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义电视剧:CIA前高官曝美情报运作内幕

　　“美国总统们根据情报做决策”

　　并非重要事务。美国人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从小布什鼓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今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誓言提出阿富汗战略，这些领导人的决策都是依靠美国遍布全球、无所不知的谍报网所收集的情报做出的。毕竟，美国情报支出每年已达约800亿美元。每个星期，重要情报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涉及从搜捕恐怖分子到遏阻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这种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日常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更详细地考察问题，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基地组织”威胁开始增加，否则，决策者将无所适从。

　　然而，在重要外交决策方面，比如是否发动战争，或广泛地重新审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战略(奥巴马总统现在可能正在做这件事)，情报并非决定因素。对领导人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他们自己的战略观；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或个人的经验；国内政治的游戏规则以及自身的精神状态。来自政府部门那些不熟悉角落的备忘录或简报，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此外，永远不要低估传统智慧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与他的核心决策圈曾收到情报部门关于越南的令人沮丧的评估报告，指出南越有能力站稳脚跟。他们也同时获得来自美国军方的悲观报告，称美军在越南的努力可能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与时间。但最终，这些情报被多米诺骨牌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南越倒向共产主义，众多发展中国家将步其后尘。杜鲁门总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也是基于过去的教训：盟国未能及时遏制轴心国的力量，导致二战爆发；西方战后的成功，则基于希腊与西德有效地遏阻了(苏联)共产主义的侵略。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向中国敞开大门，是他对大国战略的沉思以及所处的环境使然。奥巴马政府最近在伊朗问题上大做文章，则主要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而美国中情局的建议，无论是好是坏，基本与上述行动没有什么关系。　不！是领导糟糕导致的。在小布什发动的入侵伊拉克战争中，情报可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但是，在做发动战争这个决定上，情报部门却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如果说情报部门对战争行动有所评估的话，那就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当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2003年2月前往联合国为入侵伊拉克辩解时，他宣称，“萨达姆和他的政权正在秘密制造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鲍威尔强调，他所说的完全是“基于可靠的情报。”但是，四个月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却承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很简单，“所有人知道” 。实际上，当小布什刚刚入主白宫时，情报部门并没有关于伊拉克杀伤性武器的任何警告。2001年有关全球威胁情报综合报告甚至没有提到伊拉克拥有核武器或其他生化武器的可能性。据情报监管工作人员透露，白宫也没有要求查阅(最终是有瑕疵的)2002年10月关于伊拉克非常规武器计划的情报判断报告，虽然这对做出是否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的决定至关重要。民主党国会议员获取了这份报告，但也只有六个参议员和少数的众议员在“是否发动战争”投票前稀里糊涂地看了一眼。无论是小布什，还是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赖斯，当时都没有阅读报告全文。而且，在该报告出炉之前，关于这场战争公关活动已经在如火如荼展开了。

　　如果小布什阅读了情报部门的这份报告，他就会发现，白宫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完全错了”。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是：萨达姆不可能对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情报部门也不相信布什声称的，伊拉克政权是“基地组织”的盟友。情报还准确地预见：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建立民主社会是一个“艰难而混乱”的难题。

　　情报部门在一份“战前评估”的独立报告指出，伊拉克重建是“长期而艰难的，并可能引发骚乱”。报告还补充说，后萨达姆时代的任何政府将会面对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伊拉克国内)不同派别将会陷入暴力冲突，除非再出现超强的支配力量，去阻止他们争斗。”而对伊拉克人鲜花欢迎美军士兵，或战争成本，则只字未提。可想而知，这些情报对白宫来说，并不起任何作用。

“情报失败搞乱美国外交政策”

　　几乎没有！20世纪美国的情报失败记录为人熟知，无须辩解。但是，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在整个大环境下是否重要则是另一个问题。

　　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爆发了“六日战争”。美国中情局不仅预测到战争将爆发，而且还预测到战争的结果。这个功绩令人敬佩，以致约翰逊总统邀请为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出席“星期二午餐会”。但是，这一精确情报也同样未能帮助约翰逊总统防止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今天棘手的巴以冲突问题。六年后，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预测到“埃及突袭以色列”。然而，1973年的埃及突袭并不妨碍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获得一系列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他们不仅利用这次冲突巩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还与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相反，苏联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情报部门也没有预测到1979年伊朗会爆发革命。但这是由于决策者对伊朗问题的不重视，以及卡特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这使美国在伊朗国王政权危在旦夕之时，仍然犹犹豫豫，难以做出果断的决定。即使在伊朗数个城市发生动荡之时，卡特政府——仍专注于巴以和平谈判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斯塔革命——仍没有就伊朗问题召开任何高层决策会议。“我们的决策圈已经超负荷了。”卡特的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道。

　　关于另一项政治巨变——苏联解体——的不完整的情报分析其实也无关紧要。1980年代，美国对苏政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里根总统的直觉。在里根就任总统最早期，“苏联注定失败”一直是这位美国第40任总统的信念。“俄国人永远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里根后来写道，“我们的开支会永远超过他们。”

　　“9/11前美国情报低估了基地组织”

　　不，美国情报并未低估“基地组织”。就像任何一次恐怖袭击，“9 · 11”恐怖袭击的发生被认为是美国情报部门的失败。但是，虽然情报官员未能准确预报袭击，但事先也发出了有关威胁的警告。“9 · 11”事件发生前几年，情报部门，尤其是中情局，就已经开始异常关注本·拉丹的“基地组织”。1996年早期，中情局还创建了一个“聚焦本·拉丹”特别单位。当时，基地组织刚刚开始反美行动，后来逐步发展成一个今天我们熟知的跨区域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克林顿总统1998年指出，“反恐是美国的首要之务。”他也启动了一项秘密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计划，包括提出抓捕本·拉丹的方案，而这还是在1998年美国在非洲的使馆遭遇炸弹袭击之前。

　　当克林顿的国安官员将职责移交给布什政府的继任者时，他们强调，威胁可能会在“9·11”出现。即将离职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告诉赖斯，“在未来的四年时间里，与其他事务相比，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反对恐怖主义，特别是基地组织。”如果说，在“9·11”之前，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还有什么事情没做。那是因为，在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前，像阿富汗战争或国内高成本、费力气的安全措施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情报部门对“9·11”前恐怖袭击的理解，最权威的证据还是2001年2月的全球威胁报告。该报告未提伊拉克核武器或非常规武器的存储，却明确了恐怖主义，特别是“基地组织”，是美国安全的“第一威胁”。报告指出，本·拉丹与他的同伙是“最直接与最严重的威胁”，在几乎无事先警告的条件下，他们“有能力计划发动多种多样的突然袭击。”这些说得都太正确了。

　　“僵化保守的情报机构拒绝改变”

　　你会吃惊的！针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批评，至少不是偏执狂的看法，倾向于把他们描绘成平庸的官僚机构，虽然监管会使他们工作更加得力，但他们却利用广泛的授权从事秘密行动。不过，大部分情报部门的有效改革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

　　美国中情局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一直被频繁地修正，有时甚至“伤筋动骨”，这是为了适应情报部门监控与分析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需要。在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中情局预期到德国将重新统一，将东、西德的情报单位进行了合并。其他一些措施，比如大力提高外语能力、培训会使用复杂技术的分析家，已经成为情报部门内部的中心工作。情报界针对恐怖主义的最有效，可能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改变，是1986年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创立。这是破除官僚体制的一次成功的试验。情报部门从此集中了以前各自为阵情报收集家、分析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协同作战。

　　来自外部施压的改革则能够吸引更多公众的目光，但成就甚少。“9 ·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会按照“9·11”委员会的建议，对情报部门进行了重组，指定所有的间谍机构一致听从“全国情报总监”，对其负责。但该行动未能如其所愿，将情报界紧密地团结起来，反而创立了高踞其他16个机构的另一个情报部门。由于新总监办公室与国家反恐中心(“9·11”委员会的另一个建议)是对现存政府机构的叠加，而不是取代，因此进一步地模糊了各自职责的界限。2009年圣诞节，当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试图炸毁飞往底特律的客机，这种缺陷就暴露无遗。此事件导致各部门间相互指责，“信息不清楚、过于碎片化与未能有效整合”，只是这一次，批评矛头针对的是“9·11”委员会自身创立的机构。

“9·11”后情报工作有所改善

　　是的，但不是你所想的那些原因。当然，对十年来进行一次真正全面的审视至关重要。“9·11”后，美国情报预算大幅增加，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数据，2001年以来，美国情报预算已经翻了一倍。这至少勉强增加了发现重要情报的几率，使美国能够发现恐怖分子大范围的袭击计划，或者打击重要的恐怖分子。

　　但是，“9·11”之后，美国战略优先次序激烈而明显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反恐，与其他情报任务相比，更加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密切协作，因为它们拥有第一手的关键资料、当地的警察以及美国通常情况下缺乏的调查权力。“9·11”前，其它国家经常不大乐意与美国合作，尤其是它们当地的利益受到影响时。然而，“9·11”后，美国官员就可以拍着桌子，对他们的外交同仁说，“这次我们是认真的。”这种态度巨变的效果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成功冻结或没收恐怖分子的金融资产。其他方面则未必有这么明显。未来反恐成败与否，比如南亚的反美极端主义，也将更加依靠美巴关系的状况，而不是华盛顿后方官僚机构的表现。

　　尽管各国政府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但各国反恐机构的合作已在持续进行。但是，最终这种合作将依靠美国在世界的国家声誉以及与其所拥有的良好关系。当“9·11”逐步成为历史，愿意分享情报信息的国家也渐渐耗尽。认为情报应大力辅助外交政策的想法并不过分，但我们也需要牢记外交政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有多大。

　　“好的情报能够让我们少一些糟糕的意外”

　　希望如此。去年2月上旬，仅在“阿拉伯之春”终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30年统治的前一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斯坦在国会山的听证会上质问中情局官员。“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正在制定埃及政策，决策者们需要即时的情报分析，”范斯坦告诉时任美国的中情局助理副局长奥沙利文(Stephanie O'Sullivan)，“我怀疑，情报部门是否胜任该地区的工作。”

　　2010年11月，突尼斯水果贩默罕默德·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点火自焚。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由于未能对其进行准确预测，中情局在美国国内面对的不是范斯坦(Sen. Dianne Feinstein)一个人的批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机构改革与调查委员会都不能改变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想让情报部门去了解的事情，都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模拟或预测。情报部门只能依据公开、有限可获得的证据，提供(很显然，也确实提供了)一种对于事态发展的战略性理解。而这些紧张的事态一旦遇见火花，就可能触发革命。

　　最近的指责与质问是珍珠港遇袭事件以来一系列情报失败中最新的一起。过去七十年来，情报资源已经大范围扩展。情报机构也持续努力，不断改善工作。但是，没有任何工作流程图能够完全避免“不愉快的意外”，而且总会有新的挑战，尤其在这个信息无限增长的时代。

　　情报能够帮助处理不确定性，界定范围，并详细阐明已知与未知。情报机构通过系统性地收集各方面信息，从简单的大量的未知信息中分辨真正的危险因素，但它不能消除危险因素，它也不能杜绝所有的意外，包括一些重大的事件。领导者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他们必须期待并准备遭遇意外。

　　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期待“未知的未知”。不但我们将难以知道所有正确的答案，我们甚至不会问所有正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