用作打压中国的大棒，试图通过打压中国经济竞争力，改变其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国地位；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不断挑起事端，试图利用安全问题使中国陷于“孤立”。
　　美国一再宣称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但其政策行为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至少总是给人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希拉里一再声称“中美关系不能失败”，这话如果对着中国人说，人们自然联想到是中美合作，但是如果着重对着其盟国说，则无异于是说“我们一定要联手压住中国”。
　　如何看美国的战略重点东移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重返亚太的言行引起了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如何看待美国战略重点东移？
　　首先，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是必然的。美国的战略重点是追随国际关系重心所在地的。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心在大西洋。但是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大潮流，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这是400年来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导致重心转移的根本原因，是亚洲在崛起。美国战略重点自然会追随国际关系这个大趋势。
　　第二，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尚处在初期阶段。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完成。201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为63万亿美元，北美和欧洲加在一起超过33万亿美元，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而东亚13国加在一起才15万亿美元，仅占全球的1/4。然而，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今后30年，这个地区再加上南亚，其经济总量将会占到全球的50%以上。当然，国际关系重心的转移，不只是经济的，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国际关系的重心要完全转移到亚太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欧洲发生的事情，中东发生的事情，仍然吸引着世界的主要注意力。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尚处在初期阶段，远远没有定型。
　　第三，今天的世界和20世纪的世界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到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所带来的结果，必定和旧时代不一样，并具有鲜明的、今天时代的特点。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游戏规则是零和游戏，那就是你输我赢，你败我胜，你死我活。而今天，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二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只有联合起来，人类才能生存下去。
　　在上述时代的背景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重点转移，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仅美国有发言权，美国战略重点移向的国家、地区和人民也有发言权。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结果，不仅取决于美国，而且也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在观察美国战略东移的时候，切忌用老眼光来看，以为转移的结果必定会造成中美之间的对抗，或者导致一场新冷战的爆发。当然，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亚洲人如何应对。
　　尽管中美之间有摩擦、有争斗、有较量，但是中美关系几十年发展史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是在不断前进，而不是在倒退；中美之间的合作是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在不断削弱。尽管今天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鼓吹新冷战的舆论不绝于耳，但是，我相信这些叫嚣，这些舆论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会继续向前发展的。习jin平副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也将会证明这一点。
　　美国亚太战略 中国如何破局
　　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到东亚峰会，中美之间频频隔空过招，西太平洋沿岸风波不平，太平洋显得不那么太平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回来了。
　　美国从未离开亚洲
　　201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演说，称美国调整外交战略，加强亚洲国家的联系，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
　　其实，美国不用“回来”，它根本没有离开过亚洲。100多年来，美国对亚洲的介入越来越深，从海洋到亚洲腹地逐渐渗透，“9·11”之后，美国在亚洲的控制力达到一个顶点。阿富汗，一直被誉为“帝国黑洞”，无论亚历山大大帝、沙俄帝国还是大英帝国都没有真正征服过它，而今美国在这个山地国家驻扎了10年之久。
　　希拉里说美国要回归亚洲，真正的含义是美国外交政策转型，即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反恐战争转移到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全球性权力结构的变迁；在空间上，美国战略焦点从亚洲大陆的腹地转向陆海交替的边缘地带。
　　奥巴马上台之后，声称要做一个“太平洋总统”，经过将近3年的努力，这位太平洋总统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尤其是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一边指责中国，一边要在澳大利亚增加驻军。美国在未来十年要削减4500亿美元军费，但是不会影响亚太地区的驻军。
　　美国说要回来，中国很不爽，根源在于中国在最近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未来的中国要成为两洋国家。
　　中国：从大陆走向海洋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大陆型国家，蒸汽革命之前，海洋是安全的屏障，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海洋成为外敌入侵的通道，当然也成为商品与观念的渠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也是中国战略重心向东南沿海转移的过程。
　　从地缘地理配置来看，中国是典型的海陆兼备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海权意识的觉醒，这应该算得上21世纪前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十年之间，中国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贸易网络的物质基础就是海上运输通道的构建，像中国这样的贸易型国家，海上通道就是经济的血脉。
　　海权不仅包括海军这样的权力，更是一种海洋权利意识的觉醒，对海洋的利用也不限于耕海牧渔这种简单粗放层面，而是深植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之中，2010年中国海洋经济产值占GDP总值的9.7%，其发展速度要高于平均速度。2011年9月，中国在西南印度洋获得了一块1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勘探区，这标志着中国的深海探测技术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准。从大陆走向海洋，是中国迈向世界强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潮流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选择
　　美国“回归亚洲”在中国引发不满，有人认为美国在挤压中国，围堵中国。美国在主观上有此目的，尤其是明年是大选之年，各路候选人纷纷表示对华强硬姿态，更是引起中国民众的不安或愤怒。而客观上，美国近两年也确实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增添不小压力。
　　面对这种情势，中国需要用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审时度势，构建中国的世界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清晰有力的战略既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自信心的表现，也能够向对方明确中国的战略底线。
　　从长时段而言，中国的战略空间在不断增加，冷战期间，中国处于美苏对峙的夹缝之中，中国基本是大陆国家；越南战争和苏联解体则使美俄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减弱，1997年金融危机使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大为提升，中国基本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回归亚洲”做出过激的反应，而是需要能够进一步拓宽中国的国际空间战略。
　　首先，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比较好的协作关系，划定了边界，夯实与扩大了上合组织的合作，稳定的中俄关系是中国从大陆走向海洋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具有广阔的内陆腹地，目前中国政治经济重心集中于所谓的“黄金海岸”，距离海岸200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带是中国财富的汇聚之地，中国在走向海洋的同时，一定要夯实内陆的发展基础，从而形成稳固广阔的战略纵深。
　　其次，从出口商品到提供公共品。作为区域大国或者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代价”就是要成为公共品的提供者。公共品包括区域秩序、安全、制度框架等等，美国学者伊肯伯里认为，亚太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这条龙，而在安全方面则傍着美国这只鹰。实际上这反映了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劣：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减弱，而中国的安全承诺与行动不足。
　　美国倡议建立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便是为了提振美国在亚太经济贸易中的话语权。与之对应，中国也要弥补自己的短板，如中国国际安全专家朱锋所言，中国需要为周边国家提供“基于法治精神、尊重人权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成熟完善的区域治理”这样的公共品。
　　亚太地区的一个困境是“制度过剩”，各种区域组织或者制度层出不穷，但是整合能力有限。中国要想成为亚太大国，就需要构建一套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整合与治理的规则与规范，否则，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便会陷入“走两步，退一步”的蹒跚状态。
　　结语
　　总之，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浸染了过多的冷战色彩，融合了过多的冷战元素，尽管它与真正的冷战仍有很大的区别，当今的国际环境也与以往迥然有异，但危险的是，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安全领域的一举一动，如“军事围堵”、“挑拨离间”以及“意识形态打压”等，都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它在冷战时期的所作所为。正如美国的一则谚语称：“如果看起来像鸭子，走路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了。”诚如此，“新冷战”在亚太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仍然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