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娴与刘德华:罗瑞卿文革从三楼跳下

　　[内容摘要]：身为开国十大将军之一罗瑞卿的长子,罗箭曾有着与普通人不同的经历。罗瑞卿政治生涯的起伏,也波及子女。在共和国建立后的头27年里,罗箭的命运随着父亲跌宕起伏,后33年里慢慢恢复平静。如今,71岁的他在北京安享晚年 ...

　　不是八路军战士在抗战时期都能结婚生子的。结婚的资格是“二八三团”,即年满28岁、党龄满3年、团级以上干部。符合这些条件,结婚后孩子生下来才会进入军队名册,获得军队的生活供给。

　　1938年,罗瑞卿已有32岁,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该校14个大队的大队长就是团级干部。这样,他和妻子有了第一个儿子罗箭。

　　错过开国大典

　　罗箭出生时,父亲罗瑞卿在太行山前线作战,后来罗箭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罗箭童年的许多记忆都与黄土高原上的小镇延安有关,那段时光还常常伴着炮火和转移。他随着小伙伴和大部队,一路从延安到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再到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古贤村,直到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和平投诚,他们才跟着荣臻小学迁入北平。

　　此时,已是1949年3月。1949年在许多人印象里是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不过西北、西南等地的战事并未终结,罗箭的流转也没有停止。

　　1949年年初,罗瑞卿到北平,在如今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原北平市银行公会,筹建共和国的公安部。在数公里之外西单李阁老胡同,原四存中学旧址成为荣臻小学校舍。这个原来国民党的秘密情报训练机构面积不大,是罗箭对古都北平最初的记忆。

　　这段最初的记忆只持续了几个月,结束短暂北平岁月的人是林月琴——罗瑞卿好友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负责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学校在天津,她认为条件比荣臻小学好,就将罗箭带到天津上学。

　　罗箭说:“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军队干部的孩子一直就是在部队学校长大的,父母们也很放心将孩子交给好友照顾。”

　　随着四野南下作战,罗箭也随着部队南下,先到武汉。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时候,11岁的罗箭身在武汉,没有机会目睹当时的盛况。武汉当时是怎样的景象?他也全无印象。后来,他们又辗转到庐山。

　　1951年2月,父亲罗瑞卿到南方出差,回京路上,将罗箭接回北京。罗箭重回荣臻小学,那时学校已更名八一小学(如今北京八一中学的前身)。错过开国大典的罗箭,没有错过这一年的国庆大典。

　　罗箭还记得,1951年的国庆阅兵式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个少先队方队,很多孩子来自八一小学。这个方队并不移动,只是在每次受阅方队通过时,举起花朵呼喊。在大典最后,这个方队按设计涌向了金水桥附近,向天安门楼上的毛主席欢呼。

　　“我看见,毛主席起初只是原地朝下面的人群挥手,后来他向前走到观礼台最外侧,朝着人群挥手。”这个场面让罗箭印象很深。

　　4年之后的国庆前夕,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授衔仪式举行。罗瑞卿位居十名大将之列。穿上大将服的罗瑞卿和其他将帅,被印在画册上,很多年里都在中国广为流传。

　　罗箭印象里,那天,家里人和工作人员也纷纷和威武的罗瑞卿合影。

　　1958年夏天,罗箭在圆明园旁边的北京101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那时候,高中毕业后,领导人的子女最向往的出路是赴苏联留学,向老大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参与首颗原子弹研究

　　中共高级首长和烈士子女赴苏留学最早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赴苏者包括毛泽东、朱德等的子女。解放战争后期,高级干部子女和早期烈士后人留学渐成风气。1948年,烈士李硕勋之子李鹏赴苏留学,同去的还有其他20名高干子弟赴苏,即史上的“4821”。

　　中苏的蜜月期并未长久。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并于1959年最终破灭。一同破灭的还有罗箭的留苏梦,他只能去读国内的大学,可以选的是专业。“现在,最火的专业可能是金融和IT,但在我那个年代,人们相信尖端科技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力量,而最前沿的、最时髦的科技就是原子能。”

　　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20岁的罗箭最向往的大学也是“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座由陈赓将军创立于1953年的大学,在四五年里迅速成长为远东地区着名的军事院校。

　　同为十名开国大将的陈赓与罗瑞卿是长年的战友。罗箭藉此先向陈赓打听了哈军工的情况,并说明想学原子能的意愿,但哈军工当时并未开设原子能专业,于是陈赓建议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该校已设原子能系。

　　1961年,得知哈军工已经开设原子能系,并招收各地方大学三年级的插班生。罗箭最终圆了自己的哈军工梦。1963年夏天,罗箭毕业,并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第21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但因为当时那里科研条件太差,暂时在北京郊县通州的城区办公。

　　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俄文资料匮乏,只有英文资料,但罗箭一直都是学习俄语,只能马上学习第二外语。他还记得,那时,几个技术人员常常围在一起,将每个生词都用词典查出来,但仍然不能流畅地翻译出研究资料。

　　研究设备也很匮乏。当时的计算器都是手摇式,还不充裕,多数时候大家用计算尺,甚至算盘。罗箭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很多技术人员在篮球场上围成一圈,每个人一个算盘,计算出一个数据,给下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人,流水作业。

　　就是这样,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罗箭和许多科研人员退到试验场60公里外的一座小山后面,大家背对爆心,坐在地上,蹲着双手捂着眼睛,各自心中默数六十下,然后起身撒手。

　　“我数了60下,感觉没人站起来,于是继续数,这时突然有人说‘起来了’,我们就都起身看到蘑菇云起来了,然后大家都振臂呼喊,兴奋不已。”罗箭说,当时摄影师也兴奋地欢呼,竟忘记拍摄,只好让大家重新欢呼一次,以供拍摄。

　　颠沛流离的10年

　　直到许多年之后,罗箭依然为自己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而感到欣慰,甚至将其视为人生最重要的成就。

　　在这一次和其后的第二次核试验中,罗箭都获得了三等功。1966年春节后,他本该再赴罗布泊参加第三次核试验,但组织上突然通知让他下乡搞“四清运动”。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罗箭并未意识到这个变化有什么弦外之音。

　　罗箭当时并不知道的是,1965年12月8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身兼的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军队职务,均被撤销。

　　在罗箭和工作组于乡间进行“四清工作”期间,1966年3月,公开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斗争。3月18日,罗瑞卿从三楼跳下,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

　　1966年四五月间,罗箭返回北京,他的家庭逐渐离散。父亲被关押在卫戍区。母亲也被关进秦城监狱。大弟弟被关在北京延庆监狱中。三个小弟妹都到延安、吉林等地农村插队劳动。还有两个年纪稍大的妹妹在内蒙、黑龙江等地工作。原来位于南池子的住房也被全部收走。

　　罗箭只好栖身于通州的21研究所,单位已经不允许他接触机密文件和资料。他只能整理以前的资料,或者在红卫兵大串联时随部队到街头维持秩序,或者打打篮球、打打扑克消磨了4年的岁月。

　　当时,这个罗瑞卿唯一仍在北京的孩子,尽管被打入“冷宫”,但依然没被放过。1970年,他被下放到罗瑞卿老家四川省南充市郊区的一个大型缫丝厂做工人。这个曾经的核物力技术员,突然要做推车工人。

　　缫丝厂主要是女工,男工主要的工种是推车工,就是将煮过的一桶桶蚕茧推到抽丝女工的工作台上。这个工种的工人基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而当时32岁的罗箭需要和他们竞争,因为稍微慢些,影响女工的工作量,女工就会给脸色。

　　这份体力活不断伴随着的“作料”是批斗。批斗起初让罗箭有些心理压力,但是慢慢地他也就是每次应付一下就行了。就像演戏,每次都需要他这样一个反角,他每次都上场就是了。戏一演又是六年。

　　加上通州的四年“冷宫岁月”,十年过去了。罗箭转眼即近不惑之年。

　　父为大树我为小草

　　1975年底,一批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陆续被解放出来,罗瑞卿名列其中。笼罩罗箭多年的“家庭问题”逐渐散去,他于21所的工作得以恢复,当时该所已迁往新疆。

　　1976年1月8日,罗箭抵达新疆马栏村21所所在地时,周恩来总理于当天逝世的消息传来。这个噩耗,让许多人伤心不已。好消息是,这年晚些时候,中国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

　　1977年,罗瑞卿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邓小平主持军队工作,他重新忙于料理国是。不过,当年跳楼受伤的腿大大制约了罗瑞卿的工作,甚至生活。第二年,罗箭被调回北京,进入总装备部工作,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父亲。

　　罗箭还记得,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小便都无法自理,他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医院陪守。最终,罗瑞卿决心一定要治好腿,他得知用人工关节即可完成,当时国内这种技术刚刚开始兴起,西德比较成熟。

　　德国波恩时间1978年8月2日7时手术进行,12时手术成功。当天,罗箭等家人被通知:罗瑞卿手术成功。他们都非常高兴。很快,他们又被叫到家中,这一次,他们被告知:罗瑞卿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

　　197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两天后,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追悼这位开国十员大将之一,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邓小平致悼词。40岁的罗箭,尝到了丧父之痛。

　　40岁之后的罗箭,在总装备部的各个部门中辗转,既做过技术性干部,又在政治部工作多年。最终,他于1996年在后勤部副政委的职位上退休。在他退休前两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不过,这位少将军官最初的梦想是当上院士。

　　退休后的罗箭,生活得很平静,他常常散步、游泳。他慨叹父亲去世得突然,甚至没有留下回忆录,他希望可以整理、研究出父亲的人生。在退休第10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罗箭和许多开国元勋的后人一起重走长征路。

　　此次重走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等地,让罗箭等直接感受到祖国西部一些地区的贫穷,他们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他们还希望利用余热为这些地区做更多事情。这些开国元勋后代们,在2009年国庆节之前也频频组织活动,继续为西部地区建设出力。

　　或许在这个时候,罗箭会更多地想起父亲。他这样描述自己和父亲的命运交错:父亲很伟大,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我就像树底下的一棵小草。大树为小草遮风挡雨,也挡住了它的一些阳光。

　　71岁的罗箭坐在黑色沙发上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幅父亲的黑白照就挂在沙发后面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