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写社:任彦芳：我想起当年父亲黑夜贴传单

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办事就先说钱，人们常说的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钱，钱，钱，原来的一切向前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钱在测验着人的心理，测验着人和人的关系；为了钱，可不讲道德，不管法律，这社会风气的败坏，就在一个钱字上；说到钱，不免感叹万分；一个好好的家，就是因为钱这个魔鬼，闹得不安宁起来，夫妻反目，母子不和，兄妹相隔，日日为它争吵，夜夜为它生气！天啊，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在街头巷尾常听到的议论。

我们这国家还有理想，还有信仰，还有信念吗？

在你向社会发问时，请先问问自己：我还有什么理想，我有什么信念？我还有社会责任感吗？我还想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还想为社会做奉献吗？你是在追求理想，还是一切都在想着钱呢？一事当前，是先为别人着想，还是为自己打算呢？

老实说，我时时在为这些问题思索，打架，理想常让我忘记现实，现实又教我忘记理想。我为此感到痛苦。
说一个小小的例子吧。

我写出了一部长篇传记《血色家族》，记录的父辈用生命写出的历史。可以说是父亲用生命写下的书，是母亲用泪水写出的书。我是为理想，为给后人留下前人的历史，也留下我这一生的思考，而决心在我父亲逝世七十周年时完成的一部书。这部书里寄托的是我的思考和我的理想。

书完成了，我回到了中国现实中来了。我把它交给了出版社。如果是过去，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会认为这是一部写党的历史的书，是红色的记忆，是永久的丰碑，这书批准出版不会有任何问题吧。现在不行了。这书要先看市场，即有多少读者要花钱买这书。如书卖不出去，就不会赚钱。不赚钱，出版社的人吃什么？出版社对这部书的市场不看好。你若想出，那就自费出吧。我同意自费出书。但我要交的不是自己书的印制费，最重要的是交给出版社一笔所谓管理费。说穿了是书号费用，因为没有出版社的书号，你便是非法印刷品；这是中国特色。我在香港出书，只收一笔很少的登记费用就可以了；中国大陆，要控制文化出版，只能在正式出版社审查后才得出版。一方面在内容上控制，一方面在金钱上控制；出版社有自己的苦楚，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官方的奴隶，一方面又是金钱的奴隶。我既然决心要出书，又想在大陆上能得到评论，那就不能在香港登记出版，一国两制，在这儿才体现出来；香港的物质产品可以过来出售，限制要比精神产品小得多。如用香港的国际书号，在中国大陆便不能宣传，也不好出售。

一个大陆出版社要的管理费，即书号费要比印刷费还多，一般说，这样一本书，书号费是一万五千到二万，加上编辑费几千元。而印它三千册，这部三十万字的大书也不过二万元哪。

因为金钱的制约，我只能量钱行事，不好多印，尽自己的钱而印书吧。

书出来了，人们说，你要找报纸宣传这样的书，这不是在宣传党的思想，宣传党的历史吗？但是在党的管辖的报纸上要发表评论文章，一般说来也要交报纸版面费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请专家学者开个座谈会，让大家发发言，这也是一笔不小的钱数；一个座谈会，或开个首发式，让记者报导一下，没有二三万怕也办不成；加上报纸的版面费用，大约也得准备五六万，六七万吧。

你说，这不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吗？
有人劝告我说，这样的书你还自己拿钱出，不应该，何必呢？你那理想没有钱还能实现吗？这现实，让我不能不考虑钱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书中所写的父亲当年，他于身家性命而不顾，在做什么呢？他是中共地下党的宣传部长，没有钱，他自己当小学教员得的每月的钱不交家里过日子，却用它购了油印机，他在冬天的深夜里，用被子挡上窗户，不让人看到灯光，他自己刻印党的传单，然后，冒着风雪，去家乡各村去贴他刻印的传单，母亲见他累得吐血，疼他，便也跟他出去，在暗夜里去各村贴，如同撒革命的火种。。。。。。

想到父亲母亲当年在深夜里，在寒冬风雪里，去冒生命危险贴传单，我便想，今天出版让我花钱算什么呢？

我过去花的是工资，现在花的是离休金，这一切还不都是人民的血汗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为了自己的理想宣传出去，自费出书，便感到心理平衡，自然而然的事，没有话可说了。我出的书便是我在今天散的有我的思想的一部大传单啊！

我决心用当年父亲冬夜撒传单的精神写书，出书，自己花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是为了自己的信念。是为了父亲当年理想的实现，为了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富强幸福的中国，为了最大多数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主的理想的实现，为了那理想的社会，我写的书就是那父亲写的传单的继续，如生命的火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我的儿子说，爸爸你写书出书需用钱，我可以拿。我没让他拿钱，但有这句话，我便很高兴。因为这是那种可贵的他的爷爷的精神的继承呵！

2007年七一前 6月30日凌晨记
五柳村2007年6月3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