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的秘密婚纱:“惊险一跳”：官员晋升的路线考察

晋升是一种“一夜暴富”“富者更富”的哲学，单用抽象的“能力优先”或者“德才兼备”是无法解释很多现实问题的。

　　因为曾经多次组织评奖工作，发现了很多评奖过程中的奥秘。评价最难的是什么?是评委如何从一大堆事迹材料中找出更加突出的那个人。这类似于在一大堆“德才兼备”的人中间，找到那个“幸运儿”。

　　可是，单单通过材料是很难看出哪个人更优秀的，集体讨论也是莫衷一是。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同一层次、类别、级别的奖励，尽量照顾更多的人。一个人得太多次的同一荣誉，激励效果衰减，还可能招致他人的“白眼”，导致组织生态环境的失衡。

　　第二，更高层次的奖励最可能给已经获得了下一级荣誉的那个人。你想啊，因为这个人已经获得了下一级的荣誉，这就说明之前的表现是“免检的”。

　　于是，前奖成了后奖的原因，小奖成了大奖的理由。评奖的过程已经和被评选者本人的实际表现无关，它变成了奖励、荣誉和头衔的自我循环。于是，你就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很多人之所以获得高一级的荣誉乃至获得最高的荣誉，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在“某个时点”上超越了别人，获得过第一次较小的荣誉。而此后一大堆荣誉的获得，可能不再与他本人的真实状况有关，而仅仅是因为他已经拥有的“头衔”。

　　在晋升的道路上，“帽子”是“帽子”的累加，“职位”是“职位”的资格。而“帽子”已经和“脑袋”关系不大，“职位”已经与“自身”脱离瓜葛。

　　这样的逻辑在晋升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让我们看到两个事实：

　　第一，有位才有为。因为他获得了下一个职位，他的能力就得到了增长，甚至超越了大多数原来和他都差不多的人。因此，他也最有可能胜任下一职位。这表现出了“头衔自行循环”的合理性。而他先行一步的结果是，到达了你望尘莫及的地步。

　　第二，很多人在“官运亨通”的过程中，所有更大的晋升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某个时点上不为人知地超过了别人一步。这一步类似于商业上的“原始积累”，类似于政治上的“第一桶金”。人们都说，“第一桶金”的获得一定充满了“奥妙”，甚至包含着苦涩和肮脏。但在仕途的道路上，“第一桶金”来得更加复杂，但也可能更加光明正大。

　　于是，事情变得简单：你能够在哪一个“时点”上超越大多数人?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而你的仕途“跳跃”能早最好，不能早，晚也没关系。有关系的是怎样跳?有没有跳的机会和可能?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能不能跳一回甚至更多?

　　想起了一个概念：惊险的一跳。

　　马克思将商品进入市场称为“惊险的一跳”。仕途的真正起步，其实也都有个“惊险一跳”的过程。在仕途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实现“惊险一跳”的人，将把大家远远甩开。任意选取几个高官的简历片段你会发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亲眼看到的一个例子：某国家部委人事司司长——某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某省省委副书记——某大型直辖市市委副书记。这里其实就都能看到一个“惊险一跳”的问题：

　　比如，这位领导是怎样从司长调到省委组织部长?又是怎样从省委副书记被选拔为直辖市副书记？这些都构成了高官晋升过程中的“惊险一跳”。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一个机关单位充当“老黄牛”，连挪个窝的可能性都没有，而这些官员的晋升则显得“出人意外”。其中隐藏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细节，又有什么规律性和经验性的东西，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了(当然，也可能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幸运之神就光顾了)。

　　认真研究“惊险一跳”的个案，大概会发现有五类因素在单独或者综合发挥作用，帮助一些幸运的人实现了自己仕途上的“惊险一跳”。
　　
　　专业经历因素
　　此类因素在初始晋升的时候或者在专业技术性特别强的领域，表现得较为明显。比如，从某行业局局长到某市长到某行业部副部长，专业技术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自然，从地市一把手到副部长，也是看重了此人基层一线的管理经历。“猛将发于卒伍，宰相起于州郡”。在中国，做过县、市长的官员，基本上就可以胜任任何职位了。将一个地市的行政长官提拔擢升到国家部委级领导，也是改善上层管理者思维结构和管理方式的重要方式。

　　所谓专业经历的因素，在官职低的时候，侧重指某个人在一定专业技术领域内“懂行”，具备实施领导的专业技术能力；而随着级别越高，则越发侧重于指某个人在一定的行业领域里人头熟悉、影响力广、关系发达，属于某个领域里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重量级人物。
　　
　　政策导向因素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势”，这些“大势”影响到整体的人事政策和用人导向。为了突出“导向性”，往往就要迅速找出几个“标杆性”的人物来，以便起到“立竿见影”的示范效果。这个“标杆”会落到谁身上，更多地具有某种偶然性。

　　“年轻化”是政策导向因素当中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方面，而“年轻化”也更多地与“基层化”联系在一起。因为让大家接受起来，来自基层的年轻人才有相对足够的说服力。否则，同是上层机关的人，谁能比谁高多少，难以选拔、也难以服众。这样说来，从基层选拔年轻人，就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
　　
　　象征代表因素

　　这个因素与我们党和国家特有的政治体制与治理机构有关，比如：关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班子的规定。这样的一种政治安排，就会给一些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提供“跳跃”的可能。

　　类似的还有关于少数民族干部的规定，关于妇女干部进班子的规定，等等。其中关于各级班子年龄结构的规定，也会给一些年轻人创造机会。如“团省委的领导，由基层选拔、岗位交流等各种形式产生候选人，整个领导班子年龄不能超过36岁。”既然不能超过36岁，如果其他几位副书记平均年龄比较大，就很可能将选择的目标锁定在30岁以下。所以，出现28岁的副局级干部，就不足为怪了。
　　
　　贵人举荐因素

　　在美国社会，有一句知名度很高的话：“你知道谁，比你知道什么更为重要。”这是西方职业发展中很正常而且正大光明的一件事情，但因为我们干部政策和制度的一些特殊敏感性，使得“举荐”和“跟人”成了隐秘甚至不光彩的事情。

　　尽管如此，“贵人”的因素在一个人的成功当中，仍然举足轻重。在清华听EMBA课的时候，教授曾经和学员交流：在一个人成功的所有因素当中，能力占到30％，机会占到70％，而在机会的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贵人”因素，大概仍然可以占到70％的重要性。“双70”的理论，自然有待论证，但足以说明“贵人”因素的重要性。所谓“知遇之恩”、“再造之恩”，其实就是在说，“贵人”的出现对于一个人生活和命运的改变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
　　
　　路径安排因素

　　东北的朋友在议论某些官员的发展前景时，常说这样一句话：“你看着吧，这人有‘步’了”。所谓“有步了”，就是说，在看到某个人的某种人事安排的时候，都看到了其下一步的必然去向。这样有意安排的因素，使得很多人的晋升看起来跨度很大，甚至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不明白其中人才培养的路径和意图，也就看不明白这种调动背后的真实动因。

　　比如说，某个人从原有的位置被安排到一个新的位置，你就可以判断这样安排的意图是什么，以及可以看到这个人将来大概的走向。最简单的，如果一个人要擢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概这个人是一定要补“地方党政一把手”的任职经历的。

　　官员晋升当中实现“惊险一跳”的五种因素，现实当中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只要我们顺着这些线索看下去，就大概可以明白其中的许多事情，而在这些事情上面的“通透”，自然也有利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作者：孟宪利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