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海翼 吉吉影音先锋:罗奇：“旧模式”警钟敲响

罗奇：“旧模式”警钟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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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有两个重要基础：出口竞争力和外需水平。对于中国而言，第一个不是问题。出口主导类制造业工资上涨的影响因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而得到抵消，总体而言，人工成本仍极具竞争力。基础设施以及中国相对较新的生产平台的现代化技术禀赋都是一流的。这强化了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洲供应链的物流。中国向亚洲贸易伙伴采购各种零部件和组件，在内地完成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海外市场。

　　2008-09的金融危机给外需和出口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以持续冲击

　　旧模式遇到新问题：危机之后，外部需求可能持续衰弱。在长达12年的过度消费之后，已经透支的美国消费者终于支撑不住了。依赖泡沫的美国家庭在创记录的高负债和低储蓄率下已经不堪重负，目前的储蓄率之低已不足以维持7700万正在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生活。他们接二连三地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房地产和信用泡沫的破灭、失业率的激升、以及整整一代人的庞大劳动收入缺口。因此，未来3-5年内，美国的真实消费开支增长的平均水平可能维持在1.5%-2%之间，不到2007年次贷泡沫破灭之前的12年间3.6%的平均水平的一半。

　　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填补美国消费者经过多年的过度消费后留下的空白。亚洲消费者尤其不必考虑，他们的当量尚不足以推动危机后全球消费的增长。例如，虽然中国和印度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的近40%，这两个国家的消费总额仅为2.5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5%，但其年消费总额却高达10万亿美元。即使算上中印两国消费者需求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其当量差异使之在数学的意义上无法抵消美国的收缩对危机后消费增长的影响。唯一有足够当量来弥补美国消费的持续疲软的正是最不可能这么做的人——欧洲消费者（图3）。

　　所有这一切勾勒出一幅画面：未来3-5年内全球消费增长会慢得多，对于中国等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危机后其外需基础将持续疲软。因此，虽然中国的出口增长在2008年和2009年初的暴跌之后出现了反弹，但这个好转很可能是暂时的--其主要动力是存货的调整以及上年在危机的影响下的“比较基数效应”。鉴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堪重负，未来几年内中国出口机器的外需基础可能会受到削弱。这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出口部门发展的强大阻力--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然，中国可以采取措施提升其出口竞争力来应对外需的不足。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和其他商业行为以争夺其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但这些措施很可能暴露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的阴暗面:潜在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这方面已经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苗头。如果中国选择了这条路，并以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推动出口增长，则将面对显而易见的风险：这一方法可能走火而伤及自身--最容易与之发生摩擦的是是那些苦于高失业率、面临不断增强的国内政治压力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次严重危机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记警钟。这导致了持续的外需冲击，从而为转变长期成功沿用的增长模式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这一转变对于缓解中国面临的其他外部风险，即前文所提到的贸易紧张关系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可以压缩过度储蓄，进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顺差。简而言之，消费型增长模式将成为解决中国所有“四不”的一剂良药，使这个国家拥有更大的灵活空间去解决其巨大的储蓄、投资和其他结构性失衡问题。

　　模式转变分水岭：十二﹒五规划？

　　每隔五年，中国都会重新审视其经济战略。将于年内颁布的“十二五规划”很可能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规划的出台恰逢其时—过去三十年里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辉煌的旧增长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指导2011-2016年经济运行的“十二五规划”的起草早已开始，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上述危机后的警钟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来在“十二五规划”中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即批准有关政策，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模式的转变。

　　这一促进消费的新规划应当突出三个重要方面的举措（图4）：第一，需要拓宽收入基础，这对于增强家庭购买力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关键是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根据最新的估计，中国农村人口在7.5-9.5亿之间，占全国人口的57%-73%。平均而言，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30%左右，凸显了当前巨大而且仍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北京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努力显得格格不入。

　　“十二五规划”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释放中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潜力。目前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税收政策（包括向农村家庭退税）和农村土地改革应是其中的重点。利用IT技术实现农村社区和更富裕的城市中心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十分重要。此外，还应采取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增加平均收入。最近在农民工身份证上所采用的改进措施是朝着这一方向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第二，规划大规模服务性行业蓝图。如上所述，目前服务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40%比重不仅与更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印度等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比都低得可怜。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目前的水平都在55%以上（图5）。应当重点发展批发、零售经销、国内交通和物流、数据处理、医疗、金融等传统服务业。此外，还需要发展更为先进的IT服务集群，这些集群通常都建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高校周边。发展IT服务集群还可以使中国参与角逐软件设计、医疗技术等高端服务以及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市场。

　　中国向服务业的转型可谓是“一石二鸟”。。如下所述，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有助于中国解决过剩劳动力这一顽疾。对于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将就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的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外贸和投资主导型增长的核心动力是资本密集型制造模式。与之相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可以使新增产值增长摆脱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恶化、污染等负外部性。

　　第三，“十二五规划”尤其应当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只有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中国家庭才会有足够的信心减少过度的“防御性”储蓄。康奈尔大学的艾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估计，中国家庭的储蓄（按资金流估计）已从2000年的27.5%激增至2008年的37.5%。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反映了“防御性”或“恐慌性”储蓄的增加。毕竟，6500多万人的下岗与过去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关，这导致了对收入和工作的不安全感。而“铁饭碗”的打破则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性—以前，国有企业为中国家庭提供终身福利，包括劳动和退休收入、医疗保健、住宅、教育补助等。

　　这了消除这些忧虑，新规划应重点支持扩大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个人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令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些方面几无建树。例如，全国社保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仅为1150亿美元，平均下来，每个工人的终身社保福利仅为1300美元。与之相似，一年前建立的8500亿元人民币全国医疗保险计划只够在未来三年内为每人支付30美元。无论其初衷是多么高尚，这些措施的力度都不足以对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不安全感使家庭收入发生了重“防御性储蓄”、轻消费的畸形配置。

　　消费型增长模式的优点完全符合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愿望。这一途径可以克服不断加剧的失衡问题的许多内部及外部陷阱。同时，它还为中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可持续性问题是温总理有关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论断的核心。

　　消费型模式最大的好处可能是它以劳动密集型增长机制为基础，从而使中国有望降低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GDP门槛。对于任何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制造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通常会导致以资本对劳动力的替换：越来越先进的资本设备的使用将导致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从而抑制了就业机会的创造。这似乎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自2000年以来，尽管中国GDP的平均增长达到10%，在亚洲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但同期的平均就业增长仅为0.9%，是该地区中最低的（图6）。旧的制造业主导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下就业增长是如此虚弱，无怪乎中国需要10%的GDP增长才能达到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就业要求。

　　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可以改变这一现象。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而言，服务业都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从定义上来看，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提供了在价值链的两端吸收劳动力、增加就业的机会。虽然低附加值的经销、销售、金融服务等交易性任务需要采用越来越强大的处理技术，但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要达到如此庞大的运营规模，就必须增加雇佣人数。此外，知识型工作者（即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实施的高附加值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队伍的人力资本上。简而言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对于中国创造下一轮的就业机会大有可为。

　　中国需从资本和资源密集型增长转变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集约型增长。

　　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好处可以通过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对比来加以说明。图7显示了中美两国城镇劳动力队伍的就业结构的差异——中国的情况与更为现代化的经济体的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更高的可比性。虽然中美两国基本上处于两个相反的发展阶段，但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美国典型的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显示了中国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服务业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多么大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批发和零售、医疗保健、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和酒店业的雇佣的人数明显偏低。美国单是这4个行业雇佣的人数就比中国多4700万，这凸显了两国服务业的规模差异。为了使消费型增长模式满足创造就业机会的要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有必要特别重视这些关键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而言，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无疑可以带来最重要的好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推动整体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方面的效率远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更加服务密集型宏观框架下，不难想象，中国的GDP增长可以降低至7%-8%，而年均就业增长速度则可以提升至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1.5%的正常水平。而中国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其“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雇佣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每年平均提高0.4个百分点。这足以使该国提高单位GDP的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在适度放慢GDP增长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的唯一方法。

　　这样的产出和就业结构转变将使中国获得新的机会来解决日益严峻的可持续性制约问题。服务主导型增长不仅可以使中国以劳动力换资本，而且基于知识的产出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也要远低于制造业的物质产出的消耗。这对于中国解决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双重问题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强调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及其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的事。这使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越发难以降低它给这个世界造成的负担。

　　而中国工业部门使用煤炭、石油、基础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效率低下又使得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基础材料消耗中所占比重高得不成比例。我们估计，2008年中国消耗的铝、钢材、铁矿石、煤炭和水泥合计占全球消耗总量的近50%（图8）。与此同时，中国单位GDP的石油消耗仍然高达世界其他国家的两倍以上。不幸的是，中国的环境恶化也格外令人注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在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七个。此外，中国在有机水污染物排放方面也位居世界之冠。

　　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不同的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很显然可以降低中国GDP增长对新增物料的需求。因而这也可以缓解全球商品市场供应方的压力以及中国和其他商品消费国和输入型价格和成本压力。与此同时，从资源密集型工业活动向劳动密集型服务活动的转变将减轻GDP增长导致的环境恶化和污染。与旧模式无节制地索取全球资源不同的是，新的消费和服务主导型增长模式使中国看到了更轻型、更洁净、更绿色GDP的希望。

　　30年来，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推动了出口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国从这一模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现在这一模式的负外部性正在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危险区域，并引起了人们对于其可持续性的严重担忧。最终，向日益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十二五规划”应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史蒂芬?罗奇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