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苍月女战士番号:我与毛泽东的谈话

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记录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６日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今天拜访了毛泽东同志。
我以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名义，向他６７岁寿辰表示祝贺，并希望他能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显然，毛泽东对来自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良好祝愿深为感动。他一点没有掩饰自己的情感，用最热烈的言词表达了他对这种同志式的祝愿的感谢。他说，在他的生日能收到如此高贵的祝贺，是他的荣耀。他要求转告他个人对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同志们的谢意，祝他们身体健康，工作取得更大成就。
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我们开始了谈话，他告诉我，中国党的领导人目前工作量很大。“关于我自己，可比过去轻松多了”他说到。“我一天最多工作８小时（有时多一点），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毛这样接着说。他研读材料的效率也似乎差了。他阅读的材料不得不印成大字。我认为，现在所有给他的文献都是以大字体排出的。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说：“这是所有上了年纪的人的一般规律，他们在工作效率方面已无法同年轻人相比了。”
话题转到他辞去国家主席一事上。他特别说到，辞去主席一职减轻了他参加国务活动的负担。他谈到，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只有政治局的委员们支持他，而很多中央委员都反对。至于普通党员们，反对的就更多了。但是现在，他说到，大家都支持这项决定了。
在他接着叙述他的工作和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各项活动时，毛泽东说，一些年来，特别是在１９５３至１９５４年之间，他都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说，从１９５６年起，一直是刘少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而他自己只是有时参加一些会议而已。毛泽东说，他个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讨论、研究问题，有时也专门邀请一些人参加常委会议。
毛泽东接着告诉我，在某些情况下，他也出席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常常包括地方党的领导人，例如大区中央局的书记和副书记，各省的省委书记等等。毛泽东说，实际上他现在已不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也仅仅是致一个短篇的开幕词。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也就不再过问最高国务会议的工作。然而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系统地阅读和研究党、国家和上述最重要会议的文件（在这些文件被正式采用之前）。
毛泽东同意我的说法，即尽管已经把相当多的责权分给了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但他仍然在整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中负有重大责任，他说他还不得不经常工作到深夜。“主要的工作是阅读大量的文件和材料。”他说，例如每隔一天，“他们就要给我送来两大摞有关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当然都是必须尽快通读完的，不然要落伍吗！”
在谈话过程中，我提到，飞速发展的国际形势要求人们给予不间断的关注和及时的分析。我强调，莫斯科会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已为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同意这一看法，并很快对这个话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是经过了周密的准备的。包括２６国党代表在内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他接着说到，一些外国的党的代表常常感到疑惑，问为什么会议要开这样长，毛泽东说，他们显然不完全理解在花１０多天时间听取８１国党的代表发表自己意见时的真正状况。当时不断有人发言，起草文件工作本身根本提不上日程。毛泽东说：“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进行讨论，是非常好的事，而不是坏事。”
毛泽东对我所说莫斯科会议文件有深刻的理论特色这一点表示赞同。他并说，这些文件在我们共同的敌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很大混乱。
在谈话中，我简要地讲到了苏联国内怎样宣传莫斯科会议的成果，以及在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学习会议文件的情况。 　　作为回答，毛泽东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也正在组织学习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至于总结会议的成果一事，中共中央还未向各省发出具体明确的指示。
他接着告诉我，中共中央将在１９６１年１月召开全会（上次全会在１９６０年４月召开。译按，原文如此。八届八中全会于１９５９年８月召开）。会上，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将作出报告。对这个问题，中共将通过一个短的决议，表明对莫斯科会议决议的支持态度。除此以外，全会还要讨论１９６１年度的经济计划。
在这之后，毛泽东告诉我，中国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这使制定出一个精细而长远计划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对此也缺乏经验。”他接着说，最初，中共中央想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三年制定一个计划。可是，１９６０年已经过去了。于是，决定对剩下的两年分别制定计划。他说，目前，１９６１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已经拟定，并实际上已在执行。
我尽我所知告诉了他关于苏联完成计划的有利条件，以及最高苏维埃通过１９６１年经济计划和预算的情况。
对于中国经济计划的通过和批准总是拖后这一点，毛泽东表示了不满。他说，１９６０年的计划到１９６０年４月才通过，甚至有些时候，人民代表大会对经济计划的批准要到６月至７月。毛泽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
我向毛泽东报告了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我告诉他，苏共和苏联政府将对农业发展问题给以极大重视。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将要就进一步增加农业产量的最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目前也“特别”关注农业问题。他说，为了更强调农业，“我们甚至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缩短工业战线”。他对此加以解释说，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工业生产的投资规模，包括减少对重工业某些部门的投资；基本建设的投资也将被削减。
谈话中，他扼要地提到中国工业的瓶颈问题。例如，他指出煤炭工业，运输业都比较紧张。他还讲到了这些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其他工业门类发展的影响（如钢铁工业等等）。
当我们又回到农业问题上时，毛泽东强调，缺乏对轻工业发展的适当关注，没有给农业这一对中国经济说来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部门以充分注意，要满足人民衣食及消费品的需求是不可能的。毛以他自己的经验力图使我们相信这样的道理：“培植作物、饲养牲畜要比进行那些无生命产品如金属、矿石和煤的生产困难得多。”他诙谐地说：“死的东西跑不了。”
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的物质需求始终不断增长，因而中国共产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我们取得成就时，新问题和新任务也就同时出现了。顺着这个思路，他说，甚至三、四百年之后，新问题也总是会不断出现，需要人们加以解决。“没有困难，也就不会有发展。”毛泽东相当风趣地说。
当谈到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作访问旅行一事时，我和毛都有同感，认为这次访问对加强和巩固中苏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赞成上述看法。他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他强调说，我们双方的人民都期望着这次访问。“我们两个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决定，满足了双方人民的愿望。”
我开玩笑地告诉他，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比如说乌克兰，就对中国代表团“不满意”，因为他们没能到那里去访问。毛笑着说，这个抗议应该交给代表团成员，比如在座的杨尚昆，因为政治局对代表团延长访问并没有反对。我以同样玩笑的口气说，还是中国朋友缴了那些“不满意”的苏联同志们的“械”，他们告诉苏联同志，他们还会再来。毛泽东于是说，这一下他们可欠了你们的债了。
当他更广泛地谈起中苏两党领导人的会面和中国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作用时，我告诉他，苏联人民在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多次要求转达对他（毛泽东）的良好祝愿，希望他也能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到不同的城市、企业和集体农庄作客，特别是到那些他上次访问未能去的加盟共和国去走一走。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件事，说他“一定抽时间做这样一次访问”。
毛泽东告诉我，在中国，他也受到一些边远地区的领导人的批评，因为他没有到过新疆、延安（指新中国成立后—译者）、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城市和地区，那里的人们不高兴。他说，这些人常常称他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当他辞去国家主席以支持刘少奇工作时，他们又称他是“半个国家的中央主席”。
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又回到他提出的从党务和国务工作岗位上引退的问题。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他就等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即他仅仅作一名政治局的普通委员”。他说，关于这件事，他还没同党内任何一个同志商谈过，甚至他（毛指着杨尚昆）也不知道。你是得知我这个“阴谋”的第一人。
我肯定地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将不会同意他的这个打算。他开玩笑地说，那我就等着，直到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必要的时候；“多少年之后，他们会理解我。”
谈话在意想不到的极为诚挚、友好的气氛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一边热情地与我们道别，一边再次要求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的衷心问候，对苏联同志为他生日的祝贺表示真诚的谢意。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阎明复、朱俊仁（音），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理科夫和瑞克曼宁参加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签字）
作者：契尔沃年科/著　李向前/译 点击次数：1725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上传日期：19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