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成的微博:红山碧玉龙和黄玉龙的前世今生

　　文/吴甲才  首席记者  张弓长  本报记者  杨  佳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人的象征。一提起龙，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国宝级文物红山碧玉龙。其实，早在红山碧玉龙出土之前，赤峰市翁牛特旗还曾经出土了一个C型黄玉龙，其价值毫不逊色于红山碧玉龙。两条龙虽然本是同根生，境遇却不同。如果把红山碧玉龙和C型黄玉龙比喻为孪生兄弟，那么作为“弟弟”的红山碧玉龙多年来已经出尽了风头，可“哥哥”C型黄玉龙出土后则一直默默无闻。

　　“两条龙”出自一个“娘胎”

　　碧玉龙和黄玉龙出自一个“娘胎”，这个娘胎就是被红山文化滋润了数千年的翁牛特旗这片神奇的土地。两条龙在“娘胎”里的数千年时光里，原本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肤色不同，长相也略有不同而已。不过，就因为这两条龙均在一个“娘胎”里吸收了数千年的天地精华，便注定了它们绝不是凡胎。

　　几年前，记者曾经前往翁牛特旗探访过碧玉龙的详细出土经过。碧玉龙在娘胎里沉睡了数千年后，一出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农民，这个农民就是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张凤祥。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张凤祥在离村子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挖鱼鳞坑时，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他从石洞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当时，张凤祥还以为是挖到了一块废铁，心想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张凤祥把它拿回了家里。

　　出土碧玉龙的这座山，是一波三折的龙脉山，东西走向，长3公里。西面龙头扬起，地面相对高度100米；东面则是龙尾，一直延伸到布日敦湖中。而碧玉龙出土地点，从东西走向看，恰好正是在一波三折的龙脉山中间偏南的阳半坡之上。这种藏玉龙的形式给考古者带来了一道难题，按常理红山文化时期古人用于祭祀的玉都放在山头上，可它偏偏就在小山之中。出土碧玉龙之地名叫三星他拉，这个名字是原来的叫法，后来地名普查后改为赛沁塔拉。把这个村子的名字汉译过来，意为：“有祭祀物的草甸子”。可这一名字究竟是何时、何年、何人所留，目前尚无准确的说法。这里是一个有着200户人家的小山村，村东有湖泊，村西有山泉水，人丁兴旺，宁静而又富有生机。在辽代，几位南国宰相都把长眠之地选在了这里。

　　非常巧合的是，与碧玉龙一样，黄玉龙从“娘胎”出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个农民。第一个发现黄玉龙的农民叫马忠信，家住翁牛特旗原山嘴子乡新地村。

　　在建国初期的一天，马忠信用牛拉着榆木架铁犁，在距离新地村南5~6华里一个名叫“南梁东拐棒沟”的一处小土山上开荒，当他犁到小土山东南坡半腰时，犁突然咯噔一下，马忠信抬起犁一看，犁铧尖上套了个圈子。当时，马忠信还以为是块铁或是石圈子。不过，当他从犁铧子上取下那圈子，擦一擦上边的土时，它露出了白石质。当他拿起对着太阳光一照，里边透出蛋黄色。这个蛋黄色的东西就是黄玉龙。如此说来，按照出土时间推算，黄玉龙还是碧玉龙的“哥哥”呢！

　　出土黄玉龙的新地南梁东拐棒沟一带又叫平安山，这座山西北5公里处就是一座叫少龙山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这里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玉鸟、玉蚕等文物，但这个遗址考古界还没有发掘过。平安山的东北边就是举世闻名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这些地方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黄玉双面人脸等文物。

　　两条玉龙出土地相距不足40公里，但是两处地点周围都被厚重的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层所包围着。

　　出土后历尽劫难

　　碧玉龙和黄玉龙出土之后，历尽劫难，多次险遭厄运。

　　碧玉龙被张凤祥发现后，张凤祥把它拿给一起干活的几位农民看，有一个叫杨德成的农民先用铁锹把用力敲了几下，想敲掉上面的土锈，却怎么也敲不掉。于是他就随口说了句：“这么块儿破铁有啥用？”

　　张凤祥回到家后，把这块儿东西扔在了屋子的角落里。几天后，张凤祥4岁的弟弟张凤梁发现了这块儿东西，便用一根绳子拴在这块儿东西上面的小圆孔上，拖着到处玩儿。多日后，粘在上面的土锈逐渐被磨掉，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张凤祥的父亲张金贵（现已去世）仔细观察后，认为这块儿东西有可能是一块儿玉，便琢磨着要把它做成几个烟袋嘴，所幸的是最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后来，碧玉龙被考古人员发现后存放在翁牛特旗文化馆里。当时，由于碧玉龙还没有被定为国宝，所以谁也不拿它当贵重文物。于是，不管文化馆搬到哪儿，碧玉龙都是随手扔到不起眼的地方。

　　1983年，翁牛特旗有关部门把碧玉龙等上百件文物，拿到尚未修复好的北大庙（梵宗寺）破旧的二楼上展览。人们看到它就拿在手上随便看，当时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在木桌上放着。

　　1984年国庆前夕，碧玉龙被选中进京参展，翁牛特旗文化馆贾玉贤和老伴拎着装有碧玉龙的破兜子乘列车前去送宝。

　　1985年，沈从文先生要看碧玉龙，赤峰这边派蒙景欣、李玉萍、张敏3人负责送宝。到达目的地后，坐在轮椅上的沈先生拿着玉龙手不停地在颤抖，蒙景欣生怕玉龙掉在地上，忙跪下身子，上前托住老先生颤抖的手。蒙景欣后来回忆说：“当时可吓死我了……”

　　黄玉龙被农民马忠信发现后，就被他随意地扔在了家里。在发现黄玉龙之初，马忠信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可是，后来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马忠信还经常生病，以往较殷实的日子变得拮据起来。于是，马忠信老伴就找来一位阴阳先生算了卦。阴阳先生神秘地算了一下说：“你们家人有病没钱是有一个不该藏的东西在做怪。”阴阳先生如此一说，马忠信的老伴一下子就想到了那块黄色的玉石。于是，马忠信老伴就自作主张，让儿子马金海把黄玉龙拿出去卖掉了。

　　后来，黄玉龙几经辗转后，又到了一位名叫李井荣的手中。李井荣是翁牛特旗广德公镇皇姑屯村人，从七十年代开始就走家串户收皮毛。1978年6月的一天，李井荣遇到原山嘴子乡朱代沟村村民马跃，两个人是连襟。当时，马跃拿出一块C型的黄玉石，问李井荣要不要？马跃之所以想卖给李井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连襟爱抽烟，喜欢好烟袋，而且这几年做生意没少挣钱。马跃告诉李井荣：“两个月前，这块玉差点让马忠信的儿子马金海给卖了。当时，来了两个南方背挎包的老客，他们是收老钱、金银器和老玉件等物的。那两个人把这块玉拿到手上一看，要给25元钱就拿走。我看到以后，一把就抢了过来，当时我嫌弃他们给的钱太少，不能卖。马忠信的老伴知道这件事后，就说：‘既然你嫌钱少不让卖，那就放在你那，你给卖吧。’”

　　李井荣听了马跃讲述的情况后，就拿起小铁刀在黄玉上使劲划了一下，没划动，心想不是囊玉。他听人家说过，烟袋好坏在烟袋嘴上。玉，只要硬，色淡、透就是好玉。他仔细看了看这块黄玉，便动了心思。结果，李井荣出120元钱买下了黄玉龙。黄玉龙到了李井荣手里之后，其命运也和碧玉龙一样，险些被李井荣制作成烟袋嘴子。

　　本是同根生命运却不同

　　李井荣把黄玉龙带回家后，原本打算将其制作成烟袋嘴子，因为他忙于做生意，没有来得急去找好磨玉工匠。后来，李井荣又拿着黄玉龙去找在翁牛特旗纪检委当干部的外甥女赵国芹，让她帮着找人做成眼袋嘴子。赵国芹就把黄玉龙拿给丈夫孙平看，在法院工作的孙平看了之后，就觉得这块玉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差不多。于是，孙平就说：“这可能是文物，不能做成烟袋嘴子。”接下来，孙平把这块玉用笔描了一张图，领着李井荣来到旗博物馆，给时任馆长的贾鸿恩看。贾鸿恩看了之后心想：“这不和碧玉龙一样吗！” 贾鸿恩对他们说，光凭图看不出来是啥，你们把东西拿来看看。当孙平和李井荣拿着实物给他看完后，贾鸿恩说：“你们把东西留下吧，我得去别处找人鉴定一下。”

　　拿到黄玉龙后，贾鸿恩立即去北京找中国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中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进行了鉴定，确定了它的年代和价值，并且拿回了一份鉴定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研究员对黄玉龙进行鉴定后说：“视察玉龙的质地、制作与形态，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刘观民的这一看法也得到了苏秉琦等考古学家的认可。

　　从此之后，黄玉龙虽然摆脱了被制作成烟袋嘴子的命运，可它却一直没有如同碧玉龙那样名震华夏。

　　碧玉龙被翁牛特旗有关部门从民间收回之后，又被内蒙古博物馆拿到日本展出。展览归来后，就永久展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了。碧玉龙后来之所以能够名声大震，还缘于它在没出名之前就有许多专家多次上手鉴定。

　　1973年，亲手征集碧玉龙的时任翁牛特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找到时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李贵。李贵看到碧玉龙后就说：“你好好把这东西保管起来，我回去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李文信馆长汇报一下。”

　　当李贵向李文信汇报此事时，苏秉琦先生的弟子郭大顺正好在场，也很想尽快前往碧玉龙的出土地去看一看。可是，郭大顺的这一愿望在1975年他担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时才得以实现。郭大顺看到碧玉龙后就说：“很奇怪，从没见过。”

　　1979~1984年，郭大顺率领考古团队在西辽河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中，取得让国人振奋的骄人业绩，承载着5000年红山文化历史记忆符号的精美玉器公布于众。这期间，一批以龙为主的研究成果纷纷出炉，1984年《文物》第六期刊登了孙守道、郭大顺撰写的《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贾鸿恩执笔以翁牛特旗文化馆名誉发的《三星他拉发现玉龙》，孙守道撰写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于是，红山碧玉龙便逐渐为世人所知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时，故宫博物院得知发现碧玉龙的消息后，专门将碧玉龙调到北京参加精品文物展。就是此次展出，惊动了一位中国龙凤纹饰研究权威人士，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历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沈从文先生。他让秘书托人与翁牛特旗博物馆联系，并且说：“我一生最大愿望是看到史前中华龙。”于是， 翁牛特旗博物馆派专人拿着碧玉龙前往沈从文先生家中，沈从文先生看到碧玉龙后激动不已。也就是此时，经沈从文先生举荐，一篇名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文章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人民画报》登出，从而使得世界史前研究的专家及收藏鉴赏家们的眼球聚焦到了中国。

　　2008年8月30日，中华第一龙破例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赤峰市，参加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节暨第三届红山文化节精品文物展。

　　碧玉龙从民间走进国家博物馆的十几年工夫，便身价倍增。仅碧玉龙出国展，保金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两条龙”都是部族的图腾

　　近年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先生倡导，众多考古人员组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组对两条C型玉龙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踏查调研。

　　经调查，两条龙出土的形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出自像龙脉一样的小土山上，而且均出在土山的阳面半山腰，约30~60厘米的土坑之中。同时，它们藏身之处附近四周，没发现任何骨、石、陶等陪葬物。这与牛河梁玉龙出自墓葬中，完全不同。因此，多数专家认为，这两条C型玉龙应属明器，是部族的图腾，也许是部族徽记，因部族之间争战、内讧、信仰、环境等因素，慌乱埋藏或丟弃而致。

　　据了解，碧玉龙，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也就是中国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型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黄玉龙体态造型与碧玉龙基本一致，其尺寸有所不同。黄玉龙高16.7厘米，龙脊背的长鬃7.2厘米，长鬃占了龙体的二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的圆孔，是对钻的中间细两端粗圆孔。

　　碧玉龙和黄玉龙的藏点似乎与同一时代的墓葬相似，但据挖掘者介绍：“它就在土层两铁锨深（60厘米）、石板下一铁锨深（30厘米），直径60厘米的窑中挖到的，周围除了小碎石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显然不是墓葬。那这种藏玉龙的方法意味着什么？史学界、考古界有诸多的说法，目前尚未统一。但有一点得到了共识，那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史前玉龙只有在红山文化区黄帝所略的时空框架区域内才能出现。这也许正好就应验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的祖传说法。

　　探源组专家指出，这两条玉龙身上所标记的每一符号，应该说，是古代智人多年观察大自然若干灵动之物取其精华的组合体。每一灵动之物在古人心目中都有一种崇敬神奇的功能。龙脊背似马鬃之物，它的寓意有马的速度、云的高耸，横能驰骋、纵能上天。玉龙卷曲的神似蛇身，它的取意为，有规避寒冬、电闪雷鸣能入地的功能。两条龙的制作也采用了许多人世间的符号：例如，雕磨出能看世界万物的眼睛，但这究竟是什么眼形，专家们目前正在探讨中，还有形似猪嘴、猪鼻子，这些符号有观察、品尝、体味世间百态之功能。两条玉龙所缺失的是耳朵，这究竟是古人有意回避，还是把耳朵隐含起来，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玉猪龙的大耳朵，似乎对C字玉龙的缺憾给予了补偿，从这一缺失分析，两种体态的玉龙，在古代应各有专属和功效，玉猪龙应是随大巫(首领)个体佩戴之物，他们死后随葬。而C字龙应是随部落群体敬畏图腾的部族标记（旗帜徽章）。龙的体态到了秦汉时期，眼耳鼻舌眉须角身才没有了缺失，刻画得就十分完整了。到了清代，龙的细微之处也刻画得十分精道，皇帝所用、所摆的龙饰，完美程度达到了极致。

　　数千年间，龙的形态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得以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如今，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来源于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的这一观点，已经被众多中外学者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