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louis做受图片:乾隆皇帝统一新疆之战及对新疆的治理

新疆古称西域，汉武帝反击匈奴后，西汉置西域都护府，将该地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逢中原王朝衰弱之时，西北地区便往往出现少数民族乘机而起建立的割据政权。清初，厄鲁特蒙古曾在伊犁地区建立准噶尔政权，并强极一时，历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各汗，长期与清朝对峙。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准噶尔政权陷入内乱，乾隆帝抓住有利时机，将其一举荡平，统一了新疆地区。面对这一辽阔广大的地区，乾隆以其最高统治权威，又发出了大兴屯田的号角。

战乱后的新疆，给屯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也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最有利的是自然条件好，新疆中部横亘着天山山脉，把全疆自然划分成南北两部分，今天俗称北疆和南疆，清时一般又称天山以北为北路，天山以南为南路。北疆地区沙漠较少，草场茂盛，土肥地沃，适宜耕牧。厄鲁特蒙古四部中，辉特部游牧于雅尔（今新疆塔城附近），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四部共有二十万户，六十多万人。准噶尔政权割据新疆时，从天山南部迁移数千户维吾尔人在伊犁附近地区种地交粮，因此北疆地区农牧业蓬勃发展，成为支撑准噶尔政权的物质保证。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逝世，准噶尔政权长期内乱，大批牧民为逃避战乱，纷纷投降清朝。尤其十八年（1753年），和硕特部台吉三车凌等人来降，次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部台吉讷默库等率二万余人投降清朝，给乾隆决策用兵准噶尔以可乘之机。

乾隆用兵准噶尔时，曾决定在其地仍设四汗，“众建之而分其力”。当准噶尔汗达瓦齐未被清军俘获时，乾隆就提出封阿睦尔撒纳等人分别为四部汗，“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清高宗实录》，卷490，3页。，由清政府设驻扎大臣管理四部事务。阿睦尔撒纳图谋当四部总汗未遂，发动反清叛乱，乾隆仍坚持设四汗的计划，宣布噶勒藏多尔济为绰啰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表示待平定阿睦尔撒纳之后仍按四部体制管理。但后来辉特汗巴雅尔、绰啰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先后参与叛乱，清定北将军班第、定西将军策楞，参赞大臣鄂容安、玉保，副都统和起、唐喀禄，领队大臣满福等重要将领战死，其中不少将领是被叛军以投降为名诱杀的。乾隆据此认为厄鲁特蒙古不可信任，放纵清军大开杀戒，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就是在这种猜疑情况下被清军误杀的。长城以北号称塞外，从来没有天花，而清军平叛过程中，天山北部流行天花。厄鲁特牧民大量出痘而死，或因避痘外迁，或避乱外逃，造成当地人口锐减。清人魏源说：“计数十万户中，出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率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成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喇一毡帐。”魏源的说法基本反映了人口下降的情况，但有些事实要予以澄清：1.清军入伊犁之前若干年，北疆牧区厄鲁特四部因争夺汗位，互相残杀，人口实际已处于大量下降阶段；2.乾隆继位之后，厄鲁特蒙古不断地内逃，历史上此类记载甚多；3.有些厄鲁特牧民被清政府迁移内蒙古地区居住，像杜尔伯特三车凌部，达什达瓦部就是如此，这种减少和战乱死亡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新疆实行屯田，就是为了解决人口锐减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清统一新疆以后，北疆成为国防最前哨，恰巧又和最富侵略心的沙俄为邻。沙俄一贯积极支持准噶尔政权分裂祖国的活动，甚至收留阿睦尔撒纳，因其出痘身亡才将尸体交给清政府。对于沙俄的居心乾隆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派重兵守卫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地区，才能有效地阻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北疆人口稀少，给大批驻兵带来很大困难，军粮没有保证，其他后勤支援更谈不上，就是从新疆最近的甘肃省调拨粮食，运至伊犁也有数千里之遥。长途运输，民力艰难不说，甘肃地瘠民贫，本省经常仰赖陕西粮食，实际上是无粮可调。若从内地供应，财政负担势必激增，清政府与准噶尔对峙近七十年，每年在西北地区耗掉了大量军费，乾隆下决心解决准噶尔问题，正在于一劳永逸，彻底摆脱军费负担。既不能增加财政负担，又要巩固西北国防，在他看来，舍屯田别无出路。

新疆北部的屯田，乾隆以前就已有之。“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诺尔地驻兵，因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监视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议立屯，命傅尔丹、苏尔德、梁世勋分职其事。”《清史稿?食货一》，卷120。那时的屯田，仅是清政府解决军粮不足的辅助手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的战争接近尾声，大批绿旗兵退出战场成为闲员。当时清军粮食不足，杂以羊只供应，很多羊死于驱赶途中。乾隆想到不能让这些脱离战斗的绿旗兵坐耗军粮，就命令驻守巴里坤的参赞大臣永贵率领绿旗兵，“广为垦种，以裕军食”。永贵组织绿旗兵在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罗克伦、昌吉等处开荒种地。据永贵报告，当年参加种地的士兵三千六百名，开荒二万九千三百亩，秋收得粮三万五千八百石，为往年三倍以上《清高宗实录》，卷559，19页。。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类似的屯田兵最多时有一万三千四百名。乾隆认为这些屯田兵“多系闲住，不妨暂令乘时布种”，仍是作为解决军食的临时手段。将屯田作为保卫边防、开发新疆的主要措施是在清政府平定回部之后开始的。

开发新疆：大兴屯田

新疆北部的屯田，是乾隆亲自规划并且倾注了全副精力搞起来的。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乾隆就强调指出：“惟明岁驻兵屯田，最关紧要。虽乌鲁木齐等处现在耕种，而伊犁尚属荒闲，倘被布鲁特等侵占，又须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两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清高宗实录》，卷560，7页。乾隆曾计划召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到北京详细布置屯田事，后来因兆惠负责指挥进剿霍集占叛乱，改由陕甘总督黄廷桂主持此事。黄廷桂打算由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七处地方同时修筑城堡，派遣兵丁，开展屯田。黄廷桂为此要求供给种子七八千石，农具五六千副，驼马一万五千只。军机处接到黄廷桂的报告后，认为根据国家财力，一时无法凑齐如此庞大数量的农具和驼马供给屯田士兵。乾隆反对黄廷桂的主张，认为黄廷桂表面上雷厉风行，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空想。不久，黄廷桂又提出大量招募维吾尔族人屯田的办法，参赞大臣舒赫德也提出于伊犁派满洲、索伦兵四千，绿旗兵四千前往驻防，派维吾尔人三千户屯田的办法，都被乾隆否定。乾隆的方针是“伊犁屯田应由近及远”，若是一下子聚集满汉兵丁及维吾尔人逾万，是无法妥善安置的。他具体说道：“至于屯田伊始，或派兵五百名防守，回人（指维吾尔族）五百户耕作，计所获之粮，足敷食用，再议开扩。”《清高宗实录》，卷599，44页。他的办法是尽量不依靠国家财政，由屯田自身积累逐步扩大规模。

伊犁地处西陲，其屯田最受乾隆重视。二十四年（1759年）冬天，命令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率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户赴伊犁开始试种。他指示阿桂，“伊犁向为准夷腹地，故穑事颇修。今归我版图，若不驻兵屯田，则相近之哈萨克、布鲁特等乘机游牧，又烦驱逐”，着重强调屯田驻兵是巩固国防建设的大事。他还告诫阿桂，一定要抓好屯田，不可苟且塞责，存早想京师之念。阿桂率领五百士兵和三百回户，在伊犁河南岸海努克地方安营扎寨，开始了历史性的事业。
尽管乾隆帝把新疆屯田视为造福于子孙后代之举，但此举并非是清政府全体成员的共识，朝野内外分歧较大。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进行廷试时，新科进士的条奏中有人就说“古之屯田为劳民”的不同看法，变相地指责伊犁屯田与西汉轮台屯田同样劳民伤财。乾隆抓住这个机会宣传新疆屯田的深远用意，他说，现在伊犁屯田，完全是依靠维吾尔人种地，维吾尔人本以种地为业，准噶尔部控制新疆时就是如此。伊犁地区原有大面积耕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令维吾尔人照旧种地，“不过是还其所固有，而驻防大臣等循行劝垦，亦惟用其人以垦其地。曾有一内地百姓抑之负耒而往者乎”。可见根本不存在劳民的问题。乾隆针对遣犯种地一事解释说，这些罪犯都是恶贯满盈、本该处死之人，现在让他们前往新疆种地，“以减死之人而予以谋生之路，伊等即不得谓之民，又安得谓之劳也”。他特别强调新疆屯田，不单单为守土军队解决粮食问题，“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檐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汙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他最后表示：“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清高宗实录》，卷612，19～22页。今天人们来看待这件事，不能完全否定乾隆是从维护大清统治的目的出发，也不能说在大西北屯田不需要人力物力，但是新疆的确从此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有利于当地的社会进步，应肯定这是乾隆做出的历史性功绩。

开发新疆：屯田的分布

皇帝和臣下发生争论，而且皇帝又有理，结果必是他胜利无疑。乾隆如此看重屯田，其他人当然只得退避三舍，不再反对，所以在他的直接参与之下，北疆多年沉睡的大地人欢马叫，呈现出一派生机，到处都掀起了开垦土地的热潮，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伊犁地区

伊犁位于北疆最西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当清军还在进行平定回部的战斗时，乾隆已开始筹划伊犁屯田了。乾隆的指示很具体：“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部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参杂。额敏和卓系回部望族，应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娴习，主客相安，再回吐鲁番，方为有益。”《清高宗实录》，卷560，25～26页。乾隆想得很细致，伊犁距内地极远，与南疆却甚近，调发维吾尔族种地需费用极少。额敏和卓忠于清政府，由他来管理维吾尔人可减少民族矛盾，加上绿旗兵一起耕作，增加了稳定性。因为乾隆的重视，伊犁屯田成效最大，有兵屯、回屯、犯屯、民屯四种形式。

回屯（即维吾尔人之屯）。二十四年（1759年）冬，办事大臣阿桂从阿克苏带领三百户维吾尔族农民来到伊犁，他们是最早的屯田生产者。三百户人在土地肥沃的海努克地方播种，当年就获得大丰收。阿桂报告说，以播种量计算，上地获二十倍，中地获十倍，保守估计可获粮食二万四千石，除种地者自用外，还可供上千人来年麦熟前食用。有了粮食，阿桂提出扩大回屯规模，要求增派七百户，达到一千户。阿桂说，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有原先就在伊犁种地、后随霍集占逃回去的两三千人，“今闻开设屯田，愿来效力者甚多”《清高宗实录》，卷634，13页。。但是上述各城伯克以钱粮缺额为借口，阻碍他们来伊犁种地。阿桂建议取消各城户口钱粮定额，以争取伯克们的支持。乾隆批示“伊犁再增回人千余，生齿更觉繁盛，亦于伊犁生计有益”，赞成此举。二十六年秋，伊犁回屯再次大丰收，收获小麦为播种量二十倍以上，青稞高达四十倍以上，平均每人收谷四十石，半数充做军粮。阿桂决定：“嗣后人给籽种一石五斗，以交粮十六石为率。”《清高宗实录》，卷650，20页。从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清政府陆续从乌什、哈密、叶尔羌、和阗、吐鲁番等处调入伊犁地区六千户维吾尔农民，分布伊犁河南岸海努克与北岸固勒扎周围，编成九屯。每户交粮十六石，每年共交粮九万六千石，乾隆末年，伊犁将军保宁因当地维吾尔人生齿日繁，增垦土地，加征粮食四千石，总数达十万石。二十五年，清政府任命额敏和卓的儿子茂萨为伊犁阿奇木伯克，管理种地农民。三十一年，又任命茂萨弟鄂罗木管理。后来，定阿奇木伯克为专职，阶三品，总理回屯，下设十五人为属员。

绿旗兵屯田，简称兵屯。兵屯是与回屯同时开始的。二十五年春，有一百绿旗兵和维吾尔农民一起播种，秋天丰收后，阿桂请增派九百人。第二年，清政府将辟展屯田士兵调入伊犁，他们共种地八千亩，收获大小麦、青稞共二万七千一百石。伊犁兵屯产粮最多，据阿桂说，乌鲁木齐兵一人年获粮约十四石，雅尔仅十一石，伊犁可达二十七石，一人所获，可供八人食用。至三十四年，清政府陆续从内地增调屯田兵二千五百人，五年换班，以五百人操练，两千人种地。伊犁将军伊勒图规定，屯田兵每人种地获粮达二十八分以上，屯田官员议叙，士兵赏给两个月盐菜银两；十八分以上，士兵赏给一个月盐菜银，官员议叙。四十三年，屯田兵改成携带家属长期驻守，定额三千人，五百人训练，二千五百人种地，共分为二十五屯，每屯百人。每人种地二十亩，百名士兵共种地两千亩，领籽种一百一十石，收获十八分者交粮一千八百石，二十八分者交粮二千八百石。四十七年，伊勒图因伊犁粮食连年丰收，仓储粮食达五十万石以上，将屯田兵减去一千名，一半训练，一半种地。

伊犁地区还有犯人参加种地，称做“犯屯”。民人种地谓“民屯”，无论人数、规模都比较小。伊犁驻军每年用粮十六万石，其中回屯交纳十万石，兵屯交六万石以上，“视仓储多寡，随时增减屯种”《钦定新疆识略》，卷6，《兵屯》。，做到自给有余。乾隆末，伊犁贮粮经常在三十万石以上。
乌鲁木齐地区

乌鲁木齐位于北疆中部，气候条件适宜农耕，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周围的昌吉、阜康、玛纳斯、呼图壁等地，屯务蔚然可观。该地区兵屯、民屯先后兴起，犯屯也占相当比重。

兵屯由盛而衰。杜尔伯特蒙古游牧乌鲁木齐时，就在当地开垦出不少地亩，乾隆在平叛时，要求绿旗兵耕种那些荒弃的土地，“省馈饷而丰积贮”。二十三年，派往乌鲁木齐的屯田兵多达上万人，乾隆指示：“此次屯田，如有情愿携带家口者，即准其带往，伊等即有家口，则分地垦种各安生业”，鼓励绿旗兵在该地安家落户。然而新疆初定，人心不稳，并无多少人携眷前往，不久设防中心西移伊犁，绿旗兵大量被裁撤。次年，据管理屯田事务的护军统领努三报告，“乌鲁木齐新旧屯田兵一千名，旧兵除差遣外，实屯田兵六百七十四名，种地一万五千一百余亩，收麦黍一万二千二百四十石。新兵二百名，种地一千五百余亩，收粮二千二百四十余石”《清高宗实录》，卷598，23页。。乾隆陆续把从南疆撤回的绿旗兵派往乌鲁木齐，让他们开垦昌吉、罗克伦、玛纳斯等处耕地，使乌鲁木齐屯田兵达到三千五百人。乌鲁木齐兵屯收获量虽不如伊犁多，但兵皆耕田，出现“售卖乏人”的情况。该处屯田官安泰奏请减少屯田兵数，乾隆坚决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做，“则现在垦熟地亩，坐致荒废前功，甚属可惜，将来或酌令兵丁家口陆续迁往，开垦就食，或令腹地愿往无业流民量为迁移。则垦辟愈广，内地即可稍减食指之繁，而该处粮石亦不致陈积，自属一举两得”《清高宗实录》，卷642，11页。。

开发新疆：屯田的分布

民屯蒸蒸日上。为解决乌鲁木齐兵屯地荒和内地流民无地可种的问题，乾隆命令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内地流民前往乌鲁木齐种地，是为民屯。二十六年（1761年）秋天，杨应琚从甘肃省安西、肃州、高台等处共招募贫民四百户，携眷前赴乌鲁木齐屯种。次年，杨应琚又从张掖、山丹、东乐等县招民二百户、男妇大小七百八十余口。《清高宗实录》，卷653，7页。二十九年，甘肃大旱，乾隆再次提出移民乌鲁木齐：“年来新疆屯政屡丰，如乌鲁木齐粮贮甚为饶裕，且其地泉甘土沃，并无旱潦之虞。如令该省接壤居民，量其道里远近，迁移新屯各处，则腹地资生即广，而边地旷土愈开。”这一年，杨应琚从肃州、张掖、敦煌县共招民七百零八户前往乌鲁木齐。移居的民户，都由政府提供车辆，派专人护送到乌鲁木齐。三十年，杨应琚又于肃州招民八百户、高台县四百户，“现饬道员，在瑚图毕、宁边城、昌吉、罗克伦等处，查明余地，给与车辆口粮，送往安插”《清高宗实录》，卷742，4页。。据移民王世昌等讲，到达乌鲁木齐后，“所有农器籽种及种地马匹，俱系官办”《清高宗实录》，卷725，17页。。他们来到这里有房住，有粮吃，有地种，遂安心从事生产，“伐木采煤，养育鸡豚，渐成村落，与内地无异”。到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地区民屯，共开垦土地五十多万亩。这些民屯无任何军事意义，是开发新疆的最有效途径。

巴里坤、穆垒地区

巴里坤和穆垒位于北疆东部，原是清军与准噶尔对峙的前线阵地，康熙末已有屯田，以绿旗兵为主。清定准噶尔，巴里坤成为内地，清军防线西移，兵屯日益削弱，犯屯和民屯相继兴起。

巴里坤犯屯。清政府对免于死刑的重犯，一般都遣送黑龙江给八旗官兵为奴。乾隆二十三年，因新疆平定，改派巴里坤给屯田绿旗兵为奴。第二年，乾隆决定让这些犯人屯田种地。他解释让犯人种地的目的是“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清高宗实录》，卷599，14页。。二十六年，清政府一次就遣送巴里坤四百八十名罪犯参加屯田。屯田不单纯是为了获得粮食，而是给这些罪犯开辟了一条改造自新的道路。清政府规定，参加屯田的罪犯，只要努力生产，重犯以五年为期，轻犯以三年为期，即可以释放为民。满洲旗人可以驻塔尔巴哈台为旗兵，汉军旗人可以加入绿营，民人编入当地户籍。三十一年，巴里坤有种地犯人二百五十名，人均种地二十二亩，因收成较好，清政府又从沙州挑选强壮犯人一百五十名前来种地。《清高宗实录》，卷775，27页。

巴里坤民屯。巴里坤地处东北部，气候相对比其他地方寒冷，兵屯与犯屯，每年合计种地仅一万四五千亩。民屯始于二十九年（1764年），地方官员注重水利建设，克服了气候不利的因素，使民屯发展了起来。二十九年五月，陕甘总督杨应琚从敦煌县招募民户六十余户，为民屯之始。在这些民人未到之前，杨应琚就开始解决水利问题。巴里坤北山一带，旧有水渠三道，杨应琚组织属员详细勘测后，于头道、二道渠尾部开渠两千丈，又用开渠之土建起村堡三座，一座周围一百丈，另两座六十丈。民户到来后，“因见有堡可居，有渠可灌，倍加欣喜”。商民（借商人力量招募的民户）接踵而至，前来认垦，当年垦地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亩，次年又认垦四千余亩，“连前拨给安西民户承垦地共二万五六千亩”《清高宗实录》，卷739，18页。。当时商民认垦地位于水渠上游，安西民户承垦地在水渠下游，易因引水灌田产生纠纷。杨应琚命令废员陈文枢组织人力新凿大渠一道，把河水直接引至下游，分设二闸，控制水量，消除了上下游争水的矛盾。

穆垒（今新疆木垒）民屯。穆垒地处巴里坤和乌鲁木齐中间。三十年（1765年），巴里坤总兵德昌受命筹办穆垒屯田，德昌经实地勘查，认为穆垒可垦地八万亩，安插民户二千，准备每年招民二百户。军机处研究后，决定每年招民三百户，事先由绿旗兵种地贮粮供给前来民户，还为每户盖土屋两间。下年，陕甘总督吴达善确定穆垒移民办法，规定每年招徕民户编为一里，一里分成十甲，总共招三千户，设十里；每里设里长一人，每百户设渠长一人，乡约、保正各一人；户民认垦土地，由政府发给标准步弓丈地，以三十亩为准，村庄附近土地作为公用场圃。《清高宗实录》，卷775，25～26页。这是在乾隆同意下新疆最早设立的里甲机构，为后来建州县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