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

陆 林内容提要 　　金圣叹一生中与苏州戴氏交往密切，常见史料中便有“戴生”早年参与其扶乩降神、中年时有弟子为戴悦、晚年与戴云叶唱和甚殷的记载，并在所撰诗文中涉及“子兄”等人。通过《贞丰里戴氏族谱》等珍稀文献与有关别集、笔记的对读，可见其敬佩和深交的戴氏友人，或为慷慨赴死的抗清义士，或具排难解纷的勇略侠情。关键词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家谱;史实研究　　在金圣叹一生事迹中，与苏州戴氏相关的至少有三件:一是早年扶乩降神时，共襄其事者为“戴生、顾生、魏生”;二是其中年时在一戴姓人家设馆为塾师，弟子为戴（吴）悦;三是其后期频频与一“戴云叶”诗文唱和。其中还牵涉到“宜甫”、“务公”、“石房”、“ 老”诸人。如果只是简单地推断，不仅无法清楚辨析诸事的来龙去脉，而且难以理清诸戴及相关各人之间的错综关系，更谈不上对金圣叹这位文学批评大家的人际交往的基本了解。笔者尝试利用家谱、笔记、方志、别集等文献史料，对与金圣叹有关的戴氏情况作综合考察，希求初步解决其与戴氏交往的基本问题，以推动金圣叹研究的深入。而且诸戴中有人在抗清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探索有关史实，对清初征服江南历史的研究亦或有裨益。
一、金与戴交往的基本情况
综合各家文献，金圣叹与戴氏的交往有如下记载:1.钱谦益《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一文。此篇乃揭示金圣叹青年时期降神活动的重要文献，节引于下:“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夫 人而泐师者何?夫人陈氏之女，殁堕鬼神道，不昧 宿因，以台事示现，而冯于卟以告也。……卟所冯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皆于台有宿因者也。”［1］（卷43）此文以神头鬼脸之说，揭示了世传金圣叹擅长扶乩的荒诞之举是确有其事的，由记中明言“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今九年矣”，知其时在明崇祯八年（1635）夏季，参与者有友人“戴生、顾生、魏生”。陈洪先生对此事所体现的圣叹心态、性格，已有专文剖析［2］，学术前辈徐朔方先生并具体指出“牧斋所记戴、顾、魏三人，当即《沉吟楼诗选》所提及之戴云叶、魏德辅、顾君猷”［3］（P726），从而将“戴生”与戴云叶明确联系在一起。
2.释戒显《现果随录》笔记第十九条。此则史料的价值在于以亲见之人记述了金圣叹曾为苏州戴宜甫家塾师，填补了其中年前后生活经历的一段空白:“苏州孝廉戴星归，讳吴悦。父宜甫，从兄务公、石房，皆名士也。悦生而俊慧，父质其功名于无叶泐大师，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终身。’及长，某年登贤书，负性痴狂，行多荡检，大不利于乡党，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罗其恶款，控于工部。工部鞫勘得实，加严刑，卒于狱。……所言‘工部终身’者，乃毙于工部、以终其身也。”《现果随录》作者释戒显，太仓人，晚明诸生，入清隐于浮屠。他在此则笔记下按曰:“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谓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师竟藏隐语耶?”［4］　可见按语是戒显未出家时亲见之事，与《现果随录》题记所谓“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正合。由此可知金氏诗作《清明前一日集香熏》［5］（P785）　，当是为戴宜甫父子作。此一史料线索，首见于严云受先生《金圣叹事迹系年》“周亮工《现果随录序》:‘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余时往扣之’”云云 ［6］。文献发掘之功自不可没，惟将释戒显按语误为周亮工序语，相差太远。
3.金圣叹自己所撰诗文。《沉吟楼诗选》所收与“云叶”诗三首、《鱼庭闻贯》所收尺牍两则，是现存由金圣叹本人所撰直接记载自己与戴云叶友情的诗文。《沉吟楼诗选》五律有《赠戴云叶》［5］（P788）、《春雨同德辅［陆按:似脱“至”之类字样］云叶舍》［5］（P793）、《夜与无动语因及德辅云叶》［5］（803）。《鱼庭闻贯》第二十八条和第三十七条，则分别是《与戴云叶镐》和《与戴云叶》论编选唐诗之尺牍［5］（P43，P44）。三诗写作时间不详，二信则撰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圣叹评选《唐才子诗》时。可见戴云叶名镐，为其晚年挚友。徐朔方先生复据《吴县志》卷五十七，考出戴镐“原名之仍，号俟庵。明诸生。有《燕台草》”［3］（P726）。
　　二、周庄戴氏关系考述
以上学术界对金圣叹所交戴氏的了解仅限于此。虽然在清中叶章腾龙撰《贞丰拟乘》和晚清陶煦撰《周庄镇志》之中，对有关的戴氏亦有所介绍，但并不能解决诸戴之间究竟为何等关系的问题。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早年在比较方志与家谱的史料价值短长时，曾经指出:“（方志）往往不能教你明白两个出自一家的人物彼此究有多么密切的血缘关系”，譬如说甲是乙的从兄弟，那个“从”字并不能说明两人是所谓“嫡堂呢，再从呢，或三从呢”［7］（P260），何况与金氏相关的戴氏分别有“戴生”、“宜甫”、“吴悦”、“戴镐”及所惮的云叶兄（金诗《赠戴云叶》首联为“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也就是说，这里至少有四位戴氏:宜甫、吴悦、戴镐及其兄。我们除了知道前两位是父子，至于他们各自生于何时、年岁几何，“戴生”是否如学界所认为的即戴云叶，云叶兄为 何许人，与“戴生”又有何种关系，更非家谱而不能提供答案。所幸者是，已知世间仅存的苏州戴氏家谱，恰恰便是周庄戴氏家族谱牒。
该书名《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不分卷，为清戴观成、戴观家重修，有嘉庆钞本一册，藏于江苏苏州市博物馆［8］（P82）。贞丰里为周庄镇的古名，元代属于苏州长洲县，明中叶属松江华亭县，清初复归长洲，雍正三年（1725）后，约五分之四属元和县，五分之一属吴江县，1952年后归昆山县（今昆山市）［9］（P4）　。该谱卷首为康熙十七年李模撰《贞丰里谯国戴氏族谱初修序》，次有顺治八年第十世孙戴之佐撰族谱《初修小引》，末为嘉庆十三年第十四世孙戴观成撰族谱《再修小引》。戴之佐撰《小引》叙其家族迁徙、家谱纂修之始末甚详，可见此族谱自明嘉靖年间焚毁后，重修于清顺治八年（1651），现存者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再修本。据族谱“第九世”小传，发现金圣叹馆于其家的戴宜甫名汝义，号宜甫，“上庠生”（陆按:当指其为上海县学诸生），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卒于顺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652.1.2）。传称其“孝友性成，才略天授，崇礼尚义，乐善好施，矫矫绝群者也”，似为谱牒中的套话，参考意义不大。但是晚明长洲徐 （1597-1645）崇祯八年为其父戴士鳌撰《墓志铭》，曾言及“次君宜甫，少游太学，慷慨仗义，喜狂饮，往往以直戆忤时辈” ［10］　，则颇能凸显汝义的性情风貌，尤其是“喜狂饮”一事，令人想起关于圣叹“好饮酒，日辄为酒人邀去”的记载 ［11］　。
戴悦为宜甫独子，“字星归，号素斋，初名之 ，一字羽噍，顺治辛卯孝廉，考授司李”。生于崇祯三年（1630），卒于康熙四年八月初一日（1665.9.9）。族谱回避了为何仅“享年三十六岁”的问题，与《现果随录》“讳吴悦”的记载亦有小出入。前者可以理解，因行为不轨而瘐死于狱，族裔修谱当然要讳莫如深;后者当非疏漏，可能亦属旧时士子之瑕疵。据长洲诸生名录的著录，清顺治二年（1645）岁试第二十名为“吴悦 辛卯，本姓戴 ” ［12］（卷1）　，“辛卯”是指其为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例如县志著录此年举人，即有“吴悦，星归，本姓戴，名之 ”等文字 ［13］（卷14）　。冒他人之姓参加科举考试，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其事实总不宜记之于家谱之中。至于戴镐，乃汝义的侄子，戴悦的堂兄（其父汝仁，为汝义之兄）。戴镐字云叶，号俟庵，初名之仍，长洲县学庠生。生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康熙五年十月初七日（1666.11.3）。《现果随录》所谓“皆名士”的戴悦“从兄务公、石房”，分别是戴镐的长兄之 和次兄之 。据族谱载:戴之 ，字务公，号介心，长庠增广生，补入上庠。生于万历三十年（1602），卒于顺治四年四月十六日（1647.5.20）。戴之 ，字万公，号石房，长庠廪生。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崇祯十二年八月初八日（1639.9.5）。说的就是戴之 。在族谱中，有其侄孙戴绵生康熙后期撰《 明清 故诸生从 伯叔 祖 石房俟庵 戴公合传》，对之 和戴镐有集中介绍:“石房公者，讳之 ，字万公，才高学富，弱冠为诸生，声噪海内。及门诸子暨里中子弟会讲五经，环皋比而听者不可胜纪。摄衣升座，声出金石，虽老师宿儒，亦执经问难于前。公依方辨对，咸出人意表。……其书法钟繇，擅绝一时。如购得其片纸者，珍逾珙璧焉。……其弟俟庵公，讳镐，初名之仍，字云叶。十五能文章，十八游黉序，师事仲兄石房公，家学渊源，时有‘大小戴’之称。辛卯浙闱拟元，为忌才者所黜，后复为长邑诸生。生平能急人之难，解人之厄。”此传对大小戴的才华、学识尤其是戴镐的“急人之难，解人之厄”的勇略和侠情，有着具体真切的描写，向为编撰方志者所采信，可参见嘉庆《贞丰拟乘》和光绪《周庄镇志》。从金圣叹事迹考证的角度看，这一合传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在下节中再作辨析。 三、对金圣叹研究的价值
理清了周庄戴氏之间的父子、叔侄、兄弟关系后，始可进而考察与金圣叹有关的诸人情况。
1.钱谦益“相与信受奉行者，戴生、顾生、魏生”之“戴生”。
对于参与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的三位秀才，学界一般认为即《沉吟楼诗选》中所提到的戴云叶、顾君猷、魏德辅。然而，当知道戴镐的生年及简历后，“戴生”即戴云叶之说便颇堪怀疑。戴镐生于万历四十七（1619），小于圣叹十二岁，至钱谦益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之崇祯八年（1635）夏季，充其量不过十七岁。如果此际即参加金氏的扶乩，名列其后的顾生、魏生便更不知年幼为几何了。从叶绍袁《续窈闻》记录的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引三人同至”叶家，分别以绍袁妻 宜修、长女纨纨、三女小鸾之亡灵“振锡还家”，其间泐师与三人联句吟诗，绍袁与已逝之妻、女相互问讯 ［14］（P523-525）　，对“相与信受奉行”即协同合作者的素质要求甚高，绝非十六七岁之少不更事者所能胜任（尽管扶乩的全过程肯定是出于金圣叹的事先策划）。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侄孙戴绵生撰《合传》，称戴镐“十八游黉序”。游黉序指入学为秀才，即其为崇祯九年诸生，而钱谦益在此前一年撰《灵异记》时，无论如何是无法预知此事的。那么，此戴生会是谁呢?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很可能便是戴镐二哥戴之 。此人仅小于圣叹一岁，同为长洲庠生（或许是同年），与弟子会讲五经时，“摄衣升座，声出金石，虽老师宿儒，亦执经问难于前。公依方辨对，咸出人意表”，其风采与圣叹“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 ［15］（P341）　，何其相似。尤为重要的是，据圣叹乡人郑敷教说，金氏以泐大师降乩于吴中一带，当时是“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余”，后因“（金）生诎于试事，再经黜落，其说渐寝” ［16］　。这一文献说明:此事高潮期前后仅持续“年余”，原因是金氏科、岁试不利，“再经黜落”，因而渐渐退出此道。如以崇祯八、九年为其“倾动通国”之时，那么，“其说渐寝”也就在崇祯十年之后。从戴之 卒于崇祯十二年八月分析，金氏“渐寝”其事或与得力助手遽然早逝、从此乏人共襄其事不无关系。由此亦可大致推算出《哭庙异闻》所谓金氏“少补长邑诸生，以岁试之文怪诞，黜革。次年科试，顶张人瑞就童子试，拔第一，补入吴庠”的时间 ［17］（P162）　。
2.释戒显《现果随录》“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之“时”。
弄清戴悦的生年，对考证金圣叹何时至周庄戴汝义家为塾师甚是关键。据《现果随录》按语“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熏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与宜甫友善。见其子方成童”，“成童”指八岁左右少儿，释戒显见戴悦已成童，当在崇祯十年（1637），说明圣叹在此之前已经为其启蒙师，时间恰在崇祯八至九年（1635-1636）之际。而这两年正是金圣叹以“泐大师”身份频繁降乩于吴中的高潮期 ［18］　。戒显俗姓王名瀚，字原达，太仓双凤里人，崇祯元年（1628）为诸生，与吴伟业同学。其生卒向无著录，今据道光《双凤里志》卷四《人物志·佛老》戒显传“年二十入州庠”、“跏趺而逝，年六十三”，以及清抄本《明太仓诸生谱》崇祯元年第二十一名“王瀚 元达 ”等记载，考出其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王瀚小于圣叹一岁，游庠时间当亦仿佛，为复社文人 ［19］（P66）　。其“圣叹降乩，余时往扣之”等自述，对于金圣叹史实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史料价值:一，可以再次证明钱谦益所谓“泐法师……卟（乩）所冯（凭）者，金生采”，指的便是金圣叹;二，从“时往扣之”云云，可以看出此王瀚与圣叹来往颇密，是其早期友人（另外还有一吴县王瀚，亦是圣叹挚友），而且从整条笔记对“圣叹降乩”言行毫无贬义（《郑桐庵笔记》“乩仙”条同记此事，则斥之为“末世妖孽”），对戴悦因横行不法而丧命亦根本没有怪罪其师之意，考虑到《现果随录》乃成书于圣叹身后（戴悦死于康熙四年），可见作者对他的同情。
3.金诗《赠戴云叶》“子兄吾所惮，与汝故加亲”之“子兄”。
据族谱载，戴镐有兄三人，除了已经介绍的戴之 、戴之 之外，还有三兄戴禹（1616-1671），字符功，初名之 ，长洲庠生。戴禹在家谱和方志中均无事迹，可能只是一名碌碌无为的普通秀才，且小于圣叹八岁，故金氏所敬畏的戴镐之兄，或可能是戴之 、戴之 二位，或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之 、之 ，一长圣叹六岁，一仅小于圣叹一岁，均为复社旧人 ［19］（P67）　，在当时同辈眼中，已被视为“名士”（释戒显《现果随录》）。之 的“才高学富”，已见侄孙戴绵生撰《合传》;之 在明季“无志进取而慕义勇为”（《贞丰拟乘·人物》），入清后更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举动，即于顺治四年（1647）说服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正复明，事败与母、妻同时被杀，而且牵连华亭陈子龙（1608）等人遇难。这段史实，在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吴胜兆”和“徐尔 钱旃夏完淳”条提到的“长洲诸生戴务公”，徐 《小腆纪传》卷四十九有关吴县杨廷枢“丁亥四月，以门人戴之 通吴胜兆被逮”等记载中，皆有涉及，其中“戴务公”、“戴之 ”均是指周庄戴之 。“子兄吾所惮”之“惮”字，语义甚重，非之 无以当之。惮指敬畏，《汉书·东方朔传》:“昔伯姬燔而诸侯惮。”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惮，敬也，敬其节直也。”惮即敬其节直，用之于对戴之 的态度，是十分恰当的。
戴之 的反抗清朝之举始于清初，早在清兵于顺治二年五月攻取南京、挥戈南下后，他便在家 乡聚众抵抗，此即史载“南都破，江以南义师云起。沈自炳、戴之 、钱邦芑起陈湖”（《清史稿·万寿祺传》）。当年八月初六之夜，“陈湖啸聚之众，系戴务公、沈自炳、陆监生等为首。舟至黄天荡，陈兵发炮”（清初佚名《吴城日记》）。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其三弟、四弟由之 、之仍改名为禹、镐;尤其是其堂弟戴之 ，在参加顺治二年九月开考的苏州府岁试时，便已经以“吴悦”应试，连姓带名彻底改过了。后人云清初之时周庄戴氏“族人俱变姓名” ［20］（卷1）　，其原因即在于此。4.金氏尺牍《与戴云叶》“承订同过 老”之“ 老”。
金圣叹在其晚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曾因从事《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的评点，给戴镐写过两封信，在第二封里提到了一位“ 老”:“承订同过 老，弟翘足相待三日夕，都不见台驾来，岂竟忘之耶?抑有别冗乎? 老天分高、心地厚，唐律诗分解一事，弟直望其一担挑去。” ［5］（P44）　在有关交游的史实研究中，最棘手的便是这种无姓无名、仅取其字号中一字相称者。在常见工具书中，著录以“ ×”为字号者就有十三人之多 ［21］（P603）　。那么，这位“ 老”会是谁呢?我以为圣叹所谓“ 者”并不在此十三人之内，而是指当时年仅三十一二岁的苏州顾贽（1630.2.8—?）。据苏州“科第谱”载，在进士“顺治六年己丑黄冈刘子壮榜”内，有“顾贽　来 ” ［22］（卷1）　。此人是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举人，为“吴县籍长洲县”人，连捷成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在当时、当地颇有声望。时人（亦是圣叹友人）尤侗（1618-1704）曾记其辞官回乡事:“吾乡顾松交、顾 来两吏部，同时归里，声势赫然。” ［23］（P98）　顾松交即顾予咸（1613-1669），亦为苏州人。由此人乃是于顺治十六年春以病请归 ［24］　，可知顾贽归里的大致时间。圣叹《鱼庭闻贯》第九十七则尺牍《与顾尼备嗣曾》所说的“弟前年有一书，松老大以为不佳” ［5］（P61）　，所谓“松老”即指以吏部员外郎告归的嗣曾三叔顾予咸。虽然松交、 来分别比圣叹小五岁、二十二岁，但因当时苏州民风是“官无大小，皆称曰老;人无老幼，皆称曰翁”（董含《莼乡赘笔》卷中《三吴风俗》 ［4］　），故称以吏部郎中致仕的顾 来为“ 老”，十分自然。无独有偶的是，在《与顾尼备嗣曾》中，圣叹亦将自己刚刚评点好的《唐诗选》抄本托嗣曾代呈“令叔”予咸请教。圣叹在顺治十七年评点《唐才子诗》时，由于采用“分解”法来解释唐人七律诗，一时间争议颇大，既有来自朋友的不理解，亦有出自恶意的攻讦。如他于此年夏给嵇永仁（1637-1676）的信中曾说:“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即如弟‘解疏’一书，实推原《三百篇》两句为一联、四句为一截之体，伧父动云‘割裂’，直坐不读书耳!” ［5］（P31）　故在《唐才子诗》选批过程中和完稿后，他先后送请多位友人征求意见，希望得到舆论上的支持。从这则《与戴云叶》和上引《与顾尼备嗣曾》尺牍进而可以看出，圣叹为了自己这部书稿能得到当地文化界的认同，还曾寻求苏州著名缙绅如顾贽、顾予咸的支持。
金圣叹《与戴云叶》书信中提及的“ 老”是指顾贽，还可从戴绵生撰《清故诸生从叔祖俟庵戴公传》的事迹介绍中得到佐证:“己亥，值海寇之乱，松江提督马惟善拥兵至苏，与乡绅顾予咸有隙，以语吏部顾贽，将甘心焉。予咸惧，谋于贽，乃遣弟赞，偕俟庵公载酒犒军。时吴民讹传屠城，皆匿走。马闻之大怒，因擐甲以待，见俟庵公举止异众，疑其窥觇军事，缚之，公立撰《军容诗》四十韵。惟善喜，问所从来，公从容曰:‘予咸请罪状。’惟善意解，事遂寝，吴民亦赖以安。”己亥指顺治十六年（1659），海寇之乱指郑成功沿长江内攻;马惟善指当时的松江总兵马进宝，初为闯王将领，降清居松江，残忍好杀。据史载其镇守松江时，“贪淫酷虐，士民无不被其毒者。有妾八十人，每夜阄签而卧。其母劝减妾，进宝语诸妾:‘愿去者拈签。’拈者颇众。进宝佯谓母曰:‘今将嫁之矣。’悉斩之。母大骇。一妾有疾，召医视脉，医者曰:‘此孕也。’进宝以妾众，亦竟忘之矣，怒曰:‘宁有此事!汝止此，如有孕，不杀汝;若非孕，当斩汝矣!’顷之，内托一儿出，乃刳妾腹而得者。医者惊悸，进宝赏五十金。” ［25］（P496-497）　面对如此喜怒无常、残酷暴虐之武夫，而能巧妙斡旋、化解刀兵，足见圣叹挚友戴镐的胆略和才智。此事可进一步证明戴镐与“ 老”顾贽及其弟顾赞的密切关系。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为何金圣叹要等待云叶来，将自己引荐给顾贽了。 四、余 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金圣叹研究向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但无庸讳言亦无法回避的是，以身世和交游为中心的史实研究却一直是金 圣叹研究中的弱点和冷门，以至于这样一位著名学者，今人对其生平的认识竟然模糊到《辞海》中其小传“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三句话句句有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四点:其一，金氏生活在明末清初，此一历史阶段的文人著述，先后经历过舆图换稿的兵燹战乱和康熙、乾隆的文字禁毁，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本来就十分稀少;其二，金氏是属于被钦定御案镇压而亡的“不良死”者，许多生前交往记录在后人整理自己的著述时，往往会被删去，甚或转换态度，恶语相向;其三，金氏原本就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多面体人物，既有温文儒雅、谦逊坦诚的一面，亦有行为怪诞、不轨于正的一面，即其友人徐增所谓“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11］　，古人已是如此，自不必说今人了;其四，金氏虽后期名扬天下，但在当时、当地却始终是一介寒儒，故其所交大多是草野小民、普通士子，有关事迹正史不载、方志难觅、碑传罕存、诗文稀见，加之许多原本只是以字号或某老相称者，仅仅是考出本来姓名，便不是一件易事，更何谈深挖交往的来龙去脉?所以在金圣叹的史实研究中，辗转因袭成说，缺乏深入研究，往往是照抄现代俞鸿筹（1908-1972）撰写的讹误多端的、并因《金圣叹全集》点校后更添错谬的《沉吟楼诗选》“读后记”而浑然不觉，便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较之其小说戏曲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大大落后了，同时也必然限制了对其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
针对金圣叹这样一位研究对象的历史特殊性（学术挑战性也自在其中），笔者所做的努力主要是:对与金圣叹有关的人和事，在知见所记的范围内，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求，利用一切文献形式，尽可能多地掌握其生平和交游的史实情况，以求最大程度上恢复金圣叹的社会关系网，希望能够因此而凸显或再现金圣叹其人其事的历史具体性以及与其文学批评的内在关系。就文献形式而言，方志由省、府、县志而到乡、镇志，传记由正史、碑传而到家、族谱，并旁及别集、总集、野史、笔记、科第谱、青衿录，在长时间寻觅、大量占有原始资料后，始进入融会贯通式的考论阶段。即以此文而论，面对学界早已知晓的钱谦益记文、释戒显笔记和金圣叹诗文，如果不是引入《郑桐庵笔记》、《贞丰拟乘》、《周庄镇志》、《戴氏族谱》等新史料，很难对有关问题重新予以细致解说。
尤其是由《苏州市家谱联合目录》首次披露的《戴氏族谱》，不仅是“拟乘”、“镇志”中戴氏记载的原始出处，更重要的是，因它而盘活了所有的已知文献，串联起相关人物的种种关系，解决或初步解决了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而且此谱还显露出长洲戴氏与苏州顾氏的姻缘关系。如谱中于圣叹东家戴汝义小传里记载:“一子，悦;一女，适同邑庠生顾五玉，诰封文林郎恒甫顾君子。”汝义女婿顾五玉，即顾予鼎（1619-1665）。此人是明崇祯四年（1631）长洲庠生，为顾所载（字恒甫）第五子，金圣叹《鱼庭闻贯》有《与顾五玉予鼎》尺牍，赞其诗作“顿挫如意” ［5］（P54）　;予鼎三兄予咸，字松交，是“哭庙案”的重要人物，即圣叹尺牍所谓“松老”者，可见金氏与顾氏兄弟子侄关系密切。而戴、顾两家的姻缘，从圣叹为汝义子塾师看，或由其牵线抑未可知。从而便一点一点地交织起金圣叹的世俗社会的关系网，并使之在这样的网状结构中，慢慢地复活过来。当然，至于他是否最终能够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努力，而且受制于历史究竟保存下来多少史料。方法不是一切，孤立的文献也只是废纸一堆，只有当方法与文献、识见完美地结合时，庶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的史实研究的学者来说，这大概永远只是不切实际的愿景或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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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哲》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