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探实录2国语优酷:德国镜鉴:所谓的“特殊道路”只能是悲剧性结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14:31:41
2012年02月06日 15:3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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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而作者显然一直想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一个与之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德国所谓“特殊道路”走出的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结局。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1月26日第12版 作者:陈家琪 原题为:为什么偏偏是德国?
德国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是单世联先生的一本皇皇巨著,上中下三卷,百余万字;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堪称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诚如黑格尔所言,其论说显示出一种把时代把握在思想中的能力。
在该书“导言”中,作者引用周作人的一段话,说明中国的形象远没有德意志那般鲜明,它最多只能算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p69);“杂货店”中各种货色其实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政党的建立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后来还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儒家经验”……在这样一个“杂货店”中,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与德意志的文化”?为什么偏偏是德国如此引人注意?
单世联是调遣材料的高手,这从他的《革命人》一书中就可以看出:那么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回忆、杂记、采访,经他之手,竟也如此有了所有言说都环绕着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也就是作者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与“中国人”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参照德国,我们能否较为清晰地清理出几条线索?其中一桩最为刺目的“个案”,其实就是“中德现代性都充满了突然转变与难解之谜,像纳粹集中营与‘文革’这样的浩劫,至今仍在向人类的理智提出挑战”。(p69)
除了善于运用材料外,作者还很会扬长避短,所以也就能从一个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比如他一再强调,此书并非在做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更不对德国哲学展开专门的讨论),而是以中国人的德国论说为中心,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看待德国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德国的,于是,书中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君劢、张东荪、丁文江,乃至贺麟、朱光潜、顾准、叶秀山以及当代“新儒家”有关德国哲学和德意志文化的种种论述;至于这些论说是否给了我们一个“真的德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德国的“反西方”与“反启蒙”
平心而论,近代德国的确具有如下鲜明的“独特性”:德意志文化阐释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如迅速完成国家统一的军事能力、消除歧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能力、经济技术赶超英法的发展能力、为赴国难而有效施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国人严谨认真恪守纪律的品格等等。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内部的‘他者’自居,阐释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现代性。”(p56)这种“独特性”,其实也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举国体制”。于是,作者就概括出了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其文化特征之一则为“反启蒙”。
作为一个补充,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卢卡奇的观点:“他(卢卡奇)把黑格尔尊崇为对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和哲学总结的哲学家,换言之,他把黑格尔描写成体现法国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精神’的‘左翼’的思想家。”(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序言”)
如果“启蒙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p62),如果以为启蒙就是思想或观念革命,那么有了能够同时体现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黑格尔哲学,当然就是一条通往思想解放的捷径。这很实用,很急功近利,但确实是许多首先想从观念上接受西方的学者们的共同心理;更何况黑格尔哲学确实体现出了“举国一致”和“国家至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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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家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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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而作者显然一直想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一个与之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德国所谓“特殊道路”走出的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结局。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1月26日第12版 作者:陈家琪 原题为:为什么偏偏是德国?
德国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是单世联先生的一本皇皇巨著,上中下三卷,百余万字;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堪称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性探究中少有的上乘之作。所谓上乘,并非仅仅指史料的丰富、论述的有力,而更在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切中时代的要求,诚如黑格尔所言,其论说显示出一种把时代把握在思想中的能力。
在该书“导言”中,作者引用周作人的一段话,说明中国的形象远没有德意志那般鲜明,它最多只能算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p69);“杂货店”中各种货色其实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政党的建立及意识形态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后来还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儒家经验”……在这样一个“杂货店”中,我们为什么要专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与德意志的文化”?为什么偏偏是德国如此引人注意?
单世联是调遣材料的高手,这从他的《革命人》一书中就可以看出:那么多纷纭杂陈、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回忆、杂记、采访,经他之手,竟也如此有了所有言说都环绕着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也就是作者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困惑:“中国”与“中国人”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参照德国,我们能否较为清晰地清理出几条线索?其中一桩最为刺目的“个案”,其实就是“中德现代性都充满了突然转变与难解之谜,像纳粹集中营与‘文革’这样的浩劫,至今仍在向人类的理智提出挑战”。(p69)
除了善于运用材料外,作者还很会扬长避短,所以也就能从一个对自己较为有利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比如他一再强调,此书并非在做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更不对德国哲学展开专门的讨论),而是以中国人的德国论说为中心,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看待德国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德国的,于是,书中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张君劢、张东荪、丁文江,乃至贺麟、朱光潜、顾准、叶秀山以及当代“新儒家”有关德国哲学和德意志文化的种种论述;至于这些论说是否给了我们一个“真的德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在什么意义上迎合了我们的需要。
德国的“反西方”与“反启蒙”
平心而论,近代德国的确具有如下鲜明的“独特性”:德意志文化阐释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现代性,“如迅速完成国家统一的军事能力、消除歧见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能力、经济技术赶超英法的发展能力、为赴国难而有效施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的文化能力以及德国人严谨认真恪守纪律的品格等等。德意志文化以‘西方’内部的‘他者’自居,阐释并渲染了‘反西方’的现代性。”(p56)这种“独特性”,其实也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举国体制”。于是,作者就概括出了德意志历史的线索之一——“反西方”,其文化特征之一则为“反启蒙”。
作为一个补充,我在这里还可以提供卢卡奇的观点:“他(卢卡奇)把黑格尔尊崇为对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给予辩证法和哲学总结的哲学家,换言之,他把黑格尔描写成体现法国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世界精神’的‘左翼’的思想家。”(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序言”)
如果“启蒙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p62),如果以为启蒙就是思想或观念革命,那么有了能够同时体现法国革命、拿破仑的统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黑格尔哲学,当然就是一条通往思想解放的捷径。这很实用,很急功近利,但确实是许多首先想从观念上接受西方的学者们的共同心理;更何况黑格尔哲学确实体现出了“举国一致”和“国家至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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