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 经济大讲堂：拉迪的消费驱动型经济论

　　·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合理的利率和汇率，是它们遏制了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
 　　·十年改革：从谨慎到渐进、到 无路可退
 　　房地产会拖累 2012 年的经济，但不至于崩溃/把它拖垮
 　　尼古拉斯·拉迪似乎是位不可或缺的中国经济专家。每隔几年，这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就会发表一个详细、严谨、全面的中国经济状况报告：1998 年的"中国 未完成的经济改革（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着重于中国国有企业 改革的必要性及银行系统的危险状态；2002 年的"中国融入全球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深入研究了中国入世和企业改革对经济的影响；2011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后维持中国经济增长（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则强调了实现经济再平衡和推动居民消费的迫切需要。
 　　尽管这本新书洋洋洒洒从高铁建设（撇开腐败来看是件好事）谈到低保（在提高，也是好事）、再到电价改革（停滞，不力+不利），通篇最终归结于如何纠正中国经济的失衡状态。拉迪的答案是：提高家庭收入和鼓励消费支出，实现的途径是校正两个基本价格：利率和汇率。对熟悉近期施政报告辩论的人而言，拉迪这一主张不是什么新鲜论调（尽管这样的宏论确实招致批评），其主要价值在于拉迪文中如何看似眉毛胡子一把抓、却同时做出点睛分析。这本书也可以当作对进入最后一个执政年的温家宝政府的 评估。拉迪的结论：2004 年以来的改革进程，是从谨慎到渐进、到无路可退。
 　　
 　　中国有许多相互作用的不平衡令人担忧：对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的过度依赖，家庭收入、消费、服务业岗位和社会福利的不足。最严重的失衡是二十一世纪 家庭可支配收入比 1992 至 2000 年期间减少约 10 个百分点（见图 1）。这个下降一半 原因在于：整个国家收入投入工资的比例的减少，另一半原因是家庭储蓄（详见下文）和政府转移支付净利率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又解释了消费占 GDP 比 例下降四分之三的原因。另外四分之一的下降，在拉迪看来，源于家庭储蓄率的 上升。因而，拉迪认为，家庭收入低增长比高储蓄率更令人担忧。
 　　基于这一结论，拉迪继而研究如何提高家庭收入。
 　　1. 税收和消费
 　　有些分析家认为财政改革势在必行，即：减税及加大政府医疗和教育开支。
 　　拉迪认为中国税收改革空间有限。2011 年个税起征点再次上调到每月人民币 3,500 元 之后，只有 7.7%的工作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起征点按市场汇率换算相当于年收 入 6,700 美元，按相对购买力指标换算相当近 26,000 美元。企业税率已经处于 25%的低点。服务业按收入（而不是利润）征收的营业税正在开始被更合理的增值税所取代。
 　　我们同意拉迪上述观点，同时也有其它看法：2011 年个人所得税之所以仅占总体税收 的 7%，原因之一在于逃税。比如说，似乎没人申报租金收入，也没人在卖房时如实申报房产价值。此外也没有资本收益税和遗产税，这在其它国家是理所当然要征税的，这样才能确保超级富豪们公平分担相应的费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低边际税率、而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则相对高出很多，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庞大 的官僚机构也应引起注意，他们需要大规模地 '瘦身'。
 　　拉迪认为一个更好的政策选项是企业和员工都要缴纳的社保（养老、医疗等）。如果 这些缴纳到位，总额大概相当于工资的 42%，这是个沉重的负担。另一个办法是用非 国企（至少名义上不为政府所有）的利润支付工作相关的养老金和其它费用。但即便是大型国企，政府迄今未能将其利润纳入总预算。估计目前有 6,000 家国企，其中约 1,600 家上缴的红利，数量很少、而且进入单独的预算，同时大型国企的政府主管部门只是把这些钱转手贴补给其它亏损的国有部门。
 　　政府开支转向社会部门已经取得较好进展。根据官方统计（见图 2），总的社会支 出占 GDP 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5%上升到 2010 年的 6.6%。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已经 推出、并正逐渐取得专项资金。退休城市职工每月养老金已经从 2007 年的人民币 963 元提高到 1,540 元（折合 245 美元），远超通胀水平。这也许是好事，但是，退休城市职工往往都有自己的住房，为什么他们享有这么慷慨的社会保障、而农民工几 乎沾不上边呢？
 　　要改善现状，资金和改革缺一不可。比如说，政府长期目标是把公共教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4%，国家财政部显然要求 2012 年实现这个目标。这项支出在 2011 年停留在 3%。这个潜在的大额支出应该带来的结果是：或者把现行的 9 年义务教育（免费）延 长到 12 年，或者在整个教育系统内为非本地居民的农民工子女开办学校。不幸的是， 两者都不可能。
 　　2. 国内价格调控收效甚微
 　　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对工资水平和其它生产要素价格（土地，能源，环境监管等等）的调控表示再平衡已经开始。他们认为，即便没有轰轰烈烈的改革，出口也将放缓， 居民收入也将提高。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成熟的，拉迪也不认同它。拉迪恰当地指出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 与劳动生产率水平似乎同步提高这一事实，2000 年至 2010 年每年提高约 10% 。其它 新兴市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也一直保持不变。中国在袜子和 T 恤衫制造方面或许输给了孟加拉和越南，但在中端科技产品方面仍是无人匹敌的。
 　　在我们看来，那些赞成'无痛'的国内价格调整的人，实际是在支持中国更高的通胀。汇率变动很快、必要时也可以控制，利率也是如此。相反，通胀会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痛苦、且不易控制。所以说支持灵活可控的价格调整更加行之有效。
 　　3. 关键点：合理调整两个价格
 　　实现再平衡的关键是合理调整利率汇率在拉迪看来：中国经济失衡虽然是深度的、结构性的，但也是容易纠正的，大部分问
 　　题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两个错定的价格：
 　　利率。2004-2010  年间，平均一年期银行存款实质利率是-0.3%，而 1997-2003
 　　年则高达 3%。这么低的实质存款利率使得家庭收入更少了，鼓励了更高的家庭 储蓄、导致了房地产过度投资。2004 到 2006 年住宅投资占到 GDP 的 6.8%， 2011 年上半年更上升到 9.1%（台湾 1980 年为 4.3%，美国 2002-2006 年为5.5%）。拉迪认为，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主要资产 - 银行存款 - 已经部分被住房取代。
 　　汇率。拉迪估算，2005 年间人民币汇率至少被低估了 20-25%、2011 年二季度低 估约 18%。低汇率导致资本被投掷到贸易部门（远离国内服务业），低利率又助长了这样一趋势。拉迪认为制造业产能过剩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国内需求正迅 速赶上供应的增长。
 　　
 　　在房地产方面，大量空置房使得房价下滑，这给投资和住房开支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然而，拉迪不认称之为房地产泡沫。中国与美英相比，房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即便在 2009 年，增加的购房抵押债务仅相当于新建房屋销售的 30%），而且住房抵押贷款还没有证券化。拉迪似乎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逐步缩减房地产泡沫，尽管他（和我们一样）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短期内主要的风险。对于地方债问题， 拉迪不是很担心。详见下文。
 　　那究竟是什么阻挡了再平衡的步伐？拉迪的答案是：中央级的政府部委。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对似乎来自于商务部、发改委、各种工业协会和主要沿海地区的政府官员。拉迪指出，商务部官员已经非常公开地表述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尽管他们的意见通常无足轻重。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极力反对失去对（源自低利贷款的）空前财富的控制。利率方面，我们推测国企将很不欢迎支付更多利息的可能性（利率改革详 见 The Renminbi Insider, 20 September 2011, 'Fitter, stronger, leaner'）。穿越这 片利益与恐惧的沼泽地绝非易事，但它将是 2013-23 李克强政府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些人认为'低利贷款，廉价人民币'战略至少创造了就业机会。拉迪引用多伦多大学经 济学家兼同事 Loren Brandt 的数据对此作出回应，指出二十一世纪就业机会实际上低 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2.7%对比 3.0%）。最近十年是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服务业提 供的单位资本就业机会高于大多数制造行业，而人民币升值和家庭存款利率提高将共同促进服务业的繁荣 。
 　　四个方面的争议
 　　拉迪的分析中引发争议的四个方面 拉迪的"全球经济危机后维持中国经济增长（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对近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剖析， 它清晰、详尽、数据确凿 ，不做简单化的论断。但是拉迪的分析也并非无可争议。我们在此列出其中四个会引发争议的方面：
 　　1. 中国的刺激方案到底有多好？
 　　拉迪评价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反应：'及时、充分、计划完善'，银行没有过度 借贷，2010-11 年通胀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且通胀不完全是中国自身的责任）， 由此产生的政府债务问题也不是个大问题。
 　　悲观者认为整个经济刺激计划是个巨大的、腐败的、无效的、招致失败的浪费。我们认为不尽然，拉迪也做出有力的反驳。但是这个刺激计划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 第一年强于第二年。政府任由贷款增长太久、直到 2011 年一月才真正开始控制。高铁 不该盲目扩建。2009-10 年一线城市几乎翻番的房价应该可以避免。我们认为刺激计划留给银行大批不良贷款，银行部门将需要救援。（见 Special Report, 18 July 2011, 'China - Solv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problem'）
 　　2.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正常的吗？
 　　工业化或许是近十年家庭收入下降的原因。当劳动力相对过剩时，资本回报率自然高于劳动力回报率，所以当居民从农业转向工业时，利润相对于工资而提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从农业到工业的转换是中国家庭收入相对下降的原因，消费也是如此。工业化论的支持者指出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家庭收入下降。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不必再如此担心家庭收入了，因为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更多的收入将流入居民手中。换言之，这个转换是个自然过程：改革首先要降低家庭高储蓄率。户籍制度改革和拓宽社会服务就是两个例子。
 　　这是一场复杂的辩论。我们认为，居民存款实质利率系统性偏低肯定已经对整体家庭 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影响。或许有人质疑论据数据 - 资金流量分析数据及基础劳动力调 查-的可靠性。过去二十年中，家庭收入下降的一半原因在于房租和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而这两点既不归于工业化、也不归于不合理的利率或汇率。我们推测，房产收入缺失的原因在于少报漏报、而不是房屋价值下降了。
 　　3. 政治经济学论题
 　　我们同意拉迪把改革不到位归咎于中央政府，但这个结论下得略嫌空泛（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应该对人和机制多些了解。也许某天，当国务院公文对外公开的时候，我们将能更明白改革如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紧锣密鼓转变成二十一世纪的谨慎畏手畏脚。是由于担心，还是钱，抑或是官僚政治的暗斗，或者只是领导们疲于 应付突发事件、无暇顾及改革了？
 　　4. 私人部门在走下坡路吗？
 　　有人还会质疑拉迪对私人部门的观点：他认为私人部门不是被复活的政府部门击退了。拉迪引用银行贷款数据、指出给小型企业（或许是私有的）贷款的增长快于大企业的， 工业附加值数据显示 2009-10 年私有企业扩张较其他企业快。这些数据本身很有价值， 但是它们不能解释过去几年私人部门爆发的恐慌，也没有提及跨国企业强烈感受到的政府支持下的国企与之竞争的能力。正如那些高铁腐败案所揭示的，很多领域里，有政府靠山的私企在与真正的私营公司的竞争中胜出，这在数据中根本无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