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意欲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自去年上任以来，马来西亚新首相纳吉就力图通过改革，试图摆脱困扰马来西亚近20年的“中等收入陷阱”，重拾马来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区域经济中的“领跑者”地位。在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和方案中，最为系统的当属今年颁布的《新经济模式方案》，该方案集中体现了总体经济战略，并将成为马来西亚未来10年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指导文件。

　　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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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实现中等水平后，由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出，从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的一种状态。

　　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经有过两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一是日本、韩国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另一个是东欧国家通过加入欧盟前的“法制化”和“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并最终从“中等收入陷阱”中脱身而出。

　　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成功冲破“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变革和转型，唯有经济体制的革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挽救陷入困境的“后发国家”于危难之中。

　　然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以及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则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之一，马来西亚具有典型“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1957年实现独立后，马来西亚便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1970年，政府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依赖初级产品部门转向依靠制造业部门，并在上世纪90年代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从1992年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增速从1990~1997年的年均9.1%，下降到2000~2008年的5.5%，经济发展遇到巨大困难。

　　《新经济模式方案》中直言，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面临着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是“小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给国内经济造成了多次外部冲击；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长期缺乏增长动力；三是随着经济总量的长期扩张，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四是经济增长逐步停滞，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五是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重重，实施改革的难度逐步加大。

　　从《方案》对马来西亚国内经济问题症结的分析来看，五个问题中，后面四个都直接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而事实上，从1992年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都难以突破“全球高收入边界线”，“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已成为马来西亚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由此，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二十载，成为马来西亚未来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新经济模式的突破点。也正因此，马来西亚此次《方案》的基本核心与现实抓手便是改革和转型。

　　寄望于“新增长模式”

　　《方案》制定的背景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作为上世纪下半叶最为活跃的新兴市场国家马来西亚，也将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认为须尽快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合理确定自身位置，并制定出长期经济发展战略。

　　在《方案》正式颁布前后，为了保证其顺利实施，马来西亚政府为此构建了四个支撑战略：一是2009年4月纳吉的执政宣言，即“一个马来西亚、人民为先、立即表现”，它为《方案》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二是今年1月制定的包括六大改革领域的《政府改革计划》，它为《方案》的实施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务；三是今年3月通过的包括8项改革行动的《经济改革计划》，它是《方案》实施的推动力；四是今年6月颁布的《马来西亚第十个国家发展计划》，它对《方案》在未来5年内实施的细则进行了详尽规定。

　　具体来说，《方案》的主体框架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层面：三大发展优势、三个战略目标、四层动力和八项政策措施。

　　在优势方面，首先，马来西亚财富相对比较富足，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其次，通过多年的建设，马来西亚已经具备了“世界级”的制造业基础；再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持续和快速，这四个国家形成的圈层成为当下世界经济的“活跃板块”，马来西亚正处于这一“板块”的中心地带，具有极佳的经济地缘优势；最后，马来西亚具有多元化的文化、民族和生物资源，这将成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同时，《方案》提出，要把提高马来西亚国民的生活质量作为“新经济模式”的终极目标，而这需要首先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2020年争取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提高到15000~20000美元；二是形成“共享型”增长模式，即使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和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三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即不能以牺牲后代福利为代价寻求一时的高速增长。

　　此外，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方案》认为需要四个层面的动力：一是坚定的领导“坚韧力”和政治“意志力”；二是强大的“公民共识”所产生的改革合力；三是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助推力”；四是在战略执行中不断完善和改进策略的“适应力”。

　　最后，《方案》设计了8项具体改革措施：一是重新“激活”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力；二是培育高质量的国内人力资源，减少对国外人力资本的依赖；三是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国内经济环境；四是强化公共部门的作用；五是提倡实施保持市场透明和友好的“平权政策”；六是夯实国内“智力”基础，加快“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七是通过改革寻求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八是通过财政体制等改革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增长模式”任重道远

　　《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将会受到政治、民族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大阻碍来自于马来西亚传统政治中的“平权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帮助马来人和原住民与当地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进行竞争。短期内，显著改变马来人享受政府更多经济优惠政策的现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改变这一“非公平”政策，就难以实现经济公正和市场公平，马来西亚也就要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中作更长久的挣扎。

　　但是，带给人们期冀的是，今年6月份，在其“第十个国家发展计划”中，马来西亚政府用“逐步迈向高收入国家”作为《计划》的副标题，并在《计划》文本中反复表示要排除万难进行经济社会的综合性改革。而《方案》在文本的最后也抛出了一句极为振奋人心的语句，“是改变的时候了：马来西亚值得如此”。

　　对于与马来西亚一样陷入或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亚洲国家而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号召和鼓励。

　　随着收入分配形势的恶化，中国的一条腿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正逐步显现。笔者以为，马来西亚的《方案》给中国提供了两点有益的借鉴，一是要抓住“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宝贵时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冲破上世纪下半叶以来萦绕全球的“中等收入陷阱”怪圈，真正实现经济质量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二是要切实着手制定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中短期规划和长期战略的有效结合，形成框架严谨和体系完备的政策体系，通过综合改革和多维战略向“中等收入陷阱”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