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友萱萱: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一生交往

王稼祥与毛泽东的一生交往

黄禹康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王稼祥和毛泽东总是同心协力，鼎力相助，他们的友谊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央苏区首次会面

    1929年底，远在苏联学习的王稼祥听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政权，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蓬勃发展，决心回国。1930年，他转道西欧回到上海。
    1931年1月王稼祥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正好根据地急需干部，中央便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3人，加上2个共产国际驻华人员，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在江西宁都县，3人以中央代表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朱德。在会议间隙，他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泽东忙点点头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会后，中央局和指挥机关转移到五六十里以外的龙冈古镇。
    王稼祥住下不久，就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王稼祥说：“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毛泽东说：“稼祥同志，我也拜读过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两人一落座就促膝交谈起来，尽管他们的见解并不都很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

    “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到苏区后，王稼祥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1931年10月中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王稼祥则担任了原由毛泽东兼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即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27日，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王稼祥任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同时，又成立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坯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会议通过了全面接受王明“左”倾主张的《政治决议案》。由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持反对态度，极“左”派开始排挤毛泽东。
    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依据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全面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最后竟有人提出要毛泽东离开前线，到地方去做政府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站了出来，明确表示继续支持毛泽东。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王稼祥的意见最后还是被拒绝。会议仍然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责成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这实际上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按照会前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毫无认识。随后，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了发言。这样，在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一场严肃的党内斗争摆到桌面上！
    关键时刻，王稼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王稼祥最后强调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

    1936年12月，中央送王稼祥去苏联治疗，病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春，中央批准王稼祥回国工作的要求，改由任弼时接任他的职务。7月，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约见王稼祥和任弼时。季米特洛夫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了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
    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王稼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央的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3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对王稼祥说：“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好。我完全可以写一篇。”王稼祥说。
    后来，王稼祥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其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文章写好后，王稼祥将它装进大信封，叫警卫员马上送给毛主席。对这篇文章，毛主席没有多加修改，用电话告诉稼祥：“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给《解放日报》发表。”
    7月8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为大标题全文发表王稼祥的文章，文中王稼祥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这是王稼祥的精彩概括，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党的七大召开时，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出人意料的是王稼祥落选了。毛泽东得悉后十分惊讶。第二天，他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王稼祥虽然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最后毛泽东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代表们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增进了对王稼祥的全面了解。大会在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获得了全数票。陈毅在华东小组会上高度评价了王稼祥，他说到遵义会议时，把王稼祥比作楚汉相争时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出任驻苏联首任大使

    1949年春，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第二天，毛泽东和王稼祥单独谈了话。
    毛泽东说：“会议开完了，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也不必回东北局了，有两项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出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紧迫，两个工作都很重要，都适合你来担任。”
    “主席，请你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王稼祥慎重地说。
    “好，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一到北平就要宣布了。”毛泽东叮嘱道。
    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出任苏联大使，比在国内搞宣传工作更有实际意义。
    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斯大林，说明委派王稼祥去苏联的使命是，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与斯大林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3期，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