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茵薇不戴乳罩照片:美国人：开拓历程·2-2

六 对殉教的追求

对于最早的移民——无论是清教徒还是教友会教徒——来说北美洲似乎是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按照自己的设想创建社会。在他们看来，上升到统治地位可能比免遭迫害更为重要。北美洲不仅是逃避人狱的一条出路，而且提供了对这片荒芜之地进行统治的宝座。命运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总会对人们的性格带来影响：而过去在北美洲的上地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比殖民时期最初阶段更为令人眼花镣乱的变化。

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建立起一套制度时，都怀有一种人世间的自豪感，这种感情冲淡了他们的天命感和对上帝全能的信念。北美洲清教主义不再是不妥协的伸学，这点即使不是清教徒取得成功的直接原因，至少也与清教徒的成功密切相关。而教友会取得成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当进行统治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宁愿保留一个纯洁的教友会教派，也不愿建立一个带有妥协色彩的广大社会。

英国的教友会开始是一种抗议运动。乔治·福克斯有一句名言说，教友会教徒认为，“基督圣明的灵光照亮着每一个人。”但是，这种神学就如同人类大多数其它知识一样，挡住了人们的眼光。英国教友会的创始人福克斯在其《日志》中指出：医生、教士和律师这三者靠智慧、信仰、公正和上帝的法律来统治世界；一个自称能医治人的身体，另一个自称能医治人的灵魂，第三个则自称保护人们的财产。但是，我看他们本身的存在也都是依靠智慧、信仰、公正和上帝完善无缺的法律。

在英国，教友会一直是一个不断提出指责和批评的少数派。最早来到北美洲的教友会教徒情况也差不多。别人把来到北美洲视作不受阻挠地推行其正统教派观念的大好机会，但教友会教徒却孜孜不倦地追求殉教。他们这种精神可以用曾经帮助过移民迁居北美洲的英国教友会一位领袖威廉·迪尤斯伯里的一番话来表达，他说，“我象进宫殿一样兴高采烈地迈进监狱，我以监狱为家，在那里为我的上帝高唱颂歌，同时我也把身上的枷锁视为珠宝首饰。”从这种观点看，最早移居北美殖民地的教友会教徒确实寻找并发现了大量那样的“珠宝首饰”。殖民时期罗得岛地区的统治者拒绝迫害教友会教徒，教友会教徒偏就不愿留在那里。罗得岛地区的审判法庭指出：“我们发现，在本殖民地教友会教徒最感痛苦的竟是能够畅所欲言，自由发表意见；他们仅只是在讲道时才受到某些人的反对。所以，他们特别不愿意到这里来。”

如果不熟悉教友会教徒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和追求殉教的特性，就难以理解他们在北美洲早期活动的事迹。这些善男信女不仅仅具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这些人，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渴望过着艰苦的生活，在荒漠的原野上跋涉儿千英里，不顾印第安人和野兽侵袭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寻求殉教者的荣誉。大概过去从没有过象他们那样的人，为了取得为上帝受苦受难的欢乐，而那样长途跋涉去经受如此多的磨难。十七世纪北美洲教友会教徒为寻找受鞭笞的柱子和绞刑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只有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追求阿斯特克人的财宝或者蓬塞·德莱昂寻求“青春之泉”的决心才能与之相比。从来未曾有人象教友会教徒为自己寻找带荆棘的王冠那样锲而不舍。

英国的“教友”（教友会教徒相互间称呼为“教友”）也对北美洲教友会教徒之心甘情愿地承受新英格兰清教徒给予他们凌辱而感到骄傲。早在一六五九年，汉弗莱·诺顿的《新英格兰旗帜报》就嘲弄过他们受苦受难的决心。乔治·毕晓普在英国也写了一本《殉教者之书》，该书于一六六一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多次以《用上帝的精神来评价新英格兰》为题再版。他这本厚书搜集了不少教友会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受到惩罚的悲惨故事。

关于“教友”们异乎寻常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从以下几个事例可见一斑。一六五八年，萨拉·吉本斯和多萝西·沃离开了罗得岛地区，他们在那里没有受到虐侍；他们大部分时间靠步行从纽波特来到马萨诸塞的萨勒姆，他们在暴风雪中摸索前进，夜晚就在森林里睡觉，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马上泰然自若地连续进行了两周的讲道。随后，他们又“感受到上天的启示”，就去波士顿，他们在那里受到了预期必然会有的野蛮鞭打后，又被送回到罗得岛地区去。同年夏天，乔赛亚·科尔和托马斯·瑟斯顿为上帝真理而蒙受苦难的旅行路程更长。他们从弗吉尼亚经过“人烟稀少的小路和广袤而无人居住的荒野”，步行来到新英格兰。苏斯克汉纳族印第安人可怜他们，把他们带到了新阿姆斯特丹；当瑟斯顿病重时，印第安人还照看他。他们俩象许多其他人一样，感受到教友会教徒称之为触及灵魂的“烈火与烙铁”的考验。他们终于抵达新英格兰，在那里进行讲道，开始是对印第安人讲，随后又对白人移民讲，直到被关进监狱，以至最后被赶出该殖民地。

克里斯托弗·霍尔德是最坚毅不屈的殉教者之一，他被称为“新英格兰教友会英勇的使徒”。一六五六年，他从英国来到这里宣扬其教派的信条。一六五七年九月一个星期大的早晨，在萨勒姆，牧师讲完道之后他竟然也放肆他讲起话来；但还没有讲上几句，就有一个人出来抓住他的头发，“教徒和教堂职司人员中的一人则怒气冲冲地用一只手套和一条手绢使劲塞进他的嘴巴，使他无法说话。”尽管他被驱逐已不止一次，但他和他的一个同伴仍继续讲道。他们俩被押送到波士顿，该殖民地的总督和副总督十分恼火，对他们进行残暴的惩罚，其残暴程度超过了当时任何法律所能容忍的程度。只要读一读下面这段叙述便很叫人难受，但这却有助于我们了解教友会教徒为了他们的真理所付出的代价。首先，他们两人被用三股绳编成的鞭子各抽打三十鞭，在抽打过程中，一名旁观者因触目惊心而晕倒。嗣后，他们被关在一间空空荡荡的牢房里，没有卧具，不给吃也不给喝，关了三天三夜。受了这一番罪之后，他们又被囚禁在新英格兰的监狱里，在冬天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之下关了整整儿个星期。根据特殊指令，他们俩每周被鞭打两次，第一次十五鞭，以后每次加三鞭。霍尔德经受了这一番磨难，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出狱后，他乘船去巴巴多斯，在那里度过了冬季最后一段时间，随即又回到罗得岛地区，宣讲他的信条，在这里没有受到什么阻挠。但他对此却感到不满足。一六五八年八月，他又在马萨诸塞的戴德哈姆地方被捕，又被送到波士顿，在那里人们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领袖并不是虐侍狂者，他们也是一门心思有所追求的人。他们历尽种种艰险，航行二千英里，为的是寻找他们自己的机会。他们想不受干扰地推行其正统的宗教，并要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建造天国。教友会的教徒（或任何其他人）有什么权力来插手干涉呢？清教徒并没有到处去寻找教友会教徒对他们进行惩罚，而是教友会教徒自己找上门来自讨苦吃的。

这些狂热的家伙为什么不可以留在对他们的活动采取容忍态度的罗得岛地区，而让清教徒发展自己的事业呢？一位清教徒牧师，用一根涂满了柏油的绳索鞭打了教友会教徒威廉·布伦德一百一十七下，使其差点送命。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要“竭力把教友会教派的信条砸烂”，因此，他把布伦德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总督为了把教友会教徒拒诸境外，也是煞费苦心。他们一再在法律上加重对这些入侵者的惩罚，实际上这正表明他们对此问题的要害是多么缺乏了解。要是他们对教友会教徒的特点了解深透一点，他们就会预见到，这样做只会使马萨诸塞这块地方对殉教的追求者更具有吸引力。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老百姓对判处教友会教徒死刑并不积极，但这项法案却在该殖民地众议会里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并在一六五八年生效。

此后不久，又一批教友会教徒，受到他们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不可熄灭的火焰的启示，离开了对他们安全的罗得岛地区，来到波士顿。他们自视为受上帝的“付托”，前来“正视那个地方的血腥的法律”。他们在儿亡的威胁面前毫不畏缩，视死如归。艾丽斯·考兰甚至带来了为打算殉教者裹尸体的麻布。威廉·鲁宾逊就是这些不受欢迎的未客之一。一六五九年底，他在波士顿的狱中写道：我同我亲密的弟兄克里斯托弗·霍尔德一道从罗得岛地区的纽波特去丹尼尔·戈尔德家的途中，上帝十分明确地向我发出旨意，这立即使我朝气蓬勃，充满力量，笼罩在天主的爱之中。他要求和命令我去波土顿城，按照他的意旨献出生命，以使他在预定的日子完成他的使命。对于上帝的旨意，我立即表示服从，也没有问他如何把我带上……从那时候起直到这一天，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上帝处置，不管我的驱体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是上帝的一个该子，不敢对上帝有丝毫怀疑，我宁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给上主丢脸。

另一个是玛丽·戴尔的故事，她撇下了在纽波特的丈夫，来到波士顿，不顾危险，藐视邪恶：她的事迹既显示出清教徒迫害教友会殉教者的窘态，又表明教友会教徒如何楔而不舍地追求殉教。她的事迹是殉教史上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值得大书特书。一六五九年初秋，她和她的同伴们（其中包括一名十一岁的女孩佩幸斯·斯科特）到达波士顿后不久，就被驱逐出境，如不服从就要判处死刑。她在纽波特只停留了很短时间又马上回到波士顿。她解释道：“你们以为，只要对你们称之为该死的教友会教徒采取某些行动，就能够制止他们来到你们中间，那你们简直是痴心妄想。是的，上帝已经在你们中间播下了一枚种子，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一直并将始终为此而受苦受难。”一六五九年十月十九日，她与同她负有同样使命的威廉·鲁宾逊和马默杜克·斯蒂芬森一起受到审判。第二天，约翰·恩迪科特总督诅咒他们一通之后便宣判他们死刑。玛丽·戴尔被执法官带走时声称：“上帝的意旨终将实现。是的，我会高高兴兴地奔赴刑场。”

一星期后，这三名教友会教徒处死的日子终于来到。玛丽·戴尔与两名同时处死刑的男青年一起走向绞刑架，士兵们把鼓敲得震耳欲聋，以免围观者听见他们沿途的讲道。一位官员问戴尔女士，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走在两个小伙子中间不感到羞愧吗？她回答道：“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享受到最大乐趣的时刻。我从上帝的圣灵那里得到的尤如甘泉般的幸福甜蜜感是常人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着、嘴巴说不出、心里无法理解的。”但是，清教徒的官员们仍然千方百计剥夺她这种殉教的幸福感。两名男青年当场处死了，接着玛丽·戴尔被带上绞刑架，手和脚都捆住，面部蒙上一块手绢，处以绞刑的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好象突然又作出了新的决定，她又被从绞刑架上带了下来。

我们现在都晓得，这一套野蛮的做法是事先筹划好的。在对玛丽·戴尔进行审判期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已秘密记录下了他们的判决，即不把她处死，但却规定，在其他人处死时，她要陪着一起，并做出准备把她处绞刑的样子。她未被处死，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公民对他们本身在英国遭受的苦难仍然记忆犹新，因而多少有些于心不忍。

玛丽·戴尔对这种赦免的回答是十分符合她的性格的：只要这项法律不废除，她就不接受赦免。但是当地法官们的决心也很大，他们用马把她驮往罗得岛地区。可是，如果他们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玛丽·戴尔打发走，那就大错特错了。和她一道的一位教友会传教士约翰·泰勒回忆说：“她表示她必须再到那里去要求废除那项反对上帝子民的法律，并在那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六六O年五月二十一日，她从该殖民地被驱逐后不到一年，这位不屈不挠的玛丽·戴尔又重新回到波士顿，并再次受到了处死的判决。约翰·恩迪科特总督坚持这次非处死她不可。但还是有人为她求情。当她再次站在绞刑架的梯子上时，人们告诉她，只要她离开马萨诸塞，就放了她。这一次，她达到殉教的目的了。她声称，“不，我不能离开……我遵照上帝的意旨来到这里，我也将忠实地遵照他的意旨去死。”终于她被处绞刑。

即使我们难以理解教友会教徒在北美洲追求殉教的动机，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佩服他们的勇气。正如威廉·布伦德写道：我怀着对基督敬畏的心情，当着上帝面前，握着一技颤抖的笔，进一步保证：抽在我背上鞭子的响声，各种监禁以及放逐，不走就处死刑的威胁等等做法……丝毫也不能使我害怕；这就象他们威胁要用蜘蛛网缠我的指头差不多，而我身上却有上帝的力量和权力。

　　甚至连同情教友会的历史学家鲁弗斯·琼斯也把鼓舞乔赛亚·索思威克的精神说成是“教友会教徒近乎过分的忠诚”。索思威克被一再鞭打后对迫害他的人说，这吓唬不了他，这就象把一根羽毛往天上吹。然后又说，“注意别打着你们的头。”