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刘亦菲仙女:试论毛泽东与传统兵家智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03:43:35
试论毛泽东与传统兵家智慧 毛泽东与传统兵家智慧
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与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若论其思想渊源，则勿宁说更多的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兵家思想。本文拟从传统兵家的内在精神着眼，探讨一下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传统兵家智慧的关系。
一．兵家智慧的熏陶
由于中国古代频繁的战争和治国安邦的需要，兵家思想很早就臻于成熟。且不说众多的兵家著术，即使在经、史、子、集中，也载有各种战史战例与谋兵之道、用兵之法，此外还有各种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野史。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兵家的谋略智慧向来就是与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期间，这种谋略文化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这种文化样式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一直未曾间断，迄至明末清初以至近代，兵家谋略文化在经世致用思潮中还有复兴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圈中，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人的治兵之术和用兵之法，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毛泽东早在童年上私塾时，就读过《左传》、《史记》，并偏爱《三国》、《水浒》、《岳传》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史的兴趣似乎与研究哲学一样浓厚，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及《曾文正公全集》等，尤所喜好，并留心于战争成败之迹，攻守变换之势：“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2]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3]。特别是对《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他通过国文教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已有相当了解，《讲堂录》就从中摘取过不少材料，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4]对于《老子》，毛泽东也把它当作兵书来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5]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从这些兵书、史藉以及描写战争的小说中，毛泽东识得兵家韬略，并曾小试牛刀。在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范带领数百名学生志愿军，利用居高临下分进合围的有利地形，运用虚张声势，攻其不备，击其惰归的策略，竟解决了北洋溃军一个全副武装的混成旅。事后，师生们啧啧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还有人为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6]
如果毛泽东后来没有走上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上述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对毛泽东产生多大影响。问题在于历史选择了他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迭挫强敌的戎马生涯，这一切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和烙印就非同小可了。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开展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军事路线，当时就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7]张国焘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攻击毛泽东缺乏近代军事意识。这些批评与指责无疑表明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愚蠢和无知，从另一角度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活动上的文化背景与选择的精明。战争智慧的发挥与技巧的把握，是谈不上什么阶级性的。因此，毛泽东对这些批评并不在乎，他好像有意为之。作为对教条主义者们的回报，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论著时，致信叶剑英、刘鼎，特别嘱咐他们给他买一部《孙子兵法》，并在他的军事名著中，把古书一一请了出来。古代的战史战例，如数家珍，传统兵家格言，在在可见。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全面探讨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及其思想的关系，只从兵家的智慧或内在精神着眼，举其荦荦大者，以此窥探兵家智慧对毛泽东军事活动与理论的影响。
二．兵家的运思焦点
有学者在谈及谋略文化时认为[8]，谋略运思的界域在人与人之间，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取舍，其基本规定是：在利害关系与友爱、依托等关系中，它只取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之协作、互助与争夺的两个方面中，它又只取对立纷争的一面。因此，“争”是谋略智慧的基本依据，其发而为谋划主体的基本精神态度是“夺”。故在智慧根基上，谋略与道德的依据恰恰相反。道德的依据在于和，在于利益协调，而谋略的依据在于对立，在于争斗，在于谋者为自我利益的谋算与争取，一句话，在于如何夺“利”。这当然是就一般谋略文化而言。而兵家智慧则是最典型的谋略文化样式，它运思的焦点就在于利害攸关之处如何争利夺利。而且这种“利”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利”，它是战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生死之利”，“国家兴亡之利”，这就使得夺取胜利成为兵家智慧的最终依据。因此，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来就是与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学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式。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计算利害，决定胜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合于得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0]；“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1]因此，兵家的所有一切计谋，无论是谋天、谋地、谋人、谋道，都是为了谋利，战胜对方。在战争的敌对双方中，使用道德规范是迂腐而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大概古今中外都相同。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他的所有战争指挥活动与军事理论运思的焦点无非就是如何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的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这当然是用现代的理论性语言表述的兵家智慧的运思焦点。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毛泽东所使用的朴素的语言更为接近古代兵家的计利夺利思想：打仗“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收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2]“打”和“走”都是利害攸关之处的行为选择，死拼连老本都会蚀掉。教条主义者的“全线出击”正是不知道战争的这种“利害”：“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13]毛泽东所处的是敌我强弱悬殊的恶劣环境，生死利害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也就决定了他运思的焦点与传统兵家智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与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若论其思想渊源，则勿宁说更多的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兵家思想。本文拟从传统兵家的内在精神着眼，探讨一下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传统兵家智慧的关系。
一．兵家智慧的熏陶
由于中国古代频繁的战争和治国安邦的需要，兵家思想很早就臻于成熟。且不说众多的兵家著术，即使在经、史、子、集中，也载有各种战史战例与谋兵之道、用兵之法，此外还有各种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野史。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兵家的谋略智慧向来就是与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期间，这种谋略文化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这种文化样式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一直未曾间断，迄至明末清初以至近代，兵家谋略文化在经世致用思潮中还有复兴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圈中，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人的治兵之术和用兵之法，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毛泽东早在童年上私塾时，就读过《左传》、《史记》，并偏爱《三国》、《水浒》、《岳传》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史的兴趣似乎与研究哲学一样浓厚，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及《曾文正公全集》等，尤所喜好，并留心于战争成败之迹，攻守变换之势：“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2]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3]。特别是对《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他通过国文教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已有相当了解，《讲堂录》就从中摘取过不少材料，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4]对于《老子》，毛泽东也把它当作兵书来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5]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从这些兵书、史藉以及描写战争的小说中，毛泽东识得兵家韬略，并曾小试牛刀。在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范带领数百名学生志愿军，利用居高临下分进合围的有利地形，运用虚张声势，攻其不备，击其惰归的策略，竟解决了北洋溃军一个全副武装的混成旅。事后，师生们啧啧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还有人为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6]
如果毛泽东后来没有走上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上述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对毛泽东产生多大影响。问题在于历史选择了他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迭挫强敌的戎马生涯，这一切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和烙印就非同小可了。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开展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军事路线，当时就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7]张国焘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攻击毛泽东缺乏近代军事意识。这些批评与指责无疑表明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愚蠢和无知，从另一角度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活动上的文化背景与选择的精明。战争智慧的发挥与技巧的把握，是谈不上什么阶级性的。因此，毛泽东对这些批评并不在乎，他好像有意为之。作为对教条主义者们的回报，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论著时，致信叶剑英、刘鼎，特别嘱咐他们给他买一部《孙子兵法》，并在他的军事名著中，把古书一一请了出来。古代的战史战例，如数家珍，传统兵家格言，在在可见。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全面探讨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及其思想的关系，只从兵家的智慧或内在精神着眼，举其荦荦大者，以此窥探兵家智慧对毛泽东军事活动与理论的影响。
二．兵家的运思焦点
有学者在谈及谋略文化时认为[8]，谋略运思的界域在人与人之间，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取舍，其基本规定是：在利害关系与友爱、依托等关系中，它只取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之协作、互助与争夺的两个方面中，它又只取对立纷争的一面。因此，“争”是谋略智慧的基本依据，其发而为谋划主体的基本精神态度是“夺”。故在智慧根基上，谋略与道德的依据恰恰相反。道德的依据在于和，在于利益协调，而谋略的依据在于对立，在于争斗，在于谋者为自我利益的谋算与争取，一句话，在于如何夺“利”。这当然是就一般谋略文化而言。而兵家智慧则是最典型的谋略文化样式，它运思的焦点就在于利害攸关之处如何争利夺利。而且这种“利”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利”，它是战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生死之利”，“国家兴亡之利”，这就使得夺取胜利成为兵家智慧的最终依据。因此，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来就是与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学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式。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计算利害，决定胜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合于得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0]；“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1]因此，兵家的所有一切计谋，无论是谋天、谋地、谋人、谋道，都是为了谋利，战胜对方。在战争的敌对双方中，使用道德规范是迂腐而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大概古今中外都相同。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他的所有战争指挥活动与军事理论运思的焦点无非就是如何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的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这当然是用现代的理论性语言表述的兵家智慧的运思焦点。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毛泽东所使用的朴素的语言更为接近古代兵家的计利夺利思想：打仗“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收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2]“打”和“走”都是利害攸关之处的行为选择，死拼连老本都会蚀掉。教条主义者的“全线出击”正是不知道战争的这种“利害”：“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13]毛泽东所处的是敌我强弱悬殊的恶劣环境，生死利害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也就决定了他运思的焦点与传统兵家智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