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我的英雄学院最强:东汉 赵壹《非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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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壹（本名懿，因后汉书作于晋朝，避司马懿名讳，故作“壹”），约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卒于汉灵帝中平年间。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体貌魁伟，美须眉，恃才傲物。桓、灵之世，屡屡得罪，几致于死。友人救之，遂作《穷鸟赋》答谢友人相助。并作《刺世疾邪赋》抒发愤懑之气。一生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等16篇，今存5篇。
赵壹《非草书》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畔，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忻忻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伎，贱彼贵我哉！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扶拄挃，诘屈龙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之际，每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为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已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亦渊乎？
[注] 赵壹，东汉光和间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灵 帝时为上计吏入京。所作《刺世疾邪赋》，表现了对当时奸邪当道、政治黑 暗的不平。原有集，已失传。
《非草书》一篇，专抨击草书。其时草书渐行，赶壹欲仍返于苍颉、史 籀，此事势所不许。故其文虽传，其说终不能行。《法书要录》、《书苑菁 华》等俱载此文。 附录：赵壹与《非草书》——何永胜
摘 要：《非草书》是东汉灵帝时辞赋家赵壹所作的一篇赋文，历来对其褒贬不一，要真正的理解《非草书》还应该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赵壹本人的性情和处世的态度，将其还原到应有的历史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他当时写这篇赋的真正的动机和目的。
对于《非草书》，我们一般认为它是最早论及书法的对草书进行非议的一篇赋文，文中对草书产生的渊源作了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对当时的习草之风之盛也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并对这一流行时风予以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他对草书的认识和持有的态度。对后来的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世对此篇的评价褒贬不一，以非议居多，或认为赵壹缺乏书法艺术的素养，根本不理解草书，更不应该对草书横加指责；或认为他是切实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者，否定了艺术的种种功用；或以是篇的生动描述为据，而作为书法艺术自觉化的重要标志……。我认为要真正理解《非草书》，就必须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赵壹本人的性情和处世的态度，将其还原到应有的历史背景之中去，才能理解他当时写这篇赋的真正的动机和目的。此外，该文给予我们的一些信息，也是我们应该挖掘和做整体考察的。
社会政治背景与《非草书》
（一）
汉王朝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极力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文治”政策。国家发展的重点是放在经济和文化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秦以前，文字的主宰多是一些达官贵人与皇亲国戚们的专利，普通的老百姓是享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权利的，文字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神秘的而又难以琢磨的东西。秦代虽然对六国文字予以了统一，对文字的发展与传播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焚书坑儒”对于文字与文化的传播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对后世文化人所造成的一种对文化恐惧性的心理是难以抹去的。汉皇帝的“文治”为文化和文字的重新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加以汉皇帝对吏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文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对选吏和吏民上书书写的严厉要求，使得人们在文字书写的规范上和书写的准确上必须是使用的当时的正体——隶书。
汉武帝还设立学官五经十四博士，诵讲今文经典。由于这种经典是供官办太学讲授所用，文字内容的庄重性和严肃性更要求书写必须精确、规范。
这种对于文字和书写的态度与风尚，无疑与后来时人竞以张芝、崔度为尚，争习草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赵壹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草书的产生只是“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旨。”从草书的产生上看，既不是仓颉、史籀所造的具有深刻的文字学意义的圣人之书，也不是可以用来书之于典册经籍、施之于国政的实用性的书体。对于文字之用，儒学之士是十分讲究文字的渊源关系的，这既是对于先贤创用文字的一种敬畏与崇拜，又是儒家思想对于文化及文字的发展讲究寻根探源的一种固有的学术态度。可以说这是赵壹之所以“非草”，认为“草”无益于政，也无益于“小学”的一种纯植根于注重渊源关系的“崇古反今”和“书之为用”的思想根源。
（二）
“党锢之祸”与“鸿都门学”是促使赵壹“非草”的直接动因。
汉灵帝对“鸿都门学”的设置，从表面上看是招引善为文赋的太学生，实质上是灵帝为招揽自己的政治势力，在乐松、贾护等这么一批亲信陪侍其左右，而为朝廷方面培植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鸿都门学正是在他们的具体操持下设置的。在招揽的过程中，是由灵帝的亲许，而在宦官的操纵下所出现的一种事与愿违的、有违朝廷正常人事选拔的所谓的文艺人才的一种征选。
尽管灵帝置“鸿都门学”的初衷是在于对文艺人才的擢升与选拔，由于曹节、王甫等宦官及鸿都门待制诸生如乐松、贾护等人的直接参与与利用，演变成为一种与太学、清流人士等相对立的、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鸿都门生大多出身于寒门,原本没有什么权力基础,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远见和治国方略，仅凭一技之长步入朝廷,很难独自发挥政治作用,因而他们一味地谄媚于灵帝,依从灵帝的意愿,甚至与宦官团伙同流合污,严重地败坏了朝廷政治，倾压、迫害“指责宦官当权”的清流名士和太学士，干预、危害着国家的正常发展。
从“党锢之祸”一直延续到黄巾起义，宦官当权，对政治的残暴践踏和干预最终导致了汉王朝的覆灭。
在此期间，针对鸿都门学带来的种种弊端，不少的正义之士，面临着被逐放和杀戮的危险，曾多次上书，与宦官集团作了尖锐的斗争。其中如：光禄大夫杨赐、议郎蔡邕、尚书令阳球等人,借着各种灾异的出现,或提出严厉的批评,或提出合理的建议,表达了他们各自的观点。
在赵壹的《非草书》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争对鸿都门学的言辞，但在其正处于尖锐的集团政治斗争面前，对于草书的非议和对习草者严厉的指责，无疑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而，在官职不大（灵帝光和元年，仅为上计吏），敢于直言和豪放不羁的赵壹身上，这自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是篇中，赵壹以其精辟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对于趋附于权贵与时尚的习草者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如果脱离了赵壹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可以说这是一篇赋文是完全针对于习草时风的，但对敢于直刺时弊，负有远大抱负的赵壹来说，去作一篇完全不带有政治色彩是“闲文野赋”是不太说得过去的。我们可以从他的《穷鸟赋》、《解摈》和《刺世疾邪赋》等赋文中窥见其愤世嫉俗的耿直性情和胸怀大志的远大抱负。
《非草书》一文中虽然没有直刺鸿都门学，但文中所隐然所指的与败坏朝风的所谓的“辞赋书画”是直接相关联的。这一点，我们在赵壹行文的风格上可见一斑。
在与鸿都门学等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清流名士上书的观点在对于“辞赋、书画为小道”上，其文辞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从宜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志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
在《对诏问灾异八事》中说“则上方技巧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宜且息心，以示忧惧。”[1]
灵帝的老师杨赐也上书说：“……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词作赋，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2]
尚书令阳球更是直言尖锐，他说：“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肖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化圣明。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3]
这些文辞的相近显然不是偶然的。在同一社会背景下，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只是《非草书》一文更为隐含一点而已，没有把矛头明确地指向鸿都门学，这与当时严酷的“党锢之祸”政治涡流紧密相关，也与赵壹身份和地位的低下是有直接关联的。能在这种紧张的政治风暴中，直刺时弊，表现出了赵壹耿直、凛然的正气和非凡的笔墨驾驭能力。完全可以说，《非草书》一文是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的，而且行文中的描述也是具有汉赋显著的夸张性的特点的。这也是我们为“习草之风盛行”、“书法自觉的标志”等现象的论据引用时，至少是应该予以慎重考虑的。
在鸿都门对以辞赋书画为能的人才的招用下，并任以官衔，或为尚书，或为侍中，或为中书令等职，这种不合常理的、有违正常科举的人才征用制度，大大地刺激人们对于书画辞赋专用为务的趋附心理，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赵壹的《非草书》就是针对那些“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趋附于朝廷征选的、专走“终南捷径”那些屑小之徒的。
在这里，赵壹的批判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的，他之所以在肯定了张芝、崔瑗、杜度的同时又严厉地批判了学草者的“专用为务”的学草行为。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儒家“弘道兴世”的思想上，都是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的。单从艺术的角度看，那些所谓的赵壹是以“实用的艺术观”来看待草书以及赵壹非议草书是因为其历史的局限性，而没有看到草书对于人们的艺术魅力等等诸多观念，是忽略了赵壹主要是争对那些，一没有学养、二没有灵性的一味趋炎附势，亦步亦趋的、充斥着满脑子的功利思想的习草者而言的，从他提出的“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强为哉？”到“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这种讲究天赋、灵性与博学的艺术观，表现出来的是心性的自然流露，是博学余暇之后的学力积累的一种体现。他的这种艺术观的表达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仅这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艺术空前繁荣与发展的今天，都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和借鉴意义。
文化背景与《非草书》
后汉人崇尚儒学。在以道德和学问为双重基础的儒学定位下，学问与技能都被二分为高低、贵贱、大小，技能被斥为小道，一直由来已久。
《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技能性的，被认为是小道，认为是浅显、鄙俗，价值有限而不值得看重的一种。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所表白的就是这种“重大道，轻小术”的典型的儒家文化意识。
在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下，汉代人的学习主要限于儒家经术。“黜罢百家，独尊儒术”，经术作为官方一种公开的思想，是朝廷用以取仕的重要依据，在社会中占据着十分煊赫的位置，士人趋之若骛，为学笃甚。当然，在经术之外，还是允许别有所习的。只不过是有所节制的，是不能背离儒学之大要的。其他的术道只能是作为辅政的一种手段，其功能也无法游离出“政”这一核心。诸如天文、历数、阴阳占候、医术卜噬等。
后汉的这种“重儒术、轻艺道”的思想是十分普遍而公开的。
《后汉书?窦融传》载：窦融上疏曰：“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其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
王充称巧习、技能诸事为“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4]
仲长统在《昌言》中轻蔑地说：“故知天道而无人事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耻之民也。”
针对草书风气炽盛这一现象，赵壹的看法是承绪传统的儒家观点的，士大夫的使命在于精通圣人经典，“穷则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这才是士大夫的大业。对草书的痴迷无疑是与儒家重经、兴世弘道思想相叛离的，只是一种世俗之人所追求的雕虫小技而已。
这应该是赵壹所处时代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世人所习的草书，也只是“技艺之末”，是无益于“治”的俗学小道。是与现实的、重大的政治功用相背离的，是不值得人们朝夕操持、用精致力的。“齐国治天下”，经术之于政治、功业是士人应该去且值得花毕生之精力去学习的。于此，赵壹认为“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针对这种因小失大、务内阙外、不务正业的肖小之道，充其量只能是政事之余的业余消遣，而不应该成为士大夫之族成就功业的障碍，不应该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开地占据地位。明经善政、匡国平治是士大夫的第一要务，而是否符合经术，是否有益于政道成为判定一切事物的尊卑、大小、高下的唯一标准。
在现实的社会面前，对那些通过辞赋书画这条终南捷径入仕的，根本不具备明经善政之才，相反只会搬弄是非、残害忠良，却位居庙堂之上的屑小之徒，赵壹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之的；同样，对那些企图通过此捷径而在劳神费思、竭智尽虑的人们也给予了当头棒喝，晓之以大义，明之以要理，在国家衰微、汉室倾颓的危急存亡之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是一个文化人必须肩负的，“家事”、“国事”，孰轻孰重，不辩自明。
草书的民俗化因素
从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上看，书体的使用一直是依附于文字的功用的而贯穿于文字的发展和演化的。文字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书体的分化与演进，可以说正是基于“文字之为用”的这种文字本身与生俱来的民俗基因，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形成。
书体演化的最为剧烈和彻底的时期正是赵壹所处的这一特殊时期，书法正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从早期的交织发展，逐渐从日常的书写应用当中剥离开来，并一直与文字的书写相互补充、相互约束而交相发展。这使得书法的艺术性表现因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在纯艺术的理论思想指导下得以提升，而文字的书写应用也因其功用的不同融入了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艺术因素，并从中获得稳定的艺术审美元素，从而达到雅俗共赏，但又不失去其实用性的社会功用。二者完全是一种共生的联合体，一方面，文字的艺术性是与生俱来的，在长期的演化与应用中，由于文字的民俗因素和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强大的民族生命力，以及华夏民族天生的一双审美的眼睛，赋予了文字超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艺术性在文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承续与积淀，升华、发散而形成异彩纷呈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浩瀚如烟的古人书写遗迹，我们很难通过它所蕴涵的艺术表现来界定它到底是属于艺术创作，还是实用书写。
另一方面，从书写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具有一种与其他文化艺术特殊的、坚韧的亲和力。从艺术创作的观念上来看，创作与实用性的书写相互揉杂、生发，反映出书法艺术的独特的、广泛的、复杂的文化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中外学者一直认同“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的核心”的根源之所在。
从赵壹的《非草书》中考察，从草书的技巧的复杂化到对名人草书的仰慕与摹习，虽然有汉赋的夸张成份在，但从“匆匆不暇草书”与“今反迟而难”“其扶拄挃，诘屈乙”正是书法从实用性走向艺术化的一个显著时期。这种汉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较强的普及性和亲和力的民俗性基因，是汉文字所独有的并赖以持续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质的生命本原。
其中书写材料改变是催生作为艺术形式的草书又一重要因素。
从秦八书到汉六书，从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再到小篆、隶书，书体的演变无不与书写（或类书写）的材料和文字的功用密切相关。书写工具与书写材料，加上文字的民俗基因，决定了文字的表现具有丰富的可塑性与延展性。在以实用性为基调的文字演化过程中，从书写到识记整体上始终是贯穿着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发展规律的。其中，书写材料的更替与广泛的介入直接影响着、推进着书体的嬗变。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末期简牍缣帛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催生出字体扁宽、书写便捷的隶书书体的产生。形扁，在单行书写的简牍上，因简与简之间形成自然的间隔，故既醒目又容量大，满足了较大量的文字书写要求，又能达到阅读者清楚易识的目的。
碑刻作为书写媒介的引入，使得以单行主要表现形式的简牍式的书写一下变得开阔起来，(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西汉到东汉早期简牍式的碑刻向东汉)行与行的联系给书法艺术的表现提供了新的形式。尽管我们看到的所有碑刻的铭石书体还只是局限在隶书上，但隶书（铭石书体）的字距大、行距小的行与行的痛痒相关(包括行间字与字的收放、穿插、揖让等技巧的运用)便足以说明了大的书写空间给书写整体所带来的刺激与思考。这也是草书得以滋生和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碑刻作为一种整体空间形式，激发了书写者对书写章法的探索。那么题壁书法的盛行与纸张的产生，则是草书得以发展并与实用性的书写逐步分离的催化剂。题壁书法的目的十分明确——展示艺术个性与艺术魅力，(关于题壁书法，可以参阅侯开嘉先生的《书法史新论》一书)从师宜官、陈遵等人的题壁行为和影响来看，题壁书似乎已深入人心，有着极大的群众基础。况且这种大块面的题壁书写，其最适宜表现的书体就草书。
草书从产生与发展，其最初只是作为快捷书写的，运用于下层官吏的一种便捷的书写形体，到逐步的演化成为艺术技巧丰富细腻，表现形式复杂多变，最能体现书家书写情趣和书写情感的一种书体，这可能是赵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艺术之与政治，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殊形式的一种，由于其天生的与实用书写共生式的交互影响，又因为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政治的功用性的干预使得书法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字体和书体，甚至书法的审美取向等影响应该是十分巨大的。在我们艺术发展相对自由的今天，书法艺术应该说与实用性的书写也早已呈相离之势，书法艺术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书法艺术的学科化、科学化也势必会促进书法艺术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当然这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企盼的。
注释：
[1]《后汉书?蔡邕传》
[2]《后汉书?杨赐传》
[3]《后汉书?酷吏列传》
[4]王充《论衡?量知》
生平简介
《后汉书·文苑传》说他“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他恃才倨傲，高自抗竦，不肯结交权势，也不喜趋炎附势的小人和庸俗之辈，因而受到地方豪绅的打击与排挤。他不但不屈服，反而写了一篇《解摈》，申述正邪不相容之理，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心志。后来又受到豪强势力的迫害，几次抵罪。延熹九年（一六六年）党锢之狱大兴，凡曾抨击宦官、横议朝政及与李膺等人有来往者，均被株连，下狱二百多人。那些素与赵壹不睦的奸邪小人也乘机必欲将赵壹置之死地而后快，幸得友人解救得免。赵壹于是写了一篇《穷鸟赋》，比喻自己当时如同一只被困的鸟，四面受敌，“思飞不得，欲鸣不可”。由赋中“昔济我南，今振我西”两句看，附上《穷鸟赋》寄给这位友人以表谢意。赵壹深感世道黑暗，宦官、外戚、世族争权夺利，轮番把持朝政，法纪颓败，民不聊生，因而慷慨奋笔，又写成千古名篇《刺世疾邪赋》。赋中说当时的社会是“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禹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指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实执政之匪贤”。具体的表现是“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击中了东汉末期政治的要害。 一六七年，汉桓帝崩，汉灵帝继位。此后不久，赵壹受聘为汉阳郡上计吏。建宁元年（一六八年）赴洛阳向朝廷上计簿（即报告郡内全年的人口、钱、粮、贼盗、狱治等情况）。他听说度辽将军皇甫规于去年夏天在奏对中言及朝廷“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而受到宦官的嫉恨，被迁为弘农太守。故返回时顺道去拜访皇甫规。皇甫规为当时名臣，一贯抨击奸邪，恶绝宦官，而推举贤士，所教生徒皆刚正清廉之士，名显天下。但赵壹到皇甫规门上时，守门者不肯及时通报，赵壹便悄悄离去。守门者向皇甫规报告后，皇甫规一听是赵壹来过，大吃一惊，立即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让主簿骑马去追。赵壹见信后只写一封回信交与主簿，并未返回。信中除表白了对皇甫规的仰慕之心以外，对他的怠于接纳士人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实望仁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这种严厉的态度实际上表现了对中良贤俊的极高的期望。从这封信中即可看出赵壹刚正不阿的性格。 灵帝光和元年（一七八年），赵壹又赴少先队员上计簿。当时是袁滂任司徒，主管此事（《后汉书》本传作”袁逢“ 赵壹半身像 。然而袁逢未任过司徒之职。“濠”、“逢”古音相同致误，今正）。袁滂坐于堂上，计吏数百人拜伏在庭院中，没有人敢抬起头来看，只有赵壹深深地作了一个揖，便站在旁边。袁滂见状很惊异，让人去责问：“一个下郡的计吏，为何对三公只行作揖礼？”赵壹回答说：“当年郦食其见到汉王，也只是深深作了一个揖。我对三公行作揖礼，有什么大惊小怪？”袁滂听后下堂来问了姓名，执着他的手，引他坐上座，向他问西方的事情。赵壹一一对答。袁滂十分高兴，回头对在座的人说：“这位是汉阳的赵元叔，朝臣中没有超过他的。其他计吏都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他。出来后，他又去拜访河南尹羊陟。但一般人轻易见不到羊陟。赵壹便天天到羊的门上去。后来羊陟勉强同意让他进来，但自己仍然躺在榻上。赵壹一直走到羊的榻前说：”我蜗居于西州，早就听到您的美名。现在才见到，却没想到已经仙逝。这是我的命不好呀！“于是放声大哭。羊陟知道赵壹不是平常之人，便起身下榻，请他坐下交谈。他对赵壹的谈吐非常惊异。第二天早上领着很多车骑侍从拜访赵壹。当时，其他郡吏都有豪华的车马帷幕，唯赵壹柴车草帘露宿其帝。他请羊陟坐在车下交谈，从容自若，直至黄昏之时，十分投机。临别时羊陟说：“卞氏之玉未被人看出本色。现有人一定要泣血来推举。”不久羊陟与袁滂一同推举赵壹。一时赵壹名动京师，许多士大夫想望其丰采。州郡都争相致礼聘请他，他都未去。数月后，羊陟被牵连入党锢案而遭免官。大赵壹也便在此后不久归家闲居，数年后去世。 《后汉书》本传说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上计赵壹集》二卷，录一卷，至隋已佚。而新、旧《唐书》并有著录。今存赋四篇（两篇残），书三通（一篇为残句）及论文《非草书》。其中《解摈》不以赋名，实亦赋类。据先人所辑，存残句二十余字。《非草书》一文论草书的产生、特征与在当时的流弊，体现了历史的观点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是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论文。 赵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首先由于他强烈的批判精神。钟嵘《诗品》说：“元叔散愤兰蕙，指 中华书局1965年版后汉书扉页 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刘熙载《艺概》说：“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其实文学作品有多种不同的风格，联系东汉末年黑暗腐败的政治来看，赵壹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风格，是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的一个冲破。清代乾隆年间湖北一位私塾先生读《刺世疾邪赋》深受感动，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月兮，不饱暧于当今之丰年”上面批了“古今同慨”的字样，被人告发，他和他的家人都被外以极刑。可见赵壹赋的影响与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痛恨的程度。其次，他的《刺世疾邪赋》是汉赋由铺采摛文的大赋向抒情的小赋转变中的代表作，是赋史上政治抒情之作的篇，其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批判，对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有一定影响。祢衡《鹦鹉赋》、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何逊的《穷鸟赋》都受赵壹《穷鸟赋》的影响；刘宋末年，卞彬每忤萧道成之旨，“因此摈弃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再次，赵壹也是汉代五言诗的重要作家。附在《刺世疾邪赋》后的两首五言诗，在《古诗二九首》和佚名的古诗（所谓“苏李诗”）的羁旅愁怀、人生职寄、儿女之情等主题之外，以其对现实的强烈揭露与批判而丰富了汉诗的风格，增加了汉诗思想的亮色。 赵壹的著作，原有赋、颂、箴、、书论及杂文共—十六篇，总为《赵壹集》二卷，宋以后失传。现存的著作，据清人严可均辑的《全后汉文》载，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报皇甫规书》、《非草书》以及《迅风赋》《解摈赋》和《报羊陟书》的残句。 幸存的《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是越壹的代表作，后人得以从中窥见赵壹在文学上的成就。 鹦鹉赋 《穷鸟赋》是一篇借物咏怀的作品。通过对穷鸟险恶环境的描述，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愤懑与对现实的抗争，表达了东汉末年处于无树位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 《刺世疾邪赋》则是一篇讽刺不合理的世事，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决不愿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谋取个人荣华富贵的可贵精神。是赵壹代表作品之一。 赵壹还是我国书法史上最早的书法评论家。他的代表作《非草书》一文，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早评论书法的重要文献。 赵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席之地，一是他的《刺世疾邪赋》批判的尖锐性在文学史上始终放射出不灭的异彩，为历代文士所瞩目，甚至有人评价《刺世疾邪赋》一篇压倒两汉所有的辞赋。二是他的辞赋是两汉铺采雕琢、雍容典雅的体物大赋向汉末流畅疏荡抒情小赋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对辞赋的演进作出了贡献。三是他生性耿直，愤世疾俗，其作品也风格率直，明朗畅达，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为后人所称道。 赵壹的赋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篇，即《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均载于《后汉书》本传。《穷鸟赋》为咏物抒情之作。因其倨傲耿介为世俗不容，屡次获罪，几乎被杀，由于友人救助才得脱免，故写信致谢。在信中深感不能畅所欲言，于是就作此赋，托穷鸟以自喻，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世道险恶，自己横遭迫害的满腔愤激之情，以及对友人的由衷感戴。全篇才一百字，用规整的四言连骈而下，却似信笔挥成，通脱自如，绝无雕凿，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写穷鸟的走投无路： 毕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 这虽然表现的是个人的际遇情怀，但确也写出了当时正直之士的普遍处境。 《刺世疾邪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 五帝三王 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 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 而只能愈演愈烈：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 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而这一切又都由于 实执政之匪贤 ， 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的人如何能执政·宦官近习又如何能秉权·说到底还在于 九重既不可启 ！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从舐痔拍马的谄佞，到掌握大权的执政、宦官，再到昏庸皇帝的那种 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 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 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 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尤其在最后，颇具独创性地以两首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优秀五言诗作结尾，更增强了艺术上的清捷简劲。 《刺世疾邪赋》的出现，表明了汉末抒情小赋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强劲的艺术活力，令人信服地取代了僵化的大赋，而跃居于赋坛主体地位。 《刺世疾邪赋》原文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 汉赋 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依门边。鲁生闻此辞，紧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译 五帝的礼乐互不一样，三王的典章也不相沿。时势发展到了极限礼乐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和前代相反。既然靠道德感化尚不能救治社会的混乱，难道靠刑罚又可以惩戒时代的浊浑？春秋时诸侯争霸是社会祸患和风气败坏的开始，到战国就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和灾难。秦、汉二代的政治都不会比他们的前代清明，相反却给老百姓平添了更多的酷政和怨恨。统治者难道会有心去考虑人民的性命？他们只求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特权。 从西汉建立直到现在，诈伪的现象各色各样。邪佞谄媚之徒一天天得势，而刚正不阿之士却一天天消亡。替权 《非草书》碑文 贵舔痔疮的卑鄙小人车马成队，清廉正直之土却只能徒步在路上。那些小人对权势之家卑躬屈膝，向豪强之族拍马颂扬。正直的人傲然不羁不同流俗，立刻招致罪名和祸殃。那些奔走钻营追财逐利的，一天比一天富足昌盛。是非曲直混在一起，一切都让人们感到困惑，怎么分得清哪是“温”、哪是“凉”？奸邪的小人显贵进升，正直的君子却被埋没或者潜藏。 探求这种社会弊病兴起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执政者不是贤明的人。宫中女官遮蔽了他的耳目视听，左右宠臣又掌握了他的威望和权柄。对所喜欢的人巴不得钻透皮肤让他长出漂亮的毛羽，对所厌恶的人则恨不得洗去他身上的污垢来挑剔难看的瘢痕。即使有人想为朝廷竭尽诚信和忠心，也是仕途险恶进身没有攀缘。皇帝的宫门既不能为你打开，奸佞小人又象群犬狺狺狂吠那样谗毁贤人。危亡就在旦夕而皇帝犹以为安稳，为了眼前的嗜好欲望而恣纵放任。这何异于渡海失去了船舵，坐在柴堆上待燃？奸臣受宠幸被重用是因于巧言谄媚，谁还知道将他们的丑恶与美好去辨分？所以朝廷的法律禁令不能直用于豪门贵族，皇帝的恩泽也到不了势力孤单的寒门。我宁可在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荒年忍饥挨寒，也不愿在当今的丰岁享受饱温。掌握真理即使死了，也是精神不灭；违背道义就是活着，也是灵魂不存。 有一位秦地的客人，于是作诗说：“黄河水清不可等待，人的生命不可久延。随着风势小草会猛烈地仆倒，有钱有势的会被称作贤人。即使文章装了满满一肚子，也抵不上一袋子金钱。阿谀奉承、随声附和的人身居高堂，高亢倔强、正直不阿的人只能靠在门边。”鲁生听到这诗后，紧接着作诗道：“权势之家怎么样都对，就连唾沫也是珠宝。贫贱之人即使品德高尚也遭遗弃，好象兰草蕙叶变成了干草。贤明的人虽然自己清醒，无奈却被那群愚人所困扰。姑且各自守着你们的本分吧，不要再白白地为功名奔劳。可悲啊可悲啊，这就是命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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