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感情:军统（42）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丙、三次“进谏”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离开南京“避寿”。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按：蒋介石生于1887年，中国人办整寿，有庆“九” 不庆“十”的风俗，因此，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大寿。为了给蒋介石祝寿，他的子侄辈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想出了一个“绝招”——发动全国各界人士捐款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介石的寿礼。
　　应该说，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防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借此整顿军备，的确是一个挺好的主意，能够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因此收到了良好效果，很短时间内收到捐款1200多万元，从美国买进了50多架飞机。
　　“献机”祝寿仪式，定于10月31日、蒋的生日当天在明故宫机场举行。

　　在此之前，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对日形势，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决定赴外地“避寿”，他在日记中说“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在与张、杨谈话中，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痛斥。据说盛怒之下，蒋说出了诸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之类的极端语言。
　　这是张第一次“进谏”被拒。
　　10月27日，蒋介石借着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高级干部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的机会，再一次指桑骂槐，敲打张、杨。他说：
　　“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10月29日，蒋离开西安赴洛阳。次日， 张学良特地请上了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以祝寿为名飞抵洛阳。当天张学良等拜会蒋介石，第二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当即问他们：“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
　　此时正逢绥远形势紧张，张学良要求率部增援百灵庙。蒋介石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不然，就把你换掉！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在谈话中，彼此越说越僵，张学良气极之际，口不择言，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戟指痛斥：“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1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训话中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殷汝耕不如！”
　　听了这话，张学良登时如堕冰窟，他后来回忆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放出消息说，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不积极进攻红军，则将他们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
　　张学良得到消息，亲自驾军用飞机孤身前往洛阳，第三次进谏。

　　这次张做好了“尸谏”的思想准备，行前，张声称，如果蒋介石不满意，随时可以把我当场打死。
　　然而，这次谈话，再一次不欢而散。于是，张学良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蒋介石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心里很有底——到什么时候，张学良也是他的一个小兄弟，哥哥的话，他可以不听，但绝不会做出什么对哥哥不利的事情来。
　　据晏道刚回忆：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

　　三次“进谏”无效，张学良已经几乎绝望。
　　据张后来回忆，就在这个时候，杨虎城提出了“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的建议，张学良“闻之愕然”，然后说：“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杨虎城讽刺张学良“以私忘公”。
　　张学良则表示：“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指杨虎城）之意见也。”
　　张学良还在犹豫，想趁着蒋介石到西安的机会，做最后的努力。
丁、最后的努力
　　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行营”设在西安迤东30公里的临潼华清池。随即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师以上干部谈话，蒋介石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如果有人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
　　谈话以后，蒋介石向张、杨下“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自己选择。

　　其一：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
　　其二：如不愿“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为此，12月7日晚间，张学良赶赴临潼，第四次向蒋“进谏”。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张学良说“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
　　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听了暴怒不已，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并说 “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置之不理，拔脚便走，把张“晒”在了一边。
　　至此，双方已经决裂。
　　在蒋，肯定觉得，自己已经对张学良容忍到了家，换做别人，早已不客气了。

　　殊不知，张学良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
　　张学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这一下，老蒋是真把张学良给骂急了、骂出火来了。在张看来，蒋介石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逼得走投无路。
　　张学良本就是一个性格极易冲动的人，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他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离开临潼，张学良横下一条心——把蒋扣起来，再跟你说，看你同意不同意！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头子！”
　　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便找到杨虎城，决定对蒋进行“兵谏”。考虑到西安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而捉蒋的主意又是自己出的，于是张、杨二人商定，西安方面交给17路军，临潼方面，由张学良的东北军动手，约定时间，双方同时下手。
　　据东北军第51军第105师师长刘多荃回忆，12月8日，蒋介石约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他去临潼吃早饭：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蒋同时警告王以哲：“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回去以后，王、刘赶快去找张学良汇报，说这下可坏了，委员长知道咱们跟红军有来往了。当天下午，王又找到刘，对他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
　　第二天，1936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省府由邵力子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并答应转达他们的要求。
　　后面的事，记载不一，多数文献是说这时忽然有人开枪，打伤了学生。这下学生们不干了，于是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见情况紧急，赶紧给蒋打电话通报情况，并建议蒋接见这些游行学生，结果再一次被蒋严词拒绝：“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据孙铭九记载：张学良看这种情况，知道学生们去了临潼，一定会出事，出了事则后果无法收拾，于是亲自乘车去劝阻，终于在灞桥追上了游行学生，对他们说：
　　“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
　　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
　　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
　　张说：“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
　　听张学良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学生比较满意，于是折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最后一次赶到临潼，把他对学生们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对蒋又说了一遍。
　　在张，是抱着仁至义尽的态度，同时，也是寄希望于万一，毕竟“兵谏”是最后的办法，能不用尽量不用。
　　在蒋，却认为张学良的话殊不可解：他质问张学良：“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西安半月记》，其中也记载了事变发生以前，张与他最后的这一次谈话。
　　他是这样写的:“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但他还不知道，这样说话的后果是什么。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当天，张学良怒气冲冲地从临潼回到金家巷公馆，对孙铭九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
　　一会儿，刘多荃也来打探消息，张学良对他说: “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并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号)找来。”

　　王以哲到后，张学良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
　　张学良又叫来骑兵军第6师师长白凤翔，令他届时承担捉蒋任务。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指蒋介石），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于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
　　张学良带着白凤翔和白凤翔的第17团团长刘桂五参加了会议，让他们二人认准蒋介石的长相，并借机仔细观察华清池内的情形以及蒋的侍卫武装配置情况。
　　当晚，张学良将王以哲、刘多荃、白凤翔、第53军第116师师长缪瀓流、刘桂五等高级军官召集到金家巷公馆，当时在座的还有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接着，张学良又叫来了第51军军军长于学忠。
　　于学忠一进屋，张劈头就说：“我要造反！”
　　此前，于学忠并未与议此事，不明白张学良要造什么反。

　　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 于学忠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指蒋介石)。”
　　至此，“兵谏”已是箭在弦上。
捉蒋的人选，毋庸置疑，孙铭九是一个。
　　孙铭九，原名孙明久，1909年生，辽宁新民人。
　　孙铭九于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张学铭手下。后张学铭将其介绍给张学良，1936年时任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是张最亲信的人了，亲兄弟介绍的嘛，还能有错？
　　但孙铭九一个人肯定不行，况且他只是一个营长，分量不够，只能是动手抓人的角色，还得有现场指挥，掌控全局，以及居间调度的。

　　经过深思熟虑。张学良选中了这样几个人，白凤翔、刘多荃、刘桂五。
　　白凤翔，1897年生，河北围场人。
　　白凤翔出身草莽，1928年，其部被张学良改编为骑兵第6旅，白任旅长。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升为骑6师师长。
　　白在庐山训练团受训时，蒋介石曾有收买他的意思，但白不为所动，从此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
　　刘多荃，1897年生，辽宁凤城人。刘多荃与白凤翔同岁，但与白不同的是，刘是东北军的老底子。

　　刘多荃是科班出身，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后即入东北军。1929年1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张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刘担任他的北平行营卫队统带，后改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所以，刘多荃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1933年，刘多荃任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
　　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是共产党员，曾利用刘多荃的关系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刘桂五，1902年生，辽宁朝阳人。
　　刘桂五是白凤翔的老部下了，1928年随白一起投奔张学良，任骑6旅18团1连连长，1935年6月升任骑6师第18团上校团长。

　　东北军骑6师17团团长李崇忠曾经给刘桂五当副手，刘桂五曾对他讲过：
　　“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从此以后，张对刘桂五格外信任。
　　据刘桂五回忆：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 ’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 ’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 ’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

　　至此，捉蒋的人选已经有了，其他的，就是发动的时间了。
　　12月11日下午，白凤翔、刘桂五根据张的要求来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见到二人，沉吟许久，又站起来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心情十分沉重。最后，张学良说：
　　“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
　　白凤翔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刘桂五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张学良听了很满意，他说：“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
　　张特别叮嘱：“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
　　白凤翔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
　　张再次强调：“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

　　二人诺诺而去。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原定于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宴请在陕的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中央大员，不料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叫张学良、杨虎城去临潼参加军事会议。
　　原来，当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忽然觉得西安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他即赴临潼告蒋。于是，蒋介石临时决定当晚令张、杨到临潼开会，以为试探，如果不来，就证明有问题。
　　据张学良的秘书李荫春回忆：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以后，因不知蒋的意图，又怕消息已经走漏，颇为疑虑。经与杨虎城商量，因担心如两人都不去会引起蒋的怀疑，决定杨仍按原定计划在绥署请客，自己去临潼。孙铭九怕有不测，要求陪他同去，张学良坚决拒绝。
晚上8点，张学良才由临潼回来，亲自驾车，拉着陈调元、陈诚、陈继承、卫立煌、蒋作宾等等一同到临潼开会的“中央”大员，一起回到绥靖公署。张不动声色，会同杨虎城尽地主之谊，席间，宾主尽欢。晚10点左右，席终人散，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
　　此时，除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外，全部东北军高级军官均已到齐，张学良开始动员，据孙铭九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

　　张说完后，仍然是比较沉稳老练的于学忠问了一句：“第二步怎么办?”
　　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学忠两次提醒张学良，抓起来以后怎么办，他问的是对的。张学良凭着胸中一股激荡之气，扣押了蒋介石，后面怎么办，他真的没有想过。
　　此外再无人提问，于是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没等孙铭九说话，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领命欲去，张学良又盯问了一句：“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
　　孙说：“有把握！”

　　这时张学良十分郑重地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接着又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孙铭九敬礼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则鼓励了一句：“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张学良动员完毕，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他带着其余的11员大将赶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

　　12月12日凌晨2点，打点好一切的白凤翔、刘桂五赶到灞桥，孙铭九率卫队营已经提前在这里等候。
　　搞“兵变”不是小事，况且让部队劫持自己的“统帅”、“革命领袖”，这话还真不容易说出口。为了节约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战士们“统一认识”，白凤翔在事先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
　　“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
　　白凤翔的这番话效果不错，在场官兵听到这个消息都是悲愤交加，有的都哭了。

　　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能不能完成任务?”
　　大家说：“能！”
　　白说：“很好，出发！”
　　白凤翔等一出发，张学良那边就只有坐等消息的份了，西安这边，要看杨虎城的。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
　　据赵回忆：12月11日晚9点多钟，杨虎城令17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陕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来到他的公馆。经商议决定由杨和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动手“的任务则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

　　恰在此时，张学良带着11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进门就开始打哈哈：“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
　　当时孙蔚如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
　　张说他已派白凤翔、刘多荃、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
　　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当时二人商定，待临潼方面动手以后，根据情况决定西安的发动时间。
　　大约到12月12日早上4点多钟，临潼方面的枪声响起来了，赵寿山经请示张、杨之后，随即发出“开始行动”的信号弹：
　　按事先的安排：由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
　　西安，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