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经典舞蹈姿势:纽约时报：厌恶感的进化之谜

吃什么也许不仅仅与口味有关，它还可能关系到你的健康。厌恶感在人类的生存进化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心理学家们对这种奇怪情感的研究兴趣愈发浓烈？

厌恶是情感研究中的灰姑娘。当心理学家对恐惧，悲伤，以及与厌恶同出一母但个性更为不羁暴烈的愤怒都投以屏气凝神的关注目光时，可怜的厌恶只能蓬头垢面地躲在角落里，终日与灰堆为伍。

但这样的局面很快就将得到改观。厌恶正在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因为研究人员渐渐发现，厌恶不止是引发胃部不适这么简单。它不但保护人类免受疾病和寄生虫的侵扰，而且还能够对人类关系的方方面面——从爱情到政治——施加影响力。

通过多部著作和相关论文，科学家们正在对厌恶的进化过程及其在人类对于食物、性和他人的情感态度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研究。

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荣誉教授兼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奠基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合作研究这种特殊情感，当时厌恶心理还被排斥在主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外。1

“在当时的学术界，厌恶还被视为是一种另类的情感，”他说。“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大热门了。”

厌恶不再是当初那个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了，不过多走点弯路也亦非坏事。就情感角度而言，厌恶所涉及的范围要远远超出了腐败和污秽这样的简单范畴。1

上周，在德国举行的一场关于厌恶心理的研讨会上，来自伦敦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且自封为“厌恶心理学家”的瓦莱丽·科蒂丝（Valerie Curtis）表示，厌恶是她最喜欢的人类情感，其“重要性堪称无与伦比”。

她说：“厌恶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决定了我们的卫生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亲密程度；它决定了我们接吻、交欢的对象，甚至和谁挨坐在一起；它决定了我们想要回避谁，以及很多司空见惯的小事。”

厌恶情绪自孩提时代就开始萌发，科蒂丝表示，“在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会指责其他孩子身上有虱子。这样的指责的确能起到作用，因为当自己成为他人厌恶的对象时，人们会感到羞愧。”

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相比自由派，政治保守派在情感上更倾向于厌恶。很显然，在那些被厌恶的对象中，人们通常也能找到自己认为不道德的元素。

而与愤怒或恐惧这些情感相比，人们更容易将厌恶感与道德规范联系起来，这样的特性强化了厌恶作为基础研究对象的普及性。你不需要侮辱他人或让对方有性命之虞——只是皱皱眉头就能将自己的情感倾向完美地表达出来。此外，产生厌恶感的脑区也相对较容易定位，它通常与脑岛、杏仁核以及其他区域有密切关联。

“厌恶正在成为一种模型化的情感，”弗吉尼亚大学的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说，他与罗津博士一样，也是心理学研究方面的开拓者。1

相关研究也许会带来某些实际益处，包括寻找与强迫症相关的线索，强迫症患者的某些表现，如极为频繁的洗手，就如同厌恶感失去了控制。

相反，为了提倡必要的勤洗手习惯和改善公共卫生，某些研究者正在试图强化人们对污物和细菌的厌恶感。科蒂丝博士目前正在非洲、印度和英格兰开展一些相关活动，以探索她所谓的“试图让人们觉得反感的情感力量”。例如，在英格兰地区发起的一句口号：“别把厕所带在身上”正是为了倡导人们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而且似乎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当然，厌恶在过去并不是被人们完全所忽视，查尔斯·达尔文就曾在《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中讨论过这一主题。他将面部的厌恶表情描绘成好像被迫从嘴中吞入某种极其令人难以下咽的物质一样，这样的表述在法国神经学家吉约姆-本杰明·杜兴（Guillaume-Benjamin Duchenne）于1862年所撰写的一篇关于面部表情的经典论文中也得到了证实。1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厌恶感被如此真切地表现在人脸上，”达尔文写到，“当我五个月大的孩子第一次喝到凉水，以及一个月之后，当我们把一小块熟透的樱桃放到他嘴里时，他脸上的表情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厌恶。”

虽然达尔文的书中并没有绘制婴儿厌恶时的面部表情，但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在YouTube上就能看到很多小宝宝品尝柠檬时的视频。

父母们让自己的宝宝们品尝柠檬并视频记录他们痛苦的表情，这样的行为以及被酸到的表情与成人表达厌恶感时的表情并非完全对等的事实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行为异常复杂。

但不管怎样，厌恶进化的部分原因在于避免将恶心的东西放入嘴里，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且早在罗津博士解读厌恶之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罗津和他的同事又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化，他们提出，在文化进化的驱动下，厌恶感又包括了其他形式的内涵，如基于对人类动物天性暗示的反感情绪。性、死亡、粪便和恶心的食物都带有某种兽性的意味。

虽然科学家们对于厌恶的研究手段不尽相同，但最近学界却为进化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新方法，相关成果出现在刊登于《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辑）（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十二月特刊的一篇名为《避免疾病：从动物到文化》（Disease Avoidance: From Animals to Culture）的论文中，以及今年一月份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召开的“厌恶进化（The Evolution of Disgust）”研讨会上，这次会议吸引了很多该领域的科学家参与。科蒂丝博士既是论文的作者之一，同时也参加了上述研讨会，她着力强调了厌恶是一种回避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的适应方式，这些有害物质不仅仅涉及到口味和气味，还与视觉和触觉有关。1

“对我来说，厌恶的进化故事相当简单，”她说。厌恶的动物性起源涉及疾病传播的所有方式，包括跳蚤，因此暗示疾病的信号和厌恶的类型都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

“它并不是都与食物有关，”科蒂丝博士说。

但对于在进化论的范畴中存在多少种厌恶类型，我们依然心存疑惑。海德特博士、罗津博士和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宣称，北美文化中存在九种不同的厌恶类型；科蒂丝博士认为有七种；而来自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约书亚·塔布尔（Joshua Tybur）则建议将厌恶划分为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着三种独立的心理学研究范畴，即疾病回避、配偶选择和道德判断。

“对某种厌恶类型敏感的人不一定对另一种厌恶类型也敏感，”塔布尔说。举例来说，先前研究者们对于政治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容易厌恶的定论就显得过于宽泛。通过研究，塔布尔和他的同事发现，保守派更容易被性话题激发厌恶感，而在疾病回避和道德评判方面，他们与自由派的表现差不多。

要准确地指出某种厌恶类型对应着哪个心理领域依然相当困难，如果以适当的刺激作为前提，从多个方面来解读厌恶并非是无稽之谈。杰弗里·达默尔（Jeffrey Dahmer）会杀掉并吃掉那些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人——如果要做总结的话，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三合为一式的厌恶感。1

研究者们也一直在试图厘清厌恶产生机制和进化价值的细节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行为进化和文化中心的人类学家丹尼尔·费斯勒（Daniel Fessler）曾经和同事一起调查了怀孕女性为什么对厌恶更为敏感，研究发现随着黄体酮水平的升高，她们对于厌恶的敏感程度也在提高。在第一孕期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此阶段，任何不良因素都会胎儿的发育过程构成阻碍，从而导致严重后果。费斯勒博士表示，在最近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又发现，即便在那些没有怀孕的女性且不会出现恶心症状的女性人群中，厌恶感也会随着黄体酮水平的升高而增加。2

费斯勒博士认为，减轻免疫系统早期预警阶段即炎症反应是黄体酮的重要功能之一，炎症反应会阻碍孕体将自身植入胎盘中。“随着八细胞胚胎进驻胎盘，它会对机体组织造成破坏，”他说。“如果任由发展，母体的免疫系统会摧毁孕体。”因此，他和同事们推断，母体会降低自身保护的力度，将其转化为防卫的另一种形式，即厌恶感。

这场卓见成效的卫生运动近似于一出滑稽短剧，有两个卡通角色参与，超级妈妈和一个令人恶心的脏兮兮的男人。后者用污泥和蠕虫做糖果，赶活期间还要不时停下来去方便一下——因为他有疟疾，而且他从不洗手，尽干些让人倒胃口的事情。相比之下，超级妈妈则要干净许多，她的孩子不会生病，长大之后都成了医生，她总是勤洗手。

短剧中突出疟疾并非是偶然。科蒂丝表示，研究厌恶感让自己渐渐意识到谈论那些让我们作呕的东西有多么重要，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将危险带入了公共健康之中。

文章最上方的图片绘出了粪便的形象。“我们需要讨论”粪便，为了最大化地强调自己的看法，一个短促有力的单音节单词（应该是shit——译者注）从她口中蹦了出来——作为一位资深的厌恶心理学家，使用这个单词的确是家常便饭。

“孰重孰轻？”科蒂丝反问道。是讨论如此不雅的对象，“还是让孩子们失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