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colton ford东西尺寸:名人最后的日子（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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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最后的日子
航宇
1
公元1992年7月。
这一月对于路遥来说并不美好。
因为就在这一月起，死神在一天天向路遥逼近。
然而，我的读者朋友们，你们能知道吗?就在这炎热的7月里，路遥显得极为匆忙，心情格外忧郁。也许这一切都与他后来查出的晚期肝病有关。
其实，他也很想清静地坐下来好好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或好好吃上几顿可口的饭。但是，他知道他心爱的女儿路远和爱人林达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来了。他要赶在她们回来之前，把他的那个家收拾得焕然一新。
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他女儿，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为了林达。
因此，他不得不拼命奔忙。
路遥住在西安，他怎么跑在陕北的延安病倒住院了？
关心他的人探问着。
其实，早在6月抑或6月之前，路遥就患了病，只是他没有把他的病当做一回事罢了。
发寒、高烧、腹泻、浑身乏力、腹胀、肝疼……这些病症，在时时地摧残着这位号称“陕北硬汉”的路遥的生命。
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刚强地站立着，丝毫没有人能够看到他有一天还会倒下。
一天夜里，我不知伏在桌上在胡干什么，忽然有人急促地敲响了我的门。
那回，我没有猜出敲门的是谁，听那敲门的声音，感觉一定不会是说什么正事，要不就是找错了门。因此，我微微抬起了头，问道：“谁”?
我的问话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凭我的感觉我知道也许是路遥。
果不然，等我开了门，门里一下探进了他的头，他边往进走边对我说：“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我看着他，站在桌子前。
他说：“我7月份要装修房子，没什么事你就别外出了，给我帮一下忙。”
我说：“那没有问题。”
“到时，就全要你和远村两个忙了，我身体实在不行。”他又说。
我说：“你就尽管放心。”
他点了点头，便坐在我的办公室旁，从口袋里掏出了盒“红塔山”，给我递了一支。
在接烟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的手掌血红血红，不知是怎么回事，便问他：“王老师，你手心怎么那么红?”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淡淡地对我说：“没什么。”
“没什么?”我说，“你的手跟别人的不一样。”
“这你不懂。”他说，“我这手是朱砂掌。”
“什么叫朱砂掌?”
“朱砂掌的人有福。一般人的手就不是朱砂掌，你要知道原来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的手就是朱砂掌，跟我的一样。”
噢，原来是这样，我很相信。
我能不相信吗?白恩培和路遥，一位是地师级干部，一位是著名的作家，他们是有福气。因此，他们的手也就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于是，关于他的手我再没说什么。
尽管我们转换了话题，可是他不知怎么一个劲地看他那血红的手掌，而且看得十分专注。
半会，他的目光从他的手掌上慢慢收起，看了一眼我说：“你把你手掌伸开，让我看。”
我给他伸开了手。
他看了一下，便对我笑着说：“你的手不好，不顶我的，不是朱砂掌。”
我笑了笑说：“那肯定，我怎么跟你这么大的作家比，保证不顶你的。”
他跟着笑了笑，很勉强地一笑。
这时，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些累了，从椅子上艰难地站了起来，随即仰躺在我的铺盖上，疲惫不堪地哀叹了一声。
我看着他，静静地看着。
他显得有些不安，吸完那支烟，从床上很快坐了起来，不知思考什么。过了一会他马上从床上移到桌子边，对我说：“你给我把笔拿来，让我算一下这次装修房子一共需要花费多少钱。”
我给了他纸和笔，他便一笔一笔地算开了。
转角沙发，估计得1400元
录像机，估计得3800元
低柜，可能得1200元
衣柜，估计得1000元
饭桌，可能得800元
椅子，得花800元
电淋浴器，得600元
煤气灶，脸盆，抽油烟机……
装修房子共需要8千多元。
这一算，可把他算乐了。
他憨厚地张开嘴巴，笑吟吟地说：“哎呀，我日他妈的，得花这么多钱。”
“嘿，”我笑了一下说，“那点钱对你来说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唉，你也不了解我。”
我没有说话，只是笑。
他又说：“人们谁也不了解我，我知道。我听我妈给人说，我家路遥，吃饭用的是银碗，桌子也是银的，红格艳艳的红地毯从楼上直铺到楼底，你们要见我家路遥，可难哩，楼底下有两个站岗的，都拿着矛子，还有红缨缨……”
我笑得淌下了许多眼泪。
他也乐得直抹眼泪，又说：“你看我妈，一满老憨了，说那些话。”
说笑间，他又递给我一支烟，说：“其实，我怎能有那么多的钱。”
“那你没钱就别装修了。”我说。
“不装修不行，”他说，“你不知道，林达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单位，这回她从北京回来，马上就要和我办离婚手续。这样，孩子连娘也没有了，我要给她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她心灵上能够平衡一些。”
“唉，你们真是……”
“没办法。”他说，“我给她说，咱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凑乎几十年就没事了，可是人家不行。”
“不行也好。”
“好个屁。”他有些不满我的看法，“婆姨也没有了，还好。”
我看他不高兴的样子，再没说什么。
此时，我想，有人说路遥和林达关系不好，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不然，他对林达要求离婚的事会这样懊丧?
其实，内在的奥秘唯有他自己清楚。
时间在匆匆地飞逝。
他十分忧郁地在房子里踱着步。
不一会，他问我：“现在几点了?”
我说：“快12点了。”
“噢，日他妈，一天过得真快。”
我看了看他，问他：“你是不是又饿了?”
“饿了也没什么好吃的。”
“如果饿了，咱再做的吃小米稀饭。”
“能行。”他笑着说。
也许，你一定以为路遥很贪食。其实，根本不是。但是，对于吃陕北的小米稀饭、洋芋擦擦，他似乎有些贪食，只要你给他吃，别的山珍海味他都可以不吃。
也许这是他从小吃那些随茶便饭养成的习惯。
于是，他对我说：“我在院子里散一会步，做好叫我。”
我说：“好，做熟我叫你。”
路遥从门里走出去了，我急忙翻弄着从陕北捎来的小米、黄豆钱钱、豆子之类的原料。
然而，仅仅有这些不行，还需要锅子和碗。去哪儿找这些呢?更何况是在晚上。
此时，我想起远村，他那儿有些东西。
于是，我又去远村那儿敲开了门，对他说：“路遥饿了，可能一天没吃饭，他想吃小米稀饭。”
“那咱做。”远村说。
就这样，我和远村在夜深人静的12点，开始做饭。
院子里很静，没有人走动的声响。
此时的路遥，在东边破落的庭院里轻轻地来回走动着。他是在逍遥地散步，还是在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人们都知道，路遥是一位很少敞开心怀叙述他内心一切的一位面部表情冷峻、极少言语的作家。他的欢乐和悲伤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朋友才能知道，在别人看来他信佛是一个谜。
小米稀饭做好后，我推门走出院子去找他，看见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他呆呆地同树站为一体，只有手中的烟头仍然闪着忽明忽暗的一星点儿火光。
“王老师，饭好了。”
他好像没听，也许他正不知思考着什么，没有回答我。
“饭好了，王老师。”
我又喊了一声，便走在他跟前。
他仿佛一下子从梦中醒来，丢掉了手中那点即将熄灭的烟头，同我一起步人房中。
他看见桌子上已被远村准备好了的小米稀饭，有点高兴地说：“你们这么快就做好了。”
他是感到时间过得飞快。
其实，仅做这一顿饭，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呢。
路遥吃饭的姿势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他吃饭的速度极快，令人惊讶。
看样子，好像他是一位几天没有吃饭的饥饿者，目光死死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还没等我们吃了一半，他的一碗小米稀饭就下肚了。
我想笑却又不敢笑。
他将碗底下最后一颗米粒塞进了嘴，才慢慢抬起头，伸展了一下疲惫的身子，笑着说：“哎呀，吃美了，这一天他妈的总算过去了。”
说着，顺势抽出一支烟，点着抽起来。
好几个夜晚，他就这样。
好些日子，他就这样饱一顿饥一顿地生活着。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的作家的悲惨生活。
你生活得很苦，路遥；同时，你也生活得很惨，路遥！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如此悲惨呢！
也许，这也是你的命运。事业和生活你不可能两全其美。
就在此时，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秘密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是，在今天我却不得不想了。
他同我们一块吃饭，总是要把菜另给他拨在一张纸上，从来不允许我们和他一块混吃。
也许是他早已知道了什么。
尽管他一直不对任何人讲起这些。
有一天我在他房间收拾东西的时候，忽然发现他刚从外边买回来一包中药，才知道他患有疾病。
此时，他有些慌乱地把那些药很快收藏起来，并再三叮咛我说：“千万不要向任何人讲，我这病几年了。”
“那你为啥不去医院好好看看呢。”
“唉，看又能怎样。”
“总能有一些效果。”
“有什么。”他说，“这病不好冶，只能吃些药。”
“再没有什么好办法？”
“没有好办法。”他说，“国际上也没有根治这种病的先例。”
“那这样下去怎行？”
“可以。”他说，“再说，我哪有时间去医院，有很多事都得我去干。”
路遥，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难道你真的要拿上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吗？
我真不明白，路遥。
2
节令已是7月。
7月的古城西安，依然炎热非常。
街上行走的人的脸被太阳的强光晒烤得红红的；树荫下，乘凉的男人女人们，坦胸露臂，消时散热。
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要装修房子，实属下策。
可是，他选择了7月。
他住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家属院一单元三楼东边的一套房子。四小间，三间是他爱人和女儿占用的卧室和电视室，只有一间才是他的书房兼卧室。
他要装修这些。
他急着要装修这些房子。
那天夜里，他来到我的房间，脱口就说：“世晔，远村我已给说过了，你俩明天叫上一些人，赶快把房子里的东西搬在隔壁。”
“那你在哪儿住？”我问。
“随便支一个床，能睡下就行了。”
“那好。”我说。
整整一天，我和远村还有远村叫来的几位同学，搬他房子里的东西，还没搬了一半，就把他临时借来的房间塞得满满的。
“你的东西多，放不下。”我说。
“把所有的空间都占了。”他说。
“那你的床往哪儿支？”
“能留个够支床的位置就行了。”
当我们把他房间里的东西全部搬出去，他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整天躺着，没有一点力气。
那几天也特别热，我看见他一整天躺在闷热的房里，有些不好受地对他说：“王老师，你挣扎着到外边转一转，老躺在床上，把人难受死了。”
“唉，没办法。”他有气无力地说，“浑身没有一点劲。”
“不行就赶紧到医院看一下。”
“唉，看也不顶事。”他说，“过两天会好的。”
“这么热的天，你闷在房里，热得也不行。”
“唉，我一点也不觉得热。好几个夏天，我没感到热，我身上一点火气也没有了。”
我也感到他有些怪，这几天凡是我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这天气闷热得难受，而唯有他感受不到这样的闷热。
那几天，他一直闹痢疾，很严重。
中午时分，我吃过饭，再次上去看他。
他依然躺在那个塞满东西的房间里的一个床上，一个人静静地躺着，见我进来，便对我说：“世晔，快给我想办法，这房子里的厕所没有水，不能用。”
“厕所里的水是不是关死了？”我问。
“不知道。”他说，“可能是什么地方关死了。”
于是，我走进那间厕所，把所有管道上的机关拧了个遍，但是，仍然没有水。
我走出厕所，对他说：“我也没办法，我叫一下民工，说不定他们有办法。”
“那你快叫海龙，他对这些小毛病很有两下。”
我立即下楼找来了海龙，告诉他厕所里不知哪个开关关死了，没水无法使用。
海龙拿着板手在厕所里看了一下，便来到厨房，拧了一个螺丝，厕所里的水就哗啦啦地流了起来。
“哎呀，真有鬼了，厕所里要水，厨房里寻。”我笑着对海龙说。
此时，路遥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高兴地问“有水了？”
“有了。”我说。
他说：“ 这下好了。不然，日他妈的，把我整扎了，晚上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攥着钥匙，这个房子里忽沓沓跑过去，把那个房间的门开了锁，赶紧跑到厕所。这一系列的动作，不能有一点疏忽，一有疏忽，就会闹哭笑不得的笑话。”
我被他说得捧腹大笑。
他也一阵哈哈大笑。
“你好像是给我编故事哩。”我从他躺的床上坐起来，揩着笑出来的眼泪对他说。
“嘿，那还用编，这可是亲身体验的事。”他说，“我还有那份心思编故事。”
天黑了，外面没风。
西安仍然处于高温之中。
那几天，我和远村忙于招呼工人们做活，端茶递水，搬东西忙乎，至于他的生活从无顾及。
不知是他饿了还是一天躺在床上累得不行了，在天空降下夜幕的时候，他拖着副病沓沓的身子疲惫不堪地从门里走了出来。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提着一串钥匙对我说：“我去政协朋友家吃顿稀饭，你看工人们干完活后，就把门锁上。”
我接住那串钥匙说：“那你快去活动一下对身体有好处。”
他慢腾腾地扶着楼梯的木栏杆下了三楼，直朝作协大门外走去。
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他还没有回来。
工人们都走了，仅剩我。
我在他装有空调的房间坐着等他。但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回来。
于是，我便蹿下楼梯，步入灯火辉煌的夜市，逍遥散热。
然而，当我返回作协大院时，有人告诉我说：“你跑哪儿去了，路遥到处找你。”
他没有钥匙进不了门，在作协前后院急着找我。
他去的地方我知道，因为他很少去别的什么地方。
也许，他正在作协后院的水泥地板上来回踱步。
也许，他正在《延河》杂志的院子里，躺在那个破烂的椅子上疲惫地睡着了。
也许……
我赶快返回，在作协后院里去找他。
果不然，他就坐在靠墙根的那一把藤椅上，已经静静地眯缝着眼睛，睡得正甜正香。
我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喊了声：“王老师。”
他慢慢抬起头，说：“工人们都走了？”
“都走了！”我说，“快上屋里去，你怎在这儿就睡着了？”
其实，他并没有睡着，而是他感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艰难地同我一起上了三楼，开了他房门上的锁，走进去，左右观赏了一番。
他此时有些高兴，对我说，“装修得不错，速度也不慢，就不知家具什么时候才能做起，明天我打电话问一下。”
说着，他又仰躺在沙发上说：“哎呀，一满不行了，为吃一顿小米稀饭，险些把人累死，光去政协的路上就歇了三歇。“
“歇了三歇？”我惊讶地看着他，仿佛我面前的他并不是路遥，而是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
“唉，完了，一满不行了。”他很伤感地唉叹着。
于是，我就想，他这么壮实的身体，怎么一下就会垮下来呢。陕西省作家协会距政协能有几步路，可他却在路上要歇上三歇，可想而知他的体力状况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
因此，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对他说：“光为吃小米稀饭，你就再别跑那路了，我把煤气灶搬在阳台上支起来，既可以烧水，也可以做小米稀饭吃。”
“这是好办法。”他说，“咱和远村一块做的吃。”
于是，我和远村很快就把煤气灶搬在阳台，作为他装修房间的一个临时厨房。
那时，路遥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3
那是1992年8月14日下午4时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现在我已无法说得清楚了。
然而，让我记得清楚的是这天的古城西安依然炎热无比。在这时候，人们很少上街，我钻在阴凉处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避直射的阳光时，突然得到路遥患病住进了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的消息。
我听到这一消息，心头不禁一怔。在他即将离开西安的那天夜里，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让我把他房子装修好，他去延安休息10天时间就回来，如果有什么事，他会马上打电话给我。
没想到他刚去了几天，电话真的打来了，而且他确实住进了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病得不轻，不然他是不会倒下的。早在7月那次，他发高烧达39度了还没有倒下，这次的情况恐怕更加非同往常了。
于是，我匆匆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日用品，带好了他所要的10套《平凡的世界》和一些衣服，在8月15日上午9时许到西安火车站，乘坐刚刚开通的西安至延安的那列火车去了延安。
大约在下午7点左右，我就到了延安火车站。便坐了一辆小型面包车赶往延安地区人民医院。
那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街道上的路灯发出淡黄淡黄的光，唯有楼上的一些灯光一片雪亮。
我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大门口下了车，就急忙朝传染科走去。
此时，传染科门口有位姑娘看着门，当得知我是陪护路遥的人时，二话没说，直把我领到路遥住的病房。
她推开门，说：“路老师，你看谁来了？”
他听到这一喊，侧躺着的身子一下转过来，看见我，有些激动地说：“哎，是你，世晔。”
他说了这一句，眼泪就涮涮地流下来。
我想劝他，然而此时又无话可说。
看到他很悲伤，我也很悲伤。
他伸出手，很想拉住我。但是，我看到他那悲伤的样子，本想扑上去抱住他，却又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使他更加悲痛伤心，只好陪着他淌下了几滴眼泪，便坐在他对面的一个沙发椅子上发愣。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他住的病房。房很小，光线很暗，房子里的空气也很不好，有一股味，让人闻了感到头痛。
这就是路遥在延安住院的病房，编号为7。
他就躺在那个编号为7的病床上。
不一会，他便显得比刚才冷静了一些，脸上也渐渐出现了笑影。
于是，他对我说：“你来了就好，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一住进医院感到很恐怖，心里就想让你来陪。”
我说：“我不是来了？只是这儿条件不太好，是不是咱们赶快转院，单位也有这个意思。”
“那事以后再说。”他说，“我以为你明天来，没想到昨天刚打了电话，今天你就赶来了。”
我说：“我能不来吗，你走的时候不是给我说，一打电话就让我来。”
“那你来时也不发个电报给我，好让我弄个车到车站接你。”
我说：“要不得那么小题大做，很方便，下了火车到处停的是公共车，人家直把我送到医院的大门口。”
闲聊了一会，他就让我赶紧吃饭，吃了饭好好到宾馆登记个房间睡一觉，坐一天火车，很累了。
他吩咐了又吩咐。
然而，那时不知我是真的有些累了还是因为什么，一点食欲也没有。再看一下路遥，也感到他一下子变了，首先变得感情特别脆弱，根本和过去不同，说话的时候，眼睛里老是闪着一些泪花，我有种可怕预感，但愿我的预感是一场梦。
此时，他又催我了，让我赶快吃饭。
我知道他的性格，再不去吃饭恐怕他又生气了。因此，我急忙出去吃了一点饭又赶到他的病房，他仍然躺在床上，静静地。见我进得门来，便问我：“吃过了？”
“吃过了。”我说。
他说：“你先等一下，志强可能马上就来，来了你们一块到宾馆休息。”
“噢。”我说。
在这之间，他便问我家里房子装修好了没有？远远上了学没？西安又有什么大事发生等等。
面对他的询问，我一一作了回答。
我说：“房子全部收拾好了，用不着你再操心。远远很好，听说到学校报了名，至于西安发生过什么事没有，我还不太清楚。你好好安心养病，回去你看你的房子，装修得像高级宾馆一样。”
他听了，高兴得笑了。
也许，有很多人对路遥装修房子不能理解。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装修而且装修得那么迫切。
他有他的想法和目的。我不仅知道这一切，而且我完全能够理解他要装修房子的心情。
4
路遥在病床上，对我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母亲。
他说，他母亲很善良而且是很有本事的一位女人，在极度贫困的日子里，拉扯大了他们兄妹9人。那时，他母亲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她在后来的晚年时期多病完全是与早年过度劳累有关。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弱。
我知道处在病中的人，想到的就是他的亲人——父母、妻子、儿女及兄弟姐妹，更何况他对自己的病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准确的预测，以为一定是患上了一种可怕的肿瘤——癌，再无法医治。
对此，我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让我把他母亲从清涧寻来照顾他几天。
“不行。”他说，“母亲一走，家里还有年迈体弱的父亲，如果母亲走了，父亲连口饭也吃不上。”
说起吃饭，路遥一下子又想起了洋芋馇馇、小米稀饭、荞麦、羊肉凸托，杂面抿夹（陕北小吃）。
他说他母亲做的一手好茶饭，他特别喜欢她做的陕北饭，那饭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再加上调料又多，芝麻、腌葱、腌韭莱、绿格铮铮的，把这些调在面里边，他一顿可以吃两大碗。
说着，他笑了起来，他说：“世晔，咱再不敢说了，再说把握不住，涎水也流出来了。”
在延安住院的数日里，他的胃口很不好，一直感到口苦，吃什么也没味。于是，他让我给他买些糖或一些甜的东西。
但是，甜的东西还没吃两天，他说，不能吃甜的，一吃就感到恶心，就想吐。
于是，我叫来了大夫，一看，他的舌胎很厚。
吃饭成了他的一个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绪变得很坏，急躁不安，一副悲伤痛苦的样子。
他说：“哎呀，这可怎办呀，什么也不能吃。”
看到他悲伤的样子，我真想安慰他几句，可是又没有极好的言语能把他从悲伤中带向一种欢乐。
在那段日子里，他除了接受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正常治疗而外，再就是对饮食上的需求。
然而，医院并不是一个小家庭，灶上的饭菜很难合他的口味。
每当我从灶上给他打来了饭，起先还较可以，渐渐就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他不想吃这种饭菜，他想吃陕北的洋芋馇馇和小米稀饭。
但是，他见我打来了饭，或多或少都要挣扎着吃一些。
我看到他吃得很艰难，就对他说：“不想吃就别吃了，勉强吃进去也是不好受。”
听我这么一说，他就很快放下了碗筷，笑着说：“那就算了。”
同时，他还对我说：“你辛辛苦苦给我打来了饭，不吃几口，我觉得心里对不起你。”
我说：“那有什么，不想吃就算了，你在病中还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
他总是这样，直至临终，仍然还要把给他做好的小米稀饭强迫自己喝上几口。只有这样，仿佛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平衡，才能对得起陪护他的人。
他离不开陕北。
他更离不开陕北的小米稀饭。
有回，躺在病床上的路遥突然想起吃玉米棒。他对我说：“世晔，你赶快给我买两个玉米棒来，我特别想吃。”
别的，我还真有些难以办到。但是，要吃玉米棒，延安街上出去到处都是。
于是，我对他说：“你等一下，我5分钟就给你买回来。”
说着，我就走出了他的病房，刚出医院大门就见一位老婆儿提一筐刚煮熟了的玉米棒。
我马上买了两个拿到他跟前。
他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一口也没吃。
“咋？不想吃。”我问。
“这太老了。”他说，“吃了难消化。”
我说：“现在哪能有不老的玉米棒，嫩的谁买的吃。”
“老的我不能吃，你出去弄两个嫩的。”
我上哪儿给他弄嫩玉米棒，你不是故意为难我吗？
但是，我还得给他弄，因为他是在病中。
看来，我非得当一回“小偷”不可了。
于是，我便给他说：“你不敢睡着，看好液体，小心漏针，我给你出去偷嫩玉米。”
他看着我，笑了笑，说：“你去，我不睡，液体能看了。”
此时，我走出医院大门，心里乱作一团。我上哪去给他扳嫩玉米，即使出去真的钻在人家玉米地里偷几穗玉米，让人家发现，不把我揍死，也能把我骂死。
然而，我不想让病中的路遥对这个小小的要求失望，也就壮着胆子去文联推了一辆自行车，驶向郊外。
郊外，有大片大片的地块里全是一人多高的玉米，我把自行车放在玉米地边，一头钻了进去。
那时，尽管没有人发现我，但是，我心里仍然不安而慌乱。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我说什么也得下手了，即使让人捉住，我想我说出襟怀，他们也会原谅我的。
庆幸的是我这次“小偷”做得还很高明，没有一个人发现。我骑上那辆破自行车飞快地蹬进延安城。
然而，当我把偷来的玉米让人煮好拿给他，他却仅仅吃了两口，就痴呆呆地拿在手里，也不吃也不往桌上放。
我看到他这样，问他：“你又不想吃？”
他说：“这一点营养也没有，我……”
我知道，他想吃的只是想吃，真正给他拿到手，他又不想吃。
他就是这样。
又是一次，他突然间又想喝莲子汤。
莲子汤我也没吃过，也就不知道哪种汤叫莲子汤。
那天，正好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和张涛来了，听到路遥想吃莲子汤，热心的张涛一口答应，马上出去给他搞。
但是，张涛在延安问了好多饭馆都没有这种东西。
于是，我们焦急地四处打问，四处寻找。
正当无望之时，忽然得知延安科技馆里路遥同学家正好有莲子。
但是，所有在延安路遥病床跟前的人谁也不知道怎么做。
此时，路遥却很内行似的说了做莲子汤的方法，曹谷溪急忙跑回去搞来了他种的百合。
莲子汤终于做好端来了。
王克文把小米稀饭洋芋馇馇提来了。
曹谷溪把煮好的红枣也拿来了。
路遥的妹妹给他做的杂面也提到了他床前。
然而，路遥看着这些他平时极爱吃的食物。只是摇头，一口也吃不下。
所有给他送饭的人呆呆地站在他病床前，一句又一句地苦口婆心劝他，他仍然连动也没动。
他妹妹看到重病缠身的大哥，提着饭，心情沉重地走出门，不时流下几滴悲伤的泪水。
那天，他没有吃一口饭，仅仅吃了曹谷溪送的两颗红枣。
尽管谷溪站在他床前对他说：“莲子百合，够多吉利，你就挣扎着喝上几口。”
可他还是难下咽。
在医院里，我不忍心把他消瘦的身体告诉给他。但是，他明显地感到自己很瘦了。
他常常对我们或对来医院探视他的人说：“我这身体，如果回到清涧老家，我妈用不了一月时间，就能把我的身体吃起来。”
病中的路遥，时刻惦记着他的父母，直至他离别人世的1992年11月17日凌晨4时病重而即将昏迷之时，他仍然艰难地对陪护他的小弟弟王天笑说：“爸爸妈妈还是离不得，爸妈……最亲……”
5
凡是知道路遥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他是一条很刚强的汉子，一般病是很难把他推倒的。
但是，路遥在病中的那种脆弱、烦躁、反常已经告示人们一个不祥的预兆。
病重期间，来医院探望路遥的人很多。有领导，有朋友，有崇拜者，有同学乡党，有老师，有学生。
每当他们的脚迈进路遥的病房，他总是想坐起来和他们说上几句心里话。
然而，因他一住进院开始输上液和他多日的卧床、病痛、劳累，他精力不济，他只有对探视他的人陪上一副笑脸。同学们来了，他就和同学们谈学校生活；老师和朋友们来了，他千叮咛万吩咐，让他们保重身体，有病没病及早检查及早治疗。他们临走还要让我代他把他们送出门。
起先，他在延安住院，输完一天的液体后，自己下床在医院的后院里转一会，手里仍然拿着他极喜欢抽而且从没间断的那种“红塔山”香烟。
医生和护士们曾不止一次地劝告他，为了你的病早日康复，最好不要吸烟。
他说：“烟是我的精神支柱，只有抽去烟才能调解一下我的生活，如果不抽烟，又躺在病床，我连一天也活不下去。”
那段时间，他的精神状况还不错，从病房往后院走的时候，我抓住他想搀扶着他走，他却感到很别扭。
于是，他对我说：“你别扶我，我自己能走。”
我说：“你整天躺在病床，身体怕软得不行。”
“不要紧，我能行。”
我再没说什么，松开了手，跟在他的身后。
他同往常一样，点了一支烟，递给我一支，边抽边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后院里转着。
我看到他有些累了，催他歇一会。他也感到真的走累了，就坐在医院设置的一个专供老年运动的门球场边上坐下来，默默地吸着香烟。
此时，他心里想着什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忍心把他从沉思中打断。
他总是坐下连头也不抬，好一阵才吸一口烟。
这几天，他实在有些受不了，长达7天7夜的失眠，使他认准了死；只有死，才能解脱他的痛苦。
但是，真正面对死神，他又有些胆怯。
天快黑了，路遥再次显得紧张而不安起来。
他对我说：“世晔，晚上睡不着可怎办呀？”
我说：“尽量放松，什么也不想。”
“哎呀不行。”他说，“把人难受的，我真不想活了。”
“你看你说的是些什么话。”我不高兴地说。
他不吭声了，只是皱着眉头一声又一声地呻吟着。
过了一会，他又对我说：“换个环境看能不能睡着？”
我说：“那我去宾馆登记一个房间。”
“行，你去。”他说。
于是，我先去了传染科医疗办，把路遥7天7夜失眠的事告诉了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对我说：“他们也很着急，但确实没有好办法，安眠药对他也起不了作用，再这样下去怕很危险。”
我用商量的口气说：“能不能让我陪他到宾馆睡一夜，看他还能不能睡着？”
值班医生屈大夫说：“你最好同护士长和主任们商量，我不敢做这个主。”
找到护士长和科主任，他们一商量，也勉强同意。但是，他们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出了事由我负责。
我能负得起吗？路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在他的身后有多少人在关注着他，我能……
就在我将要放弃让他去宾馆休息的时候，我看到此时的路遥正眼巴巴地朝我这儿张望。他很痛苦，痛苦得无地自容，他期盼着我这个朋友，能为他阻挡一点痛苦。
我不想让他的希望变为失望，贸然大胆地对值班医生说：“一切都由我负责。”
屈大夫和科主任以及护士长们看着我，当时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他们说：“小张，要注意，万一有什么情况立即打电话给我们。”
我说：“知道了，也请你们把急救的东西准备好。”
他们说：“我们马上准备。”
医院准许了路遥去外边住一夜，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很大，我怕那个万一……
然而，为了能使他减少一点痛苦，我就得冒这个险了。
对此，我准备了他的一些衣物及药先去了宾馆，以我的名义登记了一间房子。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扶着路遥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走进了宾馆。
走进宾馆，我先让他先洗一下澡。
他也很想洗澡，想洗了澡后舒舒服服睡一觉。他因多日的失眠折磨得狼狈不堪。
路遥进了洗澡间，我马上检查电话机，检查完电话，立即查询宾馆的哪个房间是否还住着我所认识的人。
工作做好后，我立刻走进房间，路遥仍在房间内，可是听不见澡堂内水的响声。我浑身一颤，冷汗直冒，一把拉开洗澡间的门，只见他躺在水池中。见我拉开了门，笑了笑对我说：“我在这儿静静躺一会。”
“哎呀，你险些把人吓死。”
他笑着说：“没事，你放心。”
我说：“你快洗，别折腾得太长了。”
“好。”他说。
不一会，他洗完澡走出洗澡间，我说：“别穿衣服了，快睡。”
他说：“还早，看一会电视再睡。”
我说：“不行，看了你又睡不着。”
说着，我把铺盖给他整好，硬让他上了床，睡下，马上关了这个房间的灯。我躺在套间的门口，盖了一块单子就算睡了。
刚刚静了一会，他说：“世晔，睡不着，难受。”
我说：“悄悄睡”。
其实，我也睡不着，时间刚刚是晚上10点多。
大约过了30多分钟，我听见他翻了一下身。一看，他坐起来了。
我也坐起来，问他：“不睡了？”
“睡不着，让我抽一支烟。”
“不敢抽，抽了烟怕更睡不着。”
“哎呀，不行，我心里明格朗朗的。”
无可奈何，我便给他拿去了烟，拉亮了房间的灯，让他抽了一支烟。
香烟还没抽完，他又对我说：“我饿了。”
“你想吃甚？”
“洋芋馇馇。”
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我在什么地方给你弄这洋芋馇馇。
我此时想到曹谷溪，便给他打电话，没人接。于是，我对他说：“你躺着，我去曹谷溪那儿给你蒸一碗。”
“好。”他说。
我去了文联，曹谷溪不在。
于是，我急忙折转身，让宾馆住着的延安报社的那位回去蒸一碗拿来。
然而，他睡了，我把他从睡梦中叫醒，给他说：“你快回去蒸一碗洋芋馇馇送到我房间，路遥饿了，非吃不可。”
他一口答应马上就去。
夜里12点37分，他就把洋芋馇馇提来了。
但是，路遥仅仅吃了不到二两就不吃了。
我看着他，说：“这下可要睡哩。”
他答应说：“睡。”真的上床钻进被窝。
我又一次关了灯，睡在原来的地方。
然而，路遥根本睡不着。
黑暗的房间里，我见他又爬了起来，把铺盖抱在地板的地毯上，躺下。不一会，又把铺盖抱在床上，折腾了好长时间，仍然没有入睡。
这时，他走在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
我说：“你不睡，我咋能睡着。”
我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他烦躁不安地在房子里来回走动。
走了一会，他对我说：“世晔，我不想活了，我难受得要命，我跳楼呀。”
说着，他就朝三楼阳台走去，我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我说：“要跳，咱俩一块跳，不然我没办法向任何人交待，我还年轻，你忍心咱就跳……”
他听我这么一说，也没说什么，拉住我的手走进房间，再也没说跳楼。只是一个劲不停地呻吟，直到天亮，他仍然没合一眼。
晨6时，我们又走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的7号病房。
6
数日来，路遥对他的病仍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看着他日渐加重的病情，我心里非常着急。这天夜里，他很悲观地对我说“世晔，我可能好不了”。
“咋会。”我说。
“那这么长时间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说：“要见效果，那可要慢慢来，谁的病也不会好得那么快。”
然而，尽管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病明显不能好转。
这时，我突然接到作协李秀娥打来的电话，说王观胜、李国平和徐志昕马上来延安看路遥。
我把情况告诉路遥，他却说：“这么长的路……唉——看又能顶了个啥。”
但是，夜里他好几次催我到大门口看他们是否来了。
我好几次走在医院大门口，都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原来，他们路上车辆受阻，在夜里12点以后才赶到延安，没敢贸然闯进医院。
天刚亮，他们就探望了路遥。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的液体全部输完，他坐在床上没事。不一会，便对我说：“我想到杨家岭去一下。”
我说：“你身体不行，又病着，去那里干啥？”
他说：“我可以。”
我看到他很想出去转一下，也再不好强迫他别去，便请示医院同意后，就让他在病房里等我，我让作协小张开的车拉他去杨家岭。
然而，当我同王观胜他们来到医院后院时，他就已经站在了院里。
我急忙把他扶上车，就驱车前往杨家岭。
车上，他兴致很浓地给我们介绍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的有关情况。到达杨家岭，他坐在一块石条上，让我们去参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住过的旧居。
返回的时候，他很疲倦，躺在车上，一声不吭，仿佛没有一点力气。
可是后来……
此时，他对我说：“我肚子疼。”
我说：“让我给你揉。”
揉了一会，他说：“这样好受了一些。”
我说：“可能是气不顺。”
……
然而，正当我使劲给他揉着时，他说：“别揉了，疼得更厉害了。”
我急忙跑到护士办，给值班的冯继江护士说：“路遥肚子疼得厉害。”
冯继江给我递来一支体温计说：“你先给他查一下体温。”
我急忙拿着体温计插进他的胳膊窝，还没过三分钟，心急的我就抽出来一看，温度将近40度。
那时，我根本不相信他的体温会这么高，那时，他肚上还按着一个热水袋，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在暖水袋上了？”
“不晓得。”他呻吟着说，“难活死我了。”
“重查一下。”我说着把降下的体温计又插到他胳膊窝，走出病房，对冯继江说：“路遥体温将近40度。”
冯继江和其他护士看着我，笑了，以为我和她们开玩笑。
“真的。”我说。此时，我一定是一脸急躁的模样。
冯继江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随我走进他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是度！”
她马上走出病房，把情况告诉给了值班医生屈大夫。
屈大夫走过来，看着路遥在床上翻来翻去，痛不欲生的样子，便询问他哪儿疼。
他只说肚子疼，疼得厉害。
他病得很重，说话的力气也快没有了，在床上打着滚，口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抱着他，使劲地抱着。但是，他因疼痛难忍，仍然在悲惨地喊叫着。
“快给他处理。“我对站在身边的屈大夫说。
“不行。”屈大夫说，“现在不能处理，过早地处理会掩盖他病情的真相。”
此时，他什么也不顾，紧紧抓着我的手，一会坐起，一会躺下。但是任凭他怎样折腾，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
时间过去很长一段，他的疼痛一点没减。
这时，他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往地上坐。
我死死地按着他，哀求他说：“不敢这样，你病太重了。”
但是，他不听，非往地下滚不可。
站在我一旁的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看到路遥悲痛欲绝的样子，含着泪对我说：“小张，就让他坐在地上。”
他在地上坐了没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便让我把他扶在床上。他呻吟得触目惊心，无比悲惨。
大约到了5时30分左右，省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护士让我赶紧去接。
我正急着没法把路遥此时的危重病情告知作协，忽然秀娥这么及时地打来电话，我强迫拨开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跑到电话机前，告诉秀娥“路遥病得很重，跟前再没其他人”。还没等我告诉她路遥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就听见路遥拼命地在房里一声又一声地喊我。
于是，我一把挂断了电话，跑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
此时，已近6时。正在我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时，主治大夫马安柱从传染科后门里走进来接班。
“马大夫，快，路遥病得不行了。”
老马一听，没顾上穿工作衣就跑到病房，一看此状，他也感到很严重，立即给医疗办总值班室挂了电话。
不一会，医疗办的负责人赶来了。
手术室的主刀也通知来了。
内科主治大夫也来了。
……
原来，他们以为路遥另外患了什么病，怕要立即进手术室。但是经手术室的大夫一检查，排除了动手术。然而，一下又很难检查出他的病因究竟在哪里。
于是，医疗办的负责人又立即通知Ｂ超室，让他们立即做好为路遥做Ｂ超的准备工作。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延安地区文联的高其国正好赶来，马大夫一路小跑亲自前去挂号，让我马上抬路遥到Ｂ超室做Ｂ超检查。
我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就和高其国抬上往Ｂ超室跑。
Ｂ超室设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的三楼。
也许是我当时心情太紧张，上了一层楼，腿软得就走不动了。
我说：“赶紧放下歇一会。”
高其国说：“稍缓一下。”
于是，我们把他放在二楼的楼梯上，伸了一下腰，又抬上走。
抬上三楼Ｂ超室门口放下，我给高其国说：“你快到文联把曹谷溪叫来，再叫上两个人。”
高其国跑着下了楼。
走进Ｂ超室，很快就进入了检查。经查，腹内有水，再无异常，只是肠子上有豌豆大的一块疤痕。
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否患过阑尾炎？”
“没有。”他说。
检查完Ｂ超，马大夫决定给他拍片。
于是，我搀扶着他，再次放在担架上，由高其国和文联其他三名同志抬着走到一楼拍片室。
然而，刚刚走下三楼，路遥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
“不管它，快走。”我说。
他也再没吭声。
抬进拍片室，文联的几位同志便去外边给他找那只凉鞋。可是，怎找也找不到，拍完片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我发现他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
“凉鞋在这。”我说。
“给我。”他说，“让我拿在后里。”
我说：“压在底下。”说着就把凉鞋又放在了他枕头底下，抬回他的病房。
此时，已是夜里９时，路遥的病略有好转，疼痛渐渐减轻。
10时,医院对路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会诊期间，他们把我叫到医疗办，对我说：“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而引起肝区疼，再无发现异常病症。根据路遥目前病情发展状况，建议让他尽快转院治疗。”
我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请求你们告诉路遥，说的时候尽可能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治他了，而是这儿医疗条件太差。”
“可以。”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
走出医疗办，我走进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是，完全可以看出他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整个身体全垮了下来。
他见我进来，仍关心着我说：“快歇一会，把你害死了。”
我乘机说：“咱赶紧转院。”
他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对我说：“你看呢。”
我说：“还是转院。”
“可以。”他说。
路遥答应了转院之后，我立即将情况告知给延安地委宣传部白崇贵部长，让他尽快同省委办公厅和省作协取得联系，就说路遥同意转院，让他们尽快联系好医院，等医院联系好，我们就动身回西安。
延安地委立即用传真将情况报告省委。
这时，我又走到医疗办，见马大夫正认真地做路遥病情汇报。我高兴地给他说：“路遥同意转院了。”
他说：“很好，路作家的病很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
我回到路遥病房。他见我进来，便对我说：“世晔，我想上宝塔山看一看。”
我说：“不行，你再经受不起一点折腾了。”
我很悔，我没能满足他这小小的要求。能原谅我吗？路遥。
过了两天，省作协就给我打电话，说医院已经落实好，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以便他们到火车站接。
在没有得到西安方面联系好医院的消息之前，绝对不敢冒险让地委或行署帮助购买火车票。因为路遥一转院就必须住院治疗，中间不能有任何偏差和时间的失误。
为此，当我得知西安已经落实好了医院，立即去了延安地区行署，找到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
当地政府十分关注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作家路遥，对任何要求毫不推辞，并一口答应用最快速度购买4张软卧火车票。
于是，樊主任问我：“火车票买到什么时间？”
我说：“最好5号。”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去买。”
我说：“最好包箱。”
他说：“可以。”
火车票已经落实好，再就是赶紧告知路遥的同学朋友。这些事情全部做妥，接着就是办理转院手续。
他看见他弟来了，高兴地叫了一声：“九娃！”
这时，他让我和他妹妹到外边去一下，他有话想对天笑说。
我害怕他过分悲伤使他明天难以转院，便走出第一道门站住，听房子里的动静。
然而，不出我料，我刚刚把门闭上，就听见兄弟俩嚎啕大哭。
我一把推开门，见路遥抱着他弟天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我一下把天笑从路遥怀里拉起，责备着天笑说：“你不敢这样，你哥一点刺激也承受不了。”
但是，悲伤的泪水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路遥一把又一把地抹着泪对天笑说：
“哥不行了，哥照顾不了你们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哭得不能自制。
天笑站在他哥跟前，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说：“哥，你别说了，你会好的。”
我和泪相劝，满屋一片悲声。
就在护士进来拔液体时，这场悲伤的场面才算结束。
那夜，天笑陪着他。
7
早晨7时，我去他的病房，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脸和胡子都已打扫干静。
我说：“让我给你买碗小米稀饭，吃了好动身。”
他说：“可以。”
于是，我给他打来了一碗小米稀饭，让他趁热快吃。
他没说什么，就挣扎着吃完了。
时针已指向8点。
这是我和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樊高林主任商量好从医院到火车站出发的时间。此时，医院大院里早已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有地区政协的冯文德，地委宣传部的白崇贵，报社的李必达、李志强，文联的曹谷溪、高其国、杨明春，地区艺术馆的王克文，行署办的樊高林以及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近百名干部群众，都云集在这里。
他们都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位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作家。
为了不使这场面更加悲壮，我建议尽量压缩送行的车辆，减少送行的人员。
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有13辆送行的车流，50余位送行的人群。
汽车开到了延安火车站，站台上早已站满了认识路遥和不认识路遥的人群。他们都知道从这块土地上并为讴歌这块土地而病倒的自己的作家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是累倒的。
他还年轻，才42岁。
他就要离开延安，他还会回来吗？
路遥被朋友们扶着朝站台上走去，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跑向路口，为我们的作家拨开了一条通道。
路遥上了火车后，坐在紧挨窗口的床铺上。尽管他疼痛难忍，仍然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世晔，把窗门打开。”
打开吧！让路遥再看一看他亲爱的朋友们！
打开吧！让路遥再看一看他眷恋的黄土地！
路遥看着为他送行的人群，眼泪扑楞扑楞地流淌了下来。
窗外，送行他的人哭了，他的弟弟妹妹们站在车窗下哭了……
路遥，你这条陕北硬汉一定要挺住，一定……
这时，路遥含着悲痛的泪水对我说：“世晔，快把烟拿出来给亲人们抽。”
抽吧，陕北老乡亲姐妹们，这是咱们家乡作家路遥发的烟。
抽吧！黄土地上挣扎的朋友们，也许这是你们最后抽到他的一支烟。
列车启动了。列车在人们的悲切声中启动了。
路遥伏在车窗上，泪流满面地给为他送行的人频频挥手致谢。
再见了！圣地延安！
再见了！陕北父老乡亲！
再见了！陕北的黄土地……
8
一列火车发出尖利的鸣叫驶出了延安火车站。
列车上载着中国文坛的一员大将。
列车上载着陕北才子路遥。
列车长来了，列车员来了，旅客来了……他们都想看一眼这位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苦难作家，他们都想走上去握一下路遥的手。
延安地区人民医院的马安柱大夫和护士高洁小姐，急忙开始收拾药物，准备在列车上给他输液。他们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的沉重，得保证路遥的生命安全。
延安火车站还特意专门派了一位同志陪送，让路遥能够万无一失地顺利到达西安。
他们奉献了。
路遥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在他病中热情关注过他的所有的人们。
下午6时10分，路遥坐的列车准时到达西安火车站。
站台上，同样站着好多迎接他的亲人朋友。林达、霍绍亮、杨韦昕、王根成、李秀娥、刑小利、晓雷、王天乐……
路遥由晓雷和王天乐搀扶着艰难地走下了火车，向来被称为大姐姐的李秀娥，看着疼痛而呻吟的小老弟路遥，止不住泪流满面，不停地重复：“他怎成了这样？”
此时，路遥艰难地抬起手，不时看着来车站迎接他的人，不断地向人们招手致意。
很快，路遥就被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传染科。
也许他真的就要告别人世。
路遥住进西京医院的9月6日上午10时许，医院便给他下了“病危通知”。
路遥，你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不行了吗？你真的要走吗？
你得挺住呐！路遥，你一定要挺住。
9
他去世的准确时间是1992年11月17日晨8时20分。
消息传开，山河震惊。
面对摆在我面前的那最后一张合影，回想着他在病中的日子，使我悲痛万分，潸然泪下。
路遥，夜里，你总是习惯性地拿着那盒“红塔山”香烟和一盒火柴，悄悄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我的对面，谈你的设想，谈你的宏伟规划。因此，我也能够清楚地辨别出开门的是你还是谁。当我们坐在一块胡侃到夜里12点时，你就会建议我和远村做一锅陕北小米稀饭共餐……
我不会忘记，路遥。
在延安住院期间，你第一次给我告诉你悲哀的话，你说你以为自己害上绝症，索性不去医院治疗，来到陕北，如果确诊为癌症，你会不麻烦任何人，独自跑向陕北榆林，买一块白布，钻在没人去的沙窝窝里，然后把白布往身上一盖，就离别人世。
你说既然没有检查出癌细胞，就一定要站起来，用十年时间，完成5部长篇系列小说，超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
你说你出院后先去临潼，然后回家，让母亲花一个月时间把你的身体吃起来，再让霍世仁把你领到榆林，请老中医治疗一段，最后疗养一年。
你说……
然而，一切都成为过去。
你走了，你给人们留下的是更多的遗憾。
你能这样走吗？路遥！
你不是给我说叶锦玉快给你拿陕北羊肉来了。你要增加营养，陕北的羊肉很好吃也很合你的口味，你说你吃了羊肉很快就会好起来。
但是，你的老同学叶锦玉还没把羊肉做好，你就走了。
你不是给我说李秀娥看你来时答应给你送面条吃，你等着吃她的面条，面条里还要给你放羊肉，放洋芋丁丁，你一辈子就喜欢吃这些普普通通的陕北饭。
你不是给我说让我星期二早上一上班就找文化厅的霍绍亮厅长，让他带我去古都大酒店拿些蛋糕给你吃，而且不要有奶油，也不要带甜味。
……
我和作协的朋友们给你穿最后一次衣服时，看着你面黄肌瘦的身体，看着你摆脱病痛而安祥的面容，我的眼泪像决闸的河堤滚滚流淌……
我喊，死劲地喊，想把你喊醒。但是，我用上了全部精力，仍然没有把你喊醒。
你怎么睡得这么沉，路遥！
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在这里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在怀念路遥的同时，永远记住这个普通的女研究生的名字。
她就是康文臻。
她是路遥小说《人生》中巧珍的再现。
她仅仅是一位26岁的姑娘。
她是中国古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位普通医生。
她在路遥患病住进西京医院传染科的那段日子里，一直担任着路遥的主管医生，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多亏了她。
康文臻不仅白天守在他的身边精心护理，而且像亲妹妹那样承担起了给他做饭送饭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康文臻给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带来了更大的欢乐和微笑。
本来，他们之间很陌生。
本来，他们仅有医生和病人这一层关系。
但是，康文臻从路遥住进她们传染科那一天起，对待路遥就像对待大哥哥一样给以温暖而真挚的关怀。
她塑造了巧珍那样的一位姑娘。
他终于最后才看到了世上还真有巧珍这样的好姑娘。
路遥走了。
康文臻悲痛地哭了。
西京医院传染科的所有医生护士们都哭了。他们不愿意让这位平易近人，而且在病床上十分客气的著名作家就这么快地走了。
他是多么顽强的一个作家，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没有放弃过努力……
但是，他终于合上了眼睛，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路遥，你走了。
你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然而，当我确信你走后再不会归来时，我是多么悲伤，多么的难过。
路遥，你别走，别走。我多么想挽留住你，多少亲人和朋友们在呼唤你；你不能走，你还年轻，再过几日就是你43岁的生日了。
但是，无法挽留你……
连日来，数以千计的唁电、花圈、挽联、挽幛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来了。人们泪流满面，心情沉重，步履缓慢地来到了西安建国路省作协大院一间普通平房前伫泣。
这里，为你设立了灵堂。
这里，排列了几百米长的花圈和挽幛。
路遥，你快睁眼看呀，你的面前摆放了一个多么精美的花蓝，它是著名演员张晓敏和她的伙伴们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为你制做的。
路遥，你快看，南京的周梅森给你发来了唁电，你听他给你怎说：“人生苦短世界平凡文坛骁将今又去，相见恨晚辞别匆匆挚友音容梦中还。”
路遥，你看，王安忆对你在说什么：“路遥，你说带我走三边，这事情一年拖一年，总以为时间无限多，谁料想刹那间成了永诀！路遥安息！”
路遥，你听，公刘在怎样为你哭诉：“不该走的人偏倒走了，痛哉！请收下后死者的追念，请相信永生者。”
……
著名作家张贤亮得知路遥猝然去世的消息，悲痛地发来唁电：“文星陨落，痛失良友，贤弟先行，吾随后到。”
……
路遥你快看，林达来了，她长跪在你遗体前不起，她在对你说什么？她在泪流满面地对你说什么，她好后悔呐……
路遥，你听到了吧？你看到了吧？
人们都朝你身边涌来了，你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来了，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上你一眼。
这是1992年11月21日早晨。
西安三兆公墓。人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汇集到这里。
哀乐声声，泪雨汩汩。
人们啊，请放慢你们的脚步！放慢吧，这是你们最后看到你们可爱的作家路遥的最后一瞬。
路遥，你亲爱的女儿远远来了，她手里拿着早为你准备好了的生日卡片，她是准备在你生日那天，亲自拿到你的病房，她不是拿到这儿来的呀，你听她在怎样揪心撕肺地呼喊你：
“爸爸，你不是好好的吗？你快回来，你再看看我。”
“不嘛，你们别拉他走，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他，他是我爸爸呀。你们拉他哪儿去呀，我不让，我要爸爸回家，我求求你们，你们不要把他推进去，他不是好好的？你们都不是看他吗？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看？让我再看一看我爸爸……”
此时，悲声掩盖了哀乐。
他走了，我痛定思痛，匆忙记录下了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这些片段。
也许，我相信能够通过这本小册子，使人们加深对他的了解！
永别了，路遥，我的大哥！愿你含笑九泉！
1992年隆冬于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